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Shenk追溯了技术乌托邦在美国的思想源流：万尼瓦尔•布什、德日进。在他看来，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有些偏激，或者说想象力不够。别说电脑，给每家安一个发电机，不正是分布式发电的设想嘛。
第四章 “新一代的天才”――憧憬着一个技术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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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戴维•萨尔诺夫，我想我还可以把另一个幽灵召唤到今日世界来。我不由得想起了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我在想，也许他可以坐在我曼哈顿公寓的桌前，在我那“麦金托什强力笔记本电脑”(Macintosh Powerbook 180)里摸索前进，从这个窗口进入一个奇妙而激动人心的虚拟世界――给地球另一端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几分钟后就收到了回信；用关键词和关键短语在上百万 的文本页面中搜索，并随心所欲地进行电子分类和文档编辑。当经历到这一切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太恐怖，太不可思议了：他的预言全都实现了。1945年7月，作为战时“科学研究和开发局”主任和“曼 哈顿计划”的“超级智囊”主管的布什，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可以这么设想”(As We May Think)的文章。文章以惊人的细节展示了信息技术的未来景观。在八页长的文章中，布什勾勒了缩微胶片、调制解调器、传真机、个人电脑、硬盘、语音输入 文字处理、还有最重要的――超媒体的概念。他还为未来的办公桌作了一番设想，他称之为“memex”――一个微型图书馆，里面存放着一个人一生中可能积累 的所有录像和文章，设有瞬时查找相关信息的功能，并能把结果投射到一个内置的显示终端上。当使用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数据包之间的新路径时，新的电子连接就 会形成，使用者可以在今后借此重新查找原来的路径。
“人的大脑，”他说，“在连接中运行。当它握住一条线索，在思维连接的暗示下，它会迅速地抓住下一条， 这一切都与大脑细胞所负载的某些复杂的路径网络一致……人类不可能用人工方法来完整地复制这一智力过程，[不过]以连接而不是以索引展开的选择过程，也许 能够实现机械化。”
布什对技术的作用充满信心，这与美国悠久的技术乐观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当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达到其成就顶 峰时，这种乐观情绪的出现无疑显得颇为合拍。美国的军事技术已经拯救了西方世界，那么顺着这一思路，现在其民用技术将会迅速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准。美 国经济若能从战前萧条中恢复起来，技术将起支柱性作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经济恢复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但至少在1945年，资本主义仍被看作是摇摇欲坠的美国试验。大萧条仍在记忆中隐 隐作痛，人们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形势颇为担忧。今天，我们把二战后众所周知的工业高潮、享乐主义和生育高峰视作理所当然。可如果回溯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就 会发现，政治和经济领袖们对未来根本就不抱乐观态度。事实上人们都以为，经济萧条即将来临。
人们也普遍认为，为了防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经济萎缩，必须发现和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资源。根据弗雷德里克• 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历史学家。>的“边疆论点”，西部未开发土地正在不断缩小，要使经济扩张，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资源去替代土地储备。 1945年7月，布什为这一宝贵的新资源大胆命名：信息。就在他那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面世的同一个月，布什向哈里•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 “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一般译为“科学――无尽的前沿”，Frontier兼有边疆和前沿的意思。>的报告，建议创建一个“国家研究基 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布什写道，“除了科学进步，其他任何方向的成果都无法保证我国在现代世界中实现繁荣、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目标。”
于是，二战后的时代精神――技术乌托邦逐渐显露出来。人们想要知道的，不是信息技术能不能促进社会进 步，而只是这一目标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一场惊心动魄、精力充沛、光芒四射的信息革命上路了。没错，一大堆机器相继出场――影印机、电传打字机、录音磁带、 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光纤和因特网。布什提到的电子“网络”不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吗？它是因特网，即人们常说的万维网的一部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一 个多媒体页面跳到另一个多媒体页面，只需敲一敲鼠标，就留下一道独一无二的电子数据路线，把我经历的路径全都记录下来。
作着这种美梦的还有其他一些梦想家。今天网络冲浪者享受的，不仅是布什那已成现实的超链接、超媒体的 memex，也有法国神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布什同一时代想象出来的“智力圈”(Noosphere)<指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意识和智力活动超越生物圈的较高层次和领域，智 力圈将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代生物圈。>――世界意识的电子集合体，还有在更早的时候由科幻小说家H•G•韦尔斯(H. G. Wells)提出的电子“世界大脑”(World Brain)――一个不断改进的权威性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
梦想家们寻求的一切都在眼前。不过我敢肯定，这些梦想家对如今的成果并不会完全满意。因为除了上面那 些，他们同时也坚信，未来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会把人类生存状况的实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提升人的灵魂”，布什以这样的短语来表达他的憧憬。 “它们还可能使[人类]真正地创造新记录，在种族经验的智慧方面得以成长，”他写道。与此相似，德日进把他的智力圈说成是一个网络，一个“物质超越自身的 超级组织……意识的解放。”而韦尔斯则想象出一个“常备的编辑组织”，它“将成为世界上所有聪明人的智力背景。它是鲜活的，处于不断成长和变化中，世界各 地的创造性思想家会不断修订、扩充和替换它。”
尽管今日的网络非常奇妙，但它仍不是梦想家们憧憬的那些东西。的确，一大堆零散的智慧迸发出来，在艺术 和智力方面有许多新的创造。可旧世界的许多问题同样也涌入了这个新的空间。和我们的物质邮箱一样，我们的电子邮箱里塞满了小商小贩推销的电子垃圾。以计算 机病毒形式存在的侵犯行为肆无忌惮（这种入侵如此普遍，以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多种新病毒被制造出来。）色情材料也四处蔓延。我们最终发现，虚拟世界囊括了 物质世界中所有让人倒胃口的东西。
昨日的技术乌托邦者所梦想的信息工具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这些机器并不是他们预言中的文化万能药。也许知 识调查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据。尽管在过去的50年中，教育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1940年只有38.1%的人读完了高中，而到1990年，这一数字 上升到85.7%），可是这和社会知识的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1990年，民意调查专家安德鲁•科胡特(Andrew Kohut)在为“时代镜像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的“人民与新闻出版”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我们]的所有发现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信息革命居然造就了一群如此无知、如此单纯的 人。”
华盛顿特区的许多人，经常欣喜地提到“见多识广的公民们”之类的话，上面提到的调查事实与这种说法直接 冲突。几年前，我曾去拜访过“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当时的主席詹姆斯•奎洛(James Quello)，想要他对那一短语的新近运用作一番说明。“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多半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吧，”他说，“我们拥有众多的新闻和公共事 物报道……公众正变得越来越精明。也许十年或二十年前，你可以蒙蔽我们，可是现在不行了。”
我告诉奎洛，我的研究似乎表明他的预设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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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给他读了另一组数据。“在一次对40所不同学校210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我念道――
“大学生？我想，他们的情况会好一点吧？”
但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史前期的人类必须防止遭到恐龙的伤害，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只恐龙和第一个人类出现之间存在6500万年的间隔。
他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也许我们需要一个[经过改良]的教育过程，”他说。“教育电视只有一个问题――它转向了体育和娱乐节目。我不知道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我继续念道。“1986年的题目是，‘就你所知，在二次大战期间，苏联曾经是美国的盟国吗――？’”
“啊，我的天哪，”如我所料，他极为担心地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我们曾经是盟友。”
“现在，二次大战，”他说，“我想不管怎样历史课总该教过这些东西吧。”
我决定以一些更新的材料来结束我的谈话。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海湾战争期间关于联合国是不是应该促使科威特变得更民主一些的争论。
当然。他肯定记得那场争论。那是一个大话题。
当那场争论达到顶峰时，曾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就你所知，科威特政府体系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
•52%的人不太清楚。
•6%的人认为科威特已经实现民主了。
•只有42%的人知道，科威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主席对此表示怀疑。“就算你猜，你也多半能猜对啊！有那么多相关的新闻和新闻分析呐，”他说。“在我看来，只要听一听广播，人们就会懂得更多。”
资料和知识之间的差异、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和公众理解力之间的差异，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专家们。公共教育 在本世纪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人们认为公众知识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1989年，政治学家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试图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不过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他写了一本名为《毫无变化的美国选民》(The Unchanging American Voter)的书*。
*<“美国人对政治知识的无知已被如此详尽地描述过，所以这一事实不再受人关注，”史密斯的同事斯 蒂芬•贝内特(Stephen Bennett)写道。他给美国人在政治知识方面的得分打了“一个十足的F”。 贝内特总结说，跨越50年时间的知识调查让人如此沮丧，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而且“这一分析使我们对公众的‘可改良性’深表怀疑，而‘可改良性’是民 主政体的公民理论的要点之一。”>
在信息技术取得一连串突破之后，我们面对这样一群公民：和50年前相比，他们无疑不再关心，或者不再有 能力来支撑一个健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许他们退化了。这与技术乌托邦那激情四溢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最多也只能说，我们的先进技术留下了一笔复 杂的社会和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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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统正光彩夺目地踏步前进，它在今日的疯狂表现，是要在2000年之前把美国所有的教 室连入因特网。比尔•克林顿已经掉进了技术乌托邦的陷阱，还要把其他人一起拖进去。把学校连入因特网，“我们能够使教育彻底变革”，克林顿许诺。里德•洪 特(Reed Hundt)，克林顿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以这样的口吻讲述学校面临的危机：“这个国家还有数千座建筑物和里面的数百万人，没有电话，没有有线电 视，也不可能得到宽带宽服务。他们的名字叫学校。”根本没有经过任何严肃的讨论，首都华盛顿对计算机化教育的热情就变成了大半个美国的冲动，这股冲动要在 2000年前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圈进网络。
在教室里装电脑，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相对来说，这方法成本较低，速度也较快。但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一 种解决方案。有些人执着地想要为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一种迅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想要出售一大堆计算机设备，除了这两种人，其他人不会认为电脑进教室是什么 高明的主意。艾伦•凯(Alan Kay)是个人计算机技术富于传奇色彩的先驱之一，1995年他向国会表白，“对我来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走进一间电脑化的教室，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 使用电脑。他们挺高兴的，老师和行政人员挺高兴的，他们的父母也挺高兴的。可是稍微走近一些，我却发现，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而且这对小孩的成长也毫无 益处！这种技术就跟零食一样――尽管逗人喜爱但却毫无营养价值可言。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载重崇拜’(cargo cult)，好像只要电脑进了课堂，学习气氛就会自动回归教室。”
电脑进教室这一运动的背后有个不曾明说的假设：电脑、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工具。这种想法 只是一厢情愿，既没有经过分析论证，也缺乏常识。“我以前认为，技术能够促进教育，”1996年斯蒂夫•乔布斯说。“我可能是最早给学校送电脑的人，送的 电脑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送的都要多。不过我慢慢得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有可能解决问题……你不会以为，把所有知识塞进光盘就能 解决问题……林肯没有网址，他父母在一间小木屋里教他学习成长，可他最后不也十分出色吗？历史先例告诉我们，不用技术我们也能创造出优秀人才。历史也告诉 我们，借助技术我们也能制造出非常平庸的人。”
以上这些反对意见，不仅令人高兴地澄清了技术周围的迷雾，也指出了把电脑当教育工具这一观念的误导作 用。智慧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接触信息就能达到的。难道学习就和跳进一个信息游泳池一样简单吗？难道学习就和坐在巨大的餐桌前分享信息盛宴一样简单吗？不是 这样。“教育”(education)一词出自拉丁文educare，而educare意味着栽培和培育，所以，教育要输送价值判断，要提高关键技能，而 绝不仅仅是粗糙数据的输入。教育与启蒙相关，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
其实，美国最早的学校在建立之初，其目标从本质上讲也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灌输宗教和社会价值。“如果 周围有孩子没有受到教育，”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美国早期牧师、作家。>写道，“不要让他们放任自流。让我们采取措施，让他们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会阅读、学会教义问答 书
信息烟尘第4定律
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
学校是一个苛刻的过滤器，不会把教室的窗户推到世界上去。教师和课本随时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信息堵在外面，只允许很少一部分信息进入教室。当老师们将这些资料小包编辑整理并系统化，然后以严密的思路表达出来时，它们就转化为学生们大脑中的知识模块。
可电脑一般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计的。它的用处，是高速处理和传递巨量信息。它不是一台过滤器，而是 一台水泵。把它当作一个和图书馆一样的资源，它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可正如某些人所说，计算机并非一个天生的教室超级工具。当然这并非否定那些精心设计并 经过使用检验的教学软件的作用。如果有人宣称，“计算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教学工具”，那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光凭能力和速度，强大有力 的高速计算机就注定会彻底变革教室教育。那么，这样的跳跃无异于让技术乌托邦的狂风把我们通通扫荡。
如果过去的期待和今日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不能指望信息革命会为我们生产出新一代的天才。所以我们不得不用以前的方式促成天才的诞生。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