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性格

1793年，乾隆帝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并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表示天朝根本不在意“外夷货物”[1]。现在这被普遍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愚蠢、傲慢的姿态，今人往往将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时机与它联系在一起，甚至暗示若非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满族入侵所打断，中国本可避免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无疑也是一种典型的“从后往前读”的史观，事实上以当时正统的观点来看，乾隆帝的答复可谓深合儒家政治哲学，非但不愚蠢，且贤明之极。
篱笆与长城
近百年来，国人往往盛赞唐朝为吾国古史上最辉煌之时代，而清朝为衰落时代；不仅如此，前者强盛的表现及原因之一是开放，而后者衰败的表现及原因为闭关锁国。这几乎已成读史的基本定式。然就国力而言，清之强盛实不下于唐，近代以前，国人更不会将国家盛衰归因为开放/锁国这样的二元模式，闭关就会导致落后，在古人思维中实觉不可思议、毫无道理。不仅如此，前人也未必承认唐为最辉煌一朝，宋人就普遍认为本朝比汉唐更能垂范后人[2]。
伯林曾说：“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3]一句话，我们今视清代为停滞时代，对清人自身来说却是循着传统正确道路的进一步完善；我们今视乾隆拒绝通商为闭塞愚蠢，按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看来却是绝对值得称道的善德、不劳民。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定居农业文明，长期以来的内在逻辑是力图维持和充实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斯宾格勒曾说中国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4]，但在我看来，不如说是篱笆。篱笆是墙的原型[5]，正如地垄是运河的原型——正因筑城和挖渠直接由最普遍的农业活动发展而来，它们才成为中国人“最当行本色”的技能（李济语）[6]；而修筑长城北拒胡马，也常使我想起农夫修筑篱笆圈占土地以拒防外敌。
在这样一个以不动产为基本财产的社会里，自给自足是一种美德，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挖土和耕种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西方的没落》）有求于外物对它来说是一种受制于人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害的好奇心。因此中国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此世性（this-worldness），天堂/外物/异域珍奇都是转移人们对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对这样一个文明来说，“开放性”而不是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
这类思想在传统中国文明中根深蒂固，明代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农业文明以修筑篱笆的方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一直是满足于在自我区域内的控制权，原因是农业技术所无法利用的高原、草原、冻土、沙漠地带，按它的逻辑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这个外圈边界之外，“它也缺少任何在农耕区域之外进行扩张的经济动力”[7]。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最好其他外国也维持类似的自足性封闭体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看，它的政治行为一直以防御为主，它“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把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中国人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华夏边缘》）。
因此，中国历代的政策向来是：在篱笆内将人民严密控制在自己的权力管辖和赋税制度之下，而对篱笆外则满足于其依附和顺从，通常并不试图建立直接统治，因为这耗费太大，却所得无几。历朝的主流意见都充分认识到农业文明扩张的极限，力图求得各政治实体在彼此的界限内安居，他们不断地表达这样的意见：即农业文明之外的土地/人民都是汉人无法利用的[8]，正确的办法是弃绝来往，或加以安抚，如对于祸患较大的，则加以屠杀。如汉代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匈奴；而对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9]。金朝对蒙古的政策亦如此，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称为“灭丁”，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因此需对之进行残杀、奴化、分化，以杜绝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征服其地/人民，而是为了消灭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更好地固守边界。尽管有争议，但正统的观点是不倾向于统治边界外的蛮族的[10]。
一个边界开放的专制国家往往很脆弱，美国南北战争前，逃奴可到北方、西部等自由地区；俄国沙皇则大部分法令都是针对农奴逃亡问题的。因为在边界开放的情况下很难保持不自由的劳动力形式，除非能动员起足够的强制力来保持人口。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逻辑来看，一个国家能有力地控制其边界及边界内的人民，完全是强大的表现，而不可能是虚弱的表现。在清代以前的很多朝代，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行类似的政策，但清代控制得尤其严厉，海防政策也由明代的“重防其入”变为“严防其出”，禁止民间海船携带武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的强大正是奠定在对边界、人民的强大控制之上的，因此它对海外华人遭受屠杀无动于衷也就毫不奇怪了——那些人只能说是“自弃于天朝”罢了。闭关锁国不是满清一时的愚蠢，而恰恰是历代政治家一直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满清之能控制边界，并非衰败，相反却是它强大的表现。
不难理解，既表现为“此世性”（this-worldness），则对此世以外的追求也容易遭受谴责。唐太宗曾垂戒子孙勿学秦皇汉武，妄求神仙于海外[11]；唐肃宗同样表现出“不贵远物”、“方以不贪为宝”的姿态[12]。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与对外交通实有相当的关联，如晋张华《博物志》中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我们现在都习惯于将对外交通视为一件极正面、光荣的事，但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往往并非市场行为，因此常常并不具备后人所称誉的“国际交流”色彩，相反却常是劳民伤财之举。汉唐宦官常以神仙之事、求异域珍宝以蛊惑皇帝[13]，这一条常受儒家官吏谴责，如郑和下西洋之举也不免被人作如此观。因此乾隆表露的不贪图“外夷货物”的姿态，就正统儒家观点来看，正如与其“永不加赋”政策一样，是贤君体恤民情的正确之举，无懈可击[14]；如果他竟准许通商，那倒要受朝臣抨击了。
乾隆帝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这样一个自视为勤政爱民、控制自己欲望的行为，在两百年后得到的评价竟比耗费民力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帝还要低得多。——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本来绝对可派出一支远比郑和船队更庞大的远洋舰队，但这却违背了儒家对一个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封闭体系和国家性格
“封闭导致落后”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然而对古人来说，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却恰恰才是最完美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范例[15]，与老子设想中的小国寡民家园同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之一。事实上，凡是乌托邦都带有这种封闭自足的特征。卢梭也曾说过，“一个理想的国家是对于它的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国外的贸易。”康培内拉《太阳城》中更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这类观点与一个网络状市场交换体系的观点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16]。
封闭自足之所以为最完美理想的状态，乃在于它不假外求——现代学者当然会力破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哪一群人可以完全自足，但不管如何，作为一个理想，这的确一直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力图达到的境界。不假外求首先就意味着不受制于人，反过来推论，也就必然认为“有求于我就是受制于我”。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为何历来将对外贸易的经济关系理解为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仍相当自豪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依靠外国支援。明清闭关的首要原因也在于这种值得骄傲的自足意识，“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程度日益提高的时候得到充分发展。这种自给自足几乎是一种自身完善，而这种完善则无须进一步借入文化。”[17]
既然整个国家是一个闭合系统，那么交换即意味着损失，因为这个封闭体系内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这也就使人们倾向于把对外交通/贸易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赢则另一方输。这种观点事实上在大陆农业文明的国家中极为普遍，只不过中国尤其严重罢了；David Hume1758年曾把这种重商主义态度称为“一种狭隘而致命的观点”，但它至今仍在各种贸易争端中有相当的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因此也就倾向于认为在此封闭体系内，资源是固定的、有限的。北宋司马光反对新法的主要根据就在“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观点极为顽强，在明清时尤受重视[18]，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孔子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财富/资源是固定之数，那么人们自然就把社会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分配上出了毛病，而不去开源。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的秘密社会叛乱一般不寻求宗教乌托邦，而是“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19]。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节俭必然成为主要的美德，两汉时的《太平经》已经在倡导节俭，“超过这类最低必需品的任何朝向改善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批评为是不必要的奢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20]。国人因此常被鼓励限制消费、抑制欲望，到近代与西方接触时，梁启超指出，西人具有一个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的现象：“西人愈奢而国愈富。”[21]
马克思曾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22]。这里说的“中国”，应该指的是国人一贯理想中的那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的桃花源。这个理想境界必须的条件就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定与自足，“稳定压倒一切”，不仅道家和儒家这么想，法家也持类似的观点[23]。最好其他各国也各安其本，仅限于必要的少量来往，明清两代帝王对此反复强调，最好各国都各居疆土，彼此和睦，永享太平[24]；其中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贪图外物，且对顽强地想要进行通商的企图相当反感，故此“从一个以农业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象是具有侵略性的”[25]。西晋时江统《徙戎论》也意图使内迁的蛮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促成了变乱。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努力，往往不是寻求一个开放体系中的充分竞争，而是相互隔绝与对峙。它并不积极谋求对外的统治，由于圈在自己篱笆内的物品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外族前来贸易就被视为一种“有求于我”的政治屈服表示及对“蛮夷图利”的蔑视，同时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本国财富的损害，在晚清时，“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26]说起来这实不值得惊奇。
如果把国家想象为一个人，那么古代中国的性格实在与Fromm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描述的“囤积取向”类型极为相似：
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保卫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错误知觉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将鸦片战争后耆英与璞鼎查的照会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而其中最重大的一条就是英国获得了治外法权，此后英国人在华的审判权归英方所有，所谓“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然而耆英也向来精干，他之所以未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简单地说，就是按他所受的教育，他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一严重性。
人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行为方式，这在国际政治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容易影响知觉倾向的因素正是这样的国内行为方式，也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在同质化程度很高或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27]就像美国人也常常仅从本国人的思维角度出发考虑国际问题，以为越南人、伊拉克人也跟自己想得一样，从而大大低估了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机制的困难。一如William Kaufman批评赫尔国务卿及其许多顾问的那句著名的俏皮话：他们将世界视为“讲外语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
因此，决策者经常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本国政治体制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来假想和理解别国的情形，这一点实在在所难免。同样，耆英之所以作出这样失败的外交决定，乃因近代视为严重主权丧失的“治外法权”问题，在中国古代却常常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历代对外国夷人的管制采取的是四种办法：郡县制、羁縻制、萨宝制、番坊制，最后一种对居住在港口的胡商所行十分普遍，其制度之一就是凡这些商人内部纠纷，多依其本国法律处置，并不强迫他们依从中国法律[28]。清朝时对此也基本沿用，偶尔采取属地主义，以中国法律来判决[29]，但耆英至少无法从欧洲国际法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近代外交史中国可谓极惨痛，国人常谓诸公误国，不识国际形势云云，但这不免有些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对一个封闭体系里的人来说，要被迫去认识另一个体系，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况且就实情而言，当时其实欧洲各国也常常一样从本国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出发来进行交涉，造成一些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兹举几个例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于开战后组织远东舰队封锁中国各主要海口，“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30]英国此举也是典型的从自我出发的无意义行为，作为一个封闭体系，中国还巴不得彼此隔绝。质言之，英国以为封锁出口是对清帝国的伤害；而清帝王一贯的逻辑却也以出口管制视为对外夷的伤害，英国的封锁因此丝毫不能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
1866年，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一支法国海军远征队奉命于当年10月封锁江华岛附近通往国都汉城的孔道，结果“朝鲜朝廷丝毫没有开始谈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此法军11月底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折返，甚至“连一个答复都没有得到”[31]。这一事例可与上述一例等量齐观，即对于一个固守陆地、严防其出的农业体系，港口封锁根本不能造成什么伤害，相反，这倒正是它本国政府一直想做的。
1945年，美国投传单到日本，敦促人民“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32]这些案例都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同样使用本国的行为逻辑来判断东方各国的政治决策，结果却相当可笑。
按照与香港总督德庇时签署的《虎门协定》，英国人1849年可以进入广州城。但德庇时离任后，1848年，署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新任英全权公使及香港总督文翰入广州城的要求，“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33]这一点现在看来很可笑，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国际法体系。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谁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是我被迫适应你，还是你被迫适应我？这就好象中国人学唱西方歌剧固然不容易，但要是让老外来学唱京剧，也一样会洋相百出，使人总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味。我们觉得晚清诸公处处颟顸误国，不通国际法，吃了大亏，其实换了汉唐贤相过来，就能办得好吗？只不过在汉唐时我们无须理会“国际法”，因为那时的国际法就是中国的国内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