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烟尘》.3

在这一章，Shenk追溯了技术乌托邦在美国的思想源流：万尼瓦尔•布什、德日进。在他看来，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有些偏激，或者说想象力不够。别说电脑，给每家安一个发电机，不正是分布式发电的设想嘛。

第四章 “新一代的天才”――憧憬着一个技术的乌托邦

……

除了戴维•萨尔诺夫，我想我还可以把另一个幽灵召唤到今日世界来。我不由得想起了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我在想，也许他可以坐在我曼哈顿公寓的桌前，在我那“麦金托什强力笔记本电脑”(Macintosh Powerbook 180)里摸索前进，从这个窗口进入一个奇妙而激动人心的虚拟世界――给地球另一端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几分钟后就收到了回信；用关键词和关键短语在上百万 的文本页面中搜索，并随心所欲地进行电子分类和文档编辑。当经历到这一切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太恐怖，太不可思议了：他的预言全都实现了。1945年7月，作为战时“科学研究和开发局”主任和“曼 哈顿计划”的“超级智囊”主管的布什，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可以这么设想”(As We May Think)的文章。文章以惊人的细节展示了信息技术的未来景观。在八页长的文章中，布什勾勒了缩微胶片、调制解调器、传真机、个人电脑、硬盘、语音输入 文字处理、还有最重要的――超媒体的概念。他还为未来的办公桌作了一番设想，他称之为“memex”――一个微型图书馆，里面存放着一个人一生中可能积累 的所有录像和文章，设有瞬时查找相关信息的功能，并能把结果投射到一个内置的显示终端上。当使用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数据包之间的新路径时，新的电子连接就 会形成，使用者可以在今后借此重新查找原来的路径。

“人的大脑，”他说，“在连接中运行。当它握住一条线索，在思维连接的暗示下，它会迅速地抓住下一条， 这一切都与大脑细胞所负载的某些复杂的路径网络一致……人类不可能用人工方法来完整地复制这一智力过程，[不过]以连接而不是以索引展开的选择过程，也许 能够实现机械化。”

布什对技术的作用充满信心，这与美国悠久的技术乐观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当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达到其成就顶 峰时，这种乐观情绪的出现无疑显得颇为合拍。美国的军事技术已经拯救了西方世界，那么顺着这一思路，现在其民用技术将会迅速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准。美 国经济若能从战前萧条中恢复起来，技术将起支柱性作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经济恢复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但至少在1945年，资本主义仍被看作是摇摇欲坠的美国试验。大萧条仍在记忆中隐 隐作痛，人们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形势颇为担忧。今天，我们把二战后众所周知的工业高潮、享乐主义和生育高峰视作理所当然。可如果回溯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就 会发现，政治和经济领袖们对未来根本就不抱乐观态度。事实上人们都以为，经济萧条即将来临。

人们也普遍认为，为了防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经济萎缩，必须发现和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资源。根据弗雷德里克• 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历史学家。>的“边疆论点”，西部未开发土地正在不断缩小，要使经济扩张，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资源去替代土地储备。 1945年7月，布什为这一宝贵的新资源大胆命名：信息。就在他那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面世的同一个月，布什向哈里•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 “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一般译为“科学――无尽的前沿”，Frontier兼有边疆和前沿的意思。>的报告，建议创建一个“国家研究基 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布什写道，“除了科学进步，其他任何方向的成果都无法保证我国在现代世界中实现繁荣、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目标。”

于是，二战后的时代精神――技术乌托邦逐渐显露出来。人们想要知道的，不是信息技术能不能促进社会进 步，而只是这一目标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一场惊心动魄、精力充沛、光芒四射的信息革命上路了。没错，一大堆机器相继出场――影印机、电传打字机、录音磁带、 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光纤和因特网。布什提到的电子“网络”不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吗？它是因特网，即人们常说的万维网的一部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一 个多媒体页面跳到另一个多媒体页面，只需敲一敲鼠标，就留下一道独一无二的电子数据路线，把我经历的路径全都记录下来。

作着这种美梦的还有其他一些梦想家。今天网络冲浪者享受的，不仅是布什那已成现实的超链接、超媒体的 memex，也有法国神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布什同一时代想象出来的“智力圈”(Noosphere)<指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意识和智力活动超越生物圈的较高层次和领域，智 力圈将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代生物圈。>――世界意识的电子集合体，还有在更早的时候由科幻小说家H•G•韦尔斯(H. G. Wells)提出的电子“世界大脑”(World Brain)――一个不断改进的权威性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

梦想家们寻求的一切都在眼前。不过我敢肯定，这些梦想家对如今的成果并不会完全满意。因为除了上面那 些，他们同时也坚信，未来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会把人类生存状况的实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提升人的灵魂”，布什以这样的短语来表达他的憧憬。 “它们还可能使[人类]真正地创造新记录，在种族经验的智慧方面得以成长，”他写道。与此相似，德日进把他的智力圈说成是一个网络，一个“物质超越自身的 超级组织……意识的解放。”而韦尔斯则想象出一个“常备的编辑组织”，它“将成为世界上所有聪明人的智力背景。它是鲜活的，处于不断成长和变化中，世界各 地的创造性思想家会不断修订、扩充和替换它。”

尽管今日的网络非常奇妙，但它仍不是梦想家们憧憬的那些东西。的确，一大堆零散的智慧迸发出来，在艺术 和智力方面有许多新的创造。可旧世界的许多问题同样也涌入了这个新的空间。和我们的物质邮箱一样，我们的电子邮箱里塞满了小商小贩推销的电子垃圾。以计算 机病毒形式存在的侵犯行为肆无忌惮（这种入侵如此普遍，以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多种新病毒被制造出来。）色情材料也四处蔓延。我们最终发现，虚拟世界囊括了 物质世界中所有让人倒胃口的东西。

昨日的技术乌托邦者所梦想的信息工具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这些机器并不是他们预言中的文化万能药。也许知 识调查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据。尽管在过去的50年中，教育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1940年只有38.1%的人读完了高中，而到1990年，这一数字 上升到85.7%），可是这和社会知识的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1990年，民意调查专家安德鲁•科胡特(Andrew Kohut)在为“时代镜像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的“人民与新闻出版”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我们]的所有发现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信息革命居然造就了一群如此无知、如此单纯的 人。”

华盛顿特区的许多人，经常欣喜地提到“见多识广的公民们”之类的话，上面提到的调查事实与这种说法直接 冲突。几年前，我曾去拜访过“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当时的主席詹姆斯•奎洛(James Quello)，想要他对那一短语的新近运用作一番说明。“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多半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吧，”他说，“我们拥有众多的新闻和公共事 物报道……公众正变得越来越精明。也许十年或二十年前，你可以蒙蔽我们，可是现在不行了。”

我告诉奎洛，我的研究似乎表明他的预设有问题。
……
我又给他读了另一组数据。“在一次对40所不同学校210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我念道――
“大学生？我想，他们的情况会好一点吧？”
但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史前期的人类必须防止遭到恐龙的伤害，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只恐龙和第一个人类出现之间存在6500万年的间隔。

他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也许我们需要一个[经过改良]的教育过程，”他说。“教育电视只有一个问题――它转向了体育和娱乐节目。我不知道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我继续念道。“1986年的题目是，‘就你所知，在二次大战期间，苏联曾经是美国的盟国吗――？’”

“啊，我的天哪，”如我所料，他极为担心地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我们曾经是盟友。”

“现在，二次大战，”他说，“我想不管怎样历史课总该教过这些东西吧。”

我决定以一些更新的材料来结束我的谈话。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海湾战争期间关于联合国是不是应该促使科威特变得更民主一些的争论。

当然。他肯定记得那场争论。那是一个大话题。

当那场争论达到顶峰时，曾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就你所知，科威特政府体系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

•52%的人不太清楚。
•6%的人认为科威特已经实现民主了。
•只有42%的人知道，科威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主席对此表示怀疑。“就算你猜，你也多半能猜对啊！有那么多相关的新闻和新闻分析呐，”他说。“在我看来，只要听一听广播，人们就会懂得更多。”

资料和知识之间的差异、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和公众理解力之间的差异，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专家们。公共教育 在本世纪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人们认为公众知识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1989年，政治学家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试图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不过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他写了一本名为《毫无变化的美国选民》(The Unchanging American Voter)的书*。
*<“美国人对政治知识的无知已被如此详尽地描述过，所以这一事实不再受人关注，”史密斯的同事斯 蒂芬•贝内特(Stephen Bennett)写道。他给美国人在政治知识方面的得分打了“一个十足的F”。 贝内特总结说，跨越50年时间的知识调查让人如此沮丧，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而且“这一分析使我们对公众的‘可改良性’深表怀疑，而‘可改良性’是民 主政体的公民理论的要点之一。”>

在信息技术取得一连串突破之后，我们面对这样一群公民：和50年前相比，他们无疑不再关心，或者不再有 能力来支撑一个健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许他们退化了。这与技术乌托邦那激情四溢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最多也只能说，我们的先进技术留下了一笔复 杂的社会和政治遗产。

……
这一传统正光彩夺目地踏步前进，它在今日的疯狂表现，是要在2000年之前把美国所有的教 室连入因特网。比尔•克林顿已经掉进了技术乌托邦的陷阱，还要把其他人一起拖进去。把学校连入因特网，“我们能够使教育彻底变革”，克林顿许诺。里德•洪 特(Reed Hundt)，克林顿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以这样的口吻讲述学校面临的危机：“这个国家还有数千座建筑物和里面的数百万人，没有电话，没有有线电 视，也不可能得到宽带宽服务。他们的名字叫学校。”根本没有经过任何严肃的讨论，首都华盛顿对计算机化教育的热情就变成了大半个美国的冲动，这股冲动要在 2000年前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圈进网络。

在教室里装电脑，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相对来说，这方法成本较低，速度也较快。但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一 种解决方案。有些人执着地想要为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一种迅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想要出售一大堆计算机设备，除了这两种人，其他人不会认为电脑进教室是什么 高明的主意。艾伦•凯(Alan Kay)是个人计算机技术富于传奇色彩的先驱之一，1995年他向国会表白，“对我来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走进一间电脑化的教室，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 使用电脑。他们挺高兴的，老师和行政人员挺高兴的，他们的父母也挺高兴的。可是稍微走近一些，我却发现，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而且这对小孩的成长也毫无 益处！这种技术就跟零食一样――尽管逗人喜爱但却毫无营养价值可言。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载重崇拜’(cargo cult)，好像只要电脑进了课堂，学习气氛就会自动回归教室。”

电脑进教室这一运动的背后有个不曾明说的假设：电脑、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工具。这种想法 只是一厢情愿，既没有经过分析论证，也缺乏常识。“我以前认为，技术能够促进教育，”1996年斯蒂夫•乔布斯说。“我可能是最早给学校送电脑的人，送的 电脑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送的都要多。不过我慢慢得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有可能解决问题……你不会以为，把所有知识塞进光盘就能 解决问题……林肯没有网址，他父母在一间小木屋里教他学习成长，可他最后不也十分出色吗？历史先例告诉我们，不用技术我们也能创造出优秀人才。历史也告诉 我们，借助技术我们也能制造出非常平庸的人。”

以上这些反对意见，不仅令人高兴地澄清了技术周围的迷雾，也指出了把电脑当教育工具这一观念的误导作 用。智慧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接触信息就能达到的。难道学习就和跳进一个信息游泳池一样简单吗？难道学习就和坐在巨大的餐桌前分享信息盛宴一样简单吗？不是 这样。“教育”(education)一词出自拉丁文educare，而educare意味着栽培和培育，所以，教育要输送价值判断，要提高关键技能，而 绝不仅仅是粗糙数据的输入。教育与启蒙相关，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

其实，美国最早的学校在建立之初，其目标从本质上讲也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灌输宗教和社会价值。“如果 周围有孩子没有受到教育，”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美国早期牧师、作家。>写道，“不要让他们放任自流。让我们采取措施，让他们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会阅读、学会教义问答 书、学习他们唯一的救世主的真理和方法。”即使是今天，所有的学校也有 其基础价值体系。虽然大部分体系并不清楚的表现为宗教形式，却仍然以特定的价值规范为依据，如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学校肩负着社会功能，把海量信 息塞进教室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数字化的信息管道不能提升教育质量。

信息烟尘第4定律
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

学校是一个苛刻的过滤器，不会把教室的窗户推到世界上去。教师和课本随时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信息堵在外面，只允许很少一部分信息进入教室。当老师们将这些资料小包编辑整理并系统化，然后以严密的思路表达出来时，它们就转化为学生们大脑中的知识模块。

可电脑一般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计的。它的用处，是高速处理和传递巨量信息。它不是一台过滤器，而是 一台水泵。把它当作一个和图书馆一样的资源，它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可正如某些人所说，计算机并非一个天生的教室超级工具。当然这并非否定那些精心设计并 经过使用检验的教学软件的作用。如果有人宣称，“计算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教学工具”，那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光凭能力和速度，强大有力 的高速计算机就注定会彻底变革教室教育。那么，这样的跳跃无异于让技术乌托邦的狂风把我们通通扫荡。

如果过去的期待和今日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不能指望信息革命会为我们生产出新一代的天才。所以我们不得不用以前的方式促成天才的诞生。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信息烟尘》.2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刺激过载的研究上取得了最大成就的，恐怕要算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朗 (Stanley Milgram)了。1970年他将刺激过载和都市生活压力的问题联系起来。米尔格朗在他那里程碑般的研究中写道，“正如我们体会到的，都市生活使人们遭 遇到一连串超负荷的压力，人们也相应地作出一连串改变。”下面是他列出的六种反应：

1．给每次输入分配更少的时间。
2．忽视次要的输入。
3．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交往中重新划定界限，这样，超负荷的系统就可以在交换中把负担转移到另一方。
4．遇到未经入册的电话号码、表情不友好等情况，会拒绝接受来访。
5．引入过滤装置以降低输入的密度。
6．形成专门的制度来吸收输入，以防个人被输入淹没。

米尔格朗关于刺激过载的理论，不仅适用于1970年的都市人，上述的证实表明，它对1997年的信息烟尘的受害者同样适用。这也意味着，由于城市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早已承受了不间断的、无法逃脱的刺激轰炸，所以他们的生活早已为信息时代的全盛时期做了几十年的预演。

我们的启蒙工具竟然制造了这样的痛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知识文明的时代，一个 理性的时代，它植根于十六、十七世纪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开创的科学追求。传播和交流一直是这一文明的命脉。可就在这个技术勃兴的时代，我们竟然奢侈到 遗忘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几十年前的教诲：每一项技术都有“服务”(service)效应和“危害” (disservice)效应－－给社会带来正面和负面后果。
我们习惯于把技术看作是价值中立的，而且完全受其人类实践者的道德观念支配。不过， 尼尔•波斯特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中分析道，任何一种新工具，都带着它特定的“内嵌的意识形态”(embedded ideology)来到我们跟前。我们感知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取决于我们手里正拿着什么样的工具。拿一把锤子，你就会去找钉子；拿一把刀，你想 的就只是去切什么东西；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形。“一项技术一旦被引入[社会]”，波斯特曼写道，“它就以自己的手来表达它自己的意思；它被设计 (design)成做什么，它就做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弄懂那个设计是什么。”每项技术都有它自己的社会计划－－这同样也是麦克卢汉在他那著名的格言中 要表达的意思：“媒介就是信息”。

狂傲自大的我们还忘记了另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教训出自进化论动物学：虽然文化变迁比生物进化要快得多， 但它无法变更生物进化的步伐。大众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写道，“[对人类来讲]，最大的麻烦来自这一事实，即人类文化上的进步速度，将超出将来的任何基因进化。人类的基因进化将会滞后，人类也将 不断认识到，不论其在环境适应方面取得怎样的成就，他终究属于裸猿。”

从生理上看，我们还是我们。所以，当我们喜欢把人类视为有适应能力的生物时，事实却是，受制于结构复杂 性和寿命长短，我们适应环境的生理变化不如其他许多物种迅速。19世纪，英格兰许多工厂冒出的浓烟，使覆盖在树皮上的白色苔藓灭绝，从而使本来具有很好的 保护色的白色白桦尺蛾暴露在其鸟类天敌的视野之下，变得极易受到攻击。不过，就在几年之后，本来比较稀少的来自同一物种的黑色白桦尺蛾变成了多数，于是白 桦尺蛾得救了。最近几年，随着这个地区工厂的煤烟逐渐减少，树皮又重现浅色，进化之路很快又掉了个头：蛾子又变回白色的了。

不知是福还是祸，人类的进化没这么快捷：因此，我们恐怕赶不上我们创造的技术的前进步伐。50,000 年来，人类大脑的结构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可就在本世纪里，它面对的信息却增长了上千倍。（近几年来，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一直在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 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信息烟尘第2定律（恰尔迪尼定律）
硅集成电路的进步比人类基因的进化快得多。

“由于技术的进步比我们的进化要快得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说，“所以，我们处理信息的天生能力，可能会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特有的急剧变化、选择和挑战。”

心理学研究表明，信息烟尘会引起一大堆病理反应－－思维混乱、挫折感、过分自信等等。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信息过载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为了了解更多人对信息过载的个人体会，我在因特网上作了一个电子调查：

Date: Fri, Sep 29, 1995
From:DShenk@aol.com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信息过载的书，想在“技术压力”(technostress)方面作点研究，所以希望 了解任何与此有关的个人体会。当你面对泛滥成灾的信息时，你有什么反应：精神惶惚、做恶梦、记忆力下降、焦虑，诸如此类。这些反应我都曾体会过。你呢？如 果也有同样的感受，请详细地谈一谈。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收到了来自丹麦、瑞典、德国、英国、加利福尼亚、新泽西、明尼苏达和科罗拉多的几十封回信：

•一个会计师说，她可以在一台电脑上轻松地处理她的所有表单。不过，当面对因特网那无边无际的世界时，她变得不知所措了。（“我待在那儿，坐在电脑前，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指尖上，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麻木了。”）

•一个律师说，当他对电脑的迷恋到达巅狂状态时，做过一个可怕的恶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图书馆里。

•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管理员说，他知道如何对付堆积如山的资料，不过最近他不得不承认，信息供应已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症状，如记忆力障碍、后背疼痛、视觉模糊和头痛等等。“我多次体会到赛博失落(cyber-deprivation)”，一封回信如此说道，作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上网瘾君子，“只有看日后有什么办法了。”

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他在软件调试上耗费了太多时间，所以经常做恶梦，梦见他的大型计算机追着他不放。而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则写道：“就我的体会来讲，信息技术的扩展速度使我的恐惧和激动同时加剧。离开网络一天，你会心痒能耐；离开网络两天，你 会产生负罪感；离开网络三天，你就已经置身石器时代了。”

另一封回信则向我透露“计算机工作跟吸毒一样，我不能自拔。”

的确如此，计算机是一台最新、最强大的发动机，它给信息过剩加足马力，使很多人心里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 冲动。也许和电视机差不多，电脑显示器的扫描速度和频闪效果，会产生某种催眠和上瘾作用，它长时间占据着人们的注意力。我从个人经验中体会到这一点：计算 机促使你对它产生一种依恋感，这是一种冲动，一种想要发挥机器的极致效能的冲动，一种想要更长时间、更快速度地处理数据的疯狂冲动，也就是永不停息地处理 数据。

许多计算机使用者还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即对他们的机器怀有深深的依赖感。他们觉得，离开计算机，他们几 乎就无所作为了。专门研究“技术压力”的菲利普•尼科尔松(Philip Nicholson)先生，在他的讲演中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他要求每个听者作出一个两难的选择：假设你必须作出决定，或者放弃你的一根手指，或者今后再也 不使用计算机。尼科尔松报告说，在调查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放弃一根手指。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技术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现在我们知道，当这一逻辑被推向极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放弃计算机和截肢是等价的。

……

在一封来自BTalty@ultranet.com的电子邮件中，作者为其记忆力的衰退抱怨道：“这些 东西我在冲浪时都曾见过，可我却怎么也不记得我是在哪儿看到它们的，它们到底在讲些什么。”所有置身于信息烟尘中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感觉太熟悉了。我不 由得回想起一位医生的经历。许多人向他抱怨患有记忆缺失症，他们怀疑，自己会不会染上了什么可怕的疾病。“这不是早老性痴呆病的早期症状”，这位医生总结 说。“而只是因为短时间里涌入大脑的信息太多了，而他们的大脑无法处理所有的信息。”

我自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记忆力出现的问题，而且还和其他人为此事聊过无数次。我们都想回忆起到底在哪儿 撞见过某条特殊的信息，可总是想不起来。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记忆专家罗伯特•比约克(Robert Bjork)解释说，“我们在信息存储上是有些特别，不过在检索上却存在局限。我们的负担超载了。比如，你记得某个高中朋友的名字。它就在你记忆的某个地 方，不过你就是找不到它。”他说，使我们的记忆越来越糟的罪魁祸首，是“提示过载”(cue overload)。要知道，记忆依据特定的提示来存储信息，这些提示是大脑在获得信息时体验到的情境。比如，你坐在一张摇椅上，借着卧室里的灯光，听着 “奥斯卡•皮特森三重奏”(Oscar Peterson Trio)<加拿大爵士乐组合。>的音乐，阅读The Right Stuff<作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该书讲述了美国空间计划的早期情况。>。你一边吃着圆白菜和芫荽叶沙拉，一边聊着ESPN<全称Entertaiment and Sprots Programming Network，娱乐和体育节目电视网。>的节目。这些事件记录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想法、图像和观察资料。想到一个组成部分就会触发其 他部分的回忆。每当回忆起ESPN的节目，旅馆里的情境总会跟着出现。

当情境在信息海洋中逐渐消失时，问题就出现了。现在你恐怕和我一样，基本上以同样的坐姿，在同一间的屋 子的同一个地点，从同一个屏幕上阅读所有的资料。恐怕你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大部分都在同一把椅子上，通过同一部电话进行。“当众多各不相同的事都与同样的 情境提示联系在一起时”，比约克解释说，“你会发觉自己很难记住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信息过载使检索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可以在此作一个试验，以验证比约克所说的“序列连接定律”(List-Link law)。请默念下面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序列，然后闭上眼睛，把记住的序列背出来。

2H9。

现在，以同样的步骤做第二组测验：
47Q93F。

试试以同样的步骤做第三组吧：
8J3，D67，NVB，WS4，2W9A，11OL。

第四组测验：
N4214，NFBC，ZYTV，GFM，85UY，9K1L，459O，IL1，77H，84CV，DWS3，AEB4，EBRK，EAR6，811I。

很明显，当序列变得越来越长，要记住整个序列就越来越难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序列的任何一个片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比约克解释道，“一个序列里要记或背的事情越多，记住它们中任一部分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系统的负担超载了。”

情境的缺失也会影响情感。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提醒我们，要注意精神可能会离开肉体，被加速运转到能够 浮进电子虚空。他称之为“脱离肉体效应”(Discarnate Effect)。“我们自我加速到一个超出我们生存本能的速度”，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的研究主任纳尔逊•塔尔(Nelson Thall)说。“今天，人们醒悟到，电力技术将人脑加速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速度，而人的肉体却原地不动。这样形成的鸿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的大脑被 赋予了能够浮出肉体、进入电子虚空的能力，它可以在一瞬间到达任何地方。于是你就不再只是血与肉了。”当我们逐渐进入虚拟化的生存，那些数万年来为我们的 本性作出规定的生理边界，越来越快地变得过时了。在虚拟世界里，我们几乎能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地方。我们的选择不再受到金钱和距离的限制――仅受时间 的限制。

可是，这种选择过剩也威胁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灵魂自我。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罗伯特•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为那些遭受到现代社会的生存异化的人提出了一个实用的解脱方法：他的处方，是让患者去了解他们所依赖的技术的工作机制，从而重新与这些技术 相连。他为此辩护道，尽管我们如此“精致复杂”，可是也需要获得一种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紧密相连的感觉，而这要以一种原初的方式进行。不过，即使随便想一 想，也会知道皮尔西格的想法已越来越过时了。随着机器年复一年越来越复杂，他那重新连接世界的解决方案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实在令人悲哀，我们创造的世界 如此复杂，这使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在“信息－生物学匮乏综合症”的高级阶段，生活自身渐渐成了一串琢磨不透的魔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 剧场的包厢里呆呆地看着舞台――也许会感到些许愉快，不过却和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信息烟尘》.1

信息烟尘第1定律
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

音响发烧友对“信噪比”这个词早就耳熟能详了。在工程学术语中，这个词的定义是对一个声 音系统质量的度量，指所需的声音信号与令人讨厌的渗漏噪音之间的比率。在这个信息时代，“信噪比”也是度量社会健康和稳定程度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接触的 信息中有多少是有用的，有多少是碍事的？我们的信噪比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比率在降低，而信息扮演的角色也已经改变：当信息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它就不仅仅是通货了，它也成了污染。

•1971年，普通美国人每天至少成为560条广告讯息的靶子。二十年后，这一数字变成6倍，也就是每天3,000条讯息。
•在今日的办公室里，平均每个人有60%的时间花在文件处理上。
•从1940年到1980年，美国人均纸张消耗量增加了两倍（从200磅增加到600磅），而从1980年到1990年又增加了两倍（增加到1,800磅）。
•在80年代，第三级邮件（用来邮寄出版物）的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快13倍。
•据说一个典型的业务经理一个星期要看一百万个单词。
•1990年，30,000多个电话销售公司雇佣了1800万美国人，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000亿美元。

就让我们把周围这些意想不到的、让人讨厌的东西称作“信息烟尘”吧。这都是一些害人的垃圾、信息时代的 糟粕。信息烟尘太坏事了，它挤占了空闲时间，阻塞了必需的思考。我们的谈话、写作，甚至娱乐都被它糟蹋了。它杜绝任何怀疑，把我们变成天真的消费者和小市 民。它把我们压榨干了。

信息烟尘指的不仅是那些堆积如山、不请自来的商品目录，也不光是每天送到家里和电子邮箱里的“罐头肉”。它还包括 我们日常购买的信息，我们渴求的信息――夺人耳目、眼花缭乱、快速剪接的电视广告和24小时的即时新闻。还有我们需要和不需要的传真，打错的电话，吃饭时 不期而至的推销，每个月涌进家门的成堆杂志，和只要有点空闲就翻来复去浏览的成打电视频道。

生命中的空闲时间和生活中的悠闲空间迅速地消 失了。媒介无处不在，这也是我们自讨苦吃。电视、电话、广播、寻呼机，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现代通讯和导航辅助设施，跟马路和球鞋一样无所不在――人类走到 哪，各种媒介也跟到哪：火车上、飞机上、汽车上、旅店浴室里、人行道边、山间小路上、自行车上、轮船上……

现在的信息和娱乐已经为我们度身定做了：大屏幕电视镶嵌在体育场里，环绕着剧场舞台；普通尺寸的电视机吊在酒吧和机场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小型电视机安装在新型客机的个人座位前。移动电话中的交谈则为人行道和走廊烘托气氛。而寻呼机和笔记本电脑跟我们回家，也随我们度假。

在 此同时，品尝信息的口味也起了变化。这不再是什么单声道对立体声，也不是什么黑白对彩色。电视和电脑已经转变成一种眼花缭乱的视觉烧灼器，“音乐电视” (MTV)恰当地称之为“眼睛糖果”(eye candy)。随着超媒体(hypermedia)、“密度电视”(dense TV)和“画中画”(split-screens)能在同一时间提供多幅画面，摧残注意力已经成为我们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了。

最近一段时间里，娱乐包装中的道德堕落时有传闻。但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东西，与其说是信息的内容，还不如说是它的无所不在。关键是要认识到，信息之所以有害，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某些信息或者它们缺乏吸引力。

就 以广告为例吧。今天，大多数商业广告从审美角度看，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每一条广告单独看来，也没什么危害。不过，从总体上看，它们却蔓延到我们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我们的上衣、领带、帽子、衬衣和袖口；自行车、长凳、汽车、卡车，甚至网球拍的网格；它们挂在飞机尾部的条幅上，悬挂在体育比赛和音乐盛会的天 空中；现在以更小的形式出现在网络页面的边界上；并随软式飞艇飘扬在空中。如今的杂志广告不仅有色彩和文字，还带着香味甚至声音。

这股烟 尘以社论式广告(advertorials)<该词由advertisement和editorial缩合而成，指常常作为杂志中心插页的正式广告 文字。>和产品定位(product placements)的面貌出现，居心叵测地模糊了有用内容与商业信息之间的界限，它的密度如此之大，以致你往往无法分辨，某些人到底是在向你讲述什么 东西，还是在向你推销什么东西。公告场所逐渐成了可供出租的东西。亚特兰大市的官方经销商乔尔•巴比特(Joel Babbitt)计划在城市的人行道、大街、公园和垃圾车上出租广告空间，他问道，“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没错，的确有些过分。不过，“布拉克巴斯特”杯足 球赛(Blockbuster Bowl)也是这么过分；那个坐在板凳上、因戴着‘耐克’帽而收入一百万美元的麦克尔•乔丹<美国篮球巨星。>也是这么过分……如果它能为市 民带来收入，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几乎每走一步，这些不停倾泻的的刺激都在袭击我们，这到底会给我们的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为此仔细寻找一个答案，是身处讯息密集社会的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本书的具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