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是超链接from叶滢

上周看木心先生的《鱼丽之宴》，其中“战后嘉年华”一章尤其好，也知道了陈丹青为什么这样推崇他，木心的确是他的老师，关于常识，关于民国的很多说法，关于“文化潜流”，木心是再三地说了。
木心先生说，
我经历了多次各种“置于死地而后生”，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 ”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少年事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关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
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
去年陈丹青和朱伟关于木心的争论，朱伟说了两句就不说了，陈丹青起急追问的样子直率可爱。或许一路辩下去，就能把木心说的“文化潜流”说得更清楚些了。譬如今天看到朱伟的Blog上说的，对于王小波小说的评价，也是应该再辩的“潜流”吧：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玉海提出10个很有想法的问题，在王小波逝世十年之际让我回答。这些问题是：
　1． 邀王小波给周刊写专栏时候，看重他什么？西方生活的经历，还是已表现出来的思想性，或别的？
　答：当时并没专门看重什么。我刚接手周刊时，只是拉周围朋友帮忙，余华、苏童都是。王小波那时还未写过这类思想性文字，所以他的思想性是在写专栏时逐渐显现价值的。只不过当时周围朋友中，别人写一篇两篇就觉吃力不讨好，不愿再写了。王小波因为好说话，有求必应，就认真把专栏坚持了下来。
　2． 你说你害了王小波，指的什么？
　　答：我自己感觉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为生活压力，因为写作，也因为其他种种不自如不愉快。我总想象他临死时邻居听到的惨叫——他到底怎样死于突发的心脏病？我自己体会中的王小波是个不善交际、喜欢静与内向的人。他被逼做太多他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比如为小说发表、出版，要在李银河带领下去与不愿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要参加他不愿参加的会议，在一个角落里毫无表情地坐半天。我体会，他本质上还是喜欢在小说中无拘无束地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给我写专栏并非他真正所好，所以我也属逼迫他做一些令他心累的事的人之一，我是指这个层面。我难忘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我也感觉到他写专栏，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越来越缺少血肉。在王小波生前，我感觉到他不断被一种力量牵制，这种牵制使他苦涩，他因为这些牵制而丧失了许多欢乐。
　　3． 杂文还是小说，哪者更能体现王小波的思想与性格？哪者影响更大？
　　答：王小波自己当然更看重他小说的价值，但社会当然更看重他的思想价值。小说的价值总是无法与思想的价值相比。看重他的意识形态意义是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这样一个符号。当王小波被别人塑造的时候，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往往被忽略不计。
　　4． 你曾说，王小波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后来你又说你的判断是错的，为什么王小波未能开启一种文学转型？
　　答：我是遗憾文学界，从作家协会到各大刊主编到主流的批评家、作家，对王小波小说的艺术价值多是回避态度。这导致了王小波写了那么多小说，现在谈论他都是思想性与“自由精神”，他被关在艺术门外。对王小波小说的失语是因为他没有进入派别——先锋派、写实主义、历史小说，各自都有自己山头，他哪头不是，大家自然都把他关在门外。他把自己的小说归为“黑色幽默”，但我们最没这个土壤。他从最原始的性的角度来写人真实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冲突的窘迫，但我们却又习惯了各类概念模式下的惰性生存。我一直以为，文学新类型的出现寄望于文学刊物的眼光。而我们文学刊物对潮流的发现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趣味上还在模仿莫言、余华、王朔，多的是他们的儿子、孙子。九十年代之后文学刊物对文学潮流的集体失语，失语对象又何止一个王小波！正是这种失语构成文学刊物们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发行量都跌得可怜。这使我这个曾经的文学编辑很感失落。
　　5． 为什么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思想评论远多于文学评论？
　　答：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因为中国太缺少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所以王小波就被大家迫切塑造为这种精神的代表。但在真实中，我却更多看到独立、自由在王小波身上的窘迫，他只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如意地生存，直到流血而死去。
也是去年看他那本《作家笔记及其他》，很多文字还是八九十年代的，其中写阿城、张承志的部分，因为有共同经历、感情和观察，写得真好。朱伟在这个关于王小波的问答中，提到文学杂志、文学编辑的失语以及对王小波的理解，其实说到对于小说的编辑和理解，他应该是为王小波的小说写点什么的，谁能等待所谓“文学刊物的眼光”呢？与其等待他人作为，或者为他人不作为叹息，为什么不以己之力尽力作为呢？李陀在和查建英的访问中，提到希望写一本八十年代的书，是像《流放者归来》（还是《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李陀的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倒是查建英用自己能完成的方式留下了对话和记录。很多时候，记述者容易被《光荣与梦想》蛊惑。其实深入下去，一次“死磕”的谈话或许能比宏大叙事体更接近本真的状态，查建英和栗宪庭的谈话记录甚至比栗宪庭的很多艺术评论还要力透纸背。
前两天，找到吴晓波推荐的凌志军的书来看，《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先是被他的激情叙述卷入，待看到一半还是放下了，力是尽到了，书却是过于端正了，如果一直看着波澜壮阔的大画面，一连接受二三十万字的演讲，听的人中间是容易溜号的。
这就是文学比之新闻有更大魅力的地方了，文学不惮于向人性最复杂幽暗的地带深入，不是为“正确”与“合理”存在，也不会被“时代”和“政治”所束缚。
又看到王朔的新书，其中和刘震云的谈话，提到刘奋斗的电影，王朔说，《绿帽子》是试金石，谁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看这个片子就测出来了，出来喊脏，觉得自己受冒犯的就是。在上周见刘奋斗，他正准备下一部电影，他是上周那篇《他说》里的说话人，放了许多的狠话，人是真真的善良热切。
俱是超链接，觉得四面都开始有力量出来，不是全看到的一味犬儒调侃，或者无限上升的大叙述，拿消化不良的概念玩游戏……小孩也不用都装着大人说话，大人也不该是胆小的代名词了。这世上缺的是与年龄无关的赤子之心。
这样说来，王朔这么摧枯拉朽地从石头里蹦出来，看上去有孙悟空的癫狂，但真是可能打出个新天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