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 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 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 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 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 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 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 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他们把***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 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 “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本文系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