我拒绝从“地域性”角度谈论管理（续）from孙景华

当一个学生谈论起管理时，一般来说，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什么是管理”？
但是，当一个企业主谈论起管理时，一般来说，常常是问“我的某个问题，如何通过管理来解决？”，而绝不会问什么是管理。
显然，“什么是管理”和“管理究竟解决什么问题”之间，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后者是我们今天常常说起的“问题导向”或“结果导向”，那么，前者代表是什么哪？我说不好，我想，好听点的说法，叫所谓的学术性思维，难听些的说法，叫做八股文式的思维。
因此，管理的第一个问题是：“管理，准备实现什么成果”？而不是“什么是管理”或其它不着边际的问题。
每一项新理论或管理技术，都必须回答“成果是什么”，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管理实践的意义。假如你提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时，你必须回答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你不能回避的、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你不能想当然的说，人人讲究贡献，并且和谐相处，那么，管理所期待的成果，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它不是管理，而是乌托邦。
所以，至少，你得首先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最好，能够同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即使不能够如此，那么，正确的提出一个管理问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管理成就，早前，我从成果的角度判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曾仕强老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只实现个人成果，却并不实现组织成果”。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学科性、艺术性之争----我的意思是：管理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即使你认为民族或文化背景，对于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只代表着这样一个有价值问题的出现，即：世界各地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着管理的？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式管理的诞生。
我憎恶“大专辩论式”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常常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硬生生的一分为二，并且以“假象敌”的方式展开讨论，所以，我恶狠狠的把它冠之以“革命理论”或是其它的说法，因为，它隐含了一个恶劣的假设：假如没有了（或找不到）敌人，你就失去了工作（斗争）的方向。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有着大量的血汗工厂，企业主常常无可奈何的说：出于产品成本的考虑，剥削工人是不得已的事情----确实，按照马伟人的说法，对此现状，解决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无产者联合起来”，造资本家的反，事实上，造反理论或革命理论，带给社会的伤害和动荡，一点都不比剥削工人更少。
看看泰勒是如何解决“减少劳动时间、工资不降反升”的吧----仅仅依靠“动作更合理、时间更紧凑”，就使得在相同工作时间内，生产率得出了大幅度的提升，它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于是，不必依靠一种造反或一种革命，“劳动时间更短、薪水大幅增加”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才是管理的贡献。
因此，我的意思是：管理，必须为成果而工作，否则，管理学将等同于“修养学、励志学”或其它的某些人文学科。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三种思维方式，值得怀疑甚至是憎恶，一种是“打包式”，譬如“假冒伪劣”本来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凡，你将其中一个问题拆分出来说，都有可能获得很有价值的问题或成就，但中国人却把它们连在一起了，体现出了模糊性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是将修养或励志，等同于管理，我曾见过一个咨询师的恶劣说法：假如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必定会解决你的问题，他的潜台词是：你的失败，是源自于你没按我的话去做----这已经不能说是恶劣了，而是可以称之为蛮不讲理和胡说八道了。
第三种就是“一分为二法”了，个人修养或修为层面上，“一分为二”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它有助于反思反省、甚至是有助于心理调节，但是，对于管理学来说，却是典型的伤害，因为，它恰好把有价值的问题给淹没了。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假如不能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思考管理问题，你几乎没有可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就，至少，你将浪费掉大量的个人宝贵时间----对于学者和企业主来说，都是如此，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