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收购了Panoramio

　　据Google的官方博客 报道，Google今天宣布已经同意购买Panoramio，Panoramio是一个设在西班牙的照片共享服务网站，存储了数百万张包含地理标识的照片。
　　我们已经也曾经大量介绍过Panoramio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一个类似Flickr的照片社区网站，每个用户可以免费拥有高达2G的照片存储空间，这个网站的最为独特的地方是，Panoramio可以识别照片中的地理坐标信息（Geotag），并将照片按照地理坐标进行整理，显示在著名的Google Earth上。Panoramio同时还提供了API供WEB开发者将Panoramio图片融合进自己的网站。
　　如果你已经用过Google Earth，那么你可能早就注意到了Panoramio的照片显示，Panoramio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服务，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大的访问量，后来Google和Panoramio合作了一段时间，Google Earth在今年初将Panoramio的照片显示在Google Earth上，自此之后，Panoramio就迎来了照片共享服务发展的黄金期，用户数目和照片数目都飞速增长，可以说是Google早就了Panoramio的成功。
　　Google自己其实也有一个Picasa照片共享服务，我以前也曾经分析过Picasa存在的重大问题，现在Google收购了Panoramio，也进一步表明对于照片共享服务的关注，打不过对手，就收购对手，将自己的主要竞争者在发展初期就收购过来，这也是Google越来越强大的一个原因。

雪山.2007.5.31

雪山.2007.5.30

搜索巨人Google又开始收购公司

搜索巨人Google又开始收购公司，这次的收购对象是开发安全软件的 GreenBorder 公司， Google 想推出防毒软件吗？GreenBorder 提供的安全方案是为你的浏览器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和火狐 Firefox 制造一个虚拟环境或 Sandbox ，这样你在浏览器做的东西实际上不会影响到你的电脑，你正在浏览的网站也无法得到你电脑里任何的资料。

2007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

from sina
名次 学校名称 生活 学习/教育 就业/收入 大学消费 总分 去年排名
1 中央美院 20.4965 20.5 20.8 20.2715 82.068 18↑
2 香港大学 20.1082 21.2798 16.1458 19.1667 76.7005 ／
3 清华大学 18.9265 19.9715 18.55 17.743 75.191 45↑
4 上海交通大学 18.432 18.8285 18.5 18.0145 73.775 11↑
5 西安交通大学 18.1085 19.007 19.125 17.4715 73.712 57↑
6 东北大学 17.719 17.907 19.4 18.3855 73.4115 85↑
7 大连外国语学院 19.041 18.3645 17.625 17.9855 73.016 80↑
8 中国音乐学院 18.1479 18.8857 16.875 17.9143 71.8229 ／
9 陕西师范大学 18.383 18.178 17.2195 18.0175 71.798 9 持平
10 北京大学 17.5295 19.157 17.55 17.1145 71.351 26↑
11 北京交通大学 18.43 17.743 18.075 17.057 71.305 88↑
12 哈尔滨工程大学 18.268 17.2145 17.325 18.257 71.0645 71↑
13 浙江大学 17.981 18.45 17.5 16.943 70.874 17↑
14 重庆大学 18.012 17.407 17.3 17.7145 70.4335 23↑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1615 18.057 17.825 16.3285 70.372 1 ↓
16 东北师范大学 17.2425 18.2785 18.2 16.643 70.364 8 ↓
17 大连理工大学 17.6995 17.7215 17.825 17.057 70.303 86↑
18 厦门大学 19.24 17.907 16.775 16.343 70.265 5 ↓
19 河北大学 19.351 18.1355 16.7 16.0145 70.201 30↑
20 华中科技大学 17.8105 18.15 17.2 16.257 69.4175 3 ↓
2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8105 18.15 17.2 16.257 69.4175 44↑
22 西南财经大学 17.9415 17.3785 17.55 16.4 69.27 39↑
2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6.0785 17.4645 18.2 17.343 69.086 7 ↓
24 复旦大学 17.1545 18.007 16.7 16.757 68.6185 74↑
25 长春工业大学 17.138 17.857 16.725 16.5715 68.2915 ／
26 中国科技大学 17.1283 18.9429 15.675 16.3143 68.0605 2 ↓
27 吉林大学 17.214 17.7 16.725 16.2145 67.8535 40↑
28 西南政法大学 17.5755 17.0715 16.825 15.9715 67.4435 47↑
29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786 17.2145 16.4 17.657 67.0575 12 ↓
30 南京大学 16.9015 17.393 15.725 16.7855 66.805 14↓
31 南开大学 16.428 17.757 16.15 16.3855 66.7205 15↓
32 南京理工大学 17.4885 16.143 16.875 16.1855 66.692 25↓
33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17.222 16.8365 16.0205 16.589 66.668 27↓
3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194 16.8645 15.75 16.443 66.2515 29↓
35 中国政法大学 17.0615 17.15 15.5 16.357 66.0685 75↑
36 湖南大学 16.4285 17.0855 16.825 15.5285 65.8675 61↑
37 武汉理工大学 16.2965 16.3995 17.3 15.8715 65.8675 55↑
38 河南师范大学 16.8945 16.707 15.125 16.943 65.6695 67↑
39 上海外国语大学 16.822 16.801 16.649 15.3345 65.6065 31↓
40 华东理工大学 16.881 16.3445 17.108 15.266 65.5995 63↑
41 山东大学 16.97 16.507 14.45 17.5855 65.5125 4 ↓
42 北京邮电大学 16.207 16.4715 17.6 15.143 65.4215 21↓
43 中国传媒大学 17.0895 16.7145 16.125 15.343 65.272 70↑
44 中国地质大学 16.8705 16.1785 15.975 16.2 65.224 60↑
45 西南交大 16.75 16.407 16.75 15.157 65.064 50↑
46 东北财经大学 17.8745 15.9695 15.612 15.4955 64.9515 82↑
47 华东师范大学 16.675 16.75 15.875 15.5855 64.8855 64↑
48 北京电影学院 16.96 16.87 14.97 15.96 64.77 72↑
49 苏州大学 17.591 16.5715 15.075 15.5 64.7375 91↑
50 中国人民大学 16.3445 16.6145 16.175 15.543 64.677 32↓
51 中山大学 17.176 17.1285 15.925 14.357 64.5865 28↓
52 福州大学 17.0685 16.4285 15.675 15.3285 64.5005 81↑
53 四川大学 16.6125 16.8285 17 14.057 64.498 42↓
54 天津大学 16.2985 16.057 16.85 15.2285 64.434 16↓
55 安徽大学 15.527 15.6915 17.0213 16.1702 64.41 84↑
56 中国农业大学 17.1665 15.9355 14.575 16.557 64.234 19↓
57 暨南大学 16.7035 15.9355 15.4 16.1285 64.1675 33↓
58 新疆大学 16.937 15.9855 15.6 15.643 64.1655 95↑
59 深圳大学 17.6005 16.4355 15.025 15.0715 64.1325 ／
60 北京工业大学 16.7 15.84 16.18 15.4 64.12 ／
61 广西大学 16.933 16.603 14.593 15.6145 63.7435 20↓
62 内蒙古大学 16.609 16.493 14.925 15.7 63.727 65↑
63 北京理工大学 15.831 16.5 15.325 16.057 63.713 89↑
64 同济大学 16.44 16.307 14.875 16.0715 63.6935 6 ↓
65 南昌大学 17.07 16.143 14.925 15.4 63.538 69↑
66 上海财经大学 17.07 16.143 14.925 15.4 63.538 54↓
67 江南大学 16.32975 16.0675 15.1625 15.693 63.246 41↓
68 中国海洋大学 15.917 16.0715 15.45 15.557 62.9955 66↓
69 华中师范大学 16.2235 15.678 14.898 15.8745 62.674 22↓
70 郑州大学 16.1345 15.85 13.575 16.8855 62.445 58↓
71 辽宁大学 16.1345 15.85 13.575 16.8855 62.445 76↑
72 华南师范大学 16.3905 16.107 15.475 14.343 62.3155 68↓
73 首都经贸大学 16.19 14.86 15.38 15.81 62.24 ／
74 山西大学 16.21 16.1285 14.325 15.457 62.1205 73↓
75 中央财经大学 15.362 15.4715 15.65 15.6285 62.112 ／
76 河海大学 15.3349 15.7 16.275 14.6571 61.967 83↑
77 兰州大学 15.524 16.407 13.625 16.257 61.813 35↓
78 武汉大学 16.3195 15.85 14.9 14.5715 61.641 24↓
79 北京师范大学 15.432 15.7785 14.75 15.457 61.4175 52↓
80 天津师范大学 16.389 15.643 14.375 14.7855 61.1925 77↓
81 河南大学 15.4405 16.1855 14.05 15.343 61.019 94↑
82 北京体育大学 16.504 15.6715 14.775 13.9715 60.922 ／
83 南京师范大学 16.583 15.4145 13.875 14.9715 60.844 62↓
84 中南大学 15.2465 15.4785 15.525 14.4 60.65 51↓
85 山东师范大学 15.6965 16.283 13.393 14.592 59.9645 48↓
86 华东政法大学 16.361 14.857 13.475 14.8855 59.5785 37↓
87 河北工业大学 14.5965 15.3785 15 14.443 59.418 92↑
88 东南大学 14.7405 15.3355 14.85 14.143 59.069 49↓
89 北京外国语大学 14.9295 15.05 14.775 14.257 59.0115 59↓
90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6.24 14.17 12.53 15.93 58.87 ／
91 华南理工大学 15.4595 14.6 14.725 14.057 58.8415 79↓
92 云南大学 15.2815 14.8355 14.45 14.2715 58.8385 98↑
93 西北大学 15.1405 15.1785 14.025 14.457 58.801 53↓
94 太原理工大学 13.9725 14.293 14.85 14.8715 57.987 93↓
95 广西师范大学 15.755 14.7355 14.1 13.357 57.9475 56↓
96 西北政法大学 15.4845 15.3355 12.75 13.443 57.013 46↓
97 对外经贸大学 14.987 15.1645 15.275 11.4715 56.898 38↓
98 中央民族大学 15.11 14.1355 12.675 14.4285 56.349 43↓
99 西南大学 14.521 14.1645 13.75 12.7145 55.15 ／
100 海南大学 15.319 13.8 12.6 13.1145 54.8335 87↓
　　注：↑＝上升 ↓＝下降 ／＝新上榜

google用户有望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自己的基因

北京时间5月28日消息，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谷歌公司(Google)日前宣布向一家生物基因公司投资390万美元。经过进一步的整合，谷歌的用户有望通过该搜索引擎查询自己的基因组成。
　　为加大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研究力度，谷歌已经向一家由谷歌创始人妻子创建的公司进行了投资，帮助用户了解他们的基因组成。谷歌以390万美元(190万英镑)投资的23andMe生物科技公司创建于2006年，创建者之一就是安妮-沃西基，这位原保健部分析师最近与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喜结连理。布林今年33岁，拥有约14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在最新一期的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位列第26位。
　　根据硅谷流传的说法，布林夫妇相识并走到一起，归功于沃西基女士将车库租给布林先生及其合作伙伴拉里-佩奇，作为谷歌早期的办公室。目前身价约140亿美元的布林先生已向该公司提供了260万美元的中期债务融资，以帮助沃西基女士创业。搜索巨头谷歌目前正努力打造一个精确的在线用户资料库，以便为该项研究进行进一步宣传。谷歌对创始人妻子的公司进行投资，可能会引起一些业内人士的质疑。但考虑到谷歌庞大的现金储备，以及此次投资的金额较小，这一问题并不会太严重。2007年第一季度，谷歌的净利润达到10亿美元。截至3月31日，谷歌共有119亿美元现金。
　　23andMe公司希望建立一个“开放式资源库”，通过不断鼓励人们学习了解自身基因组成，帮助加速药品研发并带来个体化用药领域的革命。23andMe公司的网站宣称：“尽管你的身体包含了无数的基因组，而你却几乎无法解读这些基因组。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你了解这23对染色体(外加你的线粒体DNA)。通过联系对比你与其他用户的资料，我们还能在人类共性与差异性的大环境下对你的基因组进行研究。” 谷歌称，投资23andMe公司进行这项研究是“为了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以帮助人们了解基因组，并有助于我们在新领域中进一步组织世界资料”。本周，谷歌的行政总裁爱立克-施密特称，关于通过网络收集个人信息一事，谷歌仍然还处于“初级”阶段，该公司“对你的资料还一无所知”。
　　谷歌的“个性化搜索”项目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这直接推动了谷歌对23andMe公司的投资进程。如今，谷歌的用户们已经可以存取并编辑其搜索历史记录。谷歌的“终极梦想”是能够利用这些资料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建议，例如，告诉他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职业道路，以及在放假时该做些什么。 谷歌强调用户有权选择是否使用这项服务，并称在收到“有效法律命令”前不会使用或批露用户的任何资料。
　　但美国的一些科技联盟日前却对谷歌公司提出谴责，称该公司此举“将对基因机密造成最大的威胁”，因为它宣布了一项计划并打算创建一个可搜寻的遗传信息数据库。这些反对者称，谷歌公司将与J. Craig Venter基因组研究所合作创建一个可搜寻的网络数据库，其中包括地球上所有基因的资料，这便是其生物盗窃的铁证。据该联盟组织者称，生物盗窃指的是“独占遗传资源库”，它还可以指公司、大学和政府等各种组织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违令使用生物资源

雪山.200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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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2007.5.26

雪山.2007.5.25

犬儒主义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⒉ 专制与犬儒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⒊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用这句话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莫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以〖经济领域〗为例，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学术〗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有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雪山.2007.5.24

Google Office大旗该立了

Google在互联网应用服务方面的战略日趋明晰。之前，Google高层在公开场合屡屡都要作出“网络应用并没有把微软Office作为对手”的委婉表态。最近，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高调表态称，网络应用（又称WEB软件）将和搜索、广告一起，成为支撑Google未来发展的三驾马车。
随着在线字处理、电子表格等软件获得越来越多用户的试用和认可，Google网络应用正在从一种比较超前的概念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部分。不过笔者发现，Google网络应用的战略中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环，这阻碍了网民对于这一服务的理解——这正是一个好的业务品牌。 　　在其他的产品和服务中，Google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称，比如网上支付Google Checkout、即时通信Google Talk以及电子邮件Gmail等等。不过，在个人网络应用上，Google却出现了一种品牌凌乱无序的状态。 　　

Google在在线字处理和电子表格方面使用了一个冗长的“Google Docs & Spreadsheet”，中文意思为“Google文档和电子表格”。这一产品和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网页制作和在线日历整合之后，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Google Apps”（Google应用）。名字说到这里还未完，在主页的导航中，还有另外一个名字“Documents”，同样指向文档和电子表格产品。如果再加上未来的演示稿工具，难道Google要来一个“Google Docs & Spreadsheet & Presenter”？ 　　

之前，中国谷歌曾在中国单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产品发布仪式，推出了一个“谷歌文件”的名字，大体和英文的Document相对应。 　　

一部分用户对于Google的网络应用服务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Google公司的产品线也比较丰富，在此背景之下，缺乏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给Google网络应用的推广造成了障碍。实际上，笔者观察国内媒体对Google这些产品的报道，都存在着表述混乱的问题，让读者越发不明白“Google应用”和“Google文档”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Google要给这个产品线设计一个好品牌并非难事。业界人士普遍认为，Google网络应用的发展轨迹正是沿袭了微软公司的办公软件Office。从字处理、电子表格、在线日历（联系簿）、电子邮件、网页制作都已经和Office实现了“你有我也有”。另外，Google披露还将推出演示稿制作软件，观察人士号称“PowerPoint”杀手。 　　

笔者认为，“Google Office”正是Google公司的一个天赐好品牌。 　

　Office的大名系微软公司创建，但是时至今日，许多办公软件也以Office作为产品后缀，比如开源业界大名鼎鼎的OpenOffice、Sun公司的StarOffice。在国内，金山公司也抛弃传统面子上的顾虑，将WPS改名为WPS Office，并在产品上奉行跟进微软Office的战略，目前来看成绩不俗。另外一家国产软件公司永中也将办公软件命名为“永中Office”。 　　

鉴于Office这一名字的家喻户晓，“Google Office”在宣传推广上将更加如鱼得水。这一品牌的内涵，即是“Google公司有一套应用软件，能够完成微软Office的大部分功能”。Google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的传奇品牌，加上一个可以免费使用的Office，“Google Office”把“Microsoft Office”逼上梁山只是时间问题。 　　

在老生常谈的空洞口号之后，微软公司真正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到目前为止，还是近乎空白。因此，Google网络应用目前处在一个“所向披靡”的大好局面，而其主要争夺对象仍然是微软公司传统的“光盘Office”用户。从产品功能和可用性来说，Google网络应用已经初具雏形，可以满足大部分中低端用户的需要。此时此刻，正是Google举起一面“Office”大旗的时候。 　　

网络应用分为个人和商用两个市场。近日传来Google公司准备和Salesforce.com建立战略联盟的消息。未来在商用市场，不管是合作还是单独开发，Google或许可以另起一个符合商业管理软件特色的品牌，而把“Google Office”品牌主要针对通用办公应用市场。 　　

综上所述，Google网络应用正面临一个没有任何对手的“蓝海”，在产品成型之后，一个能让消费者一目了然、一针见血的好品牌成为Google这一产品线的短板。笔者认为，“Google Office”无疑是上上之选，这个品牌完全能够踩着Microsoft Office这个“巨人”的肩膀，把计算机用户带入应用软件网络化的新纪元。

“明天我干什么好?”“什么工作适合我”-Google告诉你

Google声称将可以利用它们的个人信息搜集系统搜集用户的搜索习惯,规划创造世界上最全面的个人资料数据库,了解其 用户喜欢什么,帮助他们做出自己生命中的重要决定.Google刚刚买下了网上广告公司doubleclick ,它利用储存在使用者电脑中的Cookie跟踪搜索活动来完善这个计划.'What shall I do tomorrow?' 'What job shall I take?'" Google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Google帮你解决."不过,"他补充说,"这项技术仍在发展,并会继续改进."
但是,这一搜集搜索习惯的功能引发了包括欧盟在内的担忧,他们认为搜索习惯也属于个人隐私.设想一下如果Google成功,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环保与改良 from 张一帆

看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是怎么说明问题的，这样可以更正自己尚未明确的观点，或者是找出对方的穴道。学经济的人在考虑自然资源分配和污染管理的问题上，多不会和科斯六十年代的就阐明了的理论有什么出入。但是同样的问题，经济解释不时它的全部。
简单的解释一下科斯的观点，全凭记忆，又出入请包含：我在河边设厂赚钱，同时排污。只要我赚钱，排污的问题我可以忽略不算。可是下游打鱼的遭殃了。要治理这个问题，科斯说过有好多办法。你可以把河赠给渔夫作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赠给工厂主为他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花好多力气去弄明白究竟应该罚工厂多少款拿去补贴渔民。无论那条路，结果都是皆大欢喜的。这个结果是用数学公式论证出来的，我这里只是因为提到科斯了，顺便说的。原来的论文可能用的例子不是这一个，是羊吃草之类的。
经济学家明白这些。这并不代表经济学家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把环保作为宗教，有人把环保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这些是超出保护环境概念本身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没有和环保可以共生的价值和权力。所以在看环保文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画了三个框，边听边读，就边把不同的论点论据朝事实、宗教、改良这三个框里放。最后分别算帐。
今天早上邮递员送过来一本杂志，翻开看到一篇骂阿戈尔的文章。结尾很精彩，我瞎翻译：
“仅仅承认了全球变暖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追问全球变暖意味着什么。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以避免一切和体力劳动雷同的活动为最高目的的文化必须改变它的面貌。如果你真想要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这儿就有一个：为我们文明奠基的每一个所谓的‘便利’到头来都是一个谎言，而且它们在杀死我们。如果你想目睹绿色可以在多短的时间内变成黄色，我们必须提一提另一个巨大无比的可再生资源，它的主要排放物是人的汗水。”***
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很精彩的。而且让我必须把它分别放到事实和改良这两个框框里。作者对改良社会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把累活儿脏活儿朝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体力劳动者那里外推。
这段话的背后也有很多我们常常忽略了的事实。比如体力劳动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还是有人在艰辛的劳作。发达国家也许不允许砍伐森林了，可是亚马逊的木头立刻填补了市场的需求。日本的汽车不符合本国排放标准的，大可朝东南亚出口。现在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要让穷人把排放指标卖给富人。这样的道路能算是真正是进步和文明吗。
因为我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就对他其他太处理地太笼统的地方不太在意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回答他到问题，或许会说，提供污染许可证交易这些工具的专家并不没有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和文明去做这些事情，它们无非是在寻求一个最快最便宜控制污染的办法。这个办法可能和我们从血汗工厂买衣服有雷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环保和改良有共生的价值。
***Garret Keizer, Climate, Class, and Claptrap,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7.

雪山.2007.5.23

雪山.2007.5.22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 ；）好玩一个...

● 房宁 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房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和反复探索，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初步掌握了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已经走上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路。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们要倍加珍惜，而绝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前进，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并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雪山.2007.5.21

雪山.2007.5.20

雪山.2007.5.19

雪山.2007.5.18

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 from 黄万盛

——序《破碎的民主》中文本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为者，如今这个分工彻底主宰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为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象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沙特、布龙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波笛尔、德勒兹、德理达、阿兰·图汉，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的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决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同时也成为行为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波笛尔，图汉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决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决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学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

卡蓝默的禅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次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然是“破碎”了，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

我不想一一叙述卡蓝默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看法。我想，提供一些与阅读这本著作有关的学术背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也集中在民主和全球化相关的领域中。 .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地以后，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邱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肯定是现代社会关于民主被引述的最多的“至理名言”，但是邱吉尔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误读，既然找不到更好的，那它就是最好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拜膜的神柢，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变化，随着民主社会内部困境的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负面教训的累积，尤其是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尽暴其短不敷应用，反思和批评民主的群体开始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思考的行列，已然成就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学术景观。 .

当代社会对民主的反思可以根据批评的观点和范围的不同划出两个重点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从现代民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批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弊端，这些反思还是把民主当作民族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由于“冷战”的突然终结，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意外地蓬勃起来，但是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原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民主的霸权”，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张、更加灾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主反思的理论空间。综合这两个阶段，举凡民主所及的一切方面无不经受批评的考验。无论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民主被当作“工具理性”；民主作为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或是民主体现的“程序的正义”；民主是社会历史的真理，还是民主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磐再生，或者灰飞烟灭。 .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得到真正的改变，前些天参加与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的谈话，他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三十比一，而今天，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一千比一。让我们想一想吧，造成这个巨大的落差仅仅只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而在这五十年中，美国的政客每天都在鼓吹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美国的主流媒体天天都在高唱民主的颂歌。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正视这些问题，而是民主制度内在地缺少公平的机制，甚至，它在本质上就与公平的原则不能充分兼容。进一步看，甚至在民主国家内部，公平的问题都如此严重，那么在国际舞台上，那些民主的巨富国家与弱势贫困的小国又如何可能建立公平的原则呢？ .

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有魅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宣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个人作为“法人”构成选举的投票基础，因此选举的结果最能体现民意，最能保护选民的利益。听起来的确相当美妙，但是，民主长期实践的结果真是如此吗？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就曾强烈反对民主选举制度。他得了诺贝尔奖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奥地利老家，他发现到处矗立着竞选的标语口号，很不以为然，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搞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真相信老百姓可以选出合理有效的好政府？挑几十个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把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有学者曾经指出海耶克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恰当的评价。可是，海耶克对专制政体的危害和灾难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呢？在我看来，海耶克最为怀疑的就是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在西方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大选年，老百姓就会饱受媒体的轰炸，政客们不惜重金滥用媒体蛊惑选民，看起来，选民是上帝，实际上，选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们的自我意向迷失在媒体的鼓躁中，而政客们在选举时为拉拢选票空口许愿满嘴桃花，他们的承诺，在选举之后，绝大多数都是被扔在一边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近年来，愿意投票的选民数每况愈下，是选民对选举丧失信心的体现。卡蓝默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决定中东的战争的事实与民主的理想相去万里；可以引导我们未来走向的抉择，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脱离了公共讨论；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早已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政治职责候选人通过电视的表演，结果是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在大众面前丧失殆尽。在讨论“治理”的部分，他对选举制度的弊端也有深入的分析。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大众，难道政党对峙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是社会利益的真实的写照？民主的政党政治不过是虚拟了社会分歧，把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前不久的法国大选，最后落到了涉嫌金融丑闻的席哈克和极端种族主义者乐邦的对决，这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不是大众所需，可是却只能两择其一，于是，人们喊出了悲情伤感的保卫法兰西的口号：宁要骗子，不要疯子！难道一个国家管理的最高职责就只能在低于基本道德水准的情况下产生？难道理想的民主对这种就算是“意外”的劣质选举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契约关系，个人有权选择和参与政府权力。这套结构的观念源泉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理想，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追求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奠定在个人权力这个唯一的基础上，终于蔚成今天民主社会的大观。可是，以民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宣称其为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民主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它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整个社会，保证了政治原则与社会生活准则的一致性，因此，这是一个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人权利为最大合法性的社会。但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片巨大的空间地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和民间组织，他们体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中家庭、社区、行业、种族、性别、年龄代际等群体的特殊利益，如果仅仅以个人的选票的多寡来决定对权力结构的认可，那么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会因为民主制度而被夸张，另一部分则可能完全被压制或忽略，从而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更严重的是，因为彻底地把权力的合法性诉诸个人，使得个人无限地膨胀，个人主义在对民主制度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迅速的成为社群解体的罪魁祸首。 .

本·史华慈是哈佛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就的教授，他过世前，我曾与他有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强调“家庭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前美国付总统高尔败选后来哈佛访问，在座谈会上表示，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研究美国社会的家庭问题。为什么这些曾经高居在思想和权力的巅峰的人会如此重视家庭这类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主社会的个人越来越自我化了，民主的价值必然地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它是个人中心主义迅速膨胀的真正推手。民主的制度必须依赖个人为基点，而个人为基点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无情地解构了社会和群体，成为社群解体中危害最烈的因素。这个逻辑显示了民主社会中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根本冲突，它是民主社会出现以来至今无法消解的矛盾。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对启蒙的理念和价值始终保持坚定信念的当代思想家，他坚决认同民主的价值，又对突出个人导致社群解体有深刻的思考，他提出“主体间性”、“勾通理性”，试图在孤立绝缘的主体之间建构一套相互理解相互交通的理性原则。哈贝马斯是理性主义传统忠诚的守卫者，仍然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理性的魅力可以超过利益对人的诱惑，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大化流行的功利主义的顽强挑战，这份恪守信念的执着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但是，“主体间性”、“勾通理性”如何能够与民主制度兼容，或者在“勾通理性”的基础上转化出一套新的制度架构，哈贝马斯从未给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看起来，很象是一颗西方的“精神原子弹”，通过完善人的理性从而完善社会。这是理性主义的悲哀，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因而滥用理性，创造出“理性的暴力”，企图用理性改造人的习惯、思想、情感、精神，达到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以为迫使每个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社会蓝图。这种理性的暴政在当代社会曾经以理想主义的姿态获得广泛的实践。事实上，社会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血脉后裔，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并不回避他自己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释怀的血腥记忆。这种社会改造违反了人的基本要求，不仅没有把社会“改造”得符合人性合情合理，相反是让这个社会更加物欲横流、卑鄙无耻，小人得意、君子叹惜，使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在追逐私利时，更加贪得无厌，更加穷凶极恶。如何面对“个人”，民主主义的任意放纵，社会主义的改造训化，都不是好的立场。这是一个大考验，是对民主的考验，也是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大考验！ .

今天，这个考验前所未有的紧迫严峻，横亘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出现把社会大大的扩张了，原来的社会是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而现在，甚至国家也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个人对网络系统的大规模依赖，使个人越来越独坐空房、枯守电脑，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依靠技术手段，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的有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微不足道了。这是什么样的个人！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民主制度如何面对这个不容乐观的景象呢？这是卡蓝默所担心的，为此，他提出重建公共伦理和公共秩序，使得全球社会和生活其间的个人能有一个详和亲睦的美妙世界，可是重建的资源在哪里？仅仅依赖民主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历史呢，边缘的非主流社会呢，久远的大传统和地方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经验呢，在那里，是不是会传来遥远的智慧和启心迪智的灵感，给我们创造生活的勇气、力量、激情，帮助我们走出民主，走出困境？ .

民主制度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民主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民主制度就是由一批精英精心设计出来的。理性追求的结果从来就是以真理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民主当然被当作真理在制度建构方面的化身，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把民主作为真理来追求，中国从“五四”至今基本上也把民主当作真理供奉着。假如民主是个真理，那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发现民主的真理。那为什么除了西方少部分国家发现了民主的真理，人类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发现”出民主的真理，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接受”民主真理呢？这是理性主义难以两全的真理与民主的吊诡。终于，有一个人喊出来了“民主高于哲学”，民主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套有用的经验，这个人就是理查得·罗蒂，美国著名的哲学鬼才。按照他的观点，民主根本与真理无关，它压根就不是用发现真理的方法发现的，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没有民主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经由发现民主而产生民主，因此，民主的国家了解了民主的好处就有责任把民主推广到其他国家，让他们接受民主。很显然这是一套“民主的霸权主义”的言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民主扩张来标榜它的天经地义，以民主的名义颐指气使地随意指责、干涉、甚至侵入其他非民主的国家。重要的是，这种所谓“单边主义”的民主外交，决不仅仅只是一小撮政治家的自作主张，它的后面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美国打伊拉克，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众多的反对意见，在早期的民意调查中支持布什的老百姓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民主制度唯一重视的不就是选民多数吗，让这样的选民来选择，不打伊拉克才是怪事。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老百姓从未离开过他的出身地，在国会中有半数众议员从来没有用过护照，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美国已经日益走向自以为是的“教导文明”。这些人到底凭什么来判断国内和国际事务呢，这正好印证了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最受垢议的观点：老百姓从来就是被精英引导的。他们的头脑就是精英通过媒体炮制出来的。当精英们每天都在倡言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的时候，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把民主送到四面八方呢？在哲学上，我完全同意罗蒂的观点“民主不是真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观点，可是，如何避免民主成为世界性的暴力的源泉呢？假如民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让它行走天下赐福人间呢？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美好，“己欲达而达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从来都是高尚的道德原则。罗蒂的结论我并不赞成，可是，他的分析中包含的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只是理论上的困境，更重要的，它是巨大的现实的灾难，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一个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应当用炮火和血腥浇灌一树独放的民主鲜花，无论它是多么可爱动人。 .

阿玛迪亚·辛是今日世界对民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以“灾害经济学”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牛津三一学院院长，近两年在哈佛哲学系开课。他的努力集中在如何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 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们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他甚至从公元八世纪以来的印度文献中找到不少有关公共辩论的纪录，证明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不仅有远古的传统，而且也决不只是西方社会的专利。我很欣赏他的工作，他的确打开了理解民主的新的视角，至少他的思路是比较接近卡蓝默关于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的想法了。当然，这种关于民主的本质的了解本身能否成为对民主的普遍共识，也还有待一个漫长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此外，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如何形成它的制度形态，成为一套可以用于管理和决策的制度结构，也还有很多疑问和困难需要处理。 .

举凡我上面提到的学者，罗尔斯、丹尼尔·贝尔、本·史华兹、海耶克、哈贝马斯、列奥·斯特劳斯、理查得·罗蒂、阿玛迪亚·辛等等都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学者，我还可以举出一批和他们同样级别的思考着民主问题的思想家，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如此关注民主的问题，足见这个问题之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卡蓝默的书能以中文出版，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民主反思的行列，为管理共同的世界使它更加美好，贡献中国的智慧。 .

我唯一的忧虑是，在中国，这些对民主的反思批评会变得不合时宜。今天，民主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突然间，这个神圣的理想正在接受挑战、审判，而且必然地被重新改造，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和政治改革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民主的理想主义失落的尴尬和苦恼，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确面对政治体制转型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民意、富有人性、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百年来的最大课题。不幸的只是，这个政治改革的精神图腾，“民主”，现在出了大问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学者流露了这样一种心态：那只是西方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民主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完善民主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有了民主才能谈论！老实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民主的再建构未必要以早期民主的实现为绝对条件，中国的制度转型可以而且也必须从当代世界的制度反思开始，而不是亦步亦趋重复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的西方民主的失误，再考虑如何改进，这个代价太大了。何况，这种完全以西方为典范的制度改革在中国以往的实践中屡战屡败几无成就，我决不相信断然割舍一切本土智慧的民主化会有成功的一天。全球化的前景，本土化的资源，这是今天任何一个社会改革都断断不可忽视的命门要穴。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对民主的批评多么尖锐，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延缓和阻止中国体制改革的借口，相反，清醒地了解民主的缺失和教训，是更深刻全面地规划和推动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在新的技术、经济、国际政治条件下，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对世界进程起主要影响的大型国家，都面对着体制改造、制度革新的任务，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置身于这场“治理革命”之外，更何况中国还有自身的近百年来制度转化的内在困境必须同时面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掌握这个时机，对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资源的长短利弊作出中肯平实的反思，中国是有可能完成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含义的现代转化的。 .

为了充分地理解这个转化的复杂性，一个近代形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必须加以检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以往的有机主义世界观被逐步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经验论的二元劈分的思想方法，习惯地把各种事物分为两个极端，不黑就白、非此即彼，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真理就是谬论，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在极端二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立场，所谓大是大非、孰是孰非，再尔后就是对所谓的非的思想清算和理论批判。这一套近代思想原则极其恶劣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机制，导致了每个人、每个群体习惯性地宣示立场、标榜正确、划清界限、列出异己，尔后，就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现在，这套思想原则导致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沉痛的经验教训，已经得到了反省。但是，它长期浸淫于日常生活中，对中国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造成的破坏和深远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的总结清算。只要看看现代中国那些誓不两立的思想争论、理论争论，就会了解这套思想原则在争论的不同的双方中都是多么顽强、多么固执，所谓“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亦复如是，相当令人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想想，因为蔑视、扭曲不同的意见，甚至压制、消灭不同的观点，毁灭了多少真知灼见，假如这些真知灼见哪怕只有部分的落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中国近代的历程都不会如此坎坷苦难！看来，培养“听德”，从对方的思想中发现积极的思想资源以纠正自己的偏见，对自己信以为是的观点战战兢兢不失警觉，就目前状况而言，几乎还是近乎奢侈而不可企及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经历的自我反思，使我对这套思想方法深恶痛绝，我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倾听不同意见，尊重不同立场的对方，从与己相反的观点中，自觉地寻求智慧和资源，是知识分子本身能否现代转化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从这种心态出发，努力建设左右推敲、反复辨难、注重脉络、注重谱系的谨慎的学术思想方法，是思考中国转型这类积重难理的艰深课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当务之急，是从对“五四”以来的“民主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了解民主本身的优劣利弊，同时，严肃的重新审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管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的经验资源和种种教训，使中国的转型成为继往开来的伟大典范，而不是幻想与迷恋编织的镜花水月。民主是中国转型的必要的参照，但却不是照本摹攀的绝对典范，全世界的民主实践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本土资源的制度摹本。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有人认为上述对民主的种种批评就意味着对专制的辩护，那对我的工作，以及对卡蓝默这本著作在中国应有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误解，而近乎是伤害了。 .

谈到这类问题时，经常地，我会有种莫名的被启示的暗示，来源于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我的童年时代是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没有电视，甚至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买本连环画都是极度奢侈铺张的。童年记忆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临睡前听母亲讲一个让人安然入睡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已经记忆稀疏了，唯有当时没有听懂而又死活都想弄明白的现在还能记得。 .

“有一群人，长年累月住在深山峡谷中，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太阳，过着又冷又穷的日子。有一天，他们终于作了决定：他们要去请太阳。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从峡谷中走了出来，天很亮很亮，亮得睁不开眼睛，可是谁都看不到太阳。过了很久，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突然有个人大声喊起来，看那，我找到太阳了！所有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西方的天边，有一个卵黄色的巨大的圆，正向天边慢慢地沉下去。快追！有人大喊了一声。于是，所有的人都向西边跑去追太阳了。他们拼命地跑着，追赶着太阳，可是，太阳不理他们，继续向底下滑去。终于，太阳消失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还是向西边顽强地跑去，跑啊跑啊，他们实在是跑得太累了，都跑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金色的阳光从他们身后升起来了，照耀在他们的背脊上，他们转过身子，高兴的欢呼着：啊！原来太阳就在这儿！” .

老实说，直到今天，我并没有完全弄懂这个故事的全部含义。

是以为序

《洛丽塔》的诱惑 from 莱兰德•杜兰塔耶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50年后仍然诱惑人，让人不得安宁。
1940年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他的妻子和小孩乘坐在回程的时候可能被德国潜艇（U-boats）炸沉的法国最后一趟大洋班轮到达纽约。这个家庭在美国宝贵的头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可是有一项内容始终没有任何改变。每年夏天，纳博科夫都要和妻子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到落基山脉度假，那里是国家最好的逮蝴蝶的去处。 ( . )
在这样的旅程中，在突然的大雨中，伴着经常性的失眠，长途驾车的疲劳，一阵阵的突发灵感，这位俄罗斯移民纳博科夫在这里那里的高山草地上，在3乘5英寸大小的卡片上记录下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20世纪美国最伟大、最受争议的小说《洛丽塔》（Lolita）。 ( . )
夏天过去后，纳博科夫继续写这个中年男人亨堡•亨堡（Humbert Humbert）对一个12岁姑娘朵利雷斯•黑兹（Dolores Haze）的丢人的恋爱故事。他当时为康乃尔大学俄国文学教授，花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心理学案例研究以便更有效地刻画这个疯子的语调和折磨。他经常乘坐学校班车就是为了获得美国学生俚语的感觉。尽管他做出了努力，这个自己设定的非常恼人的困难还是让纳博科夫遭受重大打击，在1950年的一天，他决定终止自己的痛苦，将未完成的书稿和笔记卡片带到房屋后面的垃圾焚化炉准备烧掉。幸亏他的妻子及时阻止了他。 ( . )
53岁的纳博科夫1953年终于完成《洛丽塔》，那是他的第12本小说，也是他的第3本英文小说。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人家说书写得很好，不过若他们出版的话，出版商和作者都要坐牢。他对自己新的著作的话题一直守口如瓶，决定以笔名的形式出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了没有什么比匿名出版更能吸引审查官的注意，所以决定以真名出版自己的著作。 ( . )
1955年9月位于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浅蓝色两卷本《洛丽塔》。很少有读者注意到这个外国出版物，但是到了１２月，在伦敦星期日时报（London Sunday Times）写文章的格林（Graham Greene）把这本不知名的作家纳博科夫的书列进他那年阅读的最好的三本书的名单中。苏格兰保守派编辑约翰•戈登（John Gordon）研究了格林名单中的意外作品不久就在《星期天快报》（Sunday Express）攻击该书是“我读过的最肮脏淫亵的书”还说“根本就是肆无忌惮的色情作品。”这样一来，销售量大增，人们的阅读兴趣大涨，当出版商经过一番犹豫恐惧之后终于在1958年出版了美国版，后来就一直位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达6个月之久。 ( . )
《洛丽塔》是一部让人不得安宁的书，不仅从内容上说，而且从写作风格上说。内容是一个欧洲教授和他的位于青春期的美国继女之间的性关系及其他。这个姑娘被教授亲切地称为洛丽塔。该书的风格更难描述。在形式上说是假第一人称回忆，用满腹疑虑的欧洲人的话说“开头是对精神病病房的观察，后来是对有良好供热系统，看着像坟墓的隐居地的描述。”纳博科夫的叙述者在56天里完成这个作品，一个让人惊讶的写作速度。作者个人的，叙述的，语言的自由（他的母语是法语）让作品既趣味横生又让人吃惊，在几乎任何方面都显示出他出类拔萃的天才。他选择的主人公的名字是亨堡亨堡（Humbert Humbert）。 ( . )
1958年出版的法语版《洛丽塔》（L'Affaire Lolita）只是他漫长写作生涯的开始。一年后，纳博科夫根据他的小说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and James Harris）写了电影剧本。1962年的电影推动激励了库布里克的事业，它的成功让纳博科夫能够退休后高瑞士养老。 ( . )
但是更加奇怪的接受形式已经在进行中。正当库布里克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卫兵把一本《洛丽塔》给了等待审判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两天后 艾希曼非常生气地归还了这本书，说“这是非常不健康的”。1960年的时候大众仍然对纳博科夫的小说充满敌意，艾希曼的卫兵给他书好像是要做个实验，一个对极端罪恶的试金石，看看这个生活中曾经冷漠的组织运送导致数不清无辜民众死亡的真正恶棍，是冷淡的还是兴高采烈的赞同纳博科夫作品的多样的、邪恶的阴谋诡计。 ( . )
这个事件正好概括了过去50年来该书接受过程中的激烈争论。许多有才华的读者发现《洛丽塔》是关于爱情和失落的美好和让人心碎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才华的读者发现该书是对无关道德内容的罪恶和品格的无耻道歉。 ( . )
小说的前言提供了如何最好的阅读该小说的方法。约翰雷恩（John Ray Jr）博士解释题目是《洛丽塔或一个死了妻子的白人的忏悔》的书稿怎么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及为什么同意出版。他警告说在阅读的时候人们会“为书中的内容着迷但同时对作者深恶痛绝。”这个前言就是纳博科夫本人写的。（在书的前面这非常明显---但是也并不是很清楚一直到1979年的英文报刊仍然被骗，还把这个前言换成了纳博科夫爱好者马丁•阿米斯（Martin Amis）受委托写的。让读者着迷和分歧的是人们到底应该怎么阅读这本书。换句话说，如何“为书中的内容着迷但同时对作者深恶痛绝。” ( . )
我们讨论的作者不是纳博科夫，而是他创作的让人着迷的人物亨堡亨堡。在采访或文章中，纳博科夫很小心强调亨堡是个“恶棍”或“流氓”。但是纳博科夫也小心指出亨堡不仅仅是“恶棍”或“流氓”。纳博科夫谈到小说结尾部分主人公思想变化的时候说“在他的最后阶段，他是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意识到他爱洛丽塔像任何女人应该被爱的方式。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已经破坏了她的童年。” ( . )
洛丽塔是关于亨堡（Humbert）的性欲旺盛（nymphelepsy），或更准确的说是他的对少女（nymphet）的爱的故事。一个早熟的女孩不仅仅是个小女孩儿，或者任何可爱的小女孩儿。正如亨堡出神地解释的聪明的女孩需要艺术的敏感，打动他的心坎。 ( . )
亨堡说“让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一堆女孩或女童子军的照片中挑选最标致的女孩，他未必能在中间挑选出早熟少女。你的是个艺术家，是个疯子，一个充满忧郁的动物，腰部有热毒的泡泡，虚弱的脊椎上有永远映照超级肉欲的火焰。（你得卑躬屈膝和隐藏）。” 亨堡以拥有这个艺术敏感而自豪，越来越把他对洛丽塔的爱比作艺术家对难以捉摸的形象的爱，他在努力实现艺术品。用让人吃惊的精致和真正的狡猾亨堡开始带领读者到一个危险的道路上去。 ( . )
《洛丽塔》最好的读者和辩护者之一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早在1958年就写到“当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往往更加吃惊，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在宽恕书中描写的亵渎行为，我们被诱惑默许这个行为，因为我们允许自己的幻想接受我们知道应该感到恶心的事情。” ( . )
亨堡的诱惑力大部分来自他奇特的辩论天赋，同时也来自他一再激起的勾引人的对比。正如艺术家是他或她个人灵感的第一责任人，亨堡描述自己是对他的激情的第一责任人。很快他就被自己感觉的点燃烧毁了，尽管他有洞察力和敏感性。他对自己所声称的激烈爱着的少女行动大胆和冷酷。他获得的教训他学到的太晚了。 ( . )
正是这个晚来的教训鼓舞他做出特别的举动---写他的忏悔录。纳博科夫让亨堡完成回忆录，他不是从后悔的观点来叙述，这是他在写作时的感受，而是以一种心情愉快、情绪高涨的语调以及在此之前的萦绕他心头的消魂和狂喜来写。他写作时的视角是逐渐说服自己他对洛丽塔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是有道理的，不是那么坏的。 ( . )
正如他隐秘地声称的，这个方式让他的“阴谋的匕首”充满悔恨的好模式，仍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看不见的。一旦不再这样的时候，当他不再重新创造或联系自己的冷漠，为了他声称的“回顾的貌似真实性”（retrospective verisimilitude），读者最后能够明白为什么他选择把匕首一开始称为阴谋。它是针对谁的？他和谁密谋反对谁？纳博科夫在１９３４年的小说《绝望》（Despair）写到（Tum-tee-tum. And once more--TUM!），从一个杀人犯和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疯子的视角讲述的故事。“我没有疯，我只不过弄出欢快的声音。一种在愚人节开玩笑时产生的快乐。我开了谁的玩笑？他是谁？亲爱的读者，照照镜子吧。” ( .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说没有什么比对雄辩口才的免疫力对民主更有用的东西了。亨堡的回忆录可以这样来看。他最终想告诉读者的是：我的行为是骇人听闻的，不要让任何狡辩说服你相信我的行为不丑恶。看看这些丑恶的事实吧，看看它们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吧。 ( . )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现在已经５０年了，用特别的方式告诉我们艺术家不能像生活在话语世界那样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这就是话语世界表达的人们值得吸取的教训。 ( . )


作者简介：莱兰德•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哈佛大学英语和美国文学副教授。
吴万伟 译

美国人的读书态度 from 梁厚甫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一个中国画家的画展。这画家是以写人物画知名的。

　　其中有一幅画，写一个书生正在读书，其旁站着一个女人，替他加上炉香。不用问：画题必然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了。

　　这幅画，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了不起，但了不起的事情，却是这一个美国朋友不断的追问，这一幅画的意境是什么。

　　要把画的意境向朋友说明，那就是大件事了。

　　为什么是大件事呢？这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读书的态度，有所不同。

　　不能否认，中国人对于读书的观念，太过隆重；而美国人对于读书，视为一件平常已极的事情。其平常，有如搔头和抓耳朵一般。

　　我曾见过一个美国青年人，倚在大球场的铁丝网上，金鸡独立的仅是一脚到地，读一本书，读上两个钟头，没有变换姿势，直到他把书读完后才走开。

　　中国人能这样读书的，我似乎还未见过。中国有一点钱的人家，都有一间专为读书而设的书房。较次的，也会在自己的睡室里面设一张书桌。这一种豪华的设置，一般美国人是没有的。美国人家中有书桌的，百中无一；美国人要读书，都在吃饭的桌子上边。美国人不见得家家都有饭厅，没有饭厅的人，吃饭的桌子，就在厨房内，因此，厨房就是美国人的书房。

　　书籍放在什么地方呢？书籍放在车房壁上的架上边。把新书买回来，放到车房去。

　　美国人没有书房，美国人却随时随地读书。美国人读书，不必找宁静的环境。在闹市中，经常有一块小草地，草地上有一两张椅子，椅子上坐着的，就是美国的读书人。

　　在香港坐电车，由上环坐到筲箕湾，其实是很好的读书机会，但是，依我的观察，在电车上看报纸的人有，看书的人，却不多见。

　　在美国，随时随地都看见人读书。这不是说，美国人勤力，而是说，中外对读书态度，有所不同。

　　历史上，中国的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幼学诗》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又描写读书人十年窗下，一朝得志，曰：“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由于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因此，读书也变成为一种神秘的事情。神秘之极，便变成为“红袖添香夜读书”。平心论事，红袖添香未尝不好；如果必要红袖添香才能读书的，那就不免太过隆重其事了。

　　由于读书要隆重其事，因而，便有人“借头借路”（找借口来吵架——编者注），不肯读书，并为自己不肯读书来解脱。记得20多年前，看到了一本好书，介绍朋友去看。朋友吝啬不肯买书，我就把我的本子借给他，讲明一个月以后看完归还。一个月以后，朋友把书还给我，但说：完全没有看过。我大以为奇。朋友皱眉道：“白天我要上班，晚上回到家中，太太晚晚都设麻雀局，叫我怎有机会看书？”

　　如果家里有人打麻将自己就不能看书，这样的借口，实在太过牵强了。一个真正的肯读书的人，不要说旁边有人打麻将，可以看书，甚而旁边有人打架也可以看书。

　　毛病在于：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隆重，其实，读书之平凡，有如搔痒；不见得有人在旁，就不可以搔痒的。

　　先要把读书看得平凡，才可以读书。如何令到自己心理上对读书看得平凡，先要忘记了读书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而读书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其次，对读书的结果，不要期望过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书中有美颜如玉”，这是骗人的。

　　除了看《花花公子》杂志以外，书中不会有美颜如玉的。

　　正确的读书态度是：有空便要读书。不读书，浪费光阴未免可惜。

　　至于读书是否有收获呢？仍应该相信古人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美国人读书态度之所以可取，就是美国人把读书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读完书以后，不会用学问来骄人。

　　游戏人间的哲学。

　　不可不知，今天的美国人，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哲学”。

　　“游戏人间的哲学”，本来是一个生活无忧的人，或者是一个生活无忧的社会的产品。我们看到了有钱人的子弟，觉得他们有一种“不在乎”的神气，其实，这一种神气，就是“游戏人间哲学”的表现。

　　 一个遇事认真的人，一个小心眼的人，一望而知，这一个人正在向上爬，到他成功以后，他就不会那样紧张了。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经常说，美国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美国人忙到不可开交，在街上，人碰人，连道歉都没有一句。

　　我在20年前去美国，去到之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吹牛，美国人不见得忙到不可开交。在我初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的例子，还是有的，那就是叫一个姐儿回来陪你的时候，四小时与全晚，取价不同。到今天，情形两样了，“友谊赛”的事情，时时可以碰到，这就说明，美国人并不太忙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已经减弱了。

　　替代“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的，是“游戏人间的哲学”。

　　什么叫做“游戏人间的哲学”？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昨天我去见一个美国医生，他本来是我的朋友，他替我诊完之后，我便告辞。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去喝一杯咖啡。反正我不像你，我不是忙人。”我说完之后，这个医生道：“我也去，我陪陪你。”我说：“候诊室坐满了人，你能去吗？”他说：“妈的，让他们等好了，反正他们有病，不能不看我。多等一两个钟头，问题不大。我们走横门。”去到咖啡室之后，我们聊天，聊了一个钟头，医生才懒洋洋地回事务所去。

　　依我的研究，这样的医生，在30年前的美国，是不会有的。这样的医生，是近年美国的产品。

　　问题是：何以近年美国，会产生这样的医生？

　　是不是美国的社会由盛而衰的表现？

信息与内心深处的宁静 from 方军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信息与人的关系。一方面是，围绕新信息工具Twitter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分享太多信息？另一方面是，我们是不是接受太多的信息？对接受信息，有如下几种看法：
一种观点是要去掉噪声，听到信号。知名投资者、数学家、《随机致富的傻瓜》作者纳西姆·塔勒布不太喜欢太多的信息，比如他很看不起每天看《华尔街日报》的人。他差不多认为，我们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噪声，而非信号。他面对的是证券市场的分分秒秒的波动，如果不希望从短期波动中获利，那么就要想办法把噪声剔除出去，也就是做所谓“平滑”。他的投资哲学是找到异常事件，通过异常事件获利。
一种观点是关注内心。宗教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不同，比如《接触》作者满亚法师差不多是认为外界的信息意义不大，她写道：“现代生活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感到无聊，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有意义地度过生活的好时光。我们对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宁静和幸福的深层次思维兴趣不大，我们听不到富有创造力的心声，反而喜欢追赶潮流。这让我们对发生在世上的各种事情感兴趣。我们看电视、读书、听收音机、看电影，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按照世俗的标准行事。”
她的建议是，“接受这些知识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也需要寻找自身的创造力，并且使它和外界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平衡。我们必须找到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宁静，这样才不会被外界事物激怒，或者被媒体报道所左右。”
对满亚的观点，我的疑问是，屏蔽外界的信息，我们就能到达内心吗？或许修心比屏蔽信息更重要吧，保持内外平衡的关键，不是屏蔽信息，而是强大的内心。（我认为，强大的内心，并不是要有自己坚定的观点，应该是有思维无观点，没有观点就是没有成见，以“新鲜的眼睛”“初心”去观察一切，有思维，就是观察之后能有思维的能力。）
我不能认同屏蔽外界信息的看法是，就是因为这种看法意味着太强的定见，这个定见就是把外界所有的信息都看成噪声了。这种看法的错误还在于，它没有看到信息带给我们的那种激发，激发我们的新想法、新思路和创新。
当然，或许在人生、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我们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信息，而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
相关链接：《随机致富的傻瓜》，纳西姆·塔勒布，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接触》，满亚法师，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3月

Google启动全面搜索 集视频、书籍、购物于一身

Google周三表示，搜索结果将包含YouTube视频、本地购物信息、书籍内容等方面的搜索结果。更广泛的搜索结果标志着Google所称“全面搜索”（universal search）的开始，用户可以在一个容易使用的页面上搜索到所有结果。 目前，全面搜索还只限于相关的网站、视频、图片、新闻、地图和书籍，随着Google升级其基础设施，新的数据将会加入。
Google希望“全面搜索”能够解决功能过多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Google的感受已经有些可怕、令人困惑，这可能拖累增长。Google也在关闭一些使用最少的服务，Google副总裁玛丽萨-梅耶表示：“有时，你需要一个搜索引擎来使用我们的搜索引擎。” 　
　“全面搜索”希望能利用Google的技术优势。但是这也有风险，Google搜索引擎的任何变化都会在忠诚的用户中产生不满，可能导致客户跳槽。Google很快将把非英语搜索自动翻译为英语，进行网络搜索，然后将所有结果翻译为搜索词所用语言。Google还表示，现在能够在Google推出新功能之前试运行这些功能。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 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 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 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 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 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 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 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他们把***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 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 “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本文系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Adobe将发布免费网络版Photoshop

因以Google、微软为代表的厂商在大力发展在线软件，Adobe首席执行官布鲁斯(Bruce Chizen)日前表示Adobe将在未来数个月后发布免费的网络版Photoshop应用软件。并有可能考虑采用消费者不用付费的商业模式。但同时，布鲁斯(Bruce Chizen)也表示， 因为托管版Photoshop只能是一款低端产品，并且网络带宽会限制用户的体验，所以这款网络版Photoshop还只能是被少数的消费群体接受。
据分析，Adobe公司为这款网络版Photoshop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中使用了Flex/Flash编程技术，传统版Photoshop是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也就是说，Adobe公司只保留了一个软件的名称，事实上网络版Photoshop完全是一个用网络开发语言和采用B/S模式重新开发的一个软件，而且用户需要将主要图像数据发送到Adobe托管的服务器上进行处理，服务器的稳定性，数据处理能力、网络带宽状态就成为了重要的因素。
Adobe公司的软件网络化手段是一种软件公司变革的典型代表，是目前被GOOGLE这样的巨头公司裹挟、威胁、冲击、影响的一种被动表现，即要保护自己的软件产品市场份额不被新的软件占有，又要采用对手使用的技术重新改变自己的软件，即要防止被盗版，又希望自己的软件产品被广泛使用，即不能将产品简单降价，又希望用户消费的起正版软件产品。

视频：激流中国 from NHK

视频：【激流中国】 from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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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简单的逻辑，但生命周围的气流有复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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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沉思与反抗——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100周年 from 林贤治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有八种汉译本，不同的传记数种。虽然她的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大陆未见出版，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名字及主要的思想，已为广大读者所知悉。 ( . )
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933年纳粹上台后，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国，她继续为犹太组织工作。1940年，与流亡的共产主义者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结婚。同年，被关进居尔集中营，法国沦陷后，同母亲和布吕歇尔一同逃往马赛，次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在这里，她最先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多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陆续出版多种政治学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共和危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等。1975年12月4日，因发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纽约审所。 ( . )
阿伦特的政治学者的形象是在美国完成的。作为学者，她大大拓宽了政治科学的论域，譬如“极权主义”论，便极具原创性质，它取自时代经验，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所未见。由于她坚持自由写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经院式的“学术规范”，她的绝大多数著作，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出现绝非偶然。然而，在充满激情的表达中，却又无处不显现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气质。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 ( . )
在实证主义学者看来，阿伦特的著作当有许多不够严谨或者偏颇的地方，事实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这样那样的损毁。可是关键的是，她及时地介入现实，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这正是阿伦特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同于传统学者的地方。 ( . )
在确立个人身份的时候，阿伦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她拒绝被德国文化同化，同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她争取的，惟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委员会以致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 . )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组织、宣传与恐怖

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阿伦特于1949年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总结。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反犹主义”，第二部为“帝国主义”，第三部才说到“极权主义”。前面两部对欧洲18世纪以降的历史进行多个方面的考察，指出极权主义的崛起，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崩溃过程，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前奏。所以，雅斯贝斯建议从第三部读起。最后一部对极权主义的起因和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 ( . )
“极权主义”一词并非阿伦特的发明，而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惯于使用的，但是，阿伦特在著作中赋予它以确定的限界和内涵。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群众”、“运动”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她在书中对“群众”和“暴民”做了区分。暴民是从十九世纪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们，而群众则是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样拥有“阶级的基础”，他们反映的是 “全体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群原子化的人们。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运动，不断地运动，它在实践上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人们引入其中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 ( . )
在论及极权主义运动时，阿伦特着重指出宣传和组织二者的作用。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 . )
关于组织的任务，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是分层级的，有先锋组织，有精英阶层，也有普通成员，领袖则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为“彻底性”所蒙蔽。 ( . )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伦特加写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结语”部分。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极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而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在最后一章，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 . )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对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戕害，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倾全力加以揭露，反对“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可以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 . )

平庸的恶，责任与良知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 . )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 . )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 . )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 . )
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犹太人领导人几乎都无例外地用某种方法，某种理由和纳粹合作。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后来发生的那种规模。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仅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 . )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 . )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 . )

革命，共和，公民参与

1963年，阿伦特的著作《论革命》出版。雅斯贝斯认为，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并且评价说，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认为，革命精神已经失去，她把这看作是现代人的悲剧，从而给予正面的阐释，把革命与共和联系起来，重塑革命精神。从中所体现的作为一个饱经极权统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不泯的激情，倘若拿来与后文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别革命”的论调相比较，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 . )
在书中，阿伦特集中讨论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她认为，两个革命都极其重视公共自由和大众福祉，但是美国革命并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它的成功经验表明，革命只能使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出，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够避免极权主义的影响，就因为它不具备民族国家那种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一体性，此外，也不曾出现如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具有强大内聚力的阶级结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原本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但是，美国与欧洲文明是同源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在阿伦特看来，革命和宪法的制订，在总体上是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美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一场突发的暴力运动的结果，而是始终依靠众多参与者普遍的协商和相互契约来发动、推进和维系的。阿伦特说：“革命的目的在于缔造自由。”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定期修正，就是建构和扩大自由空间，将自由制度化。倡导宪政建设，不能只是考虑秩序与程序的确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与公众参与；恰恰相反，阿伦特的关于以“评议会制”取代政党制和代议制，建立一个“参议国家”的近乎政治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以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她认为，美国宪法体制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而在于创建使人民能够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自由，树立一种新的权力体系：一、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哪一个政党这一共和原则；二、联邦宪法体制不是采取主权国家的形式，保证没有主权的权力存在；三、通过各政治体互相平等，彼此约束，而非定于一尊，实行代替或兼并；四、民族既非政治体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历史和起源的同质性。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创建共和政体时，确曾将罗马的共和政体当作最早的范型，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并非罗马的重建，而是新的罗马的创建，体现了一种延续以政治自由为第一义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创新精神。 ( . )
美国在五十年代初曾经一度产生麦卡锡主义，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以及异议知识分子，阿伦特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这股“划一主义”的狂流没有肆虐多久，便很快得到纠正。阿伦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拥有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各种自由制度。 ( . )
《共和危机》是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曾经在《论革命》中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对于保护美国共和制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思想，特别富于时代实践的意义。 ( . )
关于政治谎言。1971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了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授意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的记录，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暴露了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欺骗的诸多问题。阿伦特指出，事实是脆弱的，谎言更可能成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谎言。她说：“由于说谎者拥有预先知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些什么的极大优势，因此谎言通常比现实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谎言很容易被事实戳穿，但某些类型的谎言则可以将事实真相从人类的存在中完全抹掉，从而侵犯和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她指出有两种相关的说谎方式，一种属宣传性质，如越战；另一种则属专家、政治智囊人物所为，它一开始就带有自我欺骗性质，因为决策者生活在阿伦特称之为“去事实化的世界”。不过，对于政府的欺骗，她并不感到特别沮丧，理由就是她对美国一直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新闻机构对民众服务方面持积极评价的态度，——即使政府文件有着严密的保密分级制度，也很难不为美国民众所知道。此外，美国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抵制破坏自由的力量的东西，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战胜政府谎言的希望之一。 ( . )
关于公民不服从。阿伦特相信，公民不服从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因为它源自一个契约社会中的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责任。她将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抵制进行区别。公民不服从是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而良心反抗只是个人性行为。参与公民不服从的人都是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出于某个观点的一致性而联合行动，并共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当然，这得从宪法上对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权有着切实的保障，就是说，即使同属于一个基于同意的社会，这种同意也是必须隶属于不同意的权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个“契约论传统”——政府必须取得人民同意（容许异议），如政府已违背托付，人民有权利不服从。尽管公民不服从也许会转化为暴力行为，对于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鉴于社会上公民参与的减少，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的减少，阿伦特仍然鼓励美国政府考虑将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国家自信有能力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 ( . )
关于暴力。在《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对权力、权威、强力和暴力作了区分。她把暴力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暴力只能导致破坏，但不能创造出权力，一旦开始便无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动所产生的最可能的结果便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而权力，在她看来是尊重人类的多元样态，使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力量。当一个团体或政府发现权力正在丧失时，很容易试图通过暴力来继续掌控权力。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暴力出现时，权力即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论述，多局限于一个契约国家—民选政府的理论前提。她将权力过分合理化，不但忽略了权力中隐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政治势力在某种历史情势中的变动关系。这里，大约是因为他在68年学生运动中，瞥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运动中群众的不祥的阴影吧？ ( . )

在黑暗的时代，期待启明

阿伦特以一种新异的文体风格，写作了一本书，名叫《黑暗时代的人们》。所谓黑暗时代，当是她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主宰这一时期的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说法，同时带有象征的性质，采用的是较广泛的意义。其中，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包括卢森堡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处于精神领域中的人物谱系。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作为“时代的代表”，这少数人却几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 )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同样是其中优秀的一员。如果从专业爱好来说，她应当埋首于哲学研究；事实上，直到临终前，她仍然进行着严肃的哲学思考。她的最后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声称，她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在弥漫着斗争气息的日子里，她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运动的成员，然而，她的思考却不能不一再地被现实政治问题——人类生存最急迫的问题——所打断。这样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而是与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关，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寻。阿伦特试图通过思考打破现实——主要来自体制——的遮蔽，阻止人类作伪和行恶，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这样的思考，不能不带上批判与反抗的性质。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 . )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 . )

2006年8月21日

关于学习

摘　要：知识，不等同于信息，而是信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结构。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知识都会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这个基础理解可以充分支持教育理论中新的混沌规则、建构规则和互联规则。而这些规则又可以更好地支持终身学习、网络学习、社会性学习等宏观形态，所以重新认识知识，了解学习的新规则，可以更好地设计个人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可以更好地设计一个教育体系，关系到个人和社会的未来。

朱广艳：毛老师您好！通过邮件我收到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婴儿的认知和学习的问题，也有人在讨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化的问题，包括毛老师您讲的Story—Telling(讲故事)它存在的问题。我想问：您刚刚讲每个人对一个东西的认识、理解总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的理解到底对我们的问题解决是有益还是有害的？我们怎样去看待这样一种差异？
　　毛向辉：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种差异性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或者说需不需要去引导，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在教学上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对这个世界的已有的真理性的认识，需要用一些建构的方法去引导，尤其是儿童，认识到这个世界一些良好的东西或者说人类已有的传承下来的知识。
　　这些知识同样不能用传递方法灌输进去，而要用建构的方法去建构知识。但是对每个人来讲，这种好处是不是会导致一个群体混乱或者说对解决群体问题是有害处的呢？因为我们在每个人的建构过程中如果给他们足够的建构的环境(learning context)，如果这个学习环境足够健康、充分的话，对这种想去建构自己知识的人来讲是有好处的，学生会自然建构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但是，如果他不小心接受了坏的东西，他可能会把它当作真理的东西，之后会危害别的人；或者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东西，有一天他会对此建立一种逆反的心态，因为他会发现为什么我听到的东西、别人告诉我的东西为什么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呢？是不是我理解的东西错了呢？或者别人告诉我的东西错了呢？如果这发生在青春期或儿童时间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逆反，这种逆反反倒时对知识的建构有害的。所以知识的建构具有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怎样让我们的学习环境更充沛。举个例子：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不是给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的条件？我们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公平？有没有数字差距？如果不去考察的话那么一定会产生建构的差距。这种建构的差距只会产生有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会太放任一个人任意思考，但是不关心他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对解决问题产生了什么帮助，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决策。比如为什么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去认认真真地遵守一个显性知识：红灯停，绿灯行。为什么有些人在西方国家很遵守交通规则，但到了中国就不好好遵守了呢？所以解很多人怀疑建构的歧义性或者多样性，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去怀疑它，你怀疑的是我们这个建构的空间。我们不妨去怀疑我们的学习环境是不是充分的。
朱广艳：谢谢！这个回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以成为中小学的研究性学习课题，让孩子们通过调查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到底大家是不知道这个规则还是在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请您接着讲。
　　毛向辉：我今天感到很抱歉，因为我是在采用一种一对多的方式跟大家交流，有很多人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主持人需要关注一下这些问题，他们的观点也非常好，大家的认识也非常深刻。但是我们不要怀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左右矛盾，今天讲这样好，明天那样好，其实认识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比如刚才有人问：在学校里我们怎样创造更好的课堂文化也好或者教学的环境、开放交流的环境、PBL等等这些环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抱歉，大家的问题我不能详细解答，但是我希望今后可以有更多的方式跟大家共同交流。上面的关于的交通规则的案例，我想大家可以放到课堂当中去问一问：为什么过马路要闯红灯？为什么全社会集体都在做错误的抉择？可以通过这个话题去继续延续问题。
我继续讲如何学习的问题。我将讲三大法则，这是在2003年提出来的。也是借鉴了很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经验。
第一个叫做混沌法则，其基本的原理就是每天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因为它的互联程度非常高，每个人的大脑有很多很多的脑细胞、神经元，有没有人告诉我神经元有多少？请大家讲讲自己知道的神经元有多少？大约有一千亿个。这么多神经元的互联已经产生新的质的飞跃，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四个节点相互连接的一个状态，他们是非常复杂的连接。
　　大家知道神经元里面的各种“轴突”、“树突”、“触突”，这是一种多样化的连接，随着我们知识边界的扩展，这个知识的扩展像浪潮一样一波一波的，像雪崩一样的效应，这个效应就产生了对事情的判断、知识的结构的变化，所以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是学习的机会。在混沌法则的支配下神经元的活动会产生一系列雪崩效应，这种雪崩效应会带来最终决策结果。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下一时刻对经验事情产生什么样的认知和看法。
　　这是大脑目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结构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是我们从儿童时代开始积累起来的，这个积累的过程有一个宏观的混沌法则，所以我在“学习混沌法则”这篇文章中给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加拿大有一个学习的研究者，研究儿童对词汇的认知过程，也就是早期的词汇认知和最终对语言的认知这个过程是怎样建立的，他发现早期如果每天多学十个单词，那么到十五岁的时候儿童可以超过大学的语言程度。而另外一些每天少学十到二十个单词的儿童，他的语言能力就低于同年龄层的语言程度。如果是前一种儿童，给他们多一些语言接触的环境，他们的语言能力会产生质的变化，不仅仅指词汇量的多少。
　　当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中积累的点滴会在一定的时间后产生非常大的效应，这种效应甚至是雪崩效应。那么这种混沌的效应是我们非常要去关注的，所以在混沌法则的支配下会有一个优良“学习轨迹”的概念，就是说你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学习轨迹。如果你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关注自己的学习状态的话，那么你的微小的学习边界的延伸真正的学习结果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是指数的变化。所以实际上我把前面一些知识形态的一些小的东西放到了一个宏观曲线上，其实是由日常每分每秒很多微小的事物所累积起来的。
　　如果你的学习态度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和别人有差别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后产生非常大的质的变化。
所以我在Blog中也讲，有很多的教育Bloger通过积累他们每天的体验，并对自己的反思。因为Blog有三个功能非常切合我们前面讲的知识发展的三个方式，既可以有输入，因为你每天要接收别人的东西。你还可以有创造，所以Blog的这三个方面的价值跟我们讲的知识空间的拓展非常切合。如果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微观的积累的话你在混沌法则的支配之下会产生非常宏观的一种结果。我看到的一些教育Blogger所产生的绝对比还没有写Blog的，假如是同一个人还没有写Blog在过去两年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要多得多。这就是价值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那么我们就讲到混沌学里面的一个“分形”的概念。同样我引用了一个图示，这个图示他在上海的一个演讲一个幻灯片。他的题目叫做“皇冠是怎样炼成的”。我们假设皇冠是一个人的成就，包括他的工作、在社会中的价值。这个不是简单的创造过程，它是从一个非常小的规则做起。比如说我每天把我的时间充分的利用，创造几个思考过程、学习方式知识扩展的方式不断的递归之后，最后皇冠就这样形成了。
　　这就是qiusir对混沌法则的理解。他把它变成了一张幻灯片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去讲，我相信他也是体会非常深的。所以混沌法则对分型的概念非常强调。首先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时间是非线性的，他对时间的理解、使用是非常有混沌性的，在每一个时间段，他都能让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时间角度决定了知识的复杂度，也就决定了对知识认知的复杂度。那么微观的积累，在时间轴上的这种褶皱、递归放大到大尺度上变成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会反映到你工作的成就、反映到你研究的程度、反映到你对其他人的影响力、你的沟通能力，很多很多能力方面，也就是皇冠怎么样去形成，这个过程就是在混沌法则中去形成自己每天的学习。
下面一个法则，叫做建构法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一个观点：因为建构环境的存在，我们需要首先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再去思考他人的观点有什么不足。或者你想去跟其他人怎样渠沟通，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环境有一点沟通的不平衡，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主讲人的角色，掌握了很多权利，比如说我来讲话大家听。但是我们还是一种非常好的conference的形态，就是大家都来讲，我们让大家的观点得到充分得表达，这种表达也许不能通过实时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不妨把它变成一种异步的状态，比如说一些讨论组、一些email的列表等等。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讲述让大家去了解一些东西，要这些东西理解后变成一种沟通的状态，如果这种沟通的状态能够产生的话，从建构的角度讲大家会相互产生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会变成一种社会建构。
　　这种社会建构就变成一种累积的智慧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种社会智慧会变成人类知识的整体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通过知识的传递让知识继承下去而是让社会处于共同建构的状态, 这就是建构法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要去理解和尊重别人的理解，你先认为别人是正确的，然后你再去建构自己的理解。帮助别人去沟通不是一种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沟通和建构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其他人的理解为什么是正确的，是影响别人而不是去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社会应该有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表达，如果这种表达更自由，在这个社会就会产生更多地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是建立在很多人共同创造的基础上。如果有这样的创造力的话我们社会的生产力会大大地提高，大家可以想象整个社会会创造出多少经济价值，会有多少创业的价值。我会去投资那些好的团队，他们有新的技术，新的能量去做新的事务，但是我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好得团队出现，希望他们有更多好得主意、有更好得实践，这样他们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用建构的法则去鼓励别人，去尊重社会的多样性，不是去强迫别人接受一个观点。我们让观点不同的声音能够表达出来，这就是建构法则在我们的社会中要发挥的作用。尤其在教育体系之中建构法则远远没有得到发展。我们的老师在他们不能控制特长的时候，他们不能控制环境的时候，就非常愿意强迫别人去接受一些观点。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大会场有一个人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讲，就像我今天这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理解所讲的内容，不是每一个人真正地建构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很可能这种方式太习惯之后就成一种惰性，他连基本信息都听不进去。那么建构法则就没有发挥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教育体制中的教育政策、理论、实践中要去思考的东西还是非常多。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有发言权，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我们不要容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不妨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本质的角度、从本职工作的角度、从自己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点滴的混沌、微小的变化中去创造更大的变化。
　　大家可能听到过教育学中的一些奇迹。国外的一个老师怎么样改变了一个学校的面貌，在纽约的一个学校一个非常差的学校变成了全州在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学校，一个很有热情的老师怎么样通过鼓励学生，通过改变教学方式让一个班级、一个团队变得更有激情。他们创造了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奇迹。
　　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关键是要理解这些混沌的东西怎样体现在我们每一分钟的学习实践中、甚至每一秒种、每一个微小的片断之中，都会产生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不要想今天一天我只是在重复一些简单的工作、非常无聊的工作。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那么你本身的教育心还不够，这样好像是在发泄对教育体制的不满。但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去建构我们的教育知识，希望我们都在其中发挥作用。有的人跟我讲：“Isaac你不在体系中你怎么知道其中的难处呢？”，那么我告诉他：你不妨从每天的具体实践中去改变它，你不妨从自己的体验中改变下来，这就是我的经验，我在管理中，我在办公室，我在教学环境中也会遇到这些东西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去理解，理解然后有实践，learning by doing。
　最后我讲一个法则——互联法则。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理解这个东西。在未来的一个世纪，未来的很长时间教育的理论会在一个很大的地方有突破，这个理论叫互联的理论。这个理论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个体的研究，对主体的研究。我们把这个主体转换成一种社会性，这种主体不再是简单的个体，我前面讲的都是个体性东西。比如你怎样建构自己的知识？往下我会通过互联法则告诉大家：你的学习完全不是取决于你个人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取决于你的社会性存在，你今后的智慧取决于你内外连接的程度。
　　你的内连接就是你的大脑，大脑的复杂度就是你知识的复杂度，就是你知识的“熵”，这个“熵”就是复杂度。
　　你的外部连接是你的社会关联，就是你跟社会的关系，你跟外界是一个怎样的信任度，你的知识来自于哪些渠道，你的渠道是不是足够的丰富，还有你的渠道的价值是不是足够的重要？以及你和这些连接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单向还是双向？是沟通的关系还是只是输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把学习简单的当成个体的学习，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的学习，所以我们过去叫e—learning或learning，今后将变为we—learning，这将是今后教育研究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希望有很多人去研究这个领域。我们的知识过去大部分来自官方制定的、权威制定的、很多专家制定的教材、专家设定的内容范围、专家设定的标准，今天我们都在争论课本里应该放什么东西？课本知识应该写什么东西呀？这是一种互联的方式，它来自于传统的阶层性的架构，也就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架构。这种架构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开始被拉断，变成另一种架构叫做六度互联。大家可能知道六度间隔的原理，也就是说很多知识觉得它重要，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朋友、很信任的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跟我们沟通之后，我们觉得知识对我们很重要。这个重要性远远比一个报纸上有一个专家所讲的这个知识多么重要更有效。那么这种关系是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也就是说learning—by—trust，如果你基于第一信任去学习的话学习的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种关系全社会的知识体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在完善几张图，即从个人的知识到社会的知识是怎样联结起来的。
　　我再次强调Blog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外网络互联的工具。Blog的作用用一句话讲就是把你的内外网络联结起来，将你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让外部的显性知识转化为你的隐性知识，让你的知识的空间结构不断地膨胀，不断地发展，产生出新的可以做决策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就产生于知识的复杂性，让你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的智慧取决于你内外连接的程度。今天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决不简简单单在他自己的头脑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于他与这个社会是怎样互联起来的，在于他与这个社会是怎样input和output的，所以互联法则比前面两个法则更重要。
　　互联法则和混沌法则是我最早提出来的，但建构主义是很早就有的，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不深，是因为没有把它很好的实践出来。
这三个法则我们可以放到一起理解，我们对未来的学习就会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的学习者，我们自己就成为社会的pilot—learner，即先锋学习者。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变成一个pilot—learner，那么你就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当然你不是强迫别人去接受这些东西，而是用你的实践、行为、身心合一的理解去影响别人。这个比我们过去强调的教育的道德、老师的道德、所谓的教育热情、学习的热情更重要，因为它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今后的学习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大家可能会更好的利用信息技术的工具帮助每个学习者变成互联的学习者、一个建构的学习者、一个认识到分形的混沌法则的学习者。
　　(ooof：三个法则运用价值的情景)
　　(ooof：以上三个法则，混沌法则是个人学习的规律和方法；建构法则是集体学习方法，这中间也包括知识结构的构架；互联法则是针对互联应用的，是对前二者的拓展和应用，或者说前两者是培养学习能力的，互联法则则是塑造做事能力的。)
　　我再用两分钟时间聊一下学习的未来。
　　大家都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在研究人工智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大家都在努力在这个方向有突破，希望能够达到人的大脑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你真正达到的时候，你就认识了人的大脑的学习能力。
　　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二十到三十年间完全可能出现机器的学习能力达到人的学习能力。这是因为很多很多人今天在不断的创造IT界的奇迹。软件也在不断的发展。根据摩尔定律，在未来三十年的时候一些计算能力非常小的一台电脑就能达到大脑的计算水平。每秒运算大概超过十万亿次，同时具有分布计算的能力，我们还建立一些软件规则，让它们跟人类的学习方式非常接近，也就是刚才讲的三个法则。这些学习方式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
　　在未来三十年会出现一个学习的“奇点”，叫做singularity，和霍金的宇宙的singularity是一样的。在这个“奇点”，许多规则会重新定义。当机器智能达到人类智能的时候，没有伦理的问题吗？没有社会、机器权利的问题吗？没有机器的关系或者它们相互尊重的问题吗?
　　所以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人类学习是和人脑、机器的网络、互联网络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混合的智慧。大家说：“Isaac，你到底懂什么呢？”，我说其实我懂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可以上网、可以无时无刻地连接在网络上。然后有人问我：singularity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可以通过google知道它的意思。那么我下一分钟我的知识比前一分钟多得多，并不是说要把singularity的意思知道，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通过其他工具可以和互联网连接、和机器的连接，让我的智慧更多一些。比你所知道的Isaac到底懂些什么、获得了什么学位更重要。
　　我希望每个人都变成社会大学的博士，而不是获得了什么学位或者是取得了某一专业的什么认证。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你可能在社会大学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不同学科领域的认可,在不同的领域会创造出不同的综合性的价值。有的人把软件和教育结合起来可能会变成一个成功的教育软件，有的人把芯片和生物科技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创造出人的外脑，所有这些都会给人类带来学习的情景。所以将来可能会有一天很多显性知识可以快速地一秒内传递到大脑中去，然后你更重要的是怎样把这些知识变成对你有用的知识、对社会有用的知识。

Oscar Wilde

不过既然大自然降下甘美的雨水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我总会在大自然的夹缝中找到栖身之所，幽谷中也会有安静之处供我独自啜泣。大自然将会为我在夜空中挂满星星，好让我在黑暗中行进步致失足，她也会叫风把我的脚吹散，好像别人无法找到我的踪迹来伤害我，她还会以大水将我洗净，用苦涩的草药让我恢复完整。
Oscar Wilde . In Prison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波德莱尔与波西米亚文人咖啡馆 from 龚容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分崩离析，金融资本和信贷系统空前繁荣，巴黎经过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重建，面貌焕然一新。林荫大道上出现了不少家大型百货商店和时髦的咖啡馆；建筑师修建了许多巴罗克式的宅第和古罗马式的公馆；绘画成为装饰，轻歌剧取代了严肃音乐，文学作品只被当作轻松的消遣供人阅读，而为后世所叹赏的艺术当时只受少数人的重视，几乎没有哪个人愿意拿出钱来给予资助。许多艺术家十分厌恶这个资产阶级的天堂，不愿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又觉得当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实在强大，无法对之进行谴责。于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工作，并且经常在那些文学咖啡馆里聚会，因为在那儿听不大见路易·拿破仑政治下露天市场的喧嚣。
当时最有名的咖啡馆——殉道者咖啡馆就坐落在殉道者街上，位于布雷达街和纳瓦兰街的拐角处。这家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的咖啡馆，是米尔热、波德莱尔或库尔贝等与官方的沉默或敌意奋起抗争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人会聚的场所，上这家咖啡馆去的许多客人都觉得它的名称可以取得更加含蓄一点。
其中有位客人阿尔弗雷德·德尔沃在一八五七年写道：“如果除了殉道者咖啡馆，整个巴黎都被焚毁，那么，只消使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不过它的面貌就不会跟奥斯曼设计筹划的一样了。
殉道者咖啡馆是第二帝国时期最主要的咖啡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的客人们更加有名，那儿的侍者也更为忙碌，机敏乖巧的对答来得也比任何其他场所都要迅捷。楼上和楼下的那两个高大、轩敞的房间里都点着闪烁的煤气灯，摆着讲究的长沙发和光亮的橡木桌，但是镜子、图片和镀金线脚、女像柱和人造花看上去却并不怎么雅致，因为即使在殉道者街，要保持完全纯正高雅的艺术情趣也还是办不到的。在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中，有像克洛德·莫奈那样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艺术家，也有像天文学家亚历克西·莫兰那样的怪人，他否认太阳的存在，但却试图通过允许月亮的存在来平息一片哗然的舆论。还有一些青春已逝的模特儿和年轻姑娘，她们各人都有个诨名儿，诸如“香烟”、“月光”、“煎蛋”、“白葡萄”等。对大多数的文学咖啡馆都不以为然的龚古尔兄弟写道：“殉道者咖啡馆就像个下等酒馆，是一些软弱无力、言行不一的人士汇集的洞穴，这些不知其名的大人物和不少波西米亚小报记者，都尽力想要在那儿拾到一枚新的五法郎硬币或一个陈旧的念头，而受到他们辱骂的那些人却不得不沉默寡言，努力工作，在孤独中奋战、生活和死亡。”警长在听到这家咖啡馆发生的一场决斗时就对法国元帅博斯凯说：“假如哪个人在那儿侮辱你的话，你就必须拨出刀来把他一下子结果！警察是决不想进行干预的！”
全法国的人都知道，这是头一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咖啡馆。晚上，咖啡馆里明亮耀眼的枝形吊灯的灯光，常会射到容貌丑陋、留着胡子的亨利·米尔热的秃脑门上。在一个美好的夜晚，米尔热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用来提神醒脑的咖啡，他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像个农民那样慢吞吞吃着东西，时而忽然发出一阵大笑，好似一个火药没给装好的花炮，随后激烈地发表一通带有狂热社会主义观点倾向的议论。
在同一张桌子边上，假如凑巧正是三位都想上这家咖啡馆去的一个罕见夜晚，也坐着神情忧郁的夏尔·波德莱尔。他当时的外表引人注目，戈蒂埃在《回忆波德莱尔》中写道：他头发乌黑，有几绺罩在奇白的前额……眼睛颜色如西班牙烟草，深邃而且炯炯有神，显得过于专注……唇部曲线有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中的笑容那么富于魅力，还带有冷讽的意味。他的鼻子细巧、高雅，有些拱曲，鼻孔颤动着，似乎总是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令人想起他的名句“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人的灵魂飘在音乐上”！他上穿朴素闪亮的黑外套，下着栗色裤子、白袜、精致皮鞋。整个来说，衣着外表无懈可击，而且几乎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味。他身材瘦削，样子潇洒，头发理得光光的，好像正准备上断头台，默默想着他所欠的债务或是对《恶之花》的起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像莫米之类的咖啡馆里见过面的米尔热、库尔贝和波德莱尔分别代表了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多数其他咖啡馆的常客对革命并不像对冰冻甜食那样关心，所以这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注定毫无意义。
在那些定期或偶然上咖啡馆去的客人中，有些人一开始就试图把艺术从当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泰奥菲尔·戈蒂埃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包括热拉尔·德·奈瓦尔在内的一些朋友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组成了一个艺术团体，在他们那位于杜瓦耶纳街的工作室会面。不少浪漫主义作家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类似的私人文学团体，但是戈蒂埃和他的朋友却爱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巴尔扎克在一八三○年描写他的杰作《幻灭》的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场景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个词语。
“波西米亚人”这个词，使人脑海中出现了好似吉卜赛人的一班艺术家的形象；可是有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他并不非得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汉——波西米亚文人所在的区域可以是像拉丁区那样一个确切的地区——他可以忍饥挨饿，也可以像戈蒂埃和他的朋友那样有一笔个人收入。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常在林荫大道一带漫步社交的人逐渐减少，咖啡馆就成了波西米亚文人聚会的场所。
尽管戈蒂埃大概会不时朝殉道者咖啡馆里面瞅上一眼——他一度短期住在几间门面以外的纳瓦兰街，但是他可能觉得其中的现实主义氛围不大舒适合意。他的团体的宣言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理想观念使他们的工作完全脱离他们所蔑视的社会。戈蒂埃和他的许多文学友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块儿喝酒的时候，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穿着红背心在浪漫派与古典派正面交锋时那种慷慨激昂的样子。
资产阶级对于为艺术布艺术的主张并不感到怎么惊慌，不管怎样，这种艺术只能被一些感觉敏锐、富有才智的人所理解的那种观念，对那些寻找社会差别标志的暴发户确实颇有吸引力。为艺术而艺术在某些其他方面也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却并未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深奥玄妙的艺术那至高无上的地位恰好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成功。情况有时看上去似乎是法国的银行家越多，波西米亚艺术家也越多。如果艺术家只能在几个凭灵感的浪漫主义者创造出来，那也跟当时出现的劳动分工的潮流趋势相符。否认艺术具有任何社会目的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未始没有好处，因为它早看出雨果把自由派和浪漫派人士结成联盟的危险性。
一八五○年七月革命后，巴黎开始显示出它年轻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街道被拓宽了，许多还铺了木头。马路两边不再只是坚硬的泥地，而是用碎石铺成的人行道。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街边上，不用担心污泥溅到身上。煤气灯的使用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效应：城市的灯光。咖啡馆因为明亮的灯光、宽大的平板玻璃窗而显得相当壮观。在林荫大道边那些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上层社会的人士坐在那儿看着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从旁边走过。民众开始逐渐离开了至今为止名声仍不怎么好的王宫广场。在托托尼餐馆或是林荫大道隔开几个门面的里什咖啡馆，社会名流都常在那儿碰头会面。
所有这一切在波德莱尔看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新的天地。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就去拉丁区的那些并不上等的咖啡馆游逛，当时那儿仍是维庸所熟悉的迂回曲折、肮脏不堪、灯光暗淡的街道，不过因为雨果住在那儿，所以对作家倒还不算有失体面。只有等到一八四二年，当波德莱尔由于成年获得一笔巨款的时候，他才进入塞纳河右岸的上层社会，在那儿，他喜欢在自己的住处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在房间里摆放着东方的香料，一架架镀金皮面的书籍、一瓶瓶装在细长瓶子里的莱茵葡萄酒、柔软的东方地毯……这是他决定在文学咖啡馆里也保持的一种情调。他爱挽着他的“黑维纳丝”让·杜瓦尔去咖啡馆。他的漂亮的衣服、拳曲的头发、尖尖的胡子使他看上去像一幅古代大师所作的画像里的人物。一八三七年，在里什咖啡馆旁边开了另一家高级的名叫勒佩尔捷的咖啡馆，在上这家咖啡馆去的那群文人作家中，他会把那么来看巴尔扎克、缪塞、戈蒂埃或德·奈瓦尔的陌生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如果他通过卢森堡公园的那个入口走进一家名叫塔布雷的安静的咖啡馆，立刻在他的桌子周围就会坐上很多人，好像一个剧作家在他最新创作的那出戏首演前正在调动起他的朋友的情绪。他在热情奔放地谈论政治或美学问题的时候会突然停顿下来，转身对着邻桌正望着他的一位年轻女子，彬彬有礼地问道：“小姐，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渴望能在你雪白的肌肤上咬一口。恕我冒昧，我要告诉你我想怎样跟你交欢。我想把你的双手捆在一起，缚住你的手腕，把你吊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上……”或者他会懒洋洋地用手指着乳酪说：“你是不是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儿像是小孩子的脑髓？”再不，在殉道者咖啡馆之类的场所，他会当众吟诵出一些奇特的带有施虐狂的诗句，可能这些诗句也收进了他十多年后以《恶之花》为名出版的那部诗集。
要是不了解其他因素，他的这种惊世骇俗的反常行为实在显得十分卑鄙下流。在他的家庭于一八四四年只供给他每月二百法郎后，他就成了左岸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一名非正式成员，他分享着那些生活波西米亚艺术家的贫困和默默无闻的命运。
波西米亚的文化界是不被承认、缺乏资金或收入的艺术家的底层社会。大多数波西米亚式的文人及艺术家并没有下定决心做出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决定。他们只中没有充足的金钱而已。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够在豪华的饭店用餐，穿上光鲜华美的衣服，另一些人帮助策划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或者他们进入鸦片、大麻或酒精所造成的人造天堂来逃避现实。尽管有些人只是缺乏能力或身体有病，但是另一些人却成了资产阶级社交界的受害者——正统的审美趣味、把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一律看成是商品，这使那些喜爱实验探索的艺术家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浪漫主义的云山雾霭中胸怀无法实现的抱负。劳动的专门化也使那些无法出售自己作品来维持生计的艺术家的日子变得更不好过。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大批失业的艺术家，他们的数量已经大得足以构成“波西米亚文化界”。
最初，这个神话般的国度的首都是莫米咖啡馆。“波西米亚人”这个词早就被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用在他们的作品中，但是，是亨利·米尔热，这个莫米咖啡馆的常客和挨饿的作家，才使这个词变得尽人皆知。米尔热是一个画家的儿子，在文学方面抱负不凡，结交了许多身无分文的朋友，他又酷嗜喝咖啡，他的生活受到上面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爱好独自在夜晚写作，四周点着蜡烛，喝下无数杯咖啡来提神醒脑。尽管这种行动有其浪漫的感染力，但却更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跟他人合住的缘故。“你应该早上五点钟起来，”和他合住公寓套间的朱勒·于松对他说，“喝上一大瓶冷水。”可是没有效果。尽管米尔热觉得他的身体正受到咖啡的损害，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瘾。“夫人，”他在那部有关莫米咖啡馆的虚构的回忆录《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中写道：“咖啡是阿拉伯的一种土生植物，它是被一头山羊发现的。它的服用价值给传播到欧洲。伏尔泰以前每天要喝七十杯。我喜欢喝不放糖的滚热的咖啡。”
因此，当殉道者咖啡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成为声名暧昧的女人常去的场所时，有三种波西米亚文人在其中耀眼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形象，米尔热通过把波西米亚的文人圈加以浪漫化而发财致富，他发现对自我的写作没有出路。他在一八六一年因为一种神秘的紫癜而去世，不少人有理由认为他是自杀。
尽管龚古尔兄弟同意他对咖啡有一种致命的瘾头，但他们认为他的死却是由于贫困潦倒和苦艾酒。他们说他在他死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垮了，他们觉得这是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一份令人满意的贡品。至于库尔贝，他在瑞士度过了五年孤独痛苦的放逐生活后于一八七二年去世。他抱有的那种依靠艺术在他的有生之年帮助他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内的友人达到社会主义天堂的幻想并没有在巴黎公社后实现。波德莱尔在一八六七年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他经常上咖啡馆去，只为了一个人坐在那儿默想。“我在观察一个永无穷尽的死者的行列！”他有一次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到了一八六七年，他因为梅毒而全身瘫痪，失去了和外界的所有接触。只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一种咒骂：“真他妈的见鬼！”至于那些后来作为波西米亚人而出名的艺术家，他们最普遍的命运就是自杀、遭受放逐或精神错乱。
尽管波德莱尔厌恶波西米亚的许多特征，他却似乎承认波西米亚主义是个性魅力的源泉，是用来对抗当时时髦主义的有力手段。波德莱尔强烈意识到，现代艺术必须根植于个人的体验上。

Google Talk词典机器人-Dictman

昨天在“非官方的Google黑板报”中看到文章说Gtalk里出现了类似于MSN早已出现了的在线翻译机器人。用法也和在MSN里没什么区别。具体方法和在MSN里添加机器人方法一样：在Gtalk里添加这样的联系人：dictman@gmail.com，之后就可以查词了。目前还不支持句子翻译。只支持英汉双向翻译。
官方的使用说明是这样的：
简明查询 ：输入英文或中文单词，例如“doodle”，他会返回对应的中文翻译；输入“傻子”，他会返回“傻子”对应的英文单词。
详细查询 ：输入英文或中文单词，后加” -d”(空格-d)，会返回对应的中/英翻译。例如”make -d”会返回make的详细解释，这也许不是你想要的，因为详细解释一般很长。
模糊查询 ：当你不知道单词的某些字母时，可以使用模糊查询来寻找对应的单词，用“*”匹配任意个（0个或多个）字符，用“?”匹配 一个字符，例如“ki*ss”的返回结果中就包括”kiss”和”kick-ass”等等。模糊查询可以和详细查询配合使用。
单词纠正 ：如果你输入的单词有错误，并且不是太离谱，dictman会给你相似词的建议(受google的搜索建议启发)。
使用帮助 ：如果你忘了使用方法，可以输入”#help”查看使用帮助。
意见建议 ：如果你有好的想法，请输入”#feedback 建议的内容” dictman将会将反馈的内容发给作者。

Google Earth 将学会发声 让你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

通过Google Earth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地形地貌,通过相关地区的GeoTag(地理信息标签)我们还可以看到该地区的真实照片,而现在,通过Google Earth我们有可能还能来听听这个地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Bernie Krause先生花费了40年时间收集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声音,如今他的个人公司Wild Sanctuary已经搜集了超过3,500小时的声音记录库,这些声音涵盖广泛,从冰河断裂到午夜丛林的幽静等等不一而足.
地理位置标注加载相关文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务,很多网页和应用程序通过GeoTag(地理信息标签)功能可以加载任何类型的文件.Freesound project就是完全开放支持用户上传声音文件的项目,并且其中很多文件都加注了地理信息标签.不过Wild Sanctuary公司的声音在品质上更胜一筹,因为Wild Sanctuary公司的声音品质全部采用了统一的标准,并且加注了相关地理位置的采集时间.这也为人们在洞察环境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可能,Krause博士表示:“举个例子来说,人们可以根据声音的变化来探讨择伐是否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影响.”“我们已经验证了通过声音比较观察,择伐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前后图片的比较来看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从声音上来听,就完全不同了.”预计适用于Google Earth的声音增强插件可能会在本月29日举行的Where 2.0 conference会议上发布,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到Wild Sanctuary公司的网站下载.

寂静主义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中叶召开的特里腾大公会议虽然在各方面正面答覆了誓反教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的种种外在问题，却没有解决教会内部的神学争论，诸如传统对圣经的解释与自然科学新知之间的冲突，杨森异端对人类自由意志和天主的圣宠在灵魂得救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主张，这都是接二连三产生出来的极具神学性质的争论。此外，又加上“法兰西主义”的复苏，法国国王多方设法要成为法国天主教的首领的企图，并严厉压迫誓反教徒的行为，在在都制造了天主教内部的重大困扰。这些事件虽然都没有酿成教会的严重分裂，却也耗费了教会许多的元气。
教会内部的冲突与困扰似乎意犹未尽，十七世纪末叶在法国又兴起了一个属於神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微妙，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困扰，却也掀起了一些风波，值得提一下，作为天主教十六、十七世纪欧洲部分历史的结束。这个问题就是寂静主义(IL QUIETISMO)。
寂静就是无所动静的意思，指一个人与天主进入神交密谈的时候，可以不理会一切，只沉浸在那种神魂超拔的境界中，享受当时的心旷神怡，其他的事，哪怕是天塌下来，或者升天与下地狱，都成为次要的事，无关痛 。
在教会的神学上，进入寂静的神秘境界并不是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问题的 结只在於神学中的所谓神魂超拔的神秘经验是天主所赏赐的恩典，不是人可以下功夫得到的。换句话说，不是人可以经由祈祷默观而必然能够达到的境界，不是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要求 天主进入超然物外的神交密谈中。教会中的圣贤没有一位不是祈祷的专家，但不一定都有过神魂超拔、享受心中完全占有无限美善的天主的那种仙境的喜乐，因为那种经验不在乎人的努力 否和修养的深浅，而是天主主动白白赐给的。再说，那种美好的经验享受也有种种不同的层次，可长可短，可深可浅，一个有心的人经常可以在日常生活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中，意识和体会到天主在与他独自会谈，因此而内心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悦。
寂静主义所推崇，甚至梦寐以求的那种与天主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原是无可厚非的，唯一不足取的是进入那种境界的途径手段。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神父米格尔．莫利诺斯(MIGUEL MOLINOS,1628-1696)是非常鼓吹这种人为的 天主进入超拔境界的人。这位神父在罗马生活，作了好多人的神师。他在一六七五年写了一本"神修指南"，阐述他的理论，他以为祈祷的时候，人应该尽快地进入默观对越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完全被天主纯洁的圣爱所笼罩，沉浸在绝对美好的境地。这时候，人只顾与天主神秘往来，其他一切都已微不足道。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神修理论很有疑问，我们不禁要问：人祈祷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在寻求自己心灵的快慰？只在设法接受与天主神交密谈的乐趣？若真能每次寻求，都会得到那种无法形诸笔墨的感觉，人岂不是要整天追求那种心灵的享受而无所事事了？因为还有什麽比追求这种喜乐更重要、更值得的事吗？再说，如果祈祷的用意只在获得或进入与天主神交密谈的神魂超拔境界，这岂不要使很多人产生自欺欺人或自以为是的幻觉和幻想，甚至误入歧途，变成走火入魔的人吗？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神修理论经过罗马长久审慎的研判后，终於在一六八七年被断定为不道德的谬论，这种近似异端的谬论就叫作“寂静主义”。这种主义思想不把行善、克苦当作一回事，不重视它们在神修路途上所占的重要性和所发生的作用，看不出行善 克苦是祈祷的内在功夫，是取悦天主的途径，是取悦天主後，内心感到天主的平安的先决条件。
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寂静主义”虽然在罗马遭到处分，但他的理论在法国已经传开。当时法国有一位富有的寡妇，名叫让娜．居永(JEANNE GUYON,1648-1717)这位夫人经历了家变之后，发现了法国神修传统所推崇的那种完全否定自己，摒弃自己，全心投注在天主圣爱中的灵修途径。
在某个机会中，居永夫人经她的神师而认识了米格尔．莫利诺斯神父的“寂静”神修理论，并深深为之所动，于是开始写文章大肆宣传那个理论。由于她交友广阔，许多贵族妇女也都信赖了“寂静”神修的功效。这位夫人甚至深信自己肩负着改革世界的使命，因此周游法国、萨沃亚和意大利各地，宣扬她所信服的神修理论思想。她写了一本“简易祈祷法”的书，教导众人如何遵循这个简易的途径，而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
居永夫人到处推行她的使命之际，结识了一位名叫拉孔布的神父(P.LA COMBE)，这位神父也加入她的使命行列。后来，由于闲言细语满天飞，致使这位神父与居永夫人隔离二十七年，忧郁不乐，几近发狂。在这同时，居永夫人也遭逮捕，幸赖路易十四世国王锺爱的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从中周旋，才获得释放。曼特农夫人甚至把居永夫人介绍给当时法国着名的费内隆主教(FENELON FRANCIS DE DALIGNAC DE LA MOTHE,1651-1715)。这位主教倒非常欣赏居永夫人的神修思想理论，认为新颖可取。
不料，曼特农夫人协助释放居永夫人后，她身边四周的侍女都倾慕居永夫人。由于居永夫人热衷宣扬的寂静主义已遭到罗马处罚，曼特农夫人担心她的侍女们与居永夫人过从太密，影响她在国王面前所得到的宠幸，於是取得一向不喜欢神秘主义的博叙埃（BOSSUET）这位主教的支持，对居永夫人展开攻伐。费内隆主教出面为居永夫人辩护，曼特农夫人也把箭头指向他。
费内隆主教为了替居永夫人的神秘寂静神修法辩论，写了一本“圣人内修生活格言释义”的书，指出：“所有内修的道路都朝向纯洁无私的爱走。这种纯洁的爱是基督信徒生活最高的境界，是圣人各种内修途径的终点”。
费内隆主教原是博叙埃主教的学生，也是朋友，但为了居永夫人事件却交相攻伐。罗马方面在博叙埃主教和路易十四世国王的压力下，终于从费内隆主教为居永夫人辩护所写的那本书中，找出二十三点错误的思想，并予以谴责，主要理由在于他面对天主的赏报或惩罚无动于衷。费内隆主教对来自罗马圣座的谴责倒也欣悦诚服。从此，他便专心致力於担任法国康布雷(CAMBRAI)教区总主教的职务。这是一六九九年的事。喧嚣二十五年之久的“寂静主义”风波随着十七世纪的结束也告结束。
综观十六、十七世纪天主教所进行的内部改革运动，大致说来是相当成功的。在那个爱好秩序，一切都一板一眼，社会体制框架不容闯越的时代，教会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终能继续前行，跨入十八世纪，这已经是一大奇迹了。令人遗憾的是：寂静主义这十七世纪最後的一幕剧，固然因为内容的不健康而遭到教会当局的指责，却使教会一般人士患了过敏症，对神秘的灵修生活避之惟恐不及，致使真正的神秘主义多少被蒙上一层阴云。

应用软件将成Google重心

本周四搜索巨头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表示，未来公司运作的范围将不仅仅局限在搜索和广告，Google将向在线软件应用领域扩张。
　　在一年一度的股东会议之前，施密特向媒体表示，他将在股东会议上向投资者宣布，公司的业务将集中在搜索、广告和应用这三个方面。
　　Google是全球占有统治地位的网络搜索提供商，同时也是点击付费(Pay-per-click)广告市场的主宰者，实际上点击付费为它的整个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Google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在线软件应用和网络出版工具等“Google Apps”产品进入软件应用市场，公司同时还向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提供了一个超值许可版本。分析师表示，这标志着公司将挑战微软的Office 软件。
　　施密特出，人们讨论的概念将逐渐转移到在线生活方式，基于网络的应用软件也是未来公司获得增长的重心，而不仅仅是搜索和广告。

雪山.2007.5.11

雪山.2007.5.10

对观念的三个信念

观念是对过去和当下的一种概括，对未来的一种预测，不管承认与否，观念都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商业与管理观念也是如此。但商业观念市场上却总是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谬论因为意外的成功而被奉为真理，算命先生式的左右逢源、心理暗示也大受欢迎，那种“我是绝对真理”的狂妄更不鲜见。因此，这里列出我们的三个信念以对抗这些噪声，它们都是前人的观念产物：
理论只能证伪，不能证实。波普尔说世界上只有两类理论，已经被证伪的理论，尚未被否证但将来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这是对理论本身的看法，我们因而应该采取的态度，用波普尔的名句说就是，“这些人有大胆的观念，却对本身观念的批判不遗余力；他们设法要了解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使用的方法是先了解它们是否可能有误。他们大胆推论，然后极力尝试推翻本身的推测。”
历史进程是由参与者的偏向塑造的。这是索罗斯的观点，他关于认知和现实的反身性理论用金融业行话说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偏向不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基本面。在商业领域，由于从来不存在经济和金融里的均衡假设，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本来就是不断移动的目标，观念带来的基本面改变从来不是人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但他的观点依然应予重视：“塑造了历史面貌的思想无非是一些内涵丰富的谬论。一套富有衍生性的谬论往往最初被人们视为真知灼见，只有在它被解释为现实之后，它的缺陷才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将会出现另一套同样内涵丰富的但与之正相反的新谬论，并且这一过程仍将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更替就被称为进步。”
我们要区分信号和噪声、区分日常的事件与历史的事件。我们现在被大量的信息轰炸，但它们大多是噪音，只有除掉噪音后的信号才是真正的洞见。日常的事件（humdrum）和历史的事件（historical）则是索罗斯的说法，他把参与者纳入其中形成这样的区分：能够被参与者正确预见并且不会在他们的认知中激起变化反应的日常习惯；以及独特地影响参与者偏向，并导致进一步变化反应的则是历史的事件。
说到底，我们最大的信念是苏格拉底的箴言“我一无所知”，对自己的观念抱着批评态度，并愿意随时更正。
(本文为将于2007年5月14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之《经观商业评论》5月号编者的话。本期《经观商业评论》封面主题为：“看呐，公司里的八零后”)

雪山.2007.5.9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from 林贤治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
“红色罗莎”
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只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吉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吉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
“永远是一只鹰”
【Photos of the memorial put up where Karl Liebknecht was murdered, a similar one was placed in memory of Rosa Luxemburg】
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唯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惟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
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
政治。人性。美学
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说她如此异端，甚至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对于马克思的受到太多赞美的《资本论》第一卷，她便认为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而表示“有些讨厌”；正因为她不满于《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所以阅读、称引、推荐马克思，未必出于赞同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致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呵。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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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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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情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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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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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莫里哀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粘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
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只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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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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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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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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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