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消灭记忆 胡恩威
大娱乐家是由「巧合」这首歌开始，歌词的内容是关于记忆，一个人遇见一个人，一个记起了一个忘记了。「忘记」和「记起」是娱乐的一个过程，为的是完成自己的欲望或是一种心愿。我们在卡拉OK里面唱歌，把歌词的感觉唱出来，歌词和曲式成为脑海里面的记忆和心里面的感觉。看电影把剧情对白影像不自觉的留在脑中，把自己代进角色和剧情里面。
娱乐是一种「潜意识」活动，不知不觉我们被娱乐的意境感染。以前「娱乐」是贵族的一种特权，无产阶级的意识价值来自「宗教」，宗教的功能是「控制」人类的欲望，提升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相信和关怀。娱乐就是在「释放」人类的欲望。工业革命以来的「娱乐」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娱乐是以大众为目标，寻求大众的最低公因子，娱乐的功能本来应该和宗教一样，修补人类不完满的人生，完满一种人类存在的情怀。但娱乐最后也和宗教一样，被利用了成为操控人类思想的工具，
不自觉地成为市场经济下「操控」消费者的工具。娱乐比宗教更危险是因为IN THE NAMEOF 观众，便可以坏事做尽，一切责任就由所谓的消费者负责。《大娱乐家》这个戏不是对香港娱乐圈的批评。《大娱乐家》是一次我们对娱乐的论述和情怀的展现。我们不可以避开娱乐，也没有需要逃避。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什么也是「娱乐」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反客为主，明白自己情怀与欲望之所在，就可以知道娱乐和自己是应该是怎样互动的。
失恋的人在娱乐里面治疗心灵的痛苦。在想着已分手恋人的声音眼神感觉，「娱乐」可以是为失恋的人制造更多仇恨，仇恨自己仇恨恋人。娱乐也可以令失恋的人在伤痛的情怀里面认识自己和知道人生的一切不完满。娱乐在建构着人的情绪，而情绪是做人做事的一切原动力，情绪会影响人的态度，而态度将会影响我们的性格，而性格就是影响着待人处事的价值和模式，最后决定我们的命运。现在人都生活在为娱乐而娱乐的状态里，上班就是等待着下班之后的「娱乐」，而读书也只是为了「娱乐」，当然读书上班也可以当成一种娱乐，但这是少数人的选择。消费主义社会就是要我们成为不停地需要娱乐的消费者，《大娱乐家》里面也在呈现娱乐的形式内容的关系，娱乐形式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催眠，我们的记忆被娱乐输入各式各样的想象和潜意识。娱乐改变现实，娱乐里面的对白和情景，重复地不断出现，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我们需要娱乐，我们需要更多的娱乐，我们也不再需要娱乐。在K场在摇头场里面的人，是在重建自己的记忆？清醒之后可以重新再来？还是在把记忆消灭？还是把记忆的能力消灭？没有记忆之后，快乐和痛苦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从前的大娱乐家，像Frank Sinatra、Ella Fitzgerald、新马仔、梁醒波、任剑辉，都有一种情怀，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罗文、张国荣、梅艳芳的离开，在加强香港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对过去怀念的情境，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像个传教士，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满的。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但是科技越发达，经济发展越快，娱乐越来越像一种精神麻醉剂，人类于是乎越来越失落，无力感也是越来越强。全球化之下的娱乐可能更进一步的在推动着这种麻醉的悲观情怀。
时间和记忆是娱乐的载体，天天对着计算机打机上网的娱乐， 成为了一种新的自我概念，在网上Ro l e P l ay另一个角色，在游戏机里面满足自己的暴力和破坏一切的欲望，这个虚拟的自我成为一个新的幻觉身份，好象可以跳出来与自己对话，完成对自己的想象，「现实世界」成为了这个自我的一个「逃避」地方。娱乐成为了逃避的过程和借口。六十年代是哲学的年代，思考和批评人类存在的意识和意义，二十一世纪是娱乐的年代，思考被界定为没有「娱乐性」的；催眠和操控是娱乐的本质和主流，知性的娱乐也只能成为一种精英的游戏，主流娱乐追求的是不同的一样，而不是多元的个性，资本主义目前最大的危机来自精英与群众的关系已经倒转过来，而群众被利用成腐败和低俗的理由，娱乐成为控制群众最有效的工具。这个娱乐新世界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
香港已经进入了没有「未来」的年代。没有「未来」是因为「过去」的意识已经不重要，香港这
二十年就是在把「过去」消灭，以前「街头」文化被大商场所取代，路边小贩、戏院和种种经过百多年累积下来的香港历史事物，都消失了。香港正在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没有历史就是没有未来。未来香港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一个十秒等于十年的极速消费年代。而娱乐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过程」，娱乐将会成为广告的工具，而不再是探求人文精神过程。娱乐也在取代宗教和教育，成为人类价值和存在的唯一指针。娱乐是香港人生活的一切，全部。港式娱乐追求的是一种被简化的人生，港式娱乐没有理想、没有未来，有的是幻觉自怜和逃避。人性在港式娱乐下面被简化异化为一些单一的类型。人在港式娱乐里面被非人化。人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被单一化、简单化。八卦文化主导下的存在价值，就是一种阴险人类阴暗面的大强化。人只可以认同人只可以是丑恶的，人与人只可以没有信任只有仇恨，只有争斗而没有体谅，这是港式娱乐八卦文化每天在影响着香港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之下的社会，个体只能成为了一种消费的单元，民主也成为了一种八卦民主。而这种状态下的娱乐，是有点行尸走肉的麻醉、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精神和物质失去了平衡，我们都不自觉地和没选择地活在不断重复的30秒为单位的广告娱乐世界里面。
12.16.2007
6.15.2007
这世界是个“阴谋”from 黄锫坚
上次在msn的昵称里写“这世界是个阴谋”，结果第二天就遇上530，股市接连跳水好几天，几成股灾。有人骂我乌鸦嘴。呵呵，其实我哪有什么未卜先知，当时刚好在看《货币战争》，得出这世界是个阴谋的感慨罢了。但愿这次不要出口成谶。
《货币战争》一书笼罩在阴谋论的气氛里，惊心动魄，但也让人生疑。我对阴谋论一直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某些经济学家唱空股市，是因为他和他的机构要抄底。我对此从不认同。我只从智力和逻辑上评判一个言论的高低，从不轻易揣测其动机。而《货币战争》是另一种阴谋论。
该书封面拉页就这样写着：
为什么你不知道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为什么美国总统遇刺的比例高于美军诺曼底登陆一线部队的伤亡率？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势力的身影。
全书用无数扣人心弦的故事来论证一点：国际银行家们通过控制一国的货币发行权，诱发了许多经济危机，控制着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从肯尼迪总统的遇 刺到日本经济泡沫，从1973年中东战争到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他们幕后操盘。所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中国。
很多事实的确让人震惊，比如英国、帝国、意大利，再到美国，货币发行权都不在政府手中，而是被一小撮银行家控制。而美元，目前世界上所有贸易的硬通 货，其发行者美联储到底是什么人控制呢？在媒体和一般经济学著作上，我的确没见过这方面的信息。而《货币战争》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其实刻意过滤掉这一关键 问题。
他的回答是，经过许多年的精心策划，1913年圣诞节前，美联储成立时，貌似滴水不漏：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但实际上却是华尔街的七巨头在幕后推动和控制。国际银行家终于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
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阴谋论：假设我们在玩杀人游戏，你抽到杀手的签，你就必须扮演杀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都可以是杀手。有点像股市里的多 方、空方、主力。并不是谁或某机构必定就是主力，只要你认同一种热门思维，你就是主力。比如最近流行重组题材、资产注入，你跟进了，你就是主力。
这样看来，那些银行家不得不玩下去，他们不得不操纵世界的财富，因为他们进了这一行。而且，其他人也是如此。如果你做实业，搞生产，你就容易被金融实力玩弄。如果你进了投行，玩股票期货，那你注定就是操纵者的一部分。
但《货币战争》阴谋论还有一个更大的警示。那就是西方的主流学说、言论，也许都是在为银行家们服务的。从凯恩斯到格林斯潘，从FT到WSJ，我们想当然奉为皋圭的理论和分析，也许都是银行家阴谋的一部分。所以，《货币战争》的博客就在做这种清理思想的工作，他会对每日新闻逐个点评。
摘一段《货币战争》的话：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说：“……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培养出来的，包括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获得者，如《经济学》的作者保罗·萨谬尔森。他的教材里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彩色图表，但当读到他对黄金的观点时，才发现他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纵深而 显得肤浅。他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典型例子，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对金钱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某些理由而选择故意忽略。”
好在宋鸿兵还认可了几个偶像，比如世界银行的首先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他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抨击，让他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Stiglitz认为，WTO和世行、IMF是一路货色。
怎么样？也许这篇小文的标题应该改成“这世界是个谎言”。一切基本概念，财富、CPI、GDP，FT，WSJ、凯恩斯、格林斯潘，都要价值重估。
6.02.2007
生意是生活中黑暗的一面 from 吴晓波
上月，香港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去世，那个梳着一对大辫子、总是带着一脸莫测笑容的小女子走完了她跌荡的一生。至今，港岛内外仍溅起无穷感慨。
龚如心生命的最后八年，都深陷在与公公的财产官司中，围绕300多亿元的金钱，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撕去一切家庭温情的攻防战，所有的隐私、恩仇、算计都在这场大官司中逼现无遗。龚如心曾说，这八年间她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她常年肚痛，却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痛到难过的时候，也不过“用个暖水袋就应付过去了”。官司大胜后，她才心安理得地去医院求诊，结果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因延误长达三年之久，癌细胞已扩散到肺、肾、肝等其他器官，寿命只剩下四个月。在龚如心的葬礼上，她的一位富豪朋友唏嘘道，“如果当年她明白自己只有八年寿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执意地打那场官司？”
事实上，活着的人很少能够直面这些感慨，哀乐陡起，人人彻悟，转身离去，再陷红尘。只有那个瞎了眼睛的美国女孩海伦才会祈祷，“假如能给我三天光明”，我们这些天天在光明中的人却有几个感恩于光明的珍贵？龚如心去世后，围绕她遗下的千亿元遗产又呈现惊天大变数，在龚氏家族与一个神秘风水师之间即将展开下一轮剧烈的争夺。而谁又说得清楚，是非得失对于局中的人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佛家《金刚经》中有偈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在《圣经》中，也有一句类似深意的话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佛祖和基督的话，世人听了上千年，却如秋风过耳，哪有丝缕落在心上？
这些年在国内接触无数企业家，他们大多少年贫寒，青年拼搏，中年富足，等到住进别墅、开上奔驰之后，却迷失在商业的大雾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旁边坐着一位从事地产和酒店业、排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五十名的企业家，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勤于工作，便举例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年夜饭，他的集团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可是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上去游玩过。在他这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用话筒砸在他的头上，我很想问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妻子和儿女是怎么度过那十个寂寞除夕夜的？你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而自己的家人却无缘享用，那要这样的丈夫和父亲却有何趣？人类因为消费而创造物质，如果仅仅沉迷在物质的创造中，那么，现在把全世界的金山都给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的话筒最终没有砸下去，否则倒可能“棒喝”醒一个梦中人。
在我的经验之中，企业家实在是世界上最孤独和焦虑的职业，企业越大，朋友越少，资产越多，危机越重，商业是一个功利的游戏，深陷其中，追名逐利，永无尽头。因此，我们很少看到真正快乐的企业家。200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为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写传，他记下了伊士曼在1925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工作时决定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什么，我们在娱乐时决定我们是什么。”之后，泰德罗情不自禁地评论说，“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 伊士曼终生无法摆脱生意带来的压力和阴影，最后，他选择举枪自尽来结束自己忙碌而辉煌的一生。
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开始意识到“生意是生活中黑暗的一面”，他才可能去寻找生活中另外的一面。
有一次，我与一位拥有十多亿元身家的朋友出游，在过海关的时候，前面排着一个美国中年人和他的七、八岁的女儿，因为孩子太矮小，父亲要抱起他来给海关官员看，目睹那一景，我的朋友突然之间若有所动，他对我说，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做父亲的我到底有没有抱过她。如今，我开始有点时间了，女儿却已经亭亭玉立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再也没有机会抱起她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泪光微闪，我读得出他内心的激荡。生命确如扁舟过江，一切都顺流而下，过去的风景永远不会再回来。
便是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的这位朋友放下了集团的日常事务，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家庭。不久前，他再来杭州，我们在湖边喝茶，他说，我现在知道金钱对于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譬如，你有数米高的钞票，你每日所用，无非是上面的那几张，而钱能生钱，日日见涨，你一辈子所用的，无非还是那上面的几张，余下的部分，是钞票还是砖头其实毫不重要，而它们的多少实际上与你的生活也毫无干系。他说这席话的时候，清茶拂面，神情淡定，俨然已洗去大半的焦虑。
今年春天，多年观察亚洲的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三十年经济变革的成功让中国正进入百年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对于全民来说，除了尽情享受变革所带来的繁荣之外，一个重大的考验是，中国人是否已经培养起了承受如何巨大财富所衍生出的种种精神压力和思想冲击？很显然，面对这种压力和冲击，率先富足起来的企业家群体是首当其冲的一类人。
由龚如心的去世，想到这些。在月夜下煮起半壶普洱，唤妻子一起看今年新一季的《越狱》。（周末画报的专栏）
龚如心生命的最后八年，都深陷在与公公的财产官司中，围绕300多亿元的金钱，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撕去一切家庭温情的攻防战，所有的隐私、恩仇、算计都在这场大官司中逼现无遗。龚如心曾说，这八年间她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她常年肚痛，却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痛到难过的时候，也不过“用个暖水袋就应付过去了”。官司大胜后，她才心安理得地去医院求诊，结果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因延误长达三年之久，癌细胞已扩散到肺、肾、肝等其他器官，寿命只剩下四个月。在龚如心的葬礼上，她的一位富豪朋友唏嘘道，“如果当年她明白自己只有八年寿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执意地打那场官司？”
事实上，活着的人很少能够直面这些感慨，哀乐陡起，人人彻悟，转身离去，再陷红尘。只有那个瞎了眼睛的美国女孩海伦才会祈祷，“假如能给我三天光明”，我们这些天天在光明中的人却有几个感恩于光明的珍贵？龚如心去世后，围绕她遗下的千亿元遗产又呈现惊天大变数，在龚氏家族与一个神秘风水师之间即将展开下一轮剧烈的争夺。而谁又说得清楚，是非得失对于局中的人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佛家《金刚经》中有偈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在《圣经》中，也有一句类似深意的话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佛祖和基督的话，世人听了上千年，却如秋风过耳，哪有丝缕落在心上？
这些年在国内接触无数企业家，他们大多少年贫寒，青年拼搏，中年富足，等到住进别墅、开上奔驰之后，却迷失在商业的大雾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旁边坐着一位从事地产和酒店业、排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五十名的企业家，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勤于工作，便举例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年夜饭，他的集团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可是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上去游玩过。在他这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用话筒砸在他的头上，我很想问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妻子和儿女是怎么度过那十个寂寞除夕夜的？你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而自己的家人却无缘享用，那要这样的丈夫和父亲却有何趣？人类因为消费而创造物质，如果仅仅沉迷在物质的创造中，那么，现在把全世界的金山都给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的话筒最终没有砸下去，否则倒可能“棒喝”醒一个梦中人。
在我的经验之中，企业家实在是世界上最孤独和焦虑的职业，企业越大，朋友越少，资产越多，危机越重，商业是一个功利的游戏，深陷其中，追名逐利，永无尽头。因此，我们很少看到真正快乐的企业家。200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为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写传，他记下了伊士曼在1925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工作时决定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什么，我们在娱乐时决定我们是什么。”之后，泰德罗情不自禁地评论说，“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 伊士曼终生无法摆脱生意带来的压力和阴影，最后，他选择举枪自尽来结束自己忙碌而辉煌的一生。
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开始意识到“生意是生活中黑暗的一面”，他才可能去寻找生活中另外的一面。
有一次，我与一位拥有十多亿元身家的朋友出游，在过海关的时候，前面排着一个美国中年人和他的七、八岁的女儿，因为孩子太矮小，父亲要抱起他来给海关官员看，目睹那一景，我的朋友突然之间若有所动，他对我说，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做父亲的我到底有没有抱过她。如今，我开始有点时间了，女儿却已经亭亭玉立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再也没有机会抱起她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泪光微闪，我读得出他内心的激荡。生命确如扁舟过江，一切都顺流而下，过去的风景永远不会再回来。
便是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的这位朋友放下了集团的日常事务，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家庭。不久前，他再来杭州，我们在湖边喝茶，他说，我现在知道金钱对于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譬如，你有数米高的钞票，你每日所用，无非是上面的那几张，而钱能生钱，日日见涨，你一辈子所用的，无非还是那上面的几张，余下的部分，是钞票还是砖头其实毫不重要，而它们的多少实际上与你的生活也毫无干系。他说这席话的时候，清茶拂面，神情淡定，俨然已洗去大半的焦虑。
今年春天，多年观察亚洲的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三十年经济变革的成功让中国正进入百年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对于全民来说，除了尽情享受变革所带来的繁荣之外，一个重大的考验是，中国人是否已经培养起了承受如何巨大财富所衍生出的种种精神压力和思想冲击？很显然，面对这种压力和冲击，率先富足起来的企业家群体是首当其冲的一类人。
由龚如心的去世，想到这些。在月夜下煮起半壶普洱，唤妻子一起看今年新一季的《越狱》。（周末画报的专栏）
5.23.2007
环保与改良 from 张一帆
看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是怎么说明问题的，这样可以更正自己尚未明确的观点，或者是找出对方的穴道。学经济的人在考虑自然资源分配和污染管理的问题上，多不会和科斯六十年代的就阐明了的理论有什么出入。但是同样的问题，经济解释不时它的全部。
简单的解释一下科斯的观点，全凭记忆，又出入请包含：我在河边设厂赚钱，同时排污。只要我赚钱，排污的问题我可以忽略不算。可是下游打鱼的遭殃了。要治理这个问题，科斯说过有好多办法。你可以把河赠给渔夫作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赠给工厂主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花好多力气去弄明白究竟应该罚工厂多少款拿去补贴渔民。无论那条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的。这个结果是用数学公式论证出来的，我这里只是因为提到科斯了，顺便说的。原来的论文可能用的例子不是这一个，是羊吃草之类的。
经济学家明白这些。这并不代表经济学家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把环保作为宗教，有人把环保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这些是超出保护环境概念本身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没有和环保可以共生的价值和权力。所以在看环保文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画了三个框，边听边读，就边把不同的论点论据朝事实、宗教、改良这三个框里放。最后分别算帐。
今天早上邮递员送过来一本杂志，翻开看到一篇骂阿戈尔的文章。结尾很精彩，我瞎翻译：
“仅仅承认了全球变暖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追问全球变暖意味着什么。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以避免一切和体力劳动雷同的活动为最高目的的文化必须改变它的面貌。如果你真想要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这儿就有一个：为我们文明奠基的每一个所谓的‘便利’到头来都是一个谎言，而且它们在杀死我们。如果你想目睹绿色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变成黄色，我们必须提一提另一个巨大无比的可再生资源，它的主要排放物是人的汗水。”***
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很精彩的。而且让我必须把它分别放到事实和改良这两个框框里。作者对改良社会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把累活儿脏活儿朝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体力劳动者那里外推。
这段话的背后也有很多我们常常忽略了的事实。比如体力劳动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还是有人在艰辛的劳作。发达国家也许不允许砍伐森林了，可是亚马逊的木头立刻填补了市场的需求。日本的汽车不符合本国排放标准的，大可朝东南亚出口。现在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要让穷人把排放指标卖给富人。这样的道路能算是真正是进步和文明吗。
因为我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就对他其他太处理地太笼统的地方不太在意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回答他到问题，或许会说，提供污染许可证交易这些工具的专家并不没有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和文明去做这些事情，它们无非是在寻求一个最快最便宜控制污染的办法。这个办法可能和我们从血汗工厂买衣服有雷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环保和改良有共生的价值。
***Garret Keizer, Climate, Class, and Claptrap,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7.
简单的解释一下科斯的观点，全凭记忆，又出入请包含：我在河边设厂赚钱，同时排污。只要我赚钱，排污的问题我可以忽略不算。可是下游打鱼的遭殃了。要治理这个问题，科斯说过有好多办法。你可以把河赠给渔夫作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赠给工厂主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花好多力气去弄明白究竟应该罚工厂多少款拿去补贴渔民。无论那条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的。这个结果是用数学公式论证出来的，我这里只是因为提到科斯了，顺便说的。原来的论文可能用的例子不是这一个，是羊吃草之类的。
经济学家明白这些。这并不代表经济学家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把环保作为宗教，有人把环保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这些是超出保护环境概念本身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没有和环保可以共生的价值和权力。所以在看环保文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画了三个框，边听边读，就边把不同的论点论据朝事实、宗教、改良这三个框里放。最后分别算帐。
今天早上邮递员送过来一本杂志，翻开看到一篇骂阿戈尔的文章。结尾很精彩，我瞎翻译：
“仅仅承认了全球变暖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追问全球变暖意味着什么。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以避免一切和体力劳动雷同的活动为最高目的的文化必须改变它的面貌。如果你真想要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这儿就有一个：为我们文明奠基的每一个所谓的‘便利’到头来都是一个谎言，而且它们在杀死我们。如果你想目睹绿色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变成黄色，我们必须提一提另一个巨大无比的可再生资源，它的主要排放物是人的汗水。”***
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很精彩的。而且让我必须把它分别放到事实和改良这两个框框里。作者对改良社会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把累活儿脏活儿朝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体力劳动者那里外推。
这段话的背后也有很多我们常常忽略了的事实。比如体力劳动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还是有人在艰辛的劳作。发达国家也许不允许砍伐森林了，可是亚马逊的木头立刻填补了市场的需求。日本的汽车不符合本国排放标准的，大可朝东南亚出口。现在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要让穷人把排放指标卖给富人。这样的道路能算是真正是进步和文明吗。
因为我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就对他其他太处理地太笼统的地方不太在意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回答他到问题，或许会说，提供污染许可证交易这些工具的专家并不没有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和文明去做这些事情，它们无非是在寻求一个最快最便宜控制污染的办法。这个办法可能和我们从血汗工厂买衣服有雷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环保和改良有共生的价值。
***Garret Keizer, Climate, Class, and Claptrap,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7.
5.09.2007
中国古代的国家性格
1793年，乾隆帝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并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表示天朝根本不在意“外夷货物”[1]。现在这被普遍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愚蠢、傲慢的姿态，今人往往将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时机与它联系在一起，甚至暗示若非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满族入侵所打断，中国本可避免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无疑也是一种典型的“从后往前读”的史观，事实上以当时正统的观点来看，乾隆帝的答复可谓深合儒家政治哲学，非但不愚蠢，且贤明之极。
篱笆与长城
近百年来，国人往往盛赞唐朝为吾国古史上最辉煌之时代，而清朝为衰落时代；不仅如此，前者强盛的表现及原因之一是开放，而后者衰败的表现及原因为闭关锁国。这几乎已成读史的基本定式。然就国力而言，清之强盛实不下于唐，近代以前，国人更不会将国家盛衰归因为开放/锁国这样的二元模式，闭关就会导致落后，在古人思维中实觉不可思议、毫无道理。不仅如此，前人也未必承认唐为最辉煌一朝，宋人就普遍认为本朝比汉唐更能垂范后人[2]。
伯林曾说：“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3]一句话，我们今视清代为停滞时代，对清人自身来说却是循着传统正确道路的进一步完善；我们今视乾隆拒绝通商为闭塞愚蠢，按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看来却是绝对值得称道的善德、不劳民。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定居农业文明，长期以来的内在逻辑是力图维持和充实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斯宾格勒曾说中国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4]，但在我看来，不如说是篱笆。篱笆是墙的原型[5]，正如地垄是运河的原型——正因筑城和挖渠直接由最普遍的农业活动发展而来，它们才成为中国人“最当行本色”的技能（李济语）[6]；而修筑长城北拒胡马，也常使我想起农夫修筑篱笆圈占土地以拒防外敌。
在这样一个以不动产为基本财产的社会里，自给自足是一种美德，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挖土和耕种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西方的没落》）有求于外物对它来说是一种受制于人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害的好奇心。因此中国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此世性（this-worldness），天堂/外物/异域珍奇都是转移人们对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对这样一个文明来说，“开放性”而不是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
这类思想在传统中国文明中根深蒂固，明代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农业文明以修筑篱笆的方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一直是满足于在自我区域内的控制权，原因是农业技术所无法利用的高原、草原、冻土、沙漠地带，按它的逻辑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这个外圈边界之外，“它也缺少任何在农耕区域之外进行扩张的经济动力”[7]。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最好其他外国也维持类似的自足性封闭体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看，它的政治行为一直以防御为主，它“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把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中国人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华夏边缘》）。
因此，中国历代的政策向来是：在篱笆内将人民严密控制在自己的权力管辖和赋税制度之下，而对篱笆外则满足于其依附和顺从，通常并不试图建立直接统治，因为这耗费太大，却所得无几。历朝的主流意见都充分认识到农业文明扩张的极限，力图求得各政治实体在彼此的界限内安居，他们不断地表达这样的意见：即农业文明之外的土地/人民都是汉人无法利用的[8]，正确的办法是弃绝来往，或加以安抚，如对于祸患较大的，则加以屠杀。如汉代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匈奴；而对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9]。金朝对蒙古的政策亦如此，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称为“灭丁”，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因此需对之进行残杀、奴化、分化，以杜绝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征服其地/人民，而是为了消灭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更好地固守边界。尽管有争议，但正统的观点是不倾向于统治边界外的蛮族的[10]。
一个边界开放的专制国家往往很脆弱，美国南北战争前，逃奴可到北方、西部等自由地区；俄国沙皇则大部分法令都是针对农奴逃亡问题的。因为在边界开放的情况下很难保持不自由的劳动力形式，除非能动员起足够的强制力来保持人口。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逻辑来看，一个国家能有力地控制其边界及边界内的人民，完全是强大的表现，而不可能是虚弱的表现。在清代以前的很多朝代，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行类似的政策，但清代控制得尤其严厉，海防政策也由明代的“重防其入”变为“严防其出”，禁止民间海船携带武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的强大正是奠定在对边界、人民的强大控制之上的，因此它对海外华人遭受屠杀无动于衷也就毫不奇怪了——那些人只能说是“自弃于天朝”罢了。闭关锁国不是满清一时的愚蠢，而恰恰是历代政治家一直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满清之能控制边界，并非衰败，相反却是它强大的表现。
不难理解，既表现为“此世性”（this-worldness），则对此世以外的追求也容易遭受谴责。唐太宗曾垂戒子孙勿学秦皇汉武，妄求神仙于海外[11]；唐肃宗同样表现出“不贵远物”、“方以不贪为宝”的姿态[12]。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与对外交通实有相当的关联，如晋张华《博物志》中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我们现在都习惯于将对外交通视为一件极正面、光荣的事，但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往往并非市场行为，因此常常并不具备后人所称誉的“国际交流”色彩，相反却常是劳民伤财之举。汉唐宦官常以神仙之事、求异域珍宝以蛊惑皇帝[13]，这一条常受儒家官吏谴责，如郑和下西洋之举也不免被人作如此观。因此乾隆表露的不贪图“外夷货物”的姿态，就正统儒家观点来看，正如与其“永不加赋”政策一样，是贤君体恤民情的正确之举，无懈可击[14]；如果他竟准许通商，那倒要受朝臣抨击了。
乾隆帝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这样一个自视为勤政爱民、控制自己欲望的行为，在两百年后得到的评价竟比耗费民力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帝还要低得多。——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本来绝对可派出一支远比郑和船队更庞大的远洋舰队，但这却违背了儒家对一个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封闭体系和国家性格
“封闭导致落后”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然而对古人来说，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却恰恰才是最完美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范例[15]，与老子设想中的小国寡民家园同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之一。事实上，凡是乌托邦都带有这种封闭自足的特征。卢梭也曾说过，“一个理想的国家是对于它的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国外的贸易。”康培内拉《太阳城》中更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这类观点与一个网络状市场交换体系的观点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16]。
封闭自足之所以为最完美理想的状态，乃在于它不假外求——现代学者当然会力破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哪一群人可以完全自足，但不管如何，作为一个理想，这的确一直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力图达到的境界。不假外求首先就意味着不受制于人，反过来推论，也就必然认为“有求于我就是受制于我”。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为何历来将对外贸易的经济关系理解为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仍相当自豪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依靠外国支援。明清闭关的首要原因也在于这种值得骄傲的自足意识，“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程度日益提高的时候得到充分发展。这种自给自足几乎是一种自身完善，而这种完善则无须进一步借入文化。”[17]
既然整个国家是一个闭合系统，那么交换即意味着损失，因为这个封闭体系内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这也就使人们倾向于把对外交通/贸易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赢则另一方输。这种观点事实上在大陆农业文明的国家中极为普遍，只不过中国尤其严重罢了；David Hume1758年曾把这种重商主义态度称为“一种狭隘而致命的观点”，但它至今仍在各种贸易争端中有相当的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因此也就倾向于认为在此封闭体系内，资源是固定的、有限的。北宋司马光反对新法的主要根据就在“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观点极为顽强，在明清时尤受重视[18]，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孔子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财富/资源是固定之数，那么人们自然就把社会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分配上出了毛病，而不去开源。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的秘密社会叛乱一般不寻求宗教乌托邦，而是“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19]。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节俭必然成为主要的美德，两汉时的《太平经》已经在倡导节俭，“超过这类最低必需品的任何朝向改善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批评为是不必要的奢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20]。国人因此常被鼓励限制消费、抑制欲望，到近代与西方接触时，梁启超指出，西人具有一个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的现象：“西人愈奢而国愈富。”[21]
马克思曾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22]。这里说的“中国”，应该指的是国人一贯理想中的那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的桃花源。这个理想境界必须的条件就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定与自足，“稳定压倒一切”，不仅道家和儒家这么想，法家也持类似的观点[23]。最好其他各国也各安其本，仅限于必要的少量来往，明清两代帝王对此反复强调，最好各国都各居疆土，彼此和睦，永享太平[24]；其中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贪图外物，且对顽强地想要进行通商的企图相当反感，故此“从一个以农业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象是具有侵略性的”[25]。西晋时江统《徙戎论》也意图使内迁的蛮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促成了变乱。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努力，往往不是寻求一个开放体系中的充分竞争，而是相互隔绝与对峙。它并不积极谋求对外的统治，由于圈在自己篱笆内的物品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外族前来贸易就被视为一种“有求于我”的政治屈服表示及对“蛮夷图利”的蔑视，同时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本国财富的损害，在晚清时，“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26]说起来这实不值得惊奇。
如果把国家想象为一个人，那么古代中国的性格实在与Fromm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描述的“囤积取向”类型极为相似：
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保卫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错误知觉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将鸦片战争后耆英与璞鼎查的照会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而其中最重大的一条就是英国获得了治外法权，此后英国人在华的审判权归英方所有，所谓“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然而耆英也向来精干，他之所以未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简单地说，就是按他所受的教育，他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一严重性。
人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行为方式，这在国际政治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容易影响知觉倾向的因素正是这样的国内行为方式，也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在同质化程度很高或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27]就像美国人也常常仅从本国人的思维角度出发考虑国际问题，以为越南人、伊拉克人也跟自己想得一样，从而大大低估了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机制的困难。一如William Kaufman批评赫尔国务卿及其许多顾问的那句著名的俏皮话：他们将世界视为“讲外语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
因此，决策者经常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本国政治体制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来假想和理解别国的情形，这一点实在在所难免。同样，耆英之所以作出这样失败的外交决定，乃因近代视为严重主权丧失的“治外法权”问题，在中国古代却常常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历代对外国夷人的管制采取的是四种办法：郡县制、羁縻制、萨宝制、番坊制，最后一种对居住在港口的胡商所行十分普遍，其制度之一就是凡这些商人内部纠纷，多依其本国法律处置，并不强迫他们依从中国法律[28]。清朝时对此也基本沿用，偶尔采取属地主义，以中国法律来判决[29]，但耆英至少无法从欧洲国际法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近代外交史中国可谓极惨痛，国人常谓诸公误国，不识国际形势云云，但这不免有些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对一个封闭体系里的人来说，要被迫去认识另一个体系，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况且就实情而言，当时其实欧洲各国也常常一样从本国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出发来进行交涉，造成一些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兹举几个例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于开战后组织远东舰队封锁中国各主要海口，“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30]英国此举也是典型的从自我出发的无意义行为，作为一个封闭体系，中国还巴不得彼此隔绝。质言之，英国以为封锁出口是对清帝国的伤害；而清帝王一贯的逻辑却也以出口管制视为对外夷的伤害，英国的封锁因此丝毫不能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
1866年，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一支法国海军远征队奉命于当年10月封锁江华岛附近通往国都汉城的孔道，结果“朝鲜朝廷丝毫没有开始谈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此法军11月底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折返，甚至“连一个答复都没有得到”[31]。这一事例可与上述一例等量齐观，即对于一个固守陆地、严防其出的农业体系，港口封锁根本不能造成什么伤害，相反，这倒正是它本国政府一直想做的。
1945年，美国投传单到日本，敦促人民“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32]这些案例都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同样使用本国的行为逻辑来判断东方各国的政治决策，结果却相当可笑。
按照与香港总督德庇时签署的《虎门协定》，英国人1849年可以进入广州城。但德庇时离任后，1848年，署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新任英全权公使及香港总督文翰入广州城的要求，“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33]这一点现在看来很可笑，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国际法体系。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谁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是我被迫适应你，还是你被迫适应我？这就好象中国人学唱西方歌剧固然不容易，但要是让老外来学唱京剧，也一样会洋相百出，使人总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味。我们觉得晚清诸公处处颟顸误国，不通国际法，吃了大亏，其实换了汉唐贤相过来，就能办得好吗？只不过在汉唐时我们无须理会“国际法”，因为那时的国际法就是中国的国内法律。
篱笆与长城
近百年来，国人往往盛赞唐朝为吾国古史上最辉煌之时代，而清朝为衰落时代；不仅如此，前者强盛的表现及原因之一是开放，而后者衰败的表现及原因为闭关锁国。这几乎已成读史的基本定式。然就国力而言，清之强盛实不下于唐，近代以前，国人更不会将国家盛衰归因为开放/锁国这样的二元模式，闭关就会导致落后，在古人思维中实觉不可思议、毫无道理。不仅如此，前人也未必承认唐为最辉煌一朝，宋人就普遍认为本朝比汉唐更能垂范后人[2]。
伯林曾说：“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3]一句话，我们今视清代为停滞时代，对清人自身来说却是循着传统正确道路的进一步完善；我们今视乾隆拒绝通商为闭塞愚蠢，按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看来却是绝对值得称道的善德、不劳民。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定居农业文明，长期以来的内在逻辑是力图维持和充实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斯宾格勒曾说中国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4]，但在我看来，不如说是篱笆。篱笆是墙的原型[5]，正如地垄是运河的原型——正因筑城和挖渠直接由最普遍的农业活动发展而来，它们才成为中国人“最当行本色”的技能（李济语）[6]；而修筑长城北拒胡马，也常使我想起农夫修筑篱笆圈占土地以拒防外敌。
在这样一个以不动产为基本财产的社会里，自给自足是一种美德，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挖土和耕种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西方的没落》）有求于外物对它来说是一种受制于人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害的好奇心。因此中国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此世性（this-worldness），天堂/外物/异域珍奇都是转移人们对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对这样一个文明来说，“开放性”而不是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
这类思想在传统中国文明中根深蒂固，明代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农业文明以修筑篱笆的方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一直是满足于在自我区域内的控制权，原因是农业技术所无法利用的高原、草原、冻土、沙漠地带，按它的逻辑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这个外圈边界之外，“它也缺少任何在农耕区域之外进行扩张的经济动力”[7]。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最好其他外国也维持类似的自足性封闭体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看，它的政治行为一直以防御为主，它“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把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中国人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华夏边缘》）。
因此，中国历代的政策向来是：在篱笆内将人民严密控制在自己的权力管辖和赋税制度之下，而对篱笆外则满足于其依附和顺从，通常并不试图建立直接统治，因为这耗费太大，却所得无几。历朝的主流意见都充分认识到农业文明扩张的极限，力图求得各政治实体在彼此的界限内安居，他们不断地表达这样的意见：即农业文明之外的土地/人民都是汉人无法利用的[8]，正确的办法是弃绝来往，或加以安抚，如对于祸患较大的，则加以屠杀。如汉代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匈奴；而对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9]。金朝对蒙古的政策亦如此，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称为“灭丁”，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因此需对之进行残杀、奴化、分化，以杜绝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征服其地/人民，而是为了消灭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更好地固守边界。尽管有争议，但正统的观点是不倾向于统治边界外的蛮族的[10]。
一个边界开放的专制国家往往很脆弱，美国南北战争前，逃奴可到北方、西部等自由地区；俄国沙皇则大部分法令都是针对农奴逃亡问题的。因为在边界开放的情况下很难保持不自由的劳动力形式，除非能动员起足够的强制力来保持人口。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逻辑来看，一个国家能有力地控制其边界及边界内的人民，完全是强大的表现，而不可能是虚弱的表现。在清代以前的很多朝代，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行类似的政策，但清代控制得尤其严厉，海防政策也由明代的“重防其入”变为“严防其出”，禁止民间海船携带武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的强大正是奠定在对边界、人民的强大控制之上的，因此它对海外华人遭受屠杀无动于衷也就毫不奇怪了——那些人只能说是“自弃于天朝”罢了。闭关锁国不是满清一时的愚蠢，而恰恰是历代政治家一直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满清之能控制边界，并非衰败，相反却是它强大的表现。
不难理解，既表现为“此世性”（this-worldness），则对此世以外的追求也容易遭受谴责。唐太宗曾垂戒子孙勿学秦皇汉武，妄求神仙于海外[11]；唐肃宗同样表现出“不贵远物”、“方以不贪为宝”的姿态[12]。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与对外交通实有相当的关联，如晋张华《博物志》中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我们现在都习惯于将对外交通视为一件极正面、光荣的事，但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往往并非市场行为，因此常常并不具备后人所称誉的“国际交流”色彩，相反却常是劳民伤财之举。汉唐宦官常以神仙之事、求异域珍宝以蛊惑皇帝[13]，这一条常受儒家官吏谴责，如郑和下西洋之举也不免被人作如此观。因此乾隆表露的不贪图“外夷货物”的姿态，就正统儒家观点来看，正如与其“永不加赋”政策一样，是贤君体恤民情的正确之举，无懈可击[14]；如果他竟准许通商，那倒要受朝臣抨击了。
乾隆帝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这样一个自视为勤政爱民、控制自己欲望的行为，在两百年后得到的评价竟比耗费民力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帝还要低得多。——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本来绝对可派出一支远比郑和船队更庞大的远洋舰队，但这却违背了儒家对一个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封闭体系和国家性格
“封闭导致落后”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然而对古人来说，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却恰恰才是最完美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范例[15]，与老子设想中的小国寡民家园同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之一。事实上，凡是乌托邦都带有这种封闭自足的特征。卢梭也曾说过，“一个理想的国家是对于它的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国外的贸易。”康培内拉《太阳城》中更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这类观点与一个网络状市场交换体系的观点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16]。
封闭自足之所以为最完美理想的状态，乃在于它不假外求——现代学者当然会力破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哪一群人可以完全自足，但不管如何，作为一个理想，这的确一直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力图达到的境界。不假外求首先就意味着不受制于人，反过来推论，也就必然认为“有求于我就是受制于我”。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为何历来将对外贸易的经济关系理解为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仍相当自豪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依靠外国支援。明清闭关的首要原因也在于这种值得骄傲的自足意识，“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程度日益提高的时候得到充分发展。这种自给自足几乎是一种自身完善，而这种完善则无须进一步借入文化。”[17]
既然整个国家是一个闭合系统，那么交换即意味着损失，因为这个封闭体系内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这也就使人们倾向于把对外交通/贸易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赢则另一方输。这种观点事实上在大陆农业文明的国家中极为普遍，只不过中国尤其严重罢了；David Hume1758年曾把这种重商主义态度称为“一种狭隘而致命的观点”，但它至今仍在各种贸易争端中有相当的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因此也就倾向于认为在此封闭体系内，资源是固定的、有限的。北宋司马光反对新法的主要根据就在“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观点极为顽强，在明清时尤受重视[18]，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孔子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财富/资源是固定之数，那么人们自然就把社会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分配上出了毛病，而不去开源。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的秘密社会叛乱一般不寻求宗教乌托邦，而是“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19]。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节俭必然成为主要的美德，两汉时的《太平经》已经在倡导节俭，“超过这类最低必需品的任何朝向改善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批评为是不必要的奢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20]。国人因此常被鼓励限制消费、抑制欲望，到近代与西方接触时，梁启超指出，西人具有一个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的现象：“西人愈奢而国愈富。”[21]
马克思曾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22]。这里说的“中国”，应该指的是国人一贯理想中的那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的桃花源。这个理想境界必须的条件就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定与自足，“稳定压倒一切”，不仅道家和儒家这么想，法家也持类似的观点[23]。最好其他各国也各安其本，仅限于必要的少量来往，明清两代帝王对此反复强调，最好各国都各居疆土，彼此和睦，永享太平[24]；其中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贪图外物，且对顽强地想要进行通商的企图相当反感，故此“从一个以农业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象是具有侵略性的”[25]。西晋时江统《徙戎论》也意图使内迁的蛮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促成了变乱。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努力，往往不是寻求一个开放体系中的充分竞争，而是相互隔绝与对峙。它并不积极谋求对外的统治，由于圈在自己篱笆内的物品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外族前来贸易就被视为一种“有求于我”的政治屈服表示及对“蛮夷图利”的蔑视，同时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本国财富的损害，在晚清时，“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26]说起来这实不值得惊奇。
如果把国家想象为一个人，那么古代中国的性格实在与Fromm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描述的“囤积取向”类型极为相似：
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保卫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错误知觉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将鸦片战争后耆英与璞鼎查的照会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而其中最重大的一条就是英国获得了治外法权，此后英国人在华的审判权归英方所有，所谓“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然而耆英也向来精干，他之所以未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简单地说，就是按他所受的教育，他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一严重性。
人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行为方式，这在国际政治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容易影响知觉倾向的因素正是这样的国内行为方式，也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在同质化程度很高或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27]就像美国人也常常仅从本国人的思维角度出发考虑国际问题，以为越南人、伊拉克人也跟自己想得一样，从而大大低估了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机制的困难。一如William Kaufman批评赫尔国务卿及其许多顾问的那句著名的俏皮话：他们将世界视为“讲外语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
因此，决策者经常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本国政治体制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来假想和理解别国的情形，这一点实在在所难免。同样，耆英之所以作出这样失败的外交决定，乃因近代视为严重主权丧失的“治外法权”问题，在中国古代却常常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历代对外国夷人的管制采取的是四种办法：郡县制、羁縻制、萨宝制、番坊制，最后一种对居住在港口的胡商所行十分普遍，其制度之一就是凡这些商人内部纠纷，多依其本国法律处置，并不强迫他们依从中国法律[28]。清朝时对此也基本沿用，偶尔采取属地主义，以中国法律来判决[29]，但耆英至少无法从欧洲国际法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近代外交史中国可谓极惨痛，国人常谓诸公误国，不识国际形势云云，但这不免有些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对一个封闭体系里的人来说，要被迫去认识另一个体系，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况且就实情而言，当时其实欧洲各国也常常一样从本国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出发来进行交涉，造成一些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兹举几个例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于开战后组织远东舰队封锁中国各主要海口，“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30]英国此举也是典型的从自我出发的无意义行为，作为一个封闭体系，中国还巴不得彼此隔绝。质言之，英国以为封锁出口是对清帝国的伤害；而清帝王一贯的逻辑却也以出口管制视为对外夷的伤害，英国的封锁因此丝毫不能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
1866年，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一支法国海军远征队奉命于当年10月封锁江华岛附近通往国都汉城的孔道，结果“朝鲜朝廷丝毫没有开始谈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此法军11月底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折返，甚至“连一个答复都没有得到”[31]。这一事例可与上述一例等量齐观，即对于一个固守陆地、严防其出的农业体系，港口封锁根本不能造成什么伤害，相反，这倒正是它本国政府一直想做的。
1945年，美国投传单到日本，敦促人民“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32]这些案例都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同样使用本国的行为逻辑来判断东方各国的政治决策，结果却相当可笑。
按照与香港总督德庇时签署的《虎门协定》，英国人1849年可以进入广州城。但德庇时离任后，1848年，署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新任英全权公使及香港总督文翰入广州城的要求，“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33]这一点现在看来很可笑，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国际法体系。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谁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是我被迫适应你，还是你被迫适应我？这就好象中国人学唱西方歌剧固然不容易，但要是让老外来学唱京剧，也一样会洋相百出，使人总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味。我们觉得晚清诸公处处颟顸误国，不通国际法，吃了大亏，其实换了汉唐贤相过来，就能办得好吗？只不过在汉唐时我们无须理会“国际法”，因为那时的国际法就是中国的国内法律。
4.10.2007
我们的电视 from 黄一琨
机顶盒，一种崭新的高科技产品正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
按照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及《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要求，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地（市）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地（市）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
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届时，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模拟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线路的铺设与设备调试是普通百姓视野之外的工作，对于一般电视用户来说，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与电视相连接的一台终端设备——俗称“机顶盒”，它使模拟电视可以有效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按照广电部推广的“青岛模式”，多数城市正在重复“免费发放机顶盒，强行关掉模拟电视”的做法，机顶盒的免费发放可以部分消除数字化改造的阻力，而强行关闭模拟电视的做法则迫使绝大多数原有有线电视用户接受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推广工作的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但是，即便在强行关闭模拟电视后，统一完成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各方面并不认可这种政策催促下的数字化电视“大跃进”。
以一个50万用户的中等城市为例，要实现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设备和网路的改造、机顶盒免费发放以及购买节目内容的费用约需5亿元，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整体转换资金预计超过30亿，与此同时，电视用户的收视费也在成倍提高，目前，已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地区，用户每月收视费一般在30元左右，但是，仅靠收视费的提高并不能保障数字电视系统投资者的收益，全行业把盈利的幻想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增值业务上。
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电视整体转化需要至少1000亿的先期投资，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多依靠银行贷款和预收收视费，而这只不过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部分，对电视用户来说，较之以前的有线电视，每个家庭要为新的收视方式每年多支付至少150元的费用，尽管这远不足以保障数字电视信号转接者赢利，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大约400元的收视费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赢利模式的瓶颈和居民的抵触显然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遇到了困难，据了解，国内四十多家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的试点单位，除了青岛、大连、太原等城市外，其他城市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工作十分缓慢，推广的难度在于，机顶盒的价格、“月租”及点播等服务的收费难以让观众接受。事实上，以政府意志来强制推行数字电视是否必要，已经引起怀疑。
从技术上说，以接收设备区分，电视数字信号的接收方式至少可分为四种：1，数字电视机顶盒（DVB－C）； 2，卫星数字机顶盒（DVB－S）；3，网络电视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浏览互联网）；4，VOD数字机顶盒（基于宽带网，可实现上网和双向视频点播功能）。DVB—C，即广电部催促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所必须使用的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接收数字电视信号，而DVB—S则是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耳朵”相连接的另外一种机顶盒，用来直接接收数字卫星广播节目。
在此，需要将DVB—C和DVB—S的区别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国内DVB—C机顶盒和DVB—S机顶盒的最低生产成本分别约为300元和80元。也就是说，在用于数字电视接收的两种机顶盒中，我们选择了较贵的一种，但这种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DVB—C是有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而DVB—S则是无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这就意味着，使用DVB—C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最大一块投入还不在机顶盒上，而DVB—S的接收方式中，机顶盒是主要的投入。
在许多人听来，DVB—S是个很陌生的缩写词，但如果说出另外两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俗称——“锅”或“小耳朵”——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家庭私自安装DVB—S是非法的！
但是，无论是否合法，DVB—S提示我们：尽管电视信号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是满足人类新视觉享受的大势所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的方式却并非只有DVB—C一种。实际上，DVB—C接收所实现的功能，不过是将卫星传输的信号加以处理，再传送到居民家中，而这一功能，完全可以用廉价的DVB—S接收系统直接实现，一步到位。
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为DVB—C和DVB—S算一笔经济帐。以一套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五年来计算，采用DVB—C的投资为：先期投入（包括线路铺设、机房设备、机顶盒及组织管理费用等）1000元，五年中的收视费用约2000元（中长期而言，收视费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计3000元。那么，采用DVB—S接收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 五年，300元。是的，300元，没有写错。机顶盒、卫星天线（俗称“锅”或“小耳朵”）、高频头、数据线的市场零售价格总共200元，安装费100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费用，卫星电视信号是从卫星上免费接收的（加密频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DVB—C方式接收加密频道同样要另外收费）。
当然，除了行家之外，在目前市场上很难以 200元的价格买到全套DVB—S接收设备，也很难以100元的报酬请到安装人员，但是，如果给DVB—S系统与DVB—C系统相同的政策环境，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下降，目前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安装服务是因为政策打压的结果，政策的压制造成了信息阻塞和从业者的法律风险，它们才是目前卫星电视安装的主要价格构成。
由于科技进步和人类经济行为日益活跃的缘故，大功率的电视信号转播卫星已遍布天空，目前，中国境内可以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卫星不下十颗，仅东经105.5°上空的亚洲三号卫星，就可以向中国境内的收视者提供100多个频道（半数以上为免费频道，其中包括CCTV和国内多数省市卫视节目），也就是说，花上300元钱，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至少几十个免费频道的节目，除了国内电视节目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叙利亚、阿曼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星频道。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居民家只要有片直径半米多的空地，放下一个“锅”，简单调试后，就可以收看节目了；在集中居住的城市地区，一座楼房或一个单元的居民，则可以共同安装使用一个“锅”，再花几块钱买个电视信号切换器，同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多家共用一个“锅”还能再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总之，同样是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以DVB—C的接收方式，中国每年大约花费600亿元，而以DVB—S的方式接收，只需要花费60亿元，至于另外的两种数字电视接收方式——网络电视机顶盒和VOD数字机顶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多被用于KTV练歌房，与DVB—C接收不具备可比性，在此不作讨论。
DVB—C接收相对DVB—S接收的优势是信息互动的功能，但是坦白地说，这些信息互动功能多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基本在城市普及，这些功能多系无用的重复），而从数字电视主要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功能来讲，DVB—C接收反而无法与DVB—S接收相比，管理部门的政策清楚地规定了DVB—C接收数字电视的禁区：家庭电视不允许开通境外频道。不仅香港地区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不允许进入，就连那些用阿拉伯语讲经的节目也不允许。
节目内容的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上去，这里面有一笔很不划算的经济帐，既然DVB—C接收较之DVB—S接收显得如此昂贵，为什么广电部急不可耐地大力推行DVB—C接收系统呢？原因就是于DVB—C接收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视频道进行筛选过滤，而直接从卫星上接收信号的DVB—S系统则无法控制。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广电部急于推广DVB—C接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面对数字时代无法遏止的视觉需求，以抢占先机的策略封堵DVB—S接收和网络电视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经常对经营和安装DVB—S接收设备的行为进行打击，动辄处以罚款乃至判刑。一方面是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扶持，昂贵的接收方式便成了人们被迫接受的选择。
当然，仅从技术上说，DVB—C接收并非不可以接受，但它绝不应是唯一的选择，更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推广，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既未经充分论证，也不拿到社会上进行讨论，就仓促上马，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说东经146°的马步海一号卫星（俗称“菲律宾梦幻”，主要提供欧美英文节目）和东经76.5°的亚太2R卫星（主要提供台湾和香港地区节目）偶尔带有敏感内容，那么，亚洲三号卫星所提供的节目，似乎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颠覆性（在内蒙、新疆、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有线收视的昂贵，亚洲三号卫星提供的节目一直被广泛接收，禁而不绝），在以DVB—C接收方式向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接收服务的同时，完全可以让观众直接接收亚洲三号等卫星的传送信号，来共同完成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但是，广电部显然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听到不知所云的阿拉伯语，或者收看了境外电视台提供的风光节目，仍然有损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没错，即使是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有段时间，我常借助亚洲三号卫星的转播收看西亚风光片和印度音乐片，这些节目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尽管只是言语不通的图像，却也能颠覆我们被打小培育起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意识到，电视台是可以不在晚间七点钟转播CCTV《新闻联播》的，那还得了！
狭窄的言论空间内，太多的谎言，根本无须加以驳斥，只要让人们亲眼看见外部世界，谎言就没了市场。
于是，为了抢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广电总局毫不犹豫地替我们选择了DVB—C机顶盒，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选择，但它意味着每年多出500亿的开支。谁说政治不能当饭吃！500亿，本来是可以用来吃的，现在，在广电部的控制之下，我们却只能拿政治当饭吃，他们限定我们必须吃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
而在推广DVB—C的过程中，即使收视费不足以支付基本运营成本和贷款利息（中长期来看，收视费必然会大幅上涨，垄断行业想涨价实在太简单不过），仍会有人在这一推广过程中赚个盆满钵满，在一个城市里，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台的机顶盒采购，大功率信号接收与转换设备的采购，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政治是可以当饭吃的。 强权政治的愚民政策之需和官员的利益驱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从来都会选择畸形制式——这一次，制式的标准规格，一律被称作：DVB—C。
按照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及《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要求，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地（市）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地（市）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
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届时，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模拟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线路的铺设与设备调试是普通百姓视野之外的工作，对于一般电视用户来说，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与电视相连接的一台终端设备——俗称“机顶盒”，它使模拟电视可以有效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按照广电部推广的“青岛模式”，多数城市正在重复“免费发放机顶盒，强行关掉模拟电视”的做法，机顶盒的免费发放可以部分消除数字化改造的阻力，而强行关闭模拟电视的做法则迫使绝大多数原有有线电视用户接受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推广工作的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但是，即便在强行关闭模拟电视后，统一完成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各方面并不认可这种政策催促下的数字化电视“大跃进”。
以一个50万用户的中等城市为例，要实现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设备和网路的改造、机顶盒免费发放以及购买节目内容的费用约需5亿元，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整体转换资金预计超过30亿，与此同时，电视用户的收视费也在成倍提高，目前，已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地区，用户每月收视费一般在30元左右，但是，仅靠收视费的提高并不能保障数字电视系统投资者的收益，全行业把盈利的幻想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增值业务上。
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电视整体转化需要至少1000亿的先期投资，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多依靠银行贷款和预收收视费，而这只不过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部分，对电视用户来说，较之以前的有线电视，每个家庭要为新的收视方式每年多支付至少150元的费用，尽管这远不足以保障数字电视信号转接者赢利，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大约400元的收视费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赢利模式的瓶颈和居民的抵触显然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遇到了困难，据了解，国内四十多家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的试点单位，除了青岛、大连、太原等城市外，其他城市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工作十分缓慢，推广的难度在于，机顶盒的价格、“月租”及点播等服务的收费难以让观众接受。事实上，以政府意志来强制推行数字电视是否必要，已经引起怀疑。
从技术上说，以接收设备区分，电视数字信号的接收方式至少可分为四种：1，数字电视机顶盒（DVB－C）； 2，卫星数字机顶盒（DVB－S）；3，网络电视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浏览互联网）；4，VOD数字机顶盒（基于宽带网，可实现上网和双向视频点播功能）。DVB—C，即广电部催促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所必须使用的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接收数字电视信号，而DVB—S则是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耳朵”相连接的另外一种机顶盒，用来直接接收数字卫星广播节目。
在此，需要将DVB—C和DVB—S的区别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国内DVB—C机顶盒和DVB—S机顶盒的最低生产成本分别约为300元和80元。也就是说，在用于数字电视接收的两种机顶盒中，我们选择了较贵的一种，但这种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DVB—C是有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而DVB—S则是无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这就意味着，使用DVB—C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最大一块投入还不在机顶盒上，而DVB—S的接收方式中，机顶盒是主要的投入。
在许多人听来，DVB—S是个很陌生的缩写词，但如果说出另外两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俗称——“锅”或“小耳朵”——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家庭私自安装DVB—S是非法的！
但是，无论是否合法，DVB—S提示我们：尽管电视信号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是满足人类新视觉享受的大势所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的方式却并非只有DVB—C一种。实际上，DVB—C接收所实现的功能，不过是将卫星传输的信号加以处理，再传送到居民家中，而这一功能，完全可以用廉价的DVB—S接收系统直接实现，一步到位。
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为DVB—C和DVB—S算一笔经济帐。以一套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五年来计算，采用DVB—C的投资为：先期投入（包括线路铺设、机房设备、机顶盒及组织管理费用等）1000元，五年中的收视费用约2000元（中长期而言，收视费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计3000元。那么，采用DVB—S接收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 五年，300元。是的，300元，没有写错。机顶盒、卫星天线（俗称“锅”或“小耳朵”）、高频头、数据线的市场零售价格总共200元，安装费100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费用，卫星电视信号是从卫星上免费接收的（加密频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DVB—C方式接收加密频道同样要另外收费）。
当然，除了行家之外，在目前市场上很难以 200元的价格买到全套DVB—S接收设备，也很难以100元的报酬请到安装人员，但是，如果给DVB—S系统与DVB—C系统相同的政策环境，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下降，目前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安装服务是因为政策打压的结果，政策的压制造成了信息阻塞和从业者的法律风险，它们才是目前卫星电视安装的主要价格构成。
由于科技进步和人类经济行为日益活跃的缘故，大功率的电视信号转播卫星已遍布天空，目前，中国境内可以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卫星不下十颗，仅东经105.5°上空的亚洲三号卫星，就可以向中国境内的收视者提供100多个频道（半数以上为免费频道，其中包括CCTV和国内多数省市卫视节目），也就是说，花上300元钱，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至少几十个免费频道的节目，除了国内电视节目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叙利亚、阿曼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星频道。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居民家只要有片直径半米多的空地，放下一个“锅”，简单调试后，就可以收看节目了；在集中居住的城市地区，一座楼房或一个单元的居民，则可以共同安装使用一个“锅”，再花几块钱买个电视信号切换器，同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多家共用一个“锅”还能再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总之，同样是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以DVB—C的接收方式，中国每年大约花费600亿元，而以DVB—S的方式接收，只需要花费60亿元，至于另外的两种数字电视接收方式——网络电视机顶盒和VOD数字机顶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多被用于KTV练歌房，与DVB—C接收不具备可比性，在此不作讨论。
DVB—C接收相对DVB—S接收的优势是信息互动的功能，但是坦白地说，这些信息互动功能多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基本在城市普及，这些功能多系无用的重复），而从数字电视主要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功能来讲，DVB—C接收反而无法与DVB—S接收相比，管理部门的政策清楚地规定了DVB—C接收数字电视的禁区：家庭电视不允许开通境外频道。不仅香港地区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不允许进入，就连那些用阿拉伯语讲经的节目也不允许。
节目内容的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上去，这里面有一笔很不划算的经济帐，既然DVB—C接收较之DVB—S接收显得如此昂贵，为什么广电部急不可耐地大力推行DVB—C接收系统呢？原因就是于DVB—C接收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视频道进行筛选过滤，而直接从卫星上接收信号的DVB—S系统则无法控制。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广电部急于推广DVB—C接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面对数字时代无法遏止的视觉需求，以抢占先机的策略封堵DVB—S接收和网络电视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经常对经营和安装DVB—S接收设备的行为进行打击，动辄处以罚款乃至判刑。一方面是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扶持，昂贵的接收方式便成了人们被迫接受的选择。
当然，仅从技术上说，DVB—C接收并非不可以接受，但它绝不应是唯一的选择，更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推广，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既未经充分论证，也不拿到社会上进行讨论，就仓促上马，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说东经146°的马步海一号卫星（俗称“菲律宾梦幻”，主要提供欧美英文节目）和东经76.5°的亚太2R卫星（主要提供台湾和香港地区节目）偶尔带有敏感内容，那么，亚洲三号卫星所提供的节目，似乎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颠覆性（在内蒙、新疆、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有线收视的昂贵，亚洲三号卫星提供的节目一直被广泛接收，禁而不绝），在以DVB—C接收方式向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接收服务的同时，完全可以让观众直接接收亚洲三号等卫星的传送信号，来共同完成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但是，广电部显然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听到不知所云的阿拉伯语，或者收看了境外电视台提供的风光节目，仍然有损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没错，即使是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有段时间，我常借助亚洲三号卫星的转播收看西亚风光片和印度音乐片，这些节目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尽管只是言语不通的图像，却也能颠覆我们被打小培育起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意识到，电视台是可以不在晚间七点钟转播CCTV《新闻联播》的，那还得了！
狭窄的言论空间内，太多的谎言，根本无须加以驳斥，只要让人们亲眼看见外部世界，谎言就没了市场。
于是，为了抢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广电总局毫不犹豫地替我们选择了DVB—C机顶盒，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选择，但它意味着每年多出500亿的开支。谁说政治不能当饭吃！500亿，本来是可以用来吃的，现在，在广电部的控制之下，我们却只能拿政治当饭吃，他们限定我们必须吃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
而在推广DVB—C的过程中，即使收视费不足以支付基本运营成本和贷款利息（中长期来看，收视费必然会大幅上涨，垄断行业想涨价实在太简单不过），仍会有人在这一推广过程中赚个盆满钵满，在一个城市里，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台的机顶盒采购，大功率信号接收与转换设备的采购，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政治是可以当饭吃的。 强权政治的愚民政策之需和官员的利益驱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从来都会选择畸形制式——这一次，制式的标准规格，一律被称作：DVB—C。
4.08.2007
俱是超链接from叶滢
上周看木心先生的《鱼丽之宴》，其中“战后嘉年华”一章尤其好，也知道了陈丹青为什么这样推崇他，木心的确是他的老师，关于常识，关于民国的很多说法，关于“文化潜流”，木心是再三地说了。
木心先生说，
我经历了多次各种“置于死地而后生”，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 ”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少年事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关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
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
去年陈丹青和朱伟关于木心的争论，朱伟说了两句就不说了，陈丹青起急追问的样子直率可爱。或许一路辩下去，就能把木心说的“文化潜流”说得更清楚些了。譬如今天看到朱伟的Blog上说的，对于王小波小说的评价，也是应该再辩的“潜流”吧：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玉海提出10个很有想法的问题，在王小波逝世十年之际让我回答。这些问题是：
1． 邀王小波给周刊写专栏时候，看重他什么？西方生活的经历，还是已表现出来的思想性，或别的？
答：当时并没专门看重什么。我刚接手周刊时，只是拉周围朋友帮忙，余华、苏童都是。王小波那时还未写过这类思想性文字，所以他的思想性是在写专栏时逐渐显现价值的。只不过当时周围朋友中，别人写一篇两篇就觉吃力不讨好，不愿再写了。王小波因为好说话，有求必应，就认真把专栏坚持了下来。
2． 你说你害了王小波，指的什么？
答：我自己感觉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写作，也因为其他种种不自如不愉快。我总想象他临死时邻居听到的惨叫——他到底怎样死于突发的心脏病？我自己体会中的王小波是个不善交际、喜欢静与内向的人。他被逼做太多他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比如为小说发表、出版，要在李银河带领下去与不愿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要参加他不愿参加的会议，在一个角落里毫无表情地坐半天。我体会，他本质上还是喜欢在小说中无拘无束地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给我写专栏并非他真正所好，所以我也属逼迫他做一些令他心累的事的人之一，我是指这个层面。我难忘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我也感觉到他写专栏，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越来越缺少血肉。在王小波生前，我感觉到他不断被一种力量牵制，这种牵制使他苦涩，他因为这些牵制而丧失了许多欢乐。
3． 杂文还是小说，哪者更能体现王小波的思想与性格？哪者影响更大？
答：王小波自己当然更看重他小说的价值，但社会当然更看重他的思想价值。小说的价值总是无法与思想的价值相比。看重他的意识形态意义是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这样一个符号。当王小波被别人塑造的时候，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往往被忽略不计。
4． 你曾说，王小波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后来你又说你的判断是错的，为什么王小波未能开启一种文学转型？
答：我是遗憾文学界，从作家协会到各大刊主编到主流的批评家、作家，对王小波小说的艺术价值多是回避态度。这导致了王小波写了那么多小说，现在谈论他都是思想性与“自由精神”，他被关在艺术门外。对王小波小说的失语是因为他没有进入派别——先锋派、写实主义、历史小说，各自都有自己山头，他哪头不是，大家自然都把他关在门外。他把自己的小说归为“黑色幽默”，但我们最没这个土壤。他从最原始的性的角度来写人真实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冲突的窘迫，但我们却又习惯了各类概念模式下的惰性生存。我一直以为，文学新类型的出现寄望于文学刊物的眼光。而我们文学刊物对潮流的发现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趣味上还在模仿莫言、余华、王朔，多的是他们的儿子、孙子。九十年代之后文学刊物对文学潮流的集体失语，失语对象又何止一个王小波！正是这种失语构成文学刊物们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发行量都跌得可怜。这使我这个曾经的文学编辑很感失落。
5． 为什么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思想评论远多于文学评论？
答：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因为中国太缺少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所以王小波就被大家迫切塑造为这种精神的代表。但在真实中，我却更多看到独立、自由在王小波身上的窘迫，他只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如意地生存，直到流血而死去。
也是去年看他那本《作家笔记及其他》，很多文字还是八九十年代的，其中写阿城、张承志的部分，因为有共同经历、感情和观察，写得真好。朱伟在这个关于王小波的问答中，提到文学杂志、文学编辑的失语以及对王小波的理解，其实说到对于小说的编辑和理解，他应该是为王小波的小说写点什么的，谁能等待所谓“文学刊物的眼光”呢？与其等待他人作为，或者为他人不作为叹息，为什么不以己之力尽力作为呢？李陀在和查建英的访问中，提到希望写一本八十年代的书，是像《流放者归来》（还是《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李陀的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倒是查建英用自己能完成的方式留下了对话和记录。很多时候，记述者容易被《光荣与梦想》蛊惑。其实深入下去，一次“死磕”的谈话或许能比宏大叙事体更接近本真的状态，查建英和栗宪庭的谈话记录甚至比栗宪庭的很多艺术评论还要力透纸背。
前两天，找到吴晓波推荐的凌志军的书来看，《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先是被他的激情叙述卷入，待看到一半还是放下了，力是尽到了，书却是过于端正了，如果一直看着波澜壮阔的大画面，一连接受二三十万字的演讲，听的人中间是容易溜号的。
这就是文学比之新闻有更大魅力的地方了，文学不惮于向人性最复杂幽暗的地带深入，不是为“正确”与“合理”存在，也不会被“时代”和“政治”所束缚。
又看到王朔的新书，其中和刘震云的谈话，提到刘奋斗的电影，王朔说，《绿帽子》是试金石，谁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看这个片子就测出来了，出来喊脏，觉得自己受冒犯的就是。在上周见刘奋斗，他正准备下一部电影，他是上周那篇《他说》里的说话人，放了许多的狠话，人是真真的善良热切。
俱是超链接，觉得四面都开始有力量出来，不是全看到的一味犬儒调侃，或者无限上升的大叙述，拿消化不良的概念玩游戏……小孩也不用都装着大人说话，大人也不该是胆小的代名词了。这世上缺的是与年龄无关的赤子之心。
这样说来，王朔这么摧枯拉朽地从石头里蹦出来，看上去有孙悟空的癫狂，但真是可能打出个新天新地的。
木心先生说，
我经历了多次各种“置于死地而后生”，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 ”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少年事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关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
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
去年陈丹青和朱伟关于木心的争论，朱伟说了两句就不说了，陈丹青起急追问的样子直率可爱。或许一路辩下去，就能把木心说的“文化潜流”说得更清楚些了。譬如今天看到朱伟的Blog上说的，对于王小波小说的评价，也是应该再辩的“潜流”吧：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玉海提出10个很有想法的问题，在王小波逝世十年之际让我回答。这些问题是：
1． 邀王小波给周刊写专栏时候，看重他什么？西方生活的经历，还是已表现出来的思想性，或别的？
答：当时并没专门看重什么。我刚接手周刊时，只是拉周围朋友帮忙，余华、苏童都是。王小波那时还未写过这类思想性文字，所以他的思想性是在写专栏时逐渐显现价值的。只不过当时周围朋友中，别人写一篇两篇就觉吃力不讨好，不愿再写了。王小波因为好说话，有求必应，就认真把专栏坚持了下来。
2． 你说你害了王小波，指的什么？
答：我自己感觉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写作，也因为其他种种不自如不愉快。我总想象他临死时邻居听到的惨叫——他到底怎样死于突发的心脏病？我自己体会中的王小波是个不善交际、喜欢静与内向的人。他被逼做太多他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比如为小说发表、出版，要在李银河带领下去与不愿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要参加他不愿参加的会议，在一个角落里毫无表情地坐半天。我体会，他本质上还是喜欢在小说中无拘无束地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给我写专栏并非他真正所好，所以我也属逼迫他做一些令他心累的事的人之一，我是指这个层面。我难忘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我也感觉到他写专栏，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越来越缺少血肉。在王小波生前，我感觉到他不断被一种力量牵制，这种牵制使他苦涩，他因为这些牵制而丧失了许多欢乐。
3． 杂文还是小说，哪者更能体现王小波的思想与性格？哪者影响更大？
答：王小波自己当然更看重他小说的价值，但社会当然更看重他的思想价值。小说的价值总是无法与思想的价值相比。看重他的意识形态意义是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这样一个符号。当王小波被别人塑造的时候，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往往被忽略不计。
4． 你曾说，王小波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后来你又说你的判断是错的，为什么王小波未能开启一种文学转型？
答：我是遗憾文学界，从作家协会到各大刊主编到主流的批评家、作家，对王小波小说的艺术价值多是回避态度。这导致了王小波写了那么多小说，现在谈论他都是思想性与“自由精神”，他被关在艺术门外。对王小波小说的失语是因为他没有进入派别——先锋派、写实主义、历史小说，各自都有自己山头，他哪头不是，大家自然都把他关在门外。他把自己的小说归为“黑色幽默”，但我们最没这个土壤。他从最原始的性的角度来写人真实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冲突的窘迫，但我们却又习惯了各类概念模式下的惰性生存。我一直以为，文学新类型的出现寄望于文学刊物的眼光。而我们文学刊物对潮流的发现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趣味上还在模仿莫言、余华、王朔，多的是他们的儿子、孙子。九十年代之后文学刊物对文学潮流的集体失语，失语对象又何止一个王小波！正是这种失语构成文学刊物们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发行量都跌得可怜。这使我这个曾经的文学编辑很感失落。
5． 为什么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思想评论远多于文学评论？
答：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因为中国太缺少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所以王小波就被大家迫切塑造为这种精神的代表。但在真实中，我却更多看到独立、自由在王小波身上的窘迫，他只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如意地生存，直到流血而死去。
也是去年看他那本《作家笔记及其他》，很多文字还是八九十年代的，其中写阿城、张承志的部分，因为有共同经历、感情和观察，写得真好。朱伟在这个关于王小波的问答中，提到文学杂志、文学编辑的失语以及对王小波的理解，其实说到对于小说的编辑和理解，他应该是为王小波的小说写点什么的，谁能等待所谓“文学刊物的眼光”呢？与其等待他人作为，或者为他人不作为叹息，为什么不以己之力尽力作为呢？李陀在和查建英的访问中，提到希望写一本八十年代的书，是像《流放者归来》（还是《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李陀的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倒是查建英用自己能完成的方式留下了对话和记录。很多时候，记述者容易被《光荣与梦想》蛊惑。其实深入下去，一次“死磕”的谈话或许能比宏大叙事体更接近本真的状态，查建英和栗宪庭的谈话记录甚至比栗宪庭的很多艺术评论还要力透纸背。
前两天，找到吴晓波推荐的凌志军的书来看，《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先是被他的激情叙述卷入，待看到一半还是放下了，力是尽到了，书却是过于端正了，如果一直看着波澜壮阔的大画面，一连接受二三十万字的演讲，听的人中间是容易溜号的。
这就是文学比之新闻有更大魅力的地方了，文学不惮于向人性最复杂幽暗的地带深入，不是为“正确”与“合理”存在，也不会被“时代”和“政治”所束缚。
又看到王朔的新书，其中和刘震云的谈话，提到刘奋斗的电影，王朔说，《绿帽子》是试金石，谁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看这个片子就测出来了，出来喊脏，觉得自己受冒犯的就是。在上周见刘奋斗，他正准备下一部电影，他是上周那篇《他说》里的说话人，放了许多的狠话，人是真真的善良热切。
俱是超链接，觉得四面都开始有力量出来，不是全看到的一味犬儒调侃，或者无限上升的大叙述，拿消化不良的概念玩游戏……小孩也不用都装着大人说话，大人也不该是胆小的代名词了。这世上缺的是与年龄无关的赤子之心。
这样说来，王朔这么摧枯拉朽地从石头里蹦出来，看上去有孙悟空的癫狂，但真是可能打出个新天新地的。
4.07.2007
评论员评论from 邓铮
英国《金融时报》最喜欢的两位评论员，除了John Kay，还有一位就是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今天读到他最后一篇退休之作《我留给亚洲的八个预言》，不禁感到惋惜……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译者/ 何黎）”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译者/ 何黎）”
4.06.2007
“垂直网站”为什么？ from 孙景华
方军在商业日记中说，“未来机会在垂直网站”。确实，这种说法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曾经对于信息时代的判断，是错误的。
曾经，我们对于信息时代的基本认识是：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越多越好，否则，将因信息不对等性而导致搏弈失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所以，以收集和提供信息的搜索引擎----譬如Google、百度等等----开始诞生了。
可是，人们很快就陷于“信息海洋”中，大量的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一起冒了出来，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信息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的是，因为信息垃圾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区分“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收集信息的时间。
于是，问题再次回到“什么是有用信息？什么是无用信息？”上来，我们知道，一个省委书记的工作是忙碌的，他面对的各种信息是海量的，那么，他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哪？这时，一个人物，冒了出来，那就是“秘书”----是的，一个小小的“秘书”，其实很重要、甚至权力很庞大，因为秘书就是处理信息机，是他，决定了省委书记应该见谁、应该不见谁。
那么，一个省委书记的秘书，是如何“分配信息”的哪？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譬如可能是根据重要性排列时间次序，也可能根据省委书记的个人喜怒而选择，当然，这里并不是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如何分配信息的，而是在表述这样一种看法：究竟应该以什么“原则”，来选择、筛选和分配信息？显然，“分配信息”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我们知道，“专注”是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用学术语言来说，它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它代表着排除、废弃和扔掉垃圾----显然，Google、百度等等搜索引擎，代表是提供大量的海量信息，而垂直网站，代表是排除不必要的庞杂信息。确实，我们总是在意增加、却很少关注减少，“蓝海战略”之所以热门，就是因为它关注“减法”、而不是关注“加法”。
从这个意义来说，“垂直网站”确实更有前途，因为它很专注、并且专业。
那么，“垂直网站”究竟以什么原则，来确定自己的垂直范围哪？方军提供了三种看法，一种是以“产品”为导向垂直，另一种以“行业（产业）”为导向垂直，第三种是以“顾客”为导向垂直，显然，前两种导向垂直，是旧经济的看法，最多，仅仅是将以网络工具替代了手工烦琐，并不代表着新经济的出现，而第三种看法，是迄今为止，最笼统的、最说不清楚的东西，虽然它是出自“管理学”发明者的德鲁克之口。
恰好，我手头正在写篇文章《生活方式打到消费链》，也就是说，从“产业链”到“消费链”，只代表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方式在重新分配消费！确实，产品导向的垂直，虽然提供了产品的丰富性和可比较性，但终究代表着传统的“产品第一、顾客第二”的传统思想，而产业导向的垂直，则是典型的传统产业链的翻版，虽然它的专注性，却很可能排除了一些看似无用、实则有用的信息。显然，问题直接质问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市场，是谁创造的？
市场，既不是产品创造的、也不是顾客创造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假如没有了“生活方式”这种无形，市场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之前的市场，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够显著而已，它更关注“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之后的（未来）市场，则赤裸裸的表现为生活方式。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暂且留此存照。
携程网是什么？它不是购票网（产品）、也不是旅游网（产业），更不是打折网（顾客），它是当下的“行走”生活方式----我实在再也找不出比“行走”更恰当的词语了，是的，“行走”代表着人流、时间、地点，携程网整合了“行走”的资源，显然，携程网更关注其中的“地点”（也就是酒店住宿），但事实上，“时间”可能比“地点”，更重要，假如你关注时间的话，那么，你就将是“快递网”或是“航空网”。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商业价值：它在重新分配消费市场，它将原本割裂的、毫不搭界的企业（独立）市场，渐渐的弥补和联合起来，并且形成了新的消费市场，就如同我在《生活方式打造消费链》的开头语一样，“戏剧”和“混沌”，一个是文化产业、另一个是餐饮行业，原本毫不搭界，但是，在一个老农民的闲逛集市中，却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混沌，就没有逛街，也就不会顺便看看戏剧。
因此，是“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垂直网站”的信息增加或删减，否则，你完全可能不恰当的删掉了有用的信息、或不恰当的增加了很多无用的垃圾信息。
曾经，我们对于信息时代的基本认识是：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越多越好，否则，将因信息不对等性而导致搏弈失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所以，以收集和提供信息的搜索引擎----譬如Google、百度等等----开始诞生了。
可是，人们很快就陷于“信息海洋”中，大量的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一起冒了出来，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信息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的是，因为信息垃圾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区分“有用信息”和“无用信息”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收集信息的时间。
于是，问题再次回到“什么是有用信息？什么是无用信息？”上来，我们知道，一个省委书记的工作是忙碌的，他面对的各种信息是海量的，那么，他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哪？这时，一个人物，冒了出来，那就是“秘书”----是的，一个小小的“秘书”，其实很重要、甚至权力很庞大，因为秘书就是处理信息机，是他，决定了省委书记应该见谁、应该不见谁。
那么，一个省委书记的秘书，是如何“分配信息”的哪？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譬如可能是根据重要性排列时间次序，也可能根据省委书记的个人喜怒而选择，当然，这里并不是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如何分配信息的，而是在表述这样一种看法：究竟应该以什么“原则”，来选择、筛选和分配信息？显然，“分配信息”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我们知道，“专注”是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用学术语言来说，它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它代表着排除、废弃和扔掉垃圾----显然，Google、百度等等搜索引擎，代表是提供大量的海量信息，而垂直网站，代表是排除不必要的庞杂信息。确实，我们总是在意增加、却很少关注减少，“蓝海战略”之所以热门，就是因为它关注“减法”、而不是关注“加法”。
从这个意义来说，“垂直网站”确实更有前途，因为它很专注、并且专业。
那么，“垂直网站”究竟以什么原则，来确定自己的垂直范围哪？方军提供了三种看法，一种是以“产品”为导向垂直，另一种以“行业（产业）”为导向垂直，第三种是以“顾客”为导向垂直，显然，前两种导向垂直，是旧经济的看法，最多，仅仅是将以网络工具替代了手工烦琐，并不代表着新经济的出现，而第三种看法，是迄今为止，最笼统的、最说不清楚的东西，虽然它是出自“管理学”发明者的德鲁克之口。
恰好，我手头正在写篇文章《生活方式打到消费链》，也就是说，从“产业链”到“消费链”，只代表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方式在重新分配消费！确实，产品导向的垂直，虽然提供了产品的丰富性和可比较性，但终究代表着传统的“产品第一、顾客第二”的传统思想，而产业导向的垂直，则是典型的传统产业链的翻版，虽然它的专注性，却很可能排除了一些看似无用、实则有用的信息。显然，问题直接质问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市场，是谁创造的？
市场，既不是产品创造的、也不是顾客创造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假如没有了“生活方式”这种无形，市场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之前的市场，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够显著而已，它更关注“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之后的（未来）市场，则赤裸裸的表现为生活方式。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暂且留此存照。
携程网是什么？它不是购票网（产品）、也不是旅游网（产业），更不是打折网（顾客），它是当下的“行走”生活方式----我实在再也找不出比“行走”更恰当的词语了，是的，“行走”代表着人流、时间、地点，携程网整合了“行走”的资源，显然，携程网更关注其中的“地点”（也就是酒店住宿），但事实上，“时间”可能比“地点”，更重要，假如你关注时间的话，那么，你就将是“快递网”或是“航空网”。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商业价值：它在重新分配消费市场，它将原本割裂的、毫不搭界的企业（独立）市场，渐渐的弥补和联合起来，并且形成了新的消费市场，就如同我在《生活方式打造消费链》的开头语一样，“戏剧”和“混沌”，一个是文化产业、另一个是餐饮行业，原本毫不搭界，但是，在一个老农民的闲逛集市中，却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混沌，就没有逛街，也就不会顺便看看戏剧。
因此，是“生活方式”直接决定了“垂直网站”的信息增加或删减，否则，你完全可能不恰当的删掉了有用的信息、或不恰当的增加了很多无用的垃圾信息。
4.03.2007
日新月异在哪里呢from 苌苌
最近很喜欢那个法国作家塞利纳，他在很多年前说：“光阴似箭，世代如此。可他们硬说日新月异。变化在哪里呢？怎么变的呢？其实什么都没变，只不过他们一味自我欣赏罢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高谈阔论，翻来覆去那么一点儿东西，无非这儿换几个词，那儿换几个词，尽是些小花招。”
前几天看《everyone worth knowing》是《时尚女魔头》作者的第二本书，讲纽约公关圈里的事，虚荣浮华比第一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作者你要真信她弃奢从简才怪。也没必要多说什么，就是一个“小鸡文学”，chick lit.英美文学里的一个专门针对小白领的流派（针对大白领的叫hen lit.）。里面提到一个闺蜜的妈妈，喜欢去报纸推荐的餐馆，最有人气的俱乐部，对女儿有些挑剔，听着怎么有点像我呀。倒是她的女儿因为有这么个妈妈，出于叛逆，就变得不讲究，有点像我妈。你就怀疑，人类真的是在进步吗。前两日，听北大一个神学老师讲，她一在课上念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作品，学生就在下面喘粗气（看来人真正被文学打动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屏声静气），眼泪就要落下来。“最浪漫的文学就在中世纪。”她说。这让我想起以前听李银河在讲座上讲：“浪漫之爱就是源自中世纪的骑士和贵族的已婚妇女之间的无法结合的恋情，因为当时贵族家庭他的继承权一般都是长子继承，次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浪迹天崖，到社会上之后，就追求一个已婚的贵族妇女的爱，这是浪漫爱的源头。爱情就是从中世纪骑士文学中发展出来的。”我问那老师为什么中世纪之后就没有浪漫了？“因为理性呀。”她说。前两天看《布勒东传》里面说到超现实主义团体最看重自由奔放的想象力。这一下让我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由于17世纪以后现代物理学的奠定，理性成了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波及到文学中，理性扼杀了想象力。兰波出现，让很多人激动。布勒东把他看作是对理性反抗的开始，当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一场超现实运动。
“今年夏天玫瑰是蓝色的，树林是玻璃。”——布勒东
超现实主义者尝试用非文学的技术和手段干预写作，包括催眠，拼贴法，梦叙事。拼贴法就是一个写问题，一个写主语，一个写地点什么的，再拼凑在一起，当时那些诗人们的确碰撞出一些惊人的句子，比如“白日是什么？女人裸泳在夜幕低垂时。”或者以假设句开始——“假若马的惟一情人是镣铐，恋人们的心将停止跳动。”十来年前在北青上看过的一个小短文，说他们的当代文学老师在课上带他们做这个游戏，后来整出一句“爱是什么？花朵在楼道里穿行。”有灵魂的句子，在芸芸的选择中，最终那些词会相遇在一起。
“梦叙事”就是起床后在记忆尚未消散时纪录下梦境，布勒东的几个小说故事就是这么发展来的。他们的宣言里说，“精神的平衡是相对的，它除了遵循其它法则外，也会听从来自深夜的建议。”我就看小健崔，玩儿命在纪录他的梦境。以上这些并不是在《布勒东传》上看的，那本书缺乏有趣的细节。乱七八糟看了一堆别的，这几日基本就过得很超现实主义（不超现实），昨晚我梦见我在找一只叫“台斯特”的猫，台斯特先生，是瓦莱里一系列散文中的主人公，瓦莱里是布列东的精神偶像。我只是奇怪我为什么从诸多名字中单记住这个名字。白天的时候它只是一闪而过。我可一点不觉得和他们建立了什么联系，今天一查，梦见猫要破财，我赶紧去消费。一整个三月都没功夫逛商场，买了moschino的比基尼和miu miu的露脚后跟鞋，就盼着夏天到了。
那个圈子磕药嗑得很疯，包括毕加索等你能想见的所有立体派画家，说诗人雅克普雷维因为要见布勒东很激动，赶紧先上两口可卡因。然后又是战争，又是战后上升时期，就到了沃霍的圈子，人人都爱安非它命。仿佛你要想得道成仙得先把自己豁出去。这又让我想起，“得道成仙”“飘飘欲仙”这样的成语据说描述的就是磕药状态，屈原李时珍和竹林七贤是磕药派老祖宗，《离骚》里提到的好几种草都是致幻药，你以为他们炼仙丹在炼什么。从1920年到1960年，再到2000年？（如果真按意识流写，这会儿分明想起张亚东的《我去2000年》，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中文男声唱片，现在2000年都过七年了，听说他在折腾第二张专辑，希望比第一张更好听吧。）也许40年间隔不是一个必然，反正现在看不到有共同理想的人团体起来，人人都是各立山头，不知道是和这个立山头的人缺乏强大的凝聚力有关，还是和90年代以来的个人主义风气严重有关。也有不那么曲高和寡的，几个没脑子的喽罗，跟着个一身江湖气的老大。
倒是没真的怀疑人类是否进步，别把个人幸福感和人类文明进步混为一谈。那感觉就像一种舞步，迈一大步退一小步，迈一大步退一小步，总的来说还是进步的。刚才又看见一句话：“对新科技的反感只是一种自欺行为，佛陀或者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上修行会像坐在莲花座和山顶一样自在。”
前几天看《everyone worth knowing》是《时尚女魔头》作者的第二本书，讲纽约公关圈里的事，虚荣浮华比第一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作者你要真信她弃奢从简才怪。也没必要多说什么，就是一个“小鸡文学”，chick lit.英美文学里的一个专门针对小白领的流派（针对大白领的叫hen lit.）。里面提到一个闺蜜的妈妈，喜欢去报纸推荐的餐馆，最有人气的俱乐部，对女儿有些挑剔，听着怎么有点像我呀。倒是她的女儿因为有这么个妈妈，出于叛逆，就变得不讲究，有点像我妈。你就怀疑，人类真的是在进步吗。前两日，听北大一个神学老师讲，她一在课上念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作品，学生就在下面喘粗气（看来人真正被文学打动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屏声静气），眼泪就要落下来。“最浪漫的文学就在中世纪。”她说。这让我想起以前听李银河在讲座上讲：“浪漫之爱就是源自中世纪的骑士和贵族的已婚妇女之间的无法结合的恋情，因为当时贵族家庭他的继承权一般都是长子继承，次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浪迹天崖，到社会上之后，就追求一个已婚的贵族妇女的爱，这是浪漫爱的源头。爱情就是从中世纪骑士文学中发展出来的。”我问那老师为什么中世纪之后就没有浪漫了？“因为理性呀。”她说。前两天看《布勒东传》里面说到超现实主义团体最看重自由奔放的想象力。这一下让我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由于17世纪以后现代物理学的奠定，理性成了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波及到文学中，理性扼杀了想象力。兰波出现，让很多人激动。布勒东把他看作是对理性反抗的开始，当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一场超现实运动。
“今年夏天玫瑰是蓝色的，树林是玻璃。”——布勒东
超现实主义者尝试用非文学的技术和手段干预写作，包括催眠，拼贴法，梦叙事。拼贴法就是一个写问题，一个写主语，一个写地点什么的，再拼凑在一起，当时那些诗人们的确碰撞出一些惊人的句子，比如“白日是什么？女人裸泳在夜幕低垂时。”或者以假设句开始——“假若马的惟一情人是镣铐，恋人们的心将停止跳动。”十来年前在北青上看过的一个小短文，说他们的当代文学老师在课上带他们做这个游戏，后来整出一句“爱是什么？花朵在楼道里穿行。”有灵魂的句子，在芸芸的选择中，最终那些词会相遇在一起。
“梦叙事”就是起床后在记忆尚未消散时纪录下梦境，布勒东的几个小说故事就是这么发展来的。他们的宣言里说，“精神的平衡是相对的，它除了遵循其它法则外，也会听从来自深夜的建议。”我就看小健崔，玩儿命在纪录他的梦境。以上这些并不是在《布勒东传》上看的，那本书缺乏有趣的细节。乱七八糟看了一堆别的，这几日基本就过得很超现实主义（不超现实），昨晚我梦见我在找一只叫“台斯特”的猫，台斯特先生，是瓦莱里一系列散文中的主人公，瓦莱里是布列东的精神偶像。我只是奇怪我为什么从诸多名字中单记住这个名字。白天的时候它只是一闪而过。我可一点不觉得和他们建立了什么联系，今天一查，梦见猫要破财，我赶紧去消费。一整个三月都没功夫逛商场，买了moschino的比基尼和miu miu的露脚后跟鞋，就盼着夏天到了。
那个圈子磕药嗑得很疯，包括毕加索等你能想见的所有立体派画家，说诗人雅克普雷维因为要见布勒东很激动，赶紧先上两口可卡因。然后又是战争，又是战后上升时期，就到了沃霍的圈子，人人都爱安非它命。仿佛你要想得道成仙得先把自己豁出去。这又让我想起，“得道成仙”“飘飘欲仙”这样的成语据说描述的就是磕药状态，屈原李时珍和竹林七贤是磕药派老祖宗，《离骚》里提到的好几种草都是致幻药，你以为他们炼仙丹在炼什么。从1920年到1960年，再到2000年？（如果真按意识流写，这会儿分明想起张亚东的《我去2000年》，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中文男声唱片，现在2000年都过七年了，听说他在折腾第二张专辑，希望比第一张更好听吧。）也许40年间隔不是一个必然，反正现在看不到有共同理想的人团体起来，人人都是各立山头，不知道是和这个立山头的人缺乏强大的凝聚力有关，还是和90年代以来的个人主义风气严重有关。也有不那么曲高和寡的，几个没脑子的喽罗，跟着个一身江湖气的老大。
倒是没真的怀疑人类是否进步，别把个人幸福感和人类文明进步混为一谈。那感觉就像一种舞步，迈一大步退一小步，迈一大步退一小步，总的来说还是进步的。刚才又看见一句话：“对新科技的反感只是一种自欺行为，佛陀或者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上修行会像坐在莲花座和山顶一样自在。”
中国的第三种可能 from李翔
James Mann是《洛杉矶时报》的中国记者，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和历史学家。在《中国幻想》中，James Mann试图描述中国的第三种可能。在我们所有人关于中国的前景判断中，第一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成功扩张，中国政治会自动实行民主化，人们会得到自由选举、独立司法、人权和民主等。第二种，随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制度的保守之间的矛盾激化，中国将会爆发革命或者其他形式的激烈变革。James Mann想要描述的是第三种可能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是政治却仍然未能改革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本薄书的危言耸听不知道是否受欢迎，但是在亚马逊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 玛格丽特玛格米伦给他写了书评，下面的链接，则是亚洲时报的书评：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IC17Ad03.html
这本薄书的危言耸听不知道是否受欢迎，但是在亚马逊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 玛格丽特玛格米伦给他写了书评，下面的链接，则是亚洲时报的书评：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IC17Ad03.html
3.31.2007
够不到的资本 from黄一琨
要赴海外上市的中国民企们，能够越过刚刚加诸眼前的政策天堑吗？
民企红筹之死
一大笔钱，伸出手却拿不到。2007年，众多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就要面对这种煎熬。 这是个新麻烦。 因为过去两年事情并不是这样——只要你的企业足够优秀，就会有钱砸到你的头上。
由于流动性过剩，中国经济不断被看好，数量庞大的资本向中国流动，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然后以钱生钱。带着这笔钱来的私人股权投资者们（以下简称PE）最青睐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希望投资它们，培育它们，最终带到海外资本市场，自己功成身退并获得丰厚回报。PE们相信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
“我只瞄准民营企业。”磐天中国资本（Pantheon China Acquisition Corp.）合伙人、董事长兼CEO陈大江说。这是一家已经在美国OTCBB市场（一个电子报价系统，显示的是许多没有在美国NASDAQ和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挂牌的OTC证券的价格信息）上市的私募基金，正寻找着年净利润5000万人民币，成长性较好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旦找到合适的对象，磐天就会致力于将它带到海外，最终在NASDAQ上市。2006年全年，一共有86家中国民营企业在境外上市，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13家的上市数量。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机会依然很多。“以前PE会有明确的行业要求，比方说只做IT,或是食品。现在他们有点疯狂，你告诉他们企业过往赚了多少钱，以后会赚多少，算下来如果OK，他们就投。”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凤良说。惟一的变化是一纸文件——“10号文”。 这个由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的“2006年第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挡住了中国民营企业变身海外红筹，迈向海外资本市场的道路。陈大江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下“10号文”，他需要耐心向他选中的企业解释，为什“10号文”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并且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但如果早一年，他只需要进行挑选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就行。
最爱“红筹路”
肖南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是2007年的3月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10号文’是暂时的吧。”肖南是成都岸宝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一家专为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生产纸碗的民营企业。2006年末，他刚制定了企业上市的计划。 肖南为自己的企业选择了红筹上市的融资方式，在他看来，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了给这个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融资，肖南和其他民营企业家一样，像在走迷宫。试试这条道，走不通，那就再尝试另外一条路。 肖南首先发现贷款这条路走不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一直以来只有两家商业银行愿意向他提供贷款。其中一家还不接受现金流和应收帐款做担保，因而能得到的贷款金额很有限。 接着，肖南又尝试和泰国的詹氏家族合作。“那个泰国的老爷子有的是钱，只要告诉他这个行业前景有多好，他就愿意投钱。所以现在我给他股份，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泰国，告诉他公司发展得有多好。”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多到足以支撑企业的长远发展。因而，肖南的计划是，一旦自己的企业发展到销售额2亿、投资收益率25％时就去上市，以募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他合作的泰国企业也是上市公司——这个样本让肖南知道公司上市之后企业的更能如鱼得水。 肖南没有选择国内的A股市场，甚至也没有选择深圳的中小企业板。
“门槛太高，限制也太多。排队排得太长。”他说。而2004年的“王小石案”也让他对进入A股市场信心不足。 “王小石案”中，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涉嫌向申请上市的企业出售发审委委员名单而被逮捕，震动巨大。根据规定，在审核企业上市过程中，只有当参加发审委会议的7名委员中5名同意，才算通过。因此，一些申请上市的企业便想方设法获得审核本企业的委员名单，以便在会议前进行暗箱操作。王小石一案既使得一些希望通过“财经公关”手段抄捷径上市的企业噤若寒蝉，也让一些希望在境内上市，但不得其门而入的民营企业对上市视若畏途。2006年9月，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的AIM二板市场在成都的一场推介会触动了肖南赴英国上市的心思。AIM抛出了诱人条件：对上市公司的行业、融资规模、企业大小均无硬性规定，上市申请文件也不经交易所预先审核，对公司治理也没有要求。 而在英国AIM来中国推销自己前，美国NASDAQ、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等都已在中国向意欲上市的民营企业抛出绣球。 和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大批PE。根据《私人股权情报》（Private Equity Intelligence）的统计，2006年可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PE新增了40家，实际投资130亿美元，新筹142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还显示，大型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KKR等都在中国厉兵秣马，一些著名企业的退休CEO们也亲自带着自己的私募资金来到中国。
肖南很乐观。2006年，他的“岸宝纸业”年销售额达到了2亿元，已经得到了一些境外PE的青睐。 他想从PE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钱。对于他而言，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克服民营企业的短板，比如：管理，全球战略性的视野……然后从一个家族企业变成一个大企业。 PE的确能帮上这个忙。转战了各个国家，他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观察力，而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带给民营企业更开阔的视野。 早肖南一步的汇源果汁已经尝到了红筹路的甜头——这家果汁生产企业于2007年2月23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举融得24亿港元。 在上市之前，汇源进行了几轮融资，法国达能集团、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里基金共同投资汇源果汁2亿多美元，并帮助汇源上市成功。
“产业投资者在销售和研发方面对企业很有帮助，而财务投资者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汇源果汁集团的执行董事路长青说。
与汇源合作的美国华平投资有非常强的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能力；荷兰发展银行在全球农业的研究与发展方面颇有建树，在全球亦投资过大量农业相关类企业。“这些会为我们的发展和决策带来不同的视野。”路长青说。 汇源早在外管局11号文出台时就对政策风险高度关注，并在10号文出台之前搭建完成了红筹上市所需的各种架构。上市成功后，一直困扰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得以缓解。比起几年前为解决资金问题，与德隆合作，将51%的控股权拱手相让，境遇天壤之别。目前，肖南的岸宝纸业不可能像汇源那样幸运了。
“今年我还不着急，如果明年后年还这样，那我要急死了。”肖南说。
“10号文”
“10号文”会是红筹模式的终结者吗？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海外上市，通常以个人名义在开曼群岛、维京、百慕大等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再以境内股权或资产对SPV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然后以SPV公司的名义在境外上市。这就是著名的红筹模式。 看起来颇费周折和钱财，不过，在民营企业家眼里，这一点都不算是赔钱的买卖。因为这样能够规避掉监管机构的诸多限制，省去漫长的审批时间，并且不用面对那些暧昧不清的“潜规则”。
与在香港联交所H股直接上市相比，红筹模式的优势首先在于没有规模门槛的“456”限制——即要在海外H股市的企业，净资产不得少于4亿元人民币，上一年度的税后利润不得低于6000万人民币，并需要显示出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红筹股公司的资产运作较H股公司更为自由，H股公司的资产运作要受到来自内地多个政府部门的限制。 嘉富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在其《2006年中国企业海外市场IPO研究报告》中说：“2006年中国企业海外IPO大部分都采用了红筹的方式，共计81家，全部为民营企业。”然而，监管机构越来越难以容忍庞大的红筹上市队伍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三年前，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领衔组织题为《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最后的报告中列出数字：2004年第一季度，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分别排行第2、第7和第9位。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些官员的资金一般都是通过“可信赖”的离岸公司向外转移的。该报告试图说服监管机构，通过红筹模式，有太多资金不在他们的监管之内，后果是，大量资金外逃，公司欺诈，转嫁金融风险…… 梅新育的研究报告在2004年年中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温家宝总理分别给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银监会主席作批示，黄菊副总理则批示给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于是，2005年上半年，外管局连续出台“11号文”和“29号文”封杀红筹模式。此举引起了业界的激烈反应,当年11月，外管局又出台“75号文”，一改“11号文”和“9号文”中的严厉态度。政府部门在与此文同时出炉的新闻通稿中表态说，允许境内企业通过红筹方式融资。不过，就在适度为红筹“放闸”还不到1年，商务部“10号”文出台，适度放开的口子重新收紧。
掣肘
“10号文”让很多民企在海外红筹路上踯躅不前。过去境内企业以外资名义到境内投资或到境外设立SPV公司再返程投资时，除了特定行业或投资金额大，要到商务部申请审批外，一般由省级审批机关审批即可，现在权力尽收商务部。设立SPV公司的审批主导权也由外汇管理局转移到商务部。SPV公司其后不管是现金并购或换股并购（以股权作支付手段），也都需由商务部审批。 而长期以来对海外红筹上市未得置喙的中国证监会也在10号文中扩展了自己的权力——SPV公司境外上市交易，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从11号文到10号文，呈现的仍然是中国式的监管特色——部门关门立法，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力。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表示，自己认同政府监管的初衷，“惟一的问题是在那些不涉及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不涉及国有股权、不涉及上市公司、也不存在恶意外汇出逃或资产转移的案例中，政府是否还有必要东一个规定西一个规定，左一个槛右一个槛，弄得正常的交易无法推进，私人对于私有股权的正常处分权无法实施？”“我理解政府部门想要监控腐败官员的资金外逃渠道，但是难道这些人还会通过SPV公司返程投资吗？”嘉富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一刀切式的监管思路，使得民营企业海外上市难度骤增。郑锦桥说，10号文出台后，SPV公司返程收购及上市，光提交给中国证监会国际部的文件就增加了16个。整个上市过程增加成本300万到500万人民币。 文件的不明晰，缺乏操作说明也让业内人士困惑不已，上市周期不确定性增加。
“围绕相关的法律问题你咨询10个律师可能至少会得到5个不同的答案。”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说：“as clear as mud，象泥巴一样透明。” 此外，10号文的一些规定几无操作可能。比如目前SPV公司返程收购国内公司资产的时候，主流方式是采用换股，以弥足收购资金不足，并且节省交易成本。而10号文规定，SPV公司必须在一年之内实现境外上市，如果一年之内不能上市，商务部的批准自动失效，境内企业股权结构恢复至并购前，也就是企业之前付诸的所有努力瞬间归零。
“企业上市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上市时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市场状况，怎么可能硬性规定企业的上市预备时间呢？”郑锦桥说。事实也加剧了业内人士的担忧——从文件正式实施那天起，还没有一家意欲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获准放行。甚至是红筹上市的第一步——申请设立SPV公司，在全国范围都未有一家获批复。
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申林平律师分析说，政府根本不鼓励优质的民营企业去海外上市。“前些年A股市场很不好，新股停发，所以监管机构可以容忍境外上市。现在A股市场很‘火’，所以政府想让好的企业回来”他说。前几年，他编写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实务》，现在，他认为是时候编《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法律实务》了。而他的很多同行也在为迎接企业A股上市而带来的市场机遇做准备。 刘凤良现在的客户中还有一部分仍苦苦寻求境外上市的道路。他在“10号文”出台之前给他的客户都出具意见说：不论“10号文”内容如何，都要抢在9月8日生效前先完成红筹重组的整个境内审批过程。有些客户这样做了，于是现在不再受“10号文”的限制，并可以顺利境外上市；而另一些对“10号文”信心满满的客户，原本的上市计划付之阙如，懊恼不已。 他的一个客户是一家去年年利润达到9.8亿元的有色金属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一度追着这家企业要求贷款。而从去年年底开始，银根紧缩，银行纷纷要求提前还贷，而贷款都已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原本的海外上市计划已成泡影，企业即将迎来发展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
绕道
“商人总是有办法的！”肖南说。比他先行一步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在想办法了。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迷宫中的另一堵墙。换一个走法，终究会走通，只是不知道要费多少曲折。而刘凤良的客户担心的，正是这种曲折。1998年，春都集团的董事长高凤来为了公司能在境内上市，亲自来到北京来，每天早上7点就到中国证监会，给每个办公室都打上水，走廊也扫得干干净净，这样坚持了很久，才疏通了高层关系。刘凤良回忆说。而现在刘凤良为了客户要绞尽脑汁的，是要想出如何通过法律方式，绕过“10号文”。“如果境内企业已经是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就不再适用‘10号文’。有关公司股权重组，则要适用原经贸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若干规定。因此，很多企业就是利用这个政策空间，利用已经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个壳资源。”他说。这是他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或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是合作企业）将外资先引进来，然后等待商务部关于适用‘10号文’的审批。”这是另外一个无奈的办法。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个无奈的办法风险很大。PE们投资企业后，退出的主要途径就是让这个企业上市，一旦没有了退出途径，PE们对于是否投资就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的估值水平就会降低很多。很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的资金，不得已只能接受这样低的估值，等于是贱卖了。”刘凤良解释说。而他已经见证了几个企业“贱卖”的过程，“协议签完，那些企业的老总都说不出是在笑还是在哭。”比这招更险的棋还有。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执行董事孙飞自称自己能够让民营企业顺利海外上市，他并不多透露细节，只是在记者采访他时，他仍频繁地接着电话，以安排几位领导的会面。另外，在记者采访中也遇到几名企业家觉得自己能量不小，可以上下活动，以获得境外上市的机会。10号文如一道堤坝，拦腰斩断了中国民营企业海外上市的潮流。这给商务部外资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位业内人士说，自己曾就此事与商务部外资司主管官员交流，该官员表示，一刀切的“10号文”确实有其问题，而众多正处于慢慢审批过程中的民营企业也动员了各种游说力量，希望“闯关”成功。这让外资司压力倍增。但是由于高层批示在先，目前实际操作部门不敢有半步僭越。“目前我们手头的客户都是在10号文之前完成各项准备的企业，其他的只能等等看。”王冉说。作为财务顾问，嘉富诚国际资本公司的客户也因为10号文，呈现苦乐不均的状况。“南方的一些企业比较超前，早几年已经完成了SPV的设立，不用受10号文的限制，而内地的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等待。”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困扰企业家和律师们的这些问题也在困扰着PE们，当然他们的日子要好过一些。 而更多的PE以后也许会考虑让自己投资的企业直接在中国A股上市。全流通问题的正在逐步解决，国内上市公司市盈率颇高，这让PE选择中国股市变得可以接受，即使进入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也是一见有利可图的事情。
“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会把携程带到NASDAQ上市了”红杉资本中国合伙人沈南鹏说，这位先后带领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海外上市的投资人坚持认为，“10号文”并不会给海外PE们带来什么困扰。 另一家来自美国的PE——堡航集团（Shipston Group）副总裁王文勇也同样认为，中国股市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强迫企业在A股上市，就像不能强迫别人爱你一样。企业自己会有理性，如果A股市场确实好，他自然会作出选择。”王文勇说。“10号文”对于他而言是个十分不好的信号，而且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境外资本对中国的假设——在新兴市场国家，最大的风险是政策不确定。但是王文勇说，堡航集团依然准备将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国家的投资逐步退出，筹措1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进入中国。
如果
现在，业界正在翘首等待三套法规的颁布，它们分别是《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管理办法》、《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10号文”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有关成立涉及跨境交易的独立审批和协调机构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企业能上市，那么我们的年营业额能够达到10亿以上。”肖南说。他现在的年营业额在2亿左右。
“如果联想没有在美国上市，那么它就不可能收购IBM”。路长青说，他所在的公司“汇源”已经在香港上市，并瞄准了整个亚洲市场。“如果‘汇源’在今后依然能够有个宽松的环境，在资本市场上搏杀，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那么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可口可乐’”刘凤良说，他已经看过太多的企业由于被政策束缚住手脚而死去。 如果只是如果，未来依然需要等待待……
民企红筹之死
一大笔钱，伸出手却拿不到。2007年，众多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就要面对这种煎熬。 这是个新麻烦。 因为过去两年事情并不是这样——只要你的企业足够优秀，就会有钱砸到你的头上。
由于流动性过剩，中国经济不断被看好，数量庞大的资本向中国流动，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然后以钱生钱。带着这笔钱来的私人股权投资者们（以下简称PE）最青睐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希望投资它们，培育它们，最终带到海外资本市场，自己功成身退并获得丰厚回报。PE们相信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
“我只瞄准民营企业。”磐天中国资本（Pantheon China Acquisition Corp.）合伙人、董事长兼CEO陈大江说。这是一家已经在美国OTCBB市场（一个电子报价系统，显示的是许多没有在美国NASDAQ和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挂牌的OTC证券的价格信息）上市的私募基金，正寻找着年净利润5000万人民币，成长性较好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旦找到合适的对象，磐天就会致力于将它带到海外，最终在NASDAQ上市。2006年全年，一共有86家中国民营企业在境外上市，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13家的上市数量。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机会依然很多。“以前PE会有明确的行业要求，比方说只做IT,或是食品。现在他们有点疯狂，你告诉他们企业过往赚了多少钱，以后会赚多少，算下来如果OK，他们就投。”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凤良说。惟一的变化是一纸文件——“10号文”。 这个由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的“2006年第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挡住了中国民营企业变身海外红筹，迈向海外资本市场的道路。陈大江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下“10号文”，他需要耐心向他选中的企业解释，为什“10号文”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并且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但如果早一年，他只需要进行挑选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就行。
最爱“红筹路”
肖南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是2007年的3月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10号文’是暂时的吧。”肖南是成都岸宝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一家专为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生产纸碗的民营企业。2006年末，他刚制定了企业上市的计划。 肖南为自己的企业选择了红筹上市的融资方式，在他看来，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了给这个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融资，肖南和其他民营企业家一样，像在走迷宫。试试这条道，走不通，那就再尝试另外一条路。 肖南首先发现贷款这条路走不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一直以来只有两家商业银行愿意向他提供贷款。其中一家还不接受现金流和应收帐款做担保，因而能得到的贷款金额很有限。 接着，肖南又尝试和泰国的詹氏家族合作。“那个泰国的老爷子有的是钱，只要告诉他这个行业前景有多好，他就愿意投钱。所以现在我给他股份，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泰国，告诉他公司发展得有多好。”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多到足以支撑企业的长远发展。因而，肖南的计划是，一旦自己的企业发展到销售额2亿、投资收益率25％时就去上市，以募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他合作的泰国企业也是上市公司——这个样本让肖南知道公司上市之后企业的更能如鱼得水。 肖南没有选择国内的A股市场，甚至也没有选择深圳的中小企业板。
“门槛太高，限制也太多。排队排得太长。”他说。而2004年的“王小石案”也让他对进入A股市场信心不足。 “王小石案”中，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涉嫌向申请上市的企业出售发审委委员名单而被逮捕，震动巨大。根据规定，在审核企业上市过程中，只有当参加发审委会议的7名委员中5名同意，才算通过。因此，一些申请上市的企业便想方设法获得审核本企业的委员名单，以便在会议前进行暗箱操作。王小石一案既使得一些希望通过“财经公关”手段抄捷径上市的企业噤若寒蝉，也让一些希望在境内上市，但不得其门而入的民营企业对上市视若畏途。2006年9月，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的AIM二板市场在成都的一场推介会触动了肖南赴英国上市的心思。AIM抛出了诱人条件：对上市公司的行业、融资规模、企业大小均无硬性规定，上市申请文件也不经交易所预先审核，对公司治理也没有要求。 而在英国AIM来中国推销自己前，美国NASDAQ、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等都已在中国向意欲上市的民营企业抛出绣球。 和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大批PE。根据《私人股权情报》（Private Equity Intelligence）的统计，2006年可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PE新增了40家，实际投资130亿美元，新筹142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还显示，大型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KKR等都在中国厉兵秣马，一些著名企业的退休CEO们也亲自带着自己的私募资金来到中国。
肖南很乐观。2006年，他的“岸宝纸业”年销售额达到了2亿元，已经得到了一些境外PE的青睐。 他想从PE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钱。对于他而言，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克服民营企业的短板，比如：管理，全球战略性的视野……然后从一个家族企业变成一个大企业。 PE的确能帮上这个忙。转战了各个国家，他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观察力，而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带给民营企业更开阔的视野。 早肖南一步的汇源果汁已经尝到了红筹路的甜头——这家果汁生产企业于2007年2月23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一举融得24亿港元。 在上市之前，汇源进行了几轮融资，法国达能集团、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里基金共同投资汇源果汁2亿多美元，并帮助汇源上市成功。
“产业投资者在销售和研发方面对企业很有帮助，而财务投资者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汇源果汁集团的执行董事路长青说。
与汇源合作的美国华平投资有非常强的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能力；荷兰发展银行在全球农业的研究与发展方面颇有建树，在全球亦投资过大量农业相关类企业。“这些会为我们的发展和决策带来不同的视野。”路长青说。 汇源早在外管局11号文出台时就对政策风险高度关注，并在10号文出台之前搭建完成了红筹上市所需的各种架构。上市成功后，一直困扰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得以缓解。比起几年前为解决资金问题，与德隆合作，将51%的控股权拱手相让，境遇天壤之别。目前，肖南的岸宝纸业不可能像汇源那样幸运了。
“今年我还不着急，如果明年后年还这样，那我要急死了。”肖南说。
“10号文”
“10号文”会是红筹模式的终结者吗？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海外上市，通常以个人名义在开曼群岛、维京、百慕大等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再以境内股权或资产对SPV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然后以SPV公司的名义在境外上市。这就是著名的红筹模式。 看起来颇费周折和钱财，不过，在民营企业家眼里，这一点都不算是赔钱的买卖。因为这样能够规避掉监管机构的诸多限制，省去漫长的审批时间，并且不用面对那些暧昧不清的“潜规则”。
与在香港联交所H股直接上市相比，红筹模式的优势首先在于没有规模门槛的“456”限制——即要在海外H股市的企业，净资产不得少于4亿元人民币，上一年度的税后利润不得低于6000万人民币，并需要显示出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红筹股公司的资产运作较H股公司更为自由，H股公司的资产运作要受到来自内地多个政府部门的限制。 嘉富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在其《2006年中国企业海外市场IPO研究报告》中说：“2006年中国企业海外IPO大部分都采用了红筹的方式，共计81家，全部为民营企业。”然而，监管机构越来越难以容忍庞大的红筹上市队伍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三年前，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领衔组织题为《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最后的报告中列出数字：2004年第一季度，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分别排行第2、第7和第9位。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些官员的资金一般都是通过“可信赖”的离岸公司向外转移的。该报告试图说服监管机构，通过红筹模式，有太多资金不在他们的监管之内，后果是，大量资金外逃，公司欺诈，转嫁金融风险…… 梅新育的研究报告在2004年年中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温家宝总理分别给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银监会主席作批示，黄菊副总理则批示给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
于是，2005年上半年，外管局连续出台“11号文”和“29号文”封杀红筹模式。此举引起了业界的激烈反应,当年11月，外管局又出台“75号文”，一改“11号文”和“9号文”中的严厉态度。政府部门在与此文同时出炉的新闻通稿中表态说，允许境内企业通过红筹方式融资。不过，就在适度为红筹“放闸”还不到1年，商务部“10号”文出台，适度放开的口子重新收紧。
掣肘
“10号文”让很多民企在海外红筹路上踯躅不前。过去境内企业以外资名义到境内投资或到境外设立SPV公司再返程投资时，除了特定行业或投资金额大，要到商务部申请审批外，一般由省级审批机关审批即可，现在权力尽收商务部。设立SPV公司的审批主导权也由外汇管理局转移到商务部。SPV公司其后不管是现金并购或换股并购（以股权作支付手段），也都需由商务部审批。 而长期以来对海外红筹上市未得置喙的中国证监会也在10号文中扩展了自己的权力——SPV公司境外上市交易，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从11号文到10号文，呈现的仍然是中国式的监管特色——部门关门立法，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力。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表示，自己认同政府监管的初衷，“惟一的问题是在那些不涉及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不涉及国有股权、不涉及上市公司、也不存在恶意外汇出逃或资产转移的案例中，政府是否还有必要东一个规定西一个规定，左一个槛右一个槛，弄得正常的交易无法推进，私人对于私有股权的正常处分权无法实施？”“我理解政府部门想要监控腐败官员的资金外逃渠道，但是难道这些人还会通过SPV公司返程投资吗？”嘉富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一刀切式的监管思路，使得民营企业海外上市难度骤增。郑锦桥说，10号文出台后，SPV公司返程收购及上市，光提交给中国证监会国际部的文件就增加了16个。整个上市过程增加成本300万到500万人民币。 文件的不明晰，缺乏操作说明也让业内人士困惑不已，上市周期不确定性增加。
“围绕相关的法律问题你咨询10个律师可能至少会得到5个不同的答案。”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说：“as clear as mud，象泥巴一样透明。” 此外，10号文的一些规定几无操作可能。比如目前SPV公司返程收购国内公司资产的时候，主流方式是采用换股，以弥足收购资金不足，并且节省交易成本。而10号文规定，SPV公司必须在一年之内实现境外上市，如果一年之内不能上市，商务部的批准自动失效，境内企业股权结构恢复至并购前，也就是企业之前付诸的所有努力瞬间归零。
“企业上市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上市时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市场状况，怎么可能硬性规定企业的上市预备时间呢？”郑锦桥说。事实也加剧了业内人士的担忧——从文件正式实施那天起，还没有一家意欲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获准放行。甚至是红筹上市的第一步——申请设立SPV公司，在全国范围都未有一家获批复。
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申林平律师分析说，政府根本不鼓励优质的民营企业去海外上市。“前些年A股市场很不好，新股停发，所以监管机构可以容忍境外上市。现在A股市场很‘火’，所以政府想让好的企业回来”他说。前几年，他编写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法律实务》，现在，他认为是时候编《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法律实务》了。而他的很多同行也在为迎接企业A股上市而带来的市场机遇做准备。 刘凤良现在的客户中还有一部分仍苦苦寻求境外上市的道路。他在“10号文”出台之前给他的客户都出具意见说：不论“10号文”内容如何，都要抢在9月8日生效前先完成红筹重组的整个境内审批过程。有些客户这样做了，于是现在不再受“10号文”的限制，并可以顺利境外上市；而另一些对“10号文”信心满满的客户，原本的上市计划付之阙如，懊恼不已。 他的一个客户是一家去年年利润达到9.8亿元的有色金属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一度追着这家企业要求贷款。而从去年年底开始，银根紧缩，银行纷纷要求提前还贷，而贷款都已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原本的海外上市计划已成泡影，企业即将迎来发展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
绕道
“商人总是有办法的！”肖南说。比他先行一步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在想办法了。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迷宫中的另一堵墙。换一个走法，终究会走通，只是不知道要费多少曲折。而刘凤良的客户担心的，正是这种曲折。1998年，春都集团的董事长高凤来为了公司能在境内上市，亲自来到北京来，每天早上7点就到中国证监会，给每个办公室都打上水，走廊也扫得干干净净，这样坚持了很久，才疏通了高层关系。刘凤良回忆说。而现在刘凤良为了客户要绞尽脑汁的，是要想出如何通过法律方式，绕过“10号文”。“如果境内企业已经是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就不再适用‘10号文’。有关公司股权重组，则要适用原经贸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若干规定。因此，很多企业就是利用这个政策空间，利用已经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个壳资源。”他说。这是他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或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是合作企业）将外资先引进来，然后等待商务部关于适用‘10号文’的审批。”这是另外一个无奈的办法。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个无奈的办法风险很大。PE们投资企业后，退出的主要途径就是让这个企业上市，一旦没有了退出途径，PE们对于是否投资就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的估值水平就会降低很多。很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的资金，不得已只能接受这样低的估值，等于是贱卖了。”刘凤良解释说。而他已经见证了几个企业“贱卖”的过程，“协议签完，那些企业的老总都说不出是在笑还是在哭。”比这招更险的棋还有。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执行董事孙飞自称自己能够让民营企业顺利海外上市，他并不多透露细节，只是在记者采访他时，他仍频繁地接着电话，以安排几位领导的会面。另外，在记者采访中也遇到几名企业家觉得自己能量不小，可以上下活动，以获得境外上市的机会。10号文如一道堤坝，拦腰斩断了中国民营企业海外上市的潮流。这给商务部外资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位业内人士说，自己曾就此事与商务部外资司主管官员交流，该官员表示，一刀切的“10号文”确实有其问题，而众多正处于慢慢审批过程中的民营企业也动员了各种游说力量，希望“闯关”成功。这让外资司压力倍增。但是由于高层批示在先，目前实际操作部门不敢有半步僭越。“目前我们手头的客户都是在10号文之前完成各项准备的企业，其他的只能等等看。”王冉说。作为财务顾问，嘉富诚国际资本公司的客户也因为10号文，呈现苦乐不均的状况。“南方的一些企业比较超前，早几年已经完成了SPV的设立，不用受10号文的限制，而内地的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等待。”公司董事长郑锦桥说。困扰企业家和律师们的这些问题也在困扰着PE们，当然他们的日子要好过一些。 而更多的PE以后也许会考虑让自己投资的企业直接在中国A股上市。全流通问题的正在逐步解决，国内上市公司市盈率颇高，这让PE选择中国股市变得可以接受，即使进入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也是一见有利可图的事情。
“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会把携程带到NASDAQ上市了”红杉资本中国合伙人沈南鹏说，这位先后带领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海外上市的投资人坚持认为，“10号文”并不会给海外PE们带来什么困扰。 另一家来自美国的PE——堡航集团（Shipston Group）副总裁王文勇也同样认为，中国股市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强迫企业在A股上市，就像不能强迫别人爱你一样。企业自己会有理性，如果A股市场确实好，他自然会作出选择。”王文勇说。“10号文”对于他而言是个十分不好的信号，而且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境外资本对中国的假设——在新兴市场国家，最大的风险是政策不确定。但是王文勇说，堡航集团依然准备将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国家的投资逐步退出，筹措1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进入中国。
如果
现在，业界正在翘首等待三套法规的颁布，它们分别是《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管理办法》、《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10号文”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有关成立涉及跨境交易的独立审批和协调机构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企业能上市，那么我们的年营业额能够达到10亿以上。”肖南说。他现在的年营业额在2亿左右。
“如果联想没有在美国上市，那么它就不可能收购IBM”。路长青说，他所在的公司“汇源”已经在香港上市，并瞄准了整个亚洲市场。“如果‘汇源’在今后依然能够有个宽松的环境，在资本市场上搏杀，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那么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可口可乐’”刘凤良说，他已经看过太多的企业由于被政策束缚住手脚而死去。 如果只是如果，未来依然需要等待待……
3.29.2007
他说from叶滢
做艺术是在坚持?如果你爱一个姑娘，你在大冷天等她四个小时，你会觉得是在坚持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真喜欢做这个，就别说什么坚持。
别信他们说的什么香港是文化的沙漠。香港是中国文化仅有的几小片儿绿洲，49年以后，仅有的几根紫檀都戳在那儿了。国内剩下的几根都成空心紫檀了。
那些研究海德格尔尼采的，自觉高人一等，其实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自己有什么呀，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当然看不上其他的什么代理人了．你们这些媒体，这些小知识分子，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中国人玩的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也不管是传的什么花。其实传的就是一把烂花儿。想明白的人就在一边儿不掺和这个局。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最大的想法是哪天能力够了，也参与这个游戏，但悄悄把你丫这把烂花换了，大家还不知不觉。这就是王朔的本事，他不知不觉就把那把烂花换了，换成他的语言，游戏还在继续，但他已经把原来的那套给解构了。
是不是国破人就亡了，你看战后的日本，黑泽明、安藤忠雄、三宅一生都是战后的，人家怎么就没有亡呢？国家再怎么样，个人该做什么还是可以做什么。国家和祖国是两个概念，国家是政治概念，祖国是我是哪儿来的，这个是变不了的。他们就常常把概念给偷换了。
政治正确，那是美国的事儿，人家的政治在那儿了，这词儿在中国行不通．我最讨厌那些留洋回来的二道贩子，中国谈这个还远着呢，都是在给利益集团说话．
你看陈凯歌，他就戳在那儿了，在嘎纳得奖双手举起来，就再没下来过，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给台阶下呢？这些都是幻觉，都是提醒我的，以后不能那个样子．
是凯鲁亚克说的吧，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记得这句话。
…………
他说了那么多话，句句都戳在那儿，我只能说，你的话说得太通了，这么正确，反而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你跟自己在那儿死磕，累不累呀？我说，你就造了一玻璃房子，自己在里面使劲练功呢。
他不累才怪，几乎要疯了，想不通的时候，一个多月睡不着，吃安眠药又有反应，自比是电脑硬盘崩溃了．他把身份证放在家里，在高速公路上怒走，被撞上了，司机也是不用偿命的。或者跑到山里住几个月，自己跟自己在那儿修行。
他姐姐让他不要恃善行凶，大概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高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他说他要拍的巨牛逼的电影，听上去就是给所谓的大众一个大嘴巴。用他的疯狂的玩笑，说的是人都不愿承认的真理。
他说他的伟大爱情，听上去有点像一场闹剧，他说的时候那么认真，他说，我没有那个女的敢，或许我错过了一场伟大的爱情。
你以为屈原是为什么投江，你以为他是因为失宠吗？你们太小看他了。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听说我疯了，你们要相信，我不是和他们丫的争什么名利疯了，我是在自己的路上疯了。
不疯魔不成佛，或许智慧与疯狂中间的距离就只有那么一点。他倒是勇敢，我说，在成为紫檀之前，还是控制住吧，先别疯了。
别信他们说的什么香港是文化的沙漠。香港是中国文化仅有的几小片儿绿洲，49年以后，仅有的几根紫檀都戳在那儿了。国内剩下的几根都成空心紫檀了。
那些研究海德格尔尼采的，自觉高人一等，其实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自己有什么呀，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当然看不上其他的什么代理人了．你们这些媒体，这些小知识分子，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中国人玩的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也不管是传的什么花。其实传的就是一把烂花儿。想明白的人就在一边儿不掺和这个局。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最大的想法是哪天能力够了，也参与这个游戏，但悄悄把你丫这把烂花换了，大家还不知不觉。这就是王朔的本事，他不知不觉就把那把烂花换了，换成他的语言，游戏还在继续，但他已经把原来的那套给解构了。
是不是国破人就亡了，你看战后的日本，黑泽明、安藤忠雄、三宅一生都是战后的，人家怎么就没有亡呢？国家再怎么样，个人该做什么还是可以做什么。国家和祖国是两个概念，国家是政治概念，祖国是我是哪儿来的，这个是变不了的。他们就常常把概念给偷换了。
政治正确，那是美国的事儿，人家的政治在那儿了，这词儿在中国行不通．我最讨厌那些留洋回来的二道贩子，中国谈这个还远着呢，都是在给利益集团说话．
你看陈凯歌，他就戳在那儿了，在嘎纳得奖双手举起来，就再没下来过，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给台阶下呢？这些都是幻觉，都是提醒我的，以后不能那个样子．
是凯鲁亚克说的吧，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记得这句话。
…………
他说了那么多话，句句都戳在那儿，我只能说，你的话说得太通了，这么正确，反而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你跟自己在那儿死磕，累不累呀？我说，你就造了一玻璃房子，自己在里面使劲练功呢。
他不累才怪，几乎要疯了，想不通的时候，一个多月睡不着，吃安眠药又有反应，自比是电脑硬盘崩溃了．他把身份证放在家里，在高速公路上怒走，被撞上了，司机也是不用偿命的。或者跑到山里住几个月，自己跟自己在那儿修行。
他姐姐让他不要恃善行凶，大概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高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他说他要拍的巨牛逼的电影，听上去就是给所谓的大众一个大嘴巴。用他的疯狂的玩笑，说的是人都不愿承认的真理。
他说他的伟大爱情，听上去有点像一场闹剧，他说的时候那么认真，他说，我没有那个女的敢，或许我错过了一场伟大的爱情。
你以为屈原是为什么投江，你以为他是因为失宠吗？你们太小看他了。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听说我疯了，你们要相信，我不是和他们丫的争什么名利疯了，我是在自己的路上疯了。
不疯魔不成佛，或许智慧与疯狂中间的距离就只有那么一点。他倒是勇敢，我说，在成为紫檀之前，还是控制住吧，先别疯了。
3.25.2007
我拒绝从“地域性”角度谈论管理（续）from孙景华
当一个学生谈论起管理时，一般来说，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什么是管理”？
但是，当一个企业主谈论起管理时，一般来说，常常是问“我的某个问题，如何通过管理来解决？”，而绝不会问什么是管理。
显然，“什么是管理”和“管理究竟解决什么问题”之间，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后者是我们今天常常说起的“问题导向”或“结果导向”，那么，前者代表是什么哪？我说不好，我想，好听点的说法，叫所谓的学术性思维，难听些的说法，叫做八股文式的思维。
因此，管理的第一个问题是：“管理，准备实现什么成果”？而不是“什么是管理”或其它不着边际的问题。
每一项新理论或管理技术，都必须回答“成果是什么”，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管理实践的意义。假如你提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时，你必须回答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你不能回避的、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你不能想当然的说，人人讲究贡献，并且和谐相处，那么，管理所期待的成果，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它不是管理，而是乌托邦。
所以，至少，你得首先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最好，能够同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即使不能够如此，那么，正确的提出一个管理问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管理成就，早前，我从成果的角度判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曾仕强老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只实现个人成果，却并不实现组织成果”。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学科性、艺术性之争----我的意思是：管理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即使你认为民族或文化背景，对于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只代表着这样一个有价值问题的出现，即：世界各地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着管理的？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式管理的诞生。
我憎恶“大专辩论式”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常常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硬生生的一分为二，并且以“假象敌”的方式展开讨论，所以，我恶狠狠的把它冠之以“革命理论”或是其它的说法，因为，它隐含了一个恶劣的假设：假如没有了（或找不到）敌人，你就失去了工作（斗争）的方向。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有着大量的血汗工厂，企业主常常无可奈何的说：出于产品成本的考虑，剥削工人是不得已的事情----确实，按照马伟人的说法，对此现状，解决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无产者联合起来”，造资本家的反，事实上，造反理论或革命理论，带给社会的伤害和动荡，一点都不比剥削工人更少。
看看泰勒是如何解决“减少劳动时间、工资不降反升”的吧----仅仅依靠“动作更合理、时间更紧凑”，就使得在相同工作时间内，生产率得出了大幅度的提升，它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于是，不必依靠一种造反或一种革命，“劳动时间更短、薪水大幅增加”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才是管理的贡献。
因此，我的意思是：管理，必须为成果而工作，否则，管理学将等同于“修养学、励志学”或其它的某些人文学科。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三种思维方式，值得怀疑甚至是憎恶，一种是“打包式”，譬如“假冒伪劣”本来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凡，你将其中一个问题拆分出来说，都有可能获得很有价值的问题或成就，但中国人却把它们连在一起了，体现出了模糊性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是将修养或励志，等同于管理，我曾见过一个咨询师的恶劣说法：假如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必定会解决你的问题，他的潜台词是：你的失败，是源自于你没按我的话去做----这已经不能说是恶劣了，而是可以称之为蛮不讲理和胡说八道了。
第三种就是“一分为二法”了，个人修养或修为层面上，“一分为二”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它有助于反思反省、甚至是有助于心理调节，但是，对于管理学来说，却是典型的伤害，因为，它恰好把有价值的问题给淹没了。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假如不能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思考管理问题，你几乎没有可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就，至少，你将浪费掉大量的个人宝贵时间----对于学者和企业主来说，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但是，当一个企业主谈论起管理时，一般来说，常常是问“我的某个问题，如何通过管理来解决？”，而绝不会问什么是管理。
显然，“什么是管理”和“管理究竟解决什么问题”之间，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后者是我们今天常常说起的“问题导向”或“结果导向”，那么，前者代表是什么哪？我说不好，我想，好听点的说法，叫所谓的学术性思维，难听些的说法，叫做八股文式的思维。
因此，管理的第一个问题是：“管理，准备实现什么成果”？而不是“什么是管理”或其它不着边际的问题。
每一项新理论或管理技术，都必须回答“成果是什么”，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管理实践的意义。假如你提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时，你必须回答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你不能回避的、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你不能想当然的说，人人讲究贡献，并且和谐相处，那么，管理所期待的成果，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它不是管理，而是乌托邦。
所以，至少，你得首先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最好，能够同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然，即使不能够如此，那么，正确的提出一个管理问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管理成就，早前，我从成果的角度判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曾仕强老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只实现个人成果，却并不实现组织成果”。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学科性、艺术性之争----我的意思是：管理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即使你认为民族或文化背景，对于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只代表着这样一个有价值问题的出现，即：世界各地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着管理的？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式管理的诞生。
我憎恶“大专辩论式”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常常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硬生生的一分为二，并且以“假象敌”的方式展开讨论，所以，我恶狠狠的把它冠之以“革命理论”或是其它的说法，因为，它隐含了一个恶劣的假设：假如没有了（或找不到）敌人，你就失去了工作（斗争）的方向。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有着大量的血汗工厂，企业主常常无可奈何的说：出于产品成本的考虑，剥削工人是不得已的事情----确实，按照马伟人的说法，对此现状，解决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无产者联合起来”，造资本家的反，事实上，造反理论或革命理论，带给社会的伤害和动荡，一点都不比剥削工人更少。
看看泰勒是如何解决“减少劳动时间、工资不降反升”的吧----仅仅依靠“动作更合理、时间更紧凑”，就使得在相同工作时间内，生产率得出了大幅度的提升，它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于是，不必依靠一种造反或一种革命，“劳动时间更短、薪水大幅增加”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才是管理的贡献。
因此，我的意思是：管理，必须为成果而工作，否则，管理学将等同于“修养学、励志学”或其它的某些人文学科。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三种思维方式，值得怀疑甚至是憎恶，一种是“打包式”，譬如“假冒伪劣”本来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凡，你将其中一个问题拆分出来说，都有可能获得很有价值的问题或成就，但中国人却把它们连在一起了，体现出了模糊性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是将修养或励志，等同于管理，我曾见过一个咨询师的恶劣说法：假如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必定会解决你的问题，他的潜台词是：你的失败，是源自于你没按我的话去做----这已经不能说是恶劣了，而是可以称之为蛮不讲理和胡说八道了。
第三种就是“一分为二法”了，个人修养或修为层面上，“一分为二”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它有助于反思反省、甚至是有助于心理调节，但是，对于管理学来说，却是典型的伤害，因为，它恰好把有价值的问题给淹没了。
因此，管理的问题，是开始于“问题”，终止于“成果”----假如不能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思考管理问题，你几乎没有可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就，至少，你将浪费掉大量的个人宝贵时间----对于学者和企业主来说，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3.22.2007
企业“真实的产品”from孙景华
企业需要基于生活方式的三要素——观念、时间、空间——重新定义企业的产品是什么
商业的生活方式时代
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透过“有形产品”，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无形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企业“真实的产品”。我们只要看看耐克公司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运动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就会发现耐克公司其实并不是一家提供“运动鞋”的企业，而是提供一种“运动”生活方式的公司。洗衣机公司的产品是洗衣机吗？不是，它的实质是将人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称它为解放“一双劳动的手”的产品。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需要感受生活细节而重新回归必要的家务劳动，那么，一大批消灭家务劳动或代替“一双劳动的手”的自动化产品，都将在市场上消失。
在未来，每一个企业都需要基于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企业的产品是什么。那么，企业如何基于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产品？“观念、时间、空间”构成了生活方式的三要素，企业可以依据它们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产品。
生活方式要素之一：观念
首先，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总是因某种生活观念的共识而引发，企业需要基于“生活观念”重新定义产品。
在过去，假如有人敢如此夸口地说：有一种产品，可以满足全世界所有顾客的共同消费需求，那么，一定会被认为是疯狂的天方夜谭。但事实上，假如“快乐”能够成为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全球的每一个人都将会是它的顾客，因为没有人会拒绝快乐。是的，迪斯尼动画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他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一种基于快乐的生活方式：“迪斯尼所带给你的将全部是快乐的回忆，无论什么时候”。正是基于这样的“快乐”产品的定义，才催生出了迪斯尼公司的全球主题乐园这样新形态的快乐产品。迪斯尼公司的有形产品从动画影视转向主题公园，不变的却是企业长期追求的快乐生活方式的使命。
任何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都不会是单个企业的独享专利，就如同“快乐”可以是大多数企业的共同宗旨使命一样，假如电视机企业愿意的话，它也可以宣称它的产品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只要它能够把自己的有形产品，成功地镶嵌到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中。事实上，正是由于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行业，共享或共同倡导一种生活观念，才使得一种生活观念成为了社会主流生活方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生活观念本身并没有商业价值，只有当一种生活观念转化为一种生活行动，才会成为企业未来的巨大商业空间。
生活方式要素之二：时间
其次，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总是因时间因素而被划分为不同生活方式，企业需要基于“生活时间”重新定义产品。
7-11便利店一出现就迅速地打败了许多老牌商场，就是因为它的24小时营业时间，恰好填补了消费者的消费时间空白。与其说7-11便利店的产品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还不如说是“时间产品”更准确。过去，我们总是在追问“顾客在哪里”，但事实上，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顾客在哪里？是生活时间正在将生活方式格式化，在每一个不同的生活时间段，聚集着不同生活方式的特定人群。
“等待”是一段空白时间。在过去，几乎没有人将“等待”视为商业空间或企业产品，但是，有一家公司却发现了它，并且因此而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场，这家公司就是分众传媒公司，目前它的市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中名列第一，超过新浪、百度等公司。它的惊人一跳的法宝很简单，就是在商务楼宇的电梯门口置放播放广告的液晶电视，理由是在“等待”电梯到来的短暂时间里，总是同时汇集了大量的白领阶层人群。白领阶层在等待时间里出现的注意力空白，就是分众传媒的商机。“等待”创造出的消费人群的消费空白，几乎无所不在，机场候机的等待时间，商场购物的等待时间，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商机。
生活方式要素之三：空间
其三，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和商机还与空间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空间，人的心理情感等等因素的释放，可使得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放大了若干倍。企业需要基于“生活（或情感）空间”重新定义产品。
“情感”究竟能不能够成为一种产品？一般来说，情感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很难变成一种企业产品。假如有人宣称手表不再是手表、而是一种情感产品，恐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瑞士手表业的巨头斯沃琪（Swatch）公司的掌门人哈耶克，却这么坚定地做了，他重新定义了手表的概念：手表不再是普通的计时工具、也不再是精美高档的奢侈品，而是传递个性和情感一种“情感产品”。
正是对于手表的重新定义，使斯沃琪获得惊人的成功：既然手表代表着某种情感传递，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像每天换衣服一样，根据不同心情而拥有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更多的手表？斯沃琪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推出200～300种新款手表，分别代表着年轻、新鲜、刺激、时尚、活力等等不同的情感表达。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总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真正拓展了新的商业空间的因素，取决于人的心理情感空间。当手表不再是传统的计时工具、而是成为一种情感产品时，人们才会由通常一生只戴一块手表，走向一个人拥有多块代表不同情感的手表。■
商业的生活方式时代
每一个企业都需要透过“有形产品”，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无形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企业“真实的产品”。我们只要看看耐克公司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运动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就会发现耐克公司其实并不是一家提供“运动鞋”的企业，而是提供一种“运动”生活方式的公司。洗衣机公司的产品是洗衣机吗？不是，它的实质是将人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称它为解放“一双劳动的手”的产品。假如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需要感受生活细节而重新回归必要的家务劳动，那么，一大批消灭家务劳动或代替“一双劳动的手”的自动化产品，都将在市场上消失。
在未来，每一个企业都需要基于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企业的产品是什么。那么，企业如何基于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产品？“观念、时间、空间”构成了生活方式的三要素，企业可以依据它们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产品。
生活方式要素之一：观念
首先，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总是因某种生活观念的共识而引发，企业需要基于“生活观念”重新定义产品。
在过去，假如有人敢如此夸口地说：有一种产品，可以满足全世界所有顾客的共同消费需求，那么，一定会被认为是疯狂的天方夜谭。但事实上，假如“快乐”能够成为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全球的每一个人都将会是它的顾客，因为没有人会拒绝快乐。是的，迪斯尼动画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他们宣称自己的产品，是一种基于快乐的生活方式：“迪斯尼所带给你的将全部是快乐的回忆，无论什么时候”。正是基于这样的“快乐”产品的定义，才催生出了迪斯尼公司的全球主题乐园这样新形态的快乐产品。迪斯尼公司的有形产品从动画影视转向主题公园，不变的却是企业长期追求的快乐生活方式的使命。
任何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都不会是单个企业的独享专利，就如同“快乐”可以是大多数企业的共同宗旨使命一样，假如电视机企业愿意的话，它也可以宣称它的产品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只要它能够把自己的有形产品，成功地镶嵌到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中。事实上，正是由于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行业，共享或共同倡导一种生活观念，才使得一种生活观念成为了社会主流生活方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生活观念本身并没有商业价值，只有当一种生活观念转化为一种生活行动，才会成为企业未来的巨大商业空间。
生活方式要素之二：时间
其次，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总是因时间因素而被划分为不同生活方式，企业需要基于“生活时间”重新定义产品。
7-11便利店一出现就迅速地打败了许多老牌商场，就是因为它的24小时营业时间，恰好填补了消费者的消费时间空白。与其说7-11便利店的产品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还不如说是“时间产品”更准确。过去，我们总是在追问“顾客在哪里”，但事实上，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顾客在哪里？是生活时间正在将生活方式格式化，在每一个不同的生活时间段，聚集着不同生活方式的特定人群。
“等待”是一段空白时间。在过去，几乎没有人将“等待”视为商业空间或企业产品，但是，有一家公司却发现了它，并且因此而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场，这家公司就是分众传媒公司，目前它的市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中名列第一，超过新浪、百度等公司。它的惊人一跳的法宝很简单，就是在商务楼宇的电梯门口置放播放广告的液晶电视，理由是在“等待”电梯到来的短暂时间里，总是同时汇集了大量的白领阶层人群。白领阶层在等待时间里出现的注意力空白，就是分众传媒的商机。“等待”创造出的消费人群的消费空白，几乎无所不在，机场候机的等待时间，商场购物的等待时间，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商机。
生活方式要素之三：空间
其三，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和商机还与空间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空间，人的心理情感等等因素的释放，可使得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放大了若干倍。企业需要基于“生活（或情感）空间”重新定义产品。
“情感”究竟能不能够成为一种产品？一般来说，情感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很难变成一种企业产品。假如有人宣称手表不再是手表、而是一种情感产品，恐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瑞士手表业的巨头斯沃琪（Swatch）公司的掌门人哈耶克，却这么坚定地做了，他重新定义了手表的概念：手表不再是普通的计时工具、也不再是精美高档的奢侈品，而是传递个性和情感一种“情感产品”。
正是对于手表的重新定义，使斯沃琪获得惊人的成功：既然手表代表着某种情感传递，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像每天换衣服一样，根据不同心情而拥有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更多的手表？斯沃琪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推出200～300种新款手表，分别代表着年轻、新鲜、刺激、时尚、活力等等不同的情感表达。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总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真正拓展了新的商业空间的因素，取决于人的心理情感空间。当手表不再是传统的计时工具、而是成为一种情感产品时，人们才会由通常一生只戴一块手表，走向一个人拥有多块代表不同情感的手表。■
生活方式时代的企业竞争与合作
创造一种生活方式需要不同产品和产业之间的通力合作
商业的生活方式时代
2007年3月号封面文章微波炉是一种家电产品，净菜是一种农副产品，它们分属于界限分明的两个产业，并且老死不相往来。假如在某一天，微波炉公司对净菜公司说“我是你的上游产品”，或者净菜公司对微波炉公司说“我是你的合作伙伴”，它们双方肯定都会彼此嘲笑对方的荒唐。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假如没有微波炉产品的支持，净菜产品的节省时间功能就发挥不出来；假如没有净菜产品的支持，那么，空荡荡的微波炉的销售不会好到哪里去。 当我们将一种生活方式看作是商业空间时，才会发现微波炉产品和净菜产品之间，存在着联系。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在同一种生活方式的空间里，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微妙联系。企业的增长空间，既不是来自于企业个体的独立竞争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上下游产品的支持，而是受制于企业外部的生活方式本身的制约与支持。
不是商业模式，而是商业空间 长期以来，企业一直认为：企业的商业空间，当然是由企业个体单独创造出来的；即使是眼界再开阔些的说法，至多，也仅仅会说是基于产业链而出现的产业集群。传统意义上的汽车制造企业，就是典型的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成千上万的零件供应商成为了它的配套企业，一切都围绕着汽车这个最终产品来进行。所有的汽车配套产品的企业空间，几乎完全取决于或受制于汽车公司本身的发展壮大；假如汽车公司本身不能够创造商业空间，那么，配套企业就会因此而萎缩甚至是消失。
那么，企业个体的商业空间，究竟是不是由自己单独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早在十几年前，一个名为瀛海威的信息网络公司，被戏称为“在大雾中领跑”的企业，很不幸的是，这家中国最早的信息网络服务企业，却遭遇到了非常惨痛的失败。它的总裁张树新对于失败原因的解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肤浅的皮毛式的表面解释。瀛海威公司失败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是试图创造一种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网络生活方式，而几乎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单独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因此，瀛海威公司失败，其实是缺乏非同行、非同类产品之间的支持，因为培育一种生活方式或一个成熟的市场，并不是一个企业个体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
假如仅仅是创造顾客的话，那么只需要企业个体独立的商业力量就够了。但是，假如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那么，则必须依赖不同产品和产业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迷信商业模式，并不足以令企业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警告：企业个体不要（或尽可能的避免）单枪匹马地闯入一种生活方式中。
我们知道，一个产品是有市场半径的，在过去，企业常常这样认为：产品的半径就是企业的半径，也就是市场的半径。但是，企业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现象：每一个产品的半径，都有可能与另一个产品的半径，出现重叠和交叉的部分——这种重叠和交叉，只能是基于一种生活方式而发生，并且形成了生活方式意义上的?荩商业机会。
这也是“商业模式”与“商业空间”的本质区别：前者创造了一个平面的、封闭的、上下游关系的商业链条，它不仅不允许所谓不相干产品的进入，而且故意设置各种行业或技术壁垒限制进入，所以，当市场空间趋向于饱和时，同行恶性竞争就开始了。但是，后者创造的却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的、基于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它不仅热烈欢迎看似不相干产品的进入，而且进入到同一种生活方式空间里的产品越多，就意味着商业空间的增长越是广阔，因为正是来自不同企业或产品的彼此支持，才使得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市场。
在未来，“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单个的独立企业或产品，都将是整个商业网络世界里的一个节点。未来商业类似于“黑洞”现象，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正在将割裂的看似毫无联系的商业孤岛，弥补起来并形成一种新的商业空间——它所形成的不再是直线型的商业链条，而是一个个的生活方式的旋涡。
未来企业新的商业空间，不再是围绕着某一个独立的企业或产品而发生，而是围绕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意义而出现。这时的商业空间，不再是单个企业意义的商业空间、而是整个社会意义的商业空间——它不再属于某一个企业、某一种产品、某一个行业。只有不带任何产品或产业偏见地观察，才会发现这些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
厨房革命：重新定义竞争与合作 在过去的商业模式中，同行是冤家对手，上下游产业链才构成了合作关系。但是，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里，不仅竞争对手被重新定义，而且合作也被重新定义。 假如我们说排油烟机企业与房地产公司，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话，那么，一定会遭遇到嘲笑，因为从传统意义上看，它是不相干的两个行业，既没有任何上下游价值链上的关联，也不存在共同满足顾客的必然联系。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确实成为了既彼此受益、又彼此制约的关联性企业：因为假如一个房地产公司将卧室设计得足够大、而将厨房设计得非常小，甚至都无法放置一台排油烟机的话，那么，排油烟机企业的产品销售，必定会受到制约；同时，假如房地产公司不知道现代家居的生活质量，其实是从厨房革命开始的，那么，这家房地产企业的房屋销售也不会好。
“厨房革命”正在造就中国人新的生活方式，并且正在颠覆传统厨房的生活观念，拥挤不堪和杂乱无章了几十年的厨房，正在向厨房布局最优化、劳动强度最小化、厨房操作智能化、烹饪活动娱乐化一体的方向转变。这是一场对传统的厨房生活方式的改造和革命，吸引或席卷进这个商业空间的行业或企业，绝不仅仅限于净菜、微波炉、洗碗机、排烟机等等家电企业，实际上，厨房用具、家具家私等等企业，都身处这个商业空间中。
甚至连似乎完全不相干的房地产企业，也身在其中。其实，“厨房革命”的起点，源自于房地产公司对于厨房空间的设计——只有当房地产公司将厨房空间设计得越是足够宽敞、足够充分，才会容纳进更多的厨房产品；而狭窄拥挤的厨房空间，只会排斥更多的现有厨房产品的进入。
没人知道“厨房革命”究竟会席卷多少不同的企业、产业或产品，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凡是深刻感受和领悟到厨房革命的企业，都有可能从“整体厨房”生活理念中获取新产品的开发理念，并由此获取以前根本无法获得的新的商业空间。事实上，任何一家独立的企业个体，都无法单独创造出厨房革命如此巨大的商业空间，每一家独立的企业个体，都成为了创造“厨房革命”的一分子。这是厨房革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其本身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它就像一个庞大的合唱团队，没有指挥、没有领袖、也没有主角，每一个企业都是因为搭上了这艘现代厨房生活方式的大船，而获得不同的新的商业空间；同时，每一个企业都是因其它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加入，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商业空间。
“厨房革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本身，所引发或创造出来的商业空间的现象，意味着这样一些管理事实的发生和出现：
首先，它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企业边界、产品边界或产业边界，开始模糊甚至是消失了。在一个生活方式的商业世界里，几乎没有哪一家公司是独立存在的，它一定会与其它的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之间，构成某种既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关联性关系。假如说“整体厨房”的现代生活方式，造就了一个现代意义上新的厨房行业的话，那么，房地产公司就和净菜、微波炉、洗碗机、电视机、工艺品等等不同行业的企业，就成为了处在同一行业里的名副其实的同行。
其次，它意味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在了非同行、非同类产品之间。进入厨房生活方式的产品——无论它是房地产公司、还是冰箱产品——都被打上了厨房的产品标记，当有一天电视机或工艺品走进厨房，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厨房产品”时，冰箱和电视机之间、工艺品和微波炉之间，成为了真实的竞争对手，我们不要感到吃惊。
其三，在一个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里，企业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竞争，而更多的是合作。就如同厨房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厨房生活方式一样，它需要房地产业、家用电器业、方便食品等等非同行企业的共同合作，才能满足现代人对于厨房生活方式的需求，曾经毫不搭界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产品或产业，开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者。这时，企业不仅不能够强烈的排挤对手，反而是要适当地退出自己所占领的空间，使得更多的新企业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参与建设一种生活方式的企业数量越多，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过去曾经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非但不能够创造或扩大商业空间，反而是在缩小甚至是毁灭企业的前途。
确实，如果仅仅是创造顾客的话，那么，依靠企业独立个体的力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想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则需要不同企业或不同产品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假如一家生产净菜的公司，误以为它的产品畅销仅仅取决于质量或价格的因素，那它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没有冰箱产品作为净菜储藏的支持，没有微波炉产品作为净菜烹制的工具支撑，那么，净菜产品的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节奏的功能，也就失去了意义。
商业的生活方式时代
2007年3月号封面文章微波炉是一种家电产品，净菜是一种农副产品，它们分属于界限分明的两个产业，并且老死不相往来。假如在某一天，微波炉公司对净菜公司说“我是你的上游产品”，或者净菜公司对微波炉公司说“我是你的合作伙伴”，它们双方肯定都会彼此嘲笑对方的荒唐。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假如没有微波炉产品的支持，净菜产品的节省时间功能就发挥不出来；假如没有净菜产品的支持，那么，空荡荡的微波炉的销售不会好到哪里去。 当我们将一种生活方式看作是商业空间时，才会发现微波炉产品和净菜产品之间，存在着联系。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在同一种生活方式的空间里，发生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微妙联系。企业的增长空间，既不是来自于企业个体的独立竞争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上下游产品的支持，而是受制于企业外部的生活方式本身的制约与支持。
不是商业模式，而是商业空间 长期以来，企业一直认为：企业的商业空间，当然是由企业个体单独创造出来的；即使是眼界再开阔些的说法，至多，也仅仅会说是基于产业链而出现的产业集群。传统意义上的汽车制造企业，就是典型的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成千上万的零件供应商成为了它的配套企业，一切都围绕着汽车这个最终产品来进行。所有的汽车配套产品的企业空间，几乎完全取决于或受制于汽车公司本身的发展壮大；假如汽车公司本身不能够创造商业空间，那么，配套企业就会因此而萎缩甚至是消失。
那么，企业个体的商业空间，究竟是不是由自己单独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早在十几年前，一个名为瀛海威的信息网络公司，被戏称为“在大雾中领跑”的企业，很不幸的是，这家中国最早的信息网络服务企业，却遭遇到了非常惨痛的失败。它的总裁张树新对于失败原因的解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肤浅的皮毛式的表面解释。瀛海威公司失败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是试图创造一种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网络生活方式，而几乎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单独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因此，瀛海威公司失败，其实是缺乏非同行、非同类产品之间的支持，因为培育一种生活方式或一个成熟的市场，并不是一个企业个体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
假如仅仅是创造顾客的话，那么只需要企业个体独立的商业力量就够了。但是，假如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那么，则必须依赖不同产品和产业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迷信商业模式，并不足以令企业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警告：企业个体不要（或尽可能的避免）单枪匹马地闯入一种生活方式中。
我们知道，一个产品是有市场半径的，在过去，企业常常这样认为：产品的半径就是企业的半径，也就是市场的半径。但是，企业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现象：每一个产品的半径，都有可能与另一个产品的半径，出现重叠和交叉的部分——这种重叠和交叉，只能是基于一种生活方式而发生，并且形成了生活方式意义上的?荩商业机会。
这也是“商业模式”与“商业空间”的本质区别：前者创造了一个平面的、封闭的、上下游关系的商业链条，它不仅不允许所谓不相干产品的进入，而且故意设置各种行业或技术壁垒限制进入，所以，当市场空间趋向于饱和时，同行恶性竞争就开始了。但是，后者创造的却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的、基于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它不仅热烈欢迎看似不相干产品的进入，而且进入到同一种生活方式空间里的产品越多，就意味着商业空间的增长越是广阔，因为正是来自不同企业或产品的彼此支持，才使得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市场。
在未来，“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单个的独立企业或产品，都将是整个商业网络世界里的一个节点。未来商业类似于“黑洞”现象，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正在将割裂的看似毫无联系的商业孤岛，弥补起来并形成一种新的商业空间——它所形成的不再是直线型的商业链条，而是一个个的生活方式的旋涡。
未来企业新的商业空间，不再是围绕着某一个独立的企业或产品而发生，而是围绕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意义而出现。这时的商业空间，不再是单个企业意义的商业空间、而是整个社会意义的商业空间——它不再属于某一个企业、某一种产品、某一个行业。只有不带任何产品或产业偏见地观察，才会发现这些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
厨房革命：重新定义竞争与合作 在过去的商业模式中，同行是冤家对手，上下游产业链才构成了合作关系。但是，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里，不仅竞争对手被重新定义，而且合作也被重新定义。 假如我们说排油烟机企业与房地产公司，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话，那么，一定会遭遇到嘲笑，因为从传统意义上看，它是不相干的两个行业，既没有任何上下游价值链上的关联，也不存在共同满足顾客的必然联系。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确实成为了既彼此受益、又彼此制约的关联性企业：因为假如一个房地产公司将卧室设计得足够大、而将厨房设计得非常小，甚至都无法放置一台排油烟机的话，那么，排油烟机企业的产品销售，必定会受到制约；同时，假如房地产公司不知道现代家居的生活质量，其实是从厨房革命开始的，那么，这家房地产企业的房屋销售也不会好。
“厨房革命”正在造就中国人新的生活方式，并且正在颠覆传统厨房的生活观念，拥挤不堪和杂乱无章了几十年的厨房，正在向厨房布局最优化、劳动强度最小化、厨房操作智能化、烹饪活动娱乐化一体的方向转变。这是一场对传统的厨房生活方式的改造和革命，吸引或席卷进这个商业空间的行业或企业，绝不仅仅限于净菜、微波炉、洗碗机、排烟机等等家电企业，实际上，厨房用具、家具家私等等企业，都身处这个商业空间中。
甚至连似乎完全不相干的房地产企业，也身在其中。其实，“厨房革命”的起点，源自于房地产公司对于厨房空间的设计——只有当房地产公司将厨房空间设计得越是足够宽敞、足够充分，才会容纳进更多的厨房产品；而狭窄拥挤的厨房空间，只会排斥更多的现有厨房产品的进入。
没人知道“厨房革命”究竟会席卷多少不同的企业、产业或产品，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凡是深刻感受和领悟到厨房革命的企业，都有可能从“整体厨房”生活理念中获取新产品的开发理念，并由此获取以前根本无法获得的新的商业空间。事实上，任何一家独立的企业个体，都无法单独创造出厨房革命如此巨大的商业空间，每一家独立的企业个体，都成为了创造“厨房革命”的一分子。这是厨房革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其本身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它就像一个庞大的合唱团队，没有指挥、没有领袖、也没有主角，每一个企业都是因为搭上了这艘现代厨房生活方式的大船，而获得不同的新的商业空间；同时，每一个企业都是因其它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加入，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商业空间。
“厨房革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本身，所引发或创造出来的商业空间的现象，意味着这样一些管理事实的发生和出现：
首先，它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企业边界、产品边界或产业边界，开始模糊甚至是消失了。在一个生活方式的商业世界里，几乎没有哪一家公司是独立存在的，它一定会与其它的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之间，构成某种既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关联性关系。假如说“整体厨房”的现代生活方式，造就了一个现代意义上新的厨房行业的话，那么，房地产公司就和净菜、微波炉、洗碗机、电视机、工艺品等等不同行业的企业，就成为了处在同一行业里的名副其实的同行。
其次，它意味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在了非同行、非同类产品之间。进入厨房生活方式的产品——无论它是房地产公司、还是冰箱产品——都被打上了厨房的产品标记，当有一天电视机或工艺品走进厨房，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厨房产品”时，冰箱和电视机之间、工艺品和微波炉之间，成为了真实的竞争对手，我们不要感到吃惊。
其三，在一个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里，企业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竞争，而更多的是合作。就如同厨房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厨房生活方式一样，它需要房地产业、家用电器业、方便食品等等非同行企业的共同合作，才能满足现代人对于厨房生活方式的需求，曾经毫不搭界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产品或产业，开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者。这时，企业不仅不能够强烈的排挤对手，反而是要适当地退出自己所占领的空间，使得更多的新企业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参与建设一种生活方式的企业数量越多，生活方式的商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过去曾经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非但不能够创造或扩大商业空间，反而是在缩小甚至是毁灭企业的前途。
确实，如果仅仅是创造顾客的话，那么，依靠企业独立个体的力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想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则需要不同企业或不同产品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假如一家生产净菜的公司，误以为它的产品畅销仅仅取决于质量或价格的因素，那它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没有冰箱产品作为净菜储藏的支持，没有微波炉产品作为净菜烹制的工具支撑，那么，净菜产品的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节奏的功能，也就失去了意义。
3.21.2007
物业、权力与暴力 from肖知兴
按: 这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写管理中的一篇。这个话题敏感吗？居然被主编撤稿了，哈！
物业、权力与暴力
物业管理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曾经的印象是有次听人说过，因为这种公司现金流好，常有地产公司老板把物业公司当礼物送给情人之类，可见这钱赚得有多容易。后来轮到自己交物业费的时候，忽然就有点儿恍惚：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行业的存在？收集垃圾、维护安全、修葺道路等都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民交了税就应该免费享受；至于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电话、电梯等则都属于市场服务，自有销售这些东西的公司来上门提供服务，市场化的原则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额外生成这个叫物业管理的行当？
牢骚归牢骚，该交的钱还得交，因为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一般人是靠不上，所以大家只有额外花钱，买私人服务；市场服务方面，这些行业的公司多半属于“惹不起，躲得起”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是让物业公司的人与他们打交道更为省心些。所以，对于普通的购房者，一个地产项目是否能否提供良好的物业服务，也就成了影响他们做出最后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万科公司所属的万科地产，在业界就一直有良好的口碑。以我自己有限几次“客户体验”，感觉也确实是名不虚传，估计比那种当礼物送情人的物业公司的管理水平肯定是要好一大截吧。
可以当礼物送人的公司，管理上的难度自然应该不会太大。雇上一队保安，几个电工，几个园丁，几个清洁工，一个如假包换的物业公司就可以鸣锣开张了。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业，做得好的为什么偏偏又是万科？我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与万科经营哲学有关。大家都知道，地产业第一到第三重要的法则都是“地段”，所以，大多数地产公司，都把拿地当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地产公司老板，个个都是长袖善舞的寻租高手，夜夜笙歌，一晚上连续赶好几个场子，为的就是拿下一两块地的开发权。而这个万科公司，秉承他们“对内平等，对外开放，致力于建设阳光照亮的体制”的经营哲学，却偏偏不拿一手地，宁可多付钱，从别人手里拿地，也不把公司的长远发展建立在权力寻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大家都选择取巧的情况下，万科选择的却是一条踏踏实实的笨路：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让客户去判断。在与官员搞好关系和与客户搞好关系之间，万科毫不迟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是选择题？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不能同时与官员与客户搞好关系？可惜，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第一定律都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无法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当公司领导的天字第一号大事是与市长吃饭时，就决定了这家企业不可能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整个企业既不会有动力、也不会有能力去为市场、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如果说每个企业都有一个他们摆放他们供奉的财神或上帝的神龛的话，这个神龛很小，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位上帝。原因很简单：心诚则灵，同时拜两个上帝，心不诚，自然不可能灵验。市场无法轻易糊弄，当官的，更个个是“明白人”啊。
如果非要深究，背后的原因则是，与客户建立关系、与市长建立关系依从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逻辑，前者是平等、契约、等价交换的市场逻辑，后者是权力、寻租、掠夺的逻辑，两套逻辑水火不相容。而没有法律制约的权力与暴力其实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所以权力主导的房地产圈内，我们就有了在全世界堪称奇迹的“物业暴力”。2001年至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区治理”课题组先后对北京100多个居民小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业主与物业公司发生过严重纠纷的小区占到了80%，其中产生肢体冲突和暴力冲突（不包括威胁和恐吓）的占37%。
媒体公开报道，朝阳的某小区临时业委会主任四年前被3名神秘人用铁棒打成重伤，“头部被打出两个大窟窿、右眼永久性失明、左胳膊粉碎性骨折。”一直到现在，凶手仍然没有下落。曾经是一家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的被害者，从此只能在家养病，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只好辞去在外资企业的工作：“什么见义勇为，做好事，以后我坚决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做。做了受到伤害，只能自己来承担，这个社会没人救你，没人管你。”
京北的某小区，四年内有六十多名业主被打伤。“打！打！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我负责！”该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在一次殴打现场高声喊道，当时六七名警察就在现场。一位老太太说：“现在的小孩要是不听话，只要说保安来了，他马上就不淘气了。有人敲门，要说是物业公司的，小孩吓得就往卧室跑。”
去年9月，海淀某小区发生物业暴力。业主描述说：“从东边和西边一共进来200多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东边进来的人戴着红色的钢盔帽子，西边进来的人戴着蓝色的钢盔帽子。一进来就打我们。”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他们看见我就打。我血压高，他们几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了。” 业主解释，物业公司在离小区不远的地方，叫来一些民工，现场给钱，现场换衣服，然后就过来打人。
我回想万科物业的小伙子们憨厚平和的笑容，无法跟这一幕又一幕的血腥暴力的景象对接起来。同样是物业公司，有的为客户创造价值，有的成为送情人的礼物，有的成为暴力的指使者。市场维护人的尊严，专制却把人变成鬼，这样的例子，我们见的已经实在太多。
物业、权力与暴力
物业管理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曾经的印象是有次听人说过，因为这种公司现金流好，常有地产公司老板把物业公司当礼物送给情人之类，可见这钱赚得有多容易。后来轮到自己交物业费的时候，忽然就有点儿恍惚：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行业的存在？收集垃圾、维护安全、修葺道路等都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民交了税就应该免费享受；至于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电话、电梯等则都属于市场服务，自有销售这些东西的公司来上门提供服务，市场化的原则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额外生成这个叫物业管理的行当？
牢骚归牢骚，该交的钱还得交，因为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一般人是靠不上，所以大家只有额外花钱，买私人服务；市场服务方面，这些行业的公司多半属于“惹不起，躲得起”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是让物业公司的人与他们打交道更为省心些。所以，对于普通的购房者，一个地产项目是否能否提供良好的物业服务，也就成了影响他们做出最后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万科公司所属的万科地产，在业界就一直有良好的口碑。以我自己有限几次“客户体验”，感觉也确实是名不虚传，估计比那种当礼物送情人的物业公司的管理水平肯定是要好一大截吧。
可以当礼物送人的公司，管理上的难度自然应该不会太大。雇上一队保安，几个电工，几个园丁，几个清洁工，一个如假包换的物业公司就可以鸣锣开张了。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业，做得好的为什么偏偏又是万科？我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该与万科经营哲学有关。大家都知道，地产业第一到第三重要的法则都是“地段”，所以，大多数地产公司，都把拿地当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地产公司老板，个个都是长袖善舞的寻租高手，夜夜笙歌，一晚上连续赶好几个场子，为的就是拿下一两块地的开发权。而这个万科公司，秉承他们“对内平等，对外开放，致力于建设阳光照亮的体制”的经营哲学，却偏偏不拿一手地，宁可多付钱，从别人手里拿地，也不把公司的长远发展建立在权力寻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大家都选择取巧的情况下，万科选择的却是一条踏踏实实的笨路：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让客户去判断。在与官员搞好关系和与客户搞好关系之间，万科毫不迟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是选择题？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不能同时与官员与客户搞好关系？可惜，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第一定律都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无法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当公司领导的天字第一号大事是与市长吃饭时，就决定了这家企业不可能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整个企业既不会有动力、也不会有能力去为市场、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如果说每个企业都有一个他们摆放他们供奉的财神或上帝的神龛的话，这个神龛很小，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位上帝。原因很简单：心诚则灵，同时拜两个上帝，心不诚，自然不可能灵验。市场无法轻易糊弄，当官的，更个个是“明白人”啊。
如果非要深究，背后的原因则是，与客户建立关系、与市长建立关系依从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逻辑，前者是平等、契约、等价交换的市场逻辑，后者是权力、寻租、掠夺的逻辑，两套逻辑水火不相容。而没有法律制约的权力与暴力其实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所以权力主导的房地产圈内，我们就有了在全世界堪称奇迹的“物业暴力”。2001年至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区治理”课题组先后对北京100多个居民小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业主与物业公司发生过严重纠纷的小区占到了80%，其中产生肢体冲突和暴力冲突（不包括威胁和恐吓）的占37%。
媒体公开报道，朝阳的某小区临时业委会主任四年前被3名神秘人用铁棒打成重伤，“头部被打出两个大窟窿、右眼永久性失明、左胳膊粉碎性骨折。”一直到现在，凶手仍然没有下落。曾经是一家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的被害者，从此只能在家养病，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只好辞去在外资企业的工作：“什么见义勇为，做好事，以后我坚决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做。做了受到伤害，只能自己来承担，这个社会没人救你，没人管你。”
京北的某小区，四年内有六十多名业主被打伤。“打！打！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我负责！”该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在一次殴打现场高声喊道，当时六七名警察就在现场。一位老太太说：“现在的小孩要是不听话，只要说保安来了，他马上就不淘气了。有人敲门，要说是物业公司的，小孩吓得就往卧室跑。”
去年9月，海淀某小区发生物业暴力。业主描述说：“从东边和西边一共进来200多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东边进来的人戴着红色的钢盔帽子，西边进来的人戴着蓝色的钢盔帽子。一进来就打我们。”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他们看见我就打。我血压高，他们几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了。” 业主解释，物业公司在离小区不远的地方，叫来一些民工，现场给钱，现场换衣服，然后就过来打人。
我回想万科物业的小伙子们憨厚平和的笑容，无法跟这一幕又一幕的血腥暴力的景象对接起来。同样是物业公司，有的为客户创造价值，有的成为送情人的礼物，有的成为暴力的指使者。市场维护人的尊严，专制却把人变成鬼，这样的例子，我们见的已经实在太多。
3.16.2007
这漫漫长夜from许知远
生活经常给人以惩罚，并且以令你意外、极度懊恼的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确定无疑，它将是非凡的人生，不朽的荣耀，我愿意为此达成浮士德式的交易。
所以，除了那些想要阅读、想要写作的书籍，没什么因素在我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爱情、友谊、家庭、人世的细微与复杂，即使不是不屑一顾，也多少采取了忽略的态度。但是，并不是每一桩与魔鬼的交易，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更普遍的一种可能性时，你付出了灵魂，却没得到才华。
像社会的发展一样，人生是由很多支点构成的，它们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将重心置于一点，可能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带来坍塌。
我不知道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否是因为我失去几年前的勇敢。我不再相信，一个作家注定要孤零零的完成他的一生，就像Naipaul那样一辈子不快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不懂也不珍惜生活，我将它简化成概念与名词，而不是将那些细节细微的展开，去感受，这使我的内心干涸，也使写作变得机械。
从前，我像蜜蜂一样试图攫取生活的甜蜜，然后像对待汉堡包一样迅速的品尝与抛弃。而现在，我是否能转变自己。我不知道，我是变得敏感，还是变得怯懦，后者因为担心自己缺乏了最初的活力，不再过分夸张未来的重要性，而一心要珍惜眼前所有的。
这种令人沮丧的状态何时才能过去。Joseph Conrad将写作比喻成黑暗中救援工作。现在是凌晨四点，四周一片漆黑，我的内心绞痛，期待文字能将自己救援出来。
这漫漫的长夜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确定无疑，它将是非凡的人生，不朽的荣耀，我愿意为此达成浮士德式的交易。
所以，除了那些想要阅读、想要写作的书籍，没什么因素在我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爱情、友谊、家庭、人世的细微与复杂，即使不是不屑一顾，也多少采取了忽略的态度。但是，并不是每一桩与魔鬼的交易，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更普遍的一种可能性时，你付出了灵魂，却没得到才华。
像社会的发展一样，人生是由很多支点构成的，它们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将重心置于一点，可能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带来坍塌。
我不知道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否是因为我失去几年前的勇敢。我不再相信，一个作家注定要孤零零的完成他的一生，就像Naipaul那样一辈子不快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不懂也不珍惜生活，我将它简化成概念与名词，而不是将那些细节细微的展开，去感受，这使我的内心干涸，也使写作变得机械。
从前，我像蜜蜂一样试图攫取生活的甜蜜，然后像对待汉堡包一样迅速的品尝与抛弃。而现在，我是否能转变自己。我不知道，我是变得敏感，还是变得怯懦，后者因为担心自己缺乏了最初的活力，不再过分夸张未来的重要性，而一心要珍惜眼前所有的。
这种令人沮丧的状态何时才能过去。Joseph Conrad将写作比喻成黑暗中救援工作。现在是凌晨四点，四周一片漆黑，我的内心绞痛，期待文字能将自己救援出来。
这漫漫的长夜呀。
形与势,兼谈机会与节奏--兵以诈立的评论
形势其实是两部分,形是看得见的,而势是看不见的,形是外在的,势是内在的,对于策略而言,两者的结合非常重要,如果看到了外在的机会,把握不好内在的规律,也是不行的,而缺少形的配合,势就无从谈起了.
孙子的关于形势的哲学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投资.大多数人炒股都是从看图形开始的,包括我,有的人沉迷于此,结果变成了技术派,进而发展成众多理论,包括波浪理论大师,艾略特.(相比之下,我更喜欢T.艾略特,他的荒原非常棒).其实,我最早注意db,也是因为他的技术派的文章,现在他投奔老巴,也算是一种转变了.话说回来,技术派对形非常重视,这其中固然有道理,但是却是没有获得势的要领.很简单,有一些图形,我们被看成是类似围棋的定式,就是说在那样的走势的时候,十之八九会突破,或者会上升,但是那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且毕竟虽然形有所类似,可是外部的势却绝不可能雷同,这个不雷同的势造成了
很多技术派的重大失误,前不久,一个论坛上的技术派马甲就死在了1600点看空上,呵呵. 说白了,形的确带来了机会,但是如果要把握买点,一定要配合势,这里的势不一定是大势，而是观察物体运动后所作出的内在感受。而这种感受通常就形成了自己的节奏。节奏是内在的,就象你对待音乐一样,需要你去感知,而不是说看曲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节奏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很多时候无法刻意为之,一旦刻意了,往往会丧失自己的节奏.很难想象刘翔会没有自己的节奏,他肯定是一个节奏感很强的人.在体育比赛中节奏就是生命,你让T-mac打出节奏的话,他随便砍下30分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教练为什么要执行对他的犯规战术,就是为了控制他的节奏,扰乱他的节奏.那投资中的节奏在哪里呢?我自己认为,如果一次交易很勉强,或者你不是很坚定地去完成一次交易的话,那肯定不是好的节奏,这里面是有无数次试错的规律在里面,你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曾经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过失败的交易,因此当你不坚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交易,哪怕你看到了机会.这当然只是非常微小的一点体会,更多的节奏感其实是要自己去感知的,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不是可以有统一规律的,就象科比和T-MAC投篮的弧线有很大差异一样。
形的把握不难，而建立自己的节奏，把握内在的势才是关键。
3.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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