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六连拍 from 杨早

　　　就小说而言，王朔十年前便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期。之后的岁月里，他与小说有关的工作，主要是评论别人和阐释自己。
　　　　1991年的《动物凶猛》、1992年的《过把瘾就死》是钥匙响、开门声，让人开始屏息静气地等待一场叫《残酷青春》假面舞会。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是第一只靴子，我猜有些批评家把词儿都准备好了，现成的，“世纪末的华丽转身”。可惜，好一半天，稵，怎不把脸儿转过来？闹不清这桶火药在憋什么妖娥子。
　　　　《梦想照进现实》上演，《我的千岁寒》发卖，第二只靴子落了地。哪位受累帮他洗洗，王朔老师可以睡了。
　　　　
　　　　王朔———“多余人”
　　　　上世纪90年代，评论王朔的主旋律是“痞子文学”，赶巧还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靶子。唉，那时我们真是年轻，长辈这么一说，就信了。
　　　　转过世纪，再回首，蛖，这厮写的，不就是些“多余人”吗？
　　　　19世纪前期的俄国小说，出现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大抵是贵族青年，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整个社会中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
　　　　这样的人中国也有，早一些，比如贾宝玉；晚一些，比如八旗子弟，大姐夫(老舍《正红旗下》)、乌世保(邓友梅《烟壶》)一流。
　　　　他们的祖辈有功于江山易帜，故此他们认为江山有他们的份儿。的确，铁杆儿庄稼，旱不着也涝不死，衣食总不成问题，可是时势一变，上进的路也变了。家里的股份并没有多到横竖都是董事长CEO的地步。不上不下，那就在中间折腾呗。
　　　　王朔自己，周围，及其笔下，差不离全是这号人。大院子弟，“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我看王朔》)
　　　　1980年代，他们没法管别人叫痞子了。“政治优势”不大有人提了，当过二年倒爷，但经济优势也不甚靠得稳。神圣忧思、乌托邦、蓝色文明……这些大词与他们也无关。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对于从小自认“人尖儿”的大院子弟来说，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正如中学生需要韩寒郭敬明，他们也需要一个代言人。王朔应运而生。
　　　　他们玩世不恭，他们自暴自弃，他们吊儿郎当，他们假痴不癫。看上去，他们是最不把体制、秩序、规矩一类东西放在心里的人。但实际上呢？
　　　　每个大变动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浮现。魏晋的竹林名士，晚明的江南文人，莫不是佯狂骂世，借酒浇愁，非汤武，薄周孔，用一身的惊世骇俗，去配合时代的礼崩乐坏。而鲁迅说得好：“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
　　　　大院子弟或许缺乏晋末明季名士的文化素养，但将对过往世界的眷恋、不舍与不甘，融入对世俗规范的蔑视、唾弃与破坏之中的行径，却如出一辙。甚至那种内心恨不得与汝偕亡，却不劳而获地寄生在家族遗产上的吊诡生存方式，也大致相似。在整个民族如梦初醒、汲汲向上的当口，这一类边缘人物的言行大抵是京华春梦里遥远的传说。一旦碰了南墙，这些体制外的生活便突然幻化出灼目的光热，似乎他们才是超前的叛离者，先觉的弑父人。
　　　　其实他们不过是失宠的骄子，罢黜的王孙。“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生发出的“革命文化”，让王朔们成为了毛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之子。这是他给这一群的自我定位。怎么？你们真把他当成北京的塞林格了？
　　　　据说王朔打小羞涩犹豫，这我信。那样的人才会将往事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又念念不忘地形诸文字。
　　　　
　　　　王朔———犹大
　　　　王朔很喜欢这篇阿根廷随笔《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不但将其选入《他们曾使我空虚》———他认为的“好小说”选本，还动笔将其改写成《犹大的故事》。
　　　　还是那个老故事：上帝要惩罚傲慢、堕落的人类，他的长子耶稣为民请命，愿意下凡，用自己的身体替人类赎罪，在末日审判前，拯救尽可能多的愿意悔改的成员。
　　　　而上帝的次子，犹大，做出了更大的牺牲：他愿意到人群之中，成为“人”的代表，用自己的卑劣与残忍，自证人类的有罪，从而完成人类与上帝代表耶稣的对话：“就让我哥代表您，而我，代表人，他获得永世的尊荣，我获得永世的沉沦。这样撒旦的计谋就破产了，人也有了永远的污点。”
　　　　得承认，王朔对这个故事的钟爱，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对照一下这段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更早一点：“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王朔自白》)
　　　　这样看来，《犹大的故事》似乎是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的一个寓言。作为天父之子，王朔走入了文人阶层。他成功地撕掉了“启蒙知识分子”、“精神工程师” 的面具，让“作家”一词回归了“码字儿的”的本色。王蒙看得很准：“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可是王前部长毕竟高估了这伙大院子弟：“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躲避崇高》)
　　　　王朔的“自污”，完全没有否定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意思，相反，是要向人展示，没有了“革命文化”的时代，是怎样一个糟糕的时代。当王朔说“我们”时，请注意北京话里“我们”与“咱们”的区别——所有非大院出身的读者，咱们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以为王朔的成功就会带来文化的大同盛世，那真有自作多情之嫌。
　　　　
　　　　北京作家序列　　老舍—王朔
　　　　王朔很反感人家拿他和老舍比，更反感人说他是京味文学的传人。他说得对，新北京和老北京不是一码事儿，小羊圈胡同与复兴路29号更有天壤之别。
　　　　可是，同一座城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撕都撕不开。王朔与老舍的关系，好比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关系。海外学者如王德威认定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据说王安忆多次抗议这一说法。事实上，两位王作家以“红”为底色的童年背景，让他们的城市书写确乎是一只装满新酒的旧瓶。
　　　　这个命题中包含了“革命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乌托邦梦想强行扭转了因聚居、商贸衍生出的“城市”本质，其彻底程度远超过当年满洲人对北京的重装——那时京城的市井娱乐、士大夫文化统统被限制在称为“宣南”的保留区。这一回，城市无论大小，全被分隔成大大小小的“单位”。“大院”不是胡同，“新村”也不是弄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说成“传人”，确实太像一种迂腐或别有用心的想象。
　　　　与王安忆相比，王朔更缺乏对城市前世与前辈作家的敬意。他借朋友之口说，老舍写北京“从来都是置身事外的，观察家式的，多实感而少真情，是我们说的那种‘隔着玻璃看画’。”(《我看老舍》)王朔独独推许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恰恰因为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的好作品是那些“写他们家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一写就是从心里往外淌”的小说。这个认识原本不错，但到了《我的千岁寒》，他又拐到另一条道儿上去啦。
　　　　老舍与王朔还是有北京人的共性。鲁迅当年批评老舍“油滑”，其实油滑根本是皇城根儿下的文化特色。旧北平，新北京，再怎么变，挨着中南海天安门这点没变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发生在北京会怎么样？道旁会有七八个声音喊“他可什么都没穿呐”，谁说的？上哪儿找去？这种“说完话一缩脖”的文化习性决定了北京人的说话方式，就是王蒙说的“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
　　　　老舍比王朔温和太多了，老北京的“范儿”究竟不同。但老舍有比王朔拧巴的地方：他太想跟上时代。不光是说解放后，民国那阵儿他就很想跟上形势，新文化新思想。五百年帝都，北京人喜欢为自个儿“找平”，把生活的凶残化为一笑，化为涮羊肉锅子里那点沫儿，就如《离婚》里的张大哥。我感觉老舍内心其实认同这个，但这是“奴才思想”，他得在小说里批判之。老舍和王朔都没读过太多书，但老舍各方面都像个顺民，大概因为他降生时，八旗已经入关太久了吧。
　　　　王朔检讨过北京话给他与老舍带来了共同的妨害：“一个腔调不变，到后来就显得平淡和缺乏变化”。王朔这里多少有些避重就轻。与老舍相比，王朔并没有将北京话生活化的一面真正挖掘出来，甚至没有真正将北京话作为叙事语言。王朔的特色，是记录北京话里最刺激的那部分———调侃、胡抡、堆砌、尖刻———这些恰恰是老舍不太愿意放进小说里的。但王朔赢得喝彩的叙事策略是：他将这些北京话的极端成分与“宏大话语”即革命话语衍生出的大话、套话、废话并置，用话赶话、话叠话、话绕话的方式产生一种尖锐的反讽效果。其实，王朔小说里的两套话语都是“反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平时谁也不这么说话。这种特色跟相声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被梁左在《我爱我家》里发扬光大了。重看这部王朔称为“至今无人超越”的情景喜剧，我发现它的喜剧根基就在于虚拟，老干部不会总用官方话语解释生活琐事，平头百姓也不至于见面就互损到针尖对麦芒。搁生活里，这些角色早就人见人厌势不两立了，但在虚拟的电视生活中，这就是笑声的源泉。
　　　　在我看来，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对一座城市的阐释权。北京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市民的北平，还是兵家儿呼啸纵横的首都？上海是摩登颓废的十里洋场，还是工厂林立的无产者大本营？王朔说邱华栋不配称为北京作家，这毫无道理。CBD三里屯虽然不是什么好去处，确也是当今北京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有你写的大院是北京，人家写的五星宾馆立交桥就不是北京。照此推论，王安忆也可以说卫慧不配当上海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城市，勉强不来。
　　　　
　　　　聪明作家序列　　钱锺书—王朔
　　　　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我已预备好挨板砖。有学问VS没学问，南方人VS北方人，王朔最疯狂最开心的日子，正是钱锺书最走背字儿的光阴。直到钱锺书驾鹤西去后，王朔照样命名他的《管锥编》为“知道分子”代表作。按王朔的一贯表达，这两个人分属对立阵营，谁也不挨着谁。
　　　　但他们有共同点。两位都是很聪明的人，也不吝于表现这种聪明，所谓“不刻薄不成活”。两位的小说，至少大家都承认：有趣。夏志清说《围城》是现代最有趣的小说。当代呢？大概王蒙、王朔、王小波，三王各有粉丝，可以来场PK。
　　　　两人的小说，各有各的有趣处，但论及小说的艺术，钱锺书和王朔有着共同的毛病。我不反对《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但并不能推导出这是一本好小说。《围城》的最大毛病在于“作者上帝化”，执笔的那只手，不仅掌控着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叙事进程，连每段叙事引发出的哲理与结论，都是现成的一大段。钱锺书果然是《宋诗选注》的不二人选，也有“以议论为诗”的习性。“作者上帝化”的结果，便是“人物木偶化”，《围城》里的角色，几乎全是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几句话可以说清其个性。所以黄蜀芹将这部小说改成电视剧，叙事上毫无问题，难的倒是如何将长篇的议论放进画面中。
　　　　王朔同样有这个问题。他倒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显然也是笔下人物的直接领导。使用第一人称反而好些，毕竟是限制视角，但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更糟糕的是，通篇都是一个人在说话，特别像《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个俗人》这类存心抖机灵的作品，基本就是王朔的单口相声，哪句话安在哪人头上都无所谓，把人物当碎催(编者注：跟班)使唤。更典型的例子是《我是你爸爸》，马林生几乎是一具不成功爸爸的解剖标本，他的努力，他的难过，他的猥琐，他的梦想，像法院布告一样大白于天下，让这部就题材而言应该是王朔最复杂最细微的作品，味同嚼蜡。语言，还是语言，语言是一切的原动力。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梦想照进现实》里，这种沈从文称之为“聪明脑袋打架”的做法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还不是“两个异性话痨唠了一整夜嗑啥也没干”那么简单，而是两人的话语相似到你可以直接命名他俩是“男王朔”和“女王朔”。按照我的评判标准，这也许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却断不能称作一部好电影。
　　　　像这种 “作者即一切”的现象，根源可能在于作者太聪明，在他们眼中，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那么明晰清白，有必要含蓄与节制吗？一个完整的世界塞给你，爱要不要。事实上，过分抖机灵，对于小说这种文体，可能是一种伤害。万人迷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灵动，没有那么触目的张扬机智，但依然有将小说警句化、语录化的危险趋势。相比之下，萧红作为叙事者，常常显得像个呆头笨脑的东北土妞，但请张迷们原谅，《呼兰河传》的文学成就，恐怕在张爱玲小说之上。
　　　　
　　　　“后新时期”的一大关键词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电视剧。”(《我看王朔》)王朔异常在意小说这项物事，包括他说余秋雨不算“作家”，以至于所有不写小说的作家全都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虽然王朔一定不服气，但当他被放进文学史时，他依然会被作为“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典型被记载、被评论。就文化史而言，他是“后新时期”肇始时的一大关键词，但放进当代小说史里，可能只是无章可循无类可归的散兵游勇，顶多作为“新市井小说”代表，与他万分瞧不上的邱华栋、何顿之流排在一起。
　　　　现在有人批评“后新时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伪概念，“新时期”是什么东西？“后”又后到什么时候？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很明确，就是用来指明“启蒙时代”的终结。在启蒙时代，欲望已经被许可，但必须蒙上一层思想的面纱。比如喇叭裤、贴面舞、邓丽君，都须贴上“思想解放”的标签，才能取得社会生活的正当性。
　　　　欲望的合法化，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的状况，真应了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大家都想要，都在要，但该不该要，是盘桓许多人心中的谜题。王朔作为大院子弟的代言人，成功地化身为中国社会由“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而没有沦落到韩寒郭敬明那种只被同类消费与崇拜的亚文化境地，就是因为他的小说，以那种看穿一切消解一切，却又能索取一切掳获一切，成为无数欲望高涨不满现实的青年的偶像，同时以一种亚历山大的方式，挥剑斩开了那个欲望之结。
　　　　据说“80后”知道王朔这个名字，还得依靠徐静蕾的超强人气，但我的许多同龄人，仍然默默将他认作自己青春年代的精神教父。这个名字与崔健、罗大佑、周星驰甚至金庸、古龙等值，同为内地青年反抗庸常生活的精神资源。像贾樟柯《站台》里的那些年轻人，如果他们有在县城邮局购买，或去县文化馆阅读文学期刊的习惯，他们多半会注意并喜欢上这个当时显得与众不同又平易近人的年轻作家。那时没有网络，影视镜头还没有投向北京另类青年的生活。王朔的小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一些同龄人，将那种他们羡慕不已的类西方生活方式视若等闲。
　　　　为了写作本文，我重读了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重温了十年之前的时代布景。在那个时代，王朔几乎突破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道德底线，他们为此而鄙薄，或喝彩。
　　　　十年弹指，王朔复出，姿态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他好像已经成了时代的道德高杆，简直快有了要求他人忏悔的资格。是我们的社会沉沦得太快，还是本来王朔内心从嬉痞变成了雅痞？
　　　　也许，真相并不重要，历史只会记录大众的想象，无论是对王朔，还是对他们自己。
　　　　
　　　　他是否还能让我们空虚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王朔满怀深情地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敢于幻想的唯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慰的愿望。”在我们不单有流行音乐，还有DVD、电游和网恋的今天，王朔还能让我们加倍空虚吗？
　　　　我能见到的评论中，只有牟森在为《我的千岁寒》叫好。事实上，众多批评者能从此书中读出明晰的线索已经让我吃惊不已。这当然也要归功于作者在各大媒体卖的片花与产品说明。《六祖坛经》＋《时间简史》＋中学物理课本＋语言实验，不看书不买书也能知道个大概。
　　　　王朔大力发卖的这些元素中，前三项与文学无关。语言实验呢，《我的千岁寒》和《梦想照进现实》算是成果，虽然有人说是嗑药的成果。关于这些很有后现代形式感的拼贴和一聊大半宿的话语缠绕，我个人比较同意另一位北京作家王小波的话：“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那正是王朔最瞧不上的南方作家使用的“书面语言”。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王朔对中国小说语言就毫无贡献，因为王道乾穆旦搞翻译的时候，王朔还在幼儿园里看上去很美。这样说对王朔好像不太公平，但仔细想想，似乎也的确如此。
　　　　王朔十年前的那些小说，就语言而论，分为三类，一类是通俗小说，比如《空中小姐》、《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根据《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改的那些篇什。众所周知，我们没有权利向通俗小说要求语言。那里面的语言，确实鲜活，但鲜活是什么？实录。我看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京话小说”，那时文学革命还没发生，大家就是“我手写我口”，一样鲜活。老招儿，总不能算作王朔的创造发明。
　　　　第二类是“类先锋小说”，也是糅入了许多语言实验的成分，比如《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时多少先锋作家玩这个特别上瘾，不爱打标点，不爱分段，给刊物和出版社省了多少稿费。艺术需要试验，需要创新，但从效果来看，它们对于中国叙事语言的帮助，犹如“六○六”发明之前的那605次试验，为我们指明了哪些道路是错的。
　　　　第三类是王朔比较好的小说，如《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这种“好”是写实主义层面上的好，真实传达了时代与个人的体验。用的语言，正是王朔多次鄙薄过的现代书面语，而且，王朔比别的作家更爱翻阅成语辞典。
　　　　个人看法，“好小说”有三大特性：想象力、人物和语言。我认为这些特性相依相连，好的小说必须三方面都在水准线之上。区别只是在于，该小说在三个方面中哪一样更为突出，或者说，哪一样体现了该小说的独特。
　　　　这三样，很遗憾，王朔一样都没有。王朔的小说写作，可以命名为“依附性写作”。可不是么？它们的情节依附于现实生活，它们的人物依附于北京侃爷，它们的语言依附于共和国宏大话语，而小说整体依附于这个时代。王朔的工作，正如罗素所说，主要是改变事物的位置。他把大院子弟的生活移到小说里，他把周边侃山的话语搁进对话里，他把损人的话穿插到无数的套话里，于是，就像传统相声演员做的那样，他制造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在马季以下的相声腕儿集体转向歌颂的当儿，王朔担当了用另一种方式传承相声的重任。如果投票，我提议郭德纲当选王朔接班人。
　　　　而快乐总是“快”的，再好的段子听多了也腻。十年之后，王朔当年小说已经很难再让人满足，更别说空虚了。王朔对自己有过清醒的判断：“他应该呆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通俗小说是很难“与时俱进”的，不信？想想徐枕亚、张恨水、包天笑、程小青……因为专业缘故，我几乎涉猎过晚清民国所有通俗小说家的作品，用史家眼光看，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阅读快感大抵欠奉，当年肤浅的新奇感变成陈年旧事是最大的原因。
　　　　如果王朔没有习惯性地说谎，他的文学最高理想是《红楼梦》，最低理想是《飘》。这个理想说明：(1)王朔与现代小说比较绝缘；(2)他希望能写出很多人读的小说；(3)如果能流芳百世更好。这倒是与梁启超的小说理想比较吻合，先谋求“觉世”，也不排除一不小心“传世”的可能性。但是在王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种可能，因为他太能领风气之先。他可怜的前辈老舍是连滚带爬都跟不上时代之潮，他却是“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好事不能让一人占全了，十年前王朔放话“文艺界平趟”的时候，那么聪明的人，应该会想到有楼塌了的一日。
　　　　最后卖一把吧，老王朔，趁你当年的狂热读者还没有老得读不动书，趁这些大众媒体还憋着听你骂人，趁喝着好莱坞和港台乳汁长大的一代还没能把持话语权，趁评论家们还在犹豫把你放在文学史的哪个角落。关于你，仍然有大先生的一句话在等着：“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