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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007

郎咸平7月15日多伦多演讲文字实录

——7月15日多伦多演讲文字实录
北京时间: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1:30

地点: 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22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V 2X3, Canada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 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 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 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 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 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 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 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 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 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 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 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 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 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 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 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 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 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 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 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 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 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 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 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 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 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 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 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 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 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 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郎咸平:比如说把自己的 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 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 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郎咸平: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 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 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利、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 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 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郎咸平: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 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 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 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 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 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 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 以不做好了呢?

郎咸平: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 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 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 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 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 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 姓能够不怨恨吗?

郎咸平: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 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 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 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郎 咸平: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为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那么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 目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 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 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今天的电视媒体问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当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时 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不签没事,一签就有事。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为汇率是 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 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政 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因为日 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由全体日本 人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呢?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那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 不下来了,那么日本 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 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叫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 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传统 制造业大国,利润5%就了不起了。那么我们利润上升了5%以上,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 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又是以钱为纲 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出口创 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 家。我们把树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 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到最后你发现,你一旦给了大量的外汇之后,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央银行要抵制人民币升值,但是不是这样的,数字 发展的很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民币升值是很可能的。做到这一步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行,出 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告诉各位这么多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被彻底的驱赶。所以我要谈下面一个话题。

那 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专 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那么资本家 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这 里,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情,就是在座各位问郎教授,你认为亚洲各国哪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好?只要你 们想到的一定是错的。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 2000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看谁在执行?

你要想想看,如果执行体制的是腐败铁三 角,那么这个想象改革的结果是绝对的悲观。就是前面讲的,在任何体制下,在美国菲律宾体制下一样这么做。所以 你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解除腐败铁三角,中国会逐步走向菲律宾,不会走向美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往开来,那就是直接 继承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跟发射火箭一样,火箭有三截,第一截过了是第二截。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必须结束了,否则的话就 是腐败了。现在是到了点燃第二道火箭的时候,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这也是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方面。

郎咸平:那么这个问题应 该怎么理解呢?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 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那么我对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个人看法,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发展为纲,拨乱反正,拨阶级斗争的乱,现在必须要做到公平、 公正,拨什么乱,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 会。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我们今天真正做到的,不是看这个数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 足点的平衡。

所以我在此呼吁,呼吁什么呢?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讲到这儿,你们马上问我一句话了,郎教授,咱们是不是走回头路了?我们的市场化还要不要搞了?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一个你们会感觉比较激动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走市场化的道路”。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腐败铁三角哪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企改革、一个是房地产改革。国企改革从我呼吁之后已经产生了警惕。房产改革我在多伦多呼吁,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那 么现在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之下,我们还要走市场化的路吗?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28年的改革开放,你认为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吗?我告 诉你,绝对没有。我们是什么市场化呢?这28年,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化市场严重过剩。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加深改革,什么叫加深改革?真正走 向真正的市场。为了阐释我的观点,我想用房地产的案例和各位说一个说明。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市场化理念?我想从地产的供给面和需求面来谈问题。

首先谈谈供给面。什么叫做楼市的供给?它是长流程管理,加上两个核心资源。哪两个呢?一个叫土地开发权:一个叫做大额贷款,就是银行信贷权。

那 么这些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上。那么长流程管理,就是从立项到开发等等据说有100个公章要盖。所以楼市的供给面根本就是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这么一 个供给面。看长流程管理,100个公章都需要政府来盖。你知道一个公章多少钱吗?以前请吃饭就可以,现在不行。这个价码是水涨船高,越来越高,几万都不 行,现在要几十万才可以。100多个公章,你加加,看多少钱?不得了了。政府大量参与,使得贪污的成本大量的升高。

所以你看,原来房地产供给是一个完全没有市场化的,市场化是严重的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快的给你讲一个案例,因为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国内发展,因为你们对国内市场发展有一个了解,但是我还是讲股市是比较担心的。

那么看看地产的违规操作,中国地产违规操作分为三个方面:包括非法土地的操作、代收税、非法的土地开发。没有公开竞价,全部都是私下协议。

第 二是以代征税方式逃税,上海市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微妙的,就是交成交税。那么上海市税务机关对于收税机关很奇怪,不要多收税、不要超前,这是腐败 政府的奇怪现象。代征税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餐厅,由于你的成本难以核算,那么对于这种企业,按照规定是以代征税来做。上海房地产以代征税的方式来做,收 7.24%的营业税。

按照我们的资料显示,除此之外,上海市的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等于逃税天堂。所以你相信不相信2001年之前,上海市 最大竞争优势是低税率,这么低的 税率,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2001年,中央政府在其他省份的压力下,不得不要求上海将承包税拿 出一部分支持西部大开发。所以朱熔基搞了分税制,国税和地方税增加。

那么最有趣的呢,就是违规的资金操作,这种现象在中国遍地都是。这个 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什么叫做违规的资金操作?上海市具规模的地产商500家, 资金回报率等于150%这么高。比如你买土地,好了,你钱不够富怎么办?拿不到土地证就办不了银行贷款,包括土地证、建设证、开工证你没有不担心的,上海 市政府会帮你忙,你给政府的钱,政府补偿金占7成。那么这个30%里面就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现象不但在上海有、新华社在三天前也公布了一 个,也是一样。实际启动资金只有1000万元,但是最后的收入是5.6亿元,是一样的。这个和 地方政府的勾结,上海市这个案例可以用到全国都行得通,这是新华社三天以前通告的。那么这个资金不足怎么办呢?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地产商钱不够怎么办? 提供委托贷款给你,你买土地钱不够,上海市政府把钱借给你,拿到这个土地证了,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了。那么这个钱来自哪里呢?来自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金等 等。这个钱属于全体老百姓,图利谁呢?图利某一些资本家,这就是“以钱为纲”的改革。

如果实在没钱怎么办呢?这家国资公司,他们出80% 的钱,地产商出20%的钱,那么项目完成以后,把80%的钱还给国资公司,顺便给一点利息。那么 这样的操作几乎用于全中国。地价越贵,GDP越高。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严重不足的市场,使得供应成本大幅度的增加,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买呢?你可不可以不 买呢?那就是今天中国讲的问题,到底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投资机会的国家,你除了炒股票、买房子以后,你没有机会投资。如果你是一个餐厅老板,你赚了钱之后,你敢不敢开第二家餐厅,你想做什么?更有趣的是有钱也不敢投资。问国内的企业家学生,问他们有钱干什么?跑到加拿大办绿卡算|
了。为什么呢?不放心,怕再投资下去,钱收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很多优秀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相当的短视,不是不想投资,而是投资环境恶化。所以大家注意,一个新观点出来了。
企 业家该投 资不投资的钱,配合上贪官污吏的赃款,配合上国外的热钱,再加上社会上各类的游资,这四类形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虚拟资金。这个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 里就有泡沫。那么这个虚拟资金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监管。那么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中国股市这么热?原因就是这一部分的虚拟 资金打入股市的结果,股市利润不高,那么打入楼市。

成都购房的外来资金占了50%,所以房价高。重庆的外来资金是10%,所以房价低。虚拟资金来得时候是不可预测和控制、不可监管的。虚拟资金打入了重庆,重庆搞了一个项目,房价开始蠢蠢欲动,急速上升。不是你想不想上的问题,而是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
这 是一个现状。那么你说虚拟资金进入股市,股市很好,赚了钱炒房子。你们股市一跌的话,虚拟资金照样转入楼市基金。股市涨也好、跌也好,楼市都是一样的。根 本无法预测、无法控制、无法监管的。那么这种现象不是靠所谓的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个怀疑,为什么在3月、4月、5月,当政府提出宏观调 控的时候,利率上升,为什么利率上升,当天上午大盘跌一点,一到下午大盘马上上去,甚至更高。这和我们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知不知道利率是什 么结果?利率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这样有更多的基金进入股市。

把印花的税收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好像虚拟资金走了,走到楼市去了。楼市的价格大幅上升,无法控制。所以今天听我们这么一讲,在座每一位来宾都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所 以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呢?那就是供给面由于政府的垄断,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呢。虚拟资金横行造成市场化过渡,这两个扭曲在一 起,老百姓再也来不及防止了。因为这种虚拟资金大量的进出,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中国最新的现象,房价特高。卖不出去,还不能买。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就 是这种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严重市场化过渡,可以解释中国所有的改革。举个例子,医改是不是这样的样子?你发现医改,你要搞市场化,很多民营企业 进入这个市场,以上海为例,包括长江医院、红桥医院等等。需求面呢,市场化太过了。所以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的垄断,配合随意定价,老百姓再也看不起病 了。教改一样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是政府的学校,都是政府垄断的,拿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财政预算,是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随意涨价、乱收 学费,又是市场化太过。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供给面,配合上严重不足的需求面,农村子弟上不起学。

前一阵子各位关注国内的报道,吴敬琏教 授提出火车票涨价导致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今天听完我的教授,你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你就知道谁对了。铁路 也是一样,市场化严重的不足,需求面如果你允许铁路随意定价的话,一定定得高。又是市场化严重过渡,到最后老百姓火车坐不起。所以铁路本身也是这样的问 题,所以为什么老百姓是对的,原因就在这里。通讯是不是?银行是不是?通讯我们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垄断。在中国打手机双方收费,你打来我还要付钱, 为什么呢?所以中国银行的需求面也是过渡,怎么过渡?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原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市场化了。

那 么我们前面讲的和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房,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扭曲造成前面的现象,上学难、住房难、 看病难,完全是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原来我们未来的路,要摆脱这样的扭曲市场,走到真正的市场才行。如果走不到呢?如果市场供给面还是垄 断呢?那么你在需求面,就应该控制价格了。就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郎咸平:那么最后一个课题,我要跟各位谈谈,我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切的。为什么中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呢?和我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呢?

那 么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数据。去年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果农产品丰收的话,粮油价格应该下降才对啊?是吧?可是我们竟然发现,这种经济理 论中国不能用的,还都是相反的。所以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你发现粮油价格大幅上升、上升幅度高达10%到20%,我想请问为什么?那么国内很多的经济学 家又在胡言乱语,说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胡说八道,根本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腐败。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各行各业只要跟腐 败有关系的,一定是欣欣向荣。跟腐败没有关系的,一定都是萧条的,很有意思的。

这是我给你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 论,你们听,你们看今天国内的报纸,问某某经济学家,现在是萧条还是膨胀?如果他的答案是 萧条、或者是膨胀,下面不用看了,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体系,它是萧条跟膨胀同时存在的。和你们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就是萧条。

那么中国是哪个部门萧条?那个部门膨胀呢?和腐败有关的都膨胀。比如说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股票这个都是通胀部门。那么萧条部门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什么养猪的了都是萧条,干部对猪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 么是这么一个二元经济体系。那么如果你是这么一种二元经济体系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可以向各位解释,为什么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容易失效。我 们举一个例子,中央银行提升银行利率0.25%,你知道对过热的部门是什么情况吗?这些过热的部门,很多都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房地产,他们对过热 绝对不感兴趣。

所以在膨胀的部门,你利率调高了以后还膨胀。萧条部门就不一样,萧条部分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向银行借不到钱的,他 们的金融是通常的黑市。黑 市是非常敏感的。当官方利率提高0.25%,黑市利润提高4倍,提高1%,这是什么结果呢?进一步打击了本身比较萧条的部门。利率一调整以后,膨胀的部门 更膨胀,萧条的部门更萧条。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讲到这里你就清楚为什么宏观调控没有用了。一个政策很难同时管膨胀、同时管萧条,没有这样的政策出来。那 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膨胀部门虽然占的总量不是很大,可是他把资源大量吸收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膨胀部门跟 贪污部门有关,把我们的社会资源大量引入到了这个部门。其他的部门缺资金、还缺投资欲望。所以既缺 资金又缺投资欲望。所以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虽然粮食大涨、粮食丰收,可是由于萧条部门需要资金,政府加印钞票造成了全面通胀。因为粮油价格上涨20%, 当我们中国老百姓每吃一口饭,就要给贪官污吏买20%单,你说惨不惨。今天不是说中国老百姓要不要反腐的问题了?要不要配合胡温新政了。鸡蛋价格上升 37%,猪肉价格上升26%,那么我们看这个猪怎么回事?为什么猪肉价格上升这么快?最近报上出了一个笑话。洞庭湖有水患,老鼠全出来了,所以老百姓说猪 肉买不起了,我们就吃老鼠肉吧,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为什么猪肉要上升呢?第一个是猪瘟。第二个就是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高。还有就是把大猪杀了之后,没 有小猪,所以产生了猪肉荒,所以产生了猪肉价格上涨。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个体系,大家对于实实在在投资信心不大,他愿意拿这个钱去炒股票有兴趣。

如 果你连四个月猪你都不想投资,你说我们的投资环境能不恶化吗?各位你下次看到中国股票蓬勃上涨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乐观,而是更多的虚拟资金挤压出 去了,一定是投资环境继续的恶化。那么在投资环境恶化的前提之下,更显现出胡温政府意识形态改变的重要,也就是要从过去的以钱为纲,改为公平、公正为纲。 只要把投资环境治理好了,才能消除虚拟资金问题。才能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是全民炒股。

那么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两 税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就是内资和外资享受同样的税率,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 道?世界五百强在香港发表声明,世界500强是这么说的,他说支持中央政府两税合一的决定,但是他们有要求,什么要求,各位知道吗?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他 们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很清楚,必须打破以钱为纲的理念,转到公平公正。这是世界500强的需求,只有转 到了公平、公正、把基础打好之后,才有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以前,对于这类所谓的和谐社会我们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我们宣传部门理解不到 位所至。各位听了我的演讲,我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公正、公平的需求,对于我们中国的未来,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呢,是希望我的演讲分成两段,讲一半休息一下,再讲一半。但是今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使我一口气讲到结束。谢谢各位。

7.11.2007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环境保护”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时间:7月7日上午10:00—12:00
地点:东山口署前路8号越秀区图书馆4楼报告厅
主题: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主讲嘉宾:马军:
主持人:龙科


主持人: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公众论坛现在开始。
我介绍一下马军先生。
1993年起在《南华早报》工作,期间跟踪中国环境问题,1999年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分析了中国七大流域各自面临的洪水、缺水和水污染等严峻挑 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生态退化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失衡等深层次矛盾,提出不改变一味向自然索取的治水思路,中国很多地区将会面临水危机。该书 1999年底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于2004年在美出版。

2000年任SCMP网北京首席代表,负责协调集团在华业务,组织中国报道,同时为报纸撰写环境专稿。2002年加入环境咨询公司,为在华投资的海外企业 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为跨国公司制定管理起在华供货商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评价体系,并对供货商企业进行环 境、健康、安全和劳工权益的审核。

2004年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Yale World Fellows Program),访学其间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2005年6月回国,继续从事环境咨询和河流生态保护项目。2006年5月建立公众与环境研 究中心,2006年9月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收集整理多个政府部门的相关数据,向公众提供各个省市的水质、排放和污染源信息,推动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 2006年底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同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马军先生。

马军: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邀请我来广州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北京我在离开的时间,正在经历一个灰霾的天气,这个词原来多数时间是在珠三角听到,现在也转到我那里去了,湿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是照样一片的灰暗,这对 要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奥运会只是一个面子问题,我们看到一千几百万人,包括我们的孩子、老人都在这样的空气质量下生活,确实是 一个危害。前天在审核一些污染的企业,在工业园区里看到已经说好要建的污水处理厂没有建,管子直接通到河里。我们昨天沿着河走,一个一个排污口,最后走到 巢湖的边上,确实是绿浪翻滚,蓝藻又处于一个爆发的前期。
广州的珠江适合不适合游泳呢?四类水是人不应该下去接触的,但是昨天我看到那边的水质,不说是油漆状的,但是至少蓝藻在里面也看的非常清晰,渔民依然在水 里,紧急的要把一些鱼虾捞上来,因为死的和活的价格差别,使他们顾不上接触不接触的,就在水里进行操作。本来二十年前是甜的,可以河的水,现在不但人不但 不能喝,而且鱼虾也不能存活了。问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找到他们的原因,要采取一些办法解决它。 我想还是有办法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我们在做环保组织,考虑就是未来二十年,其实对中国环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有二个重大的使命,一个是保证当 代人享有一个起码的环境健康的标准,这也就是说污染控制的问题,涉及到当代人健康福祉,另外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自然资本和自然遗产。现在的情况,可 能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自然遗产要丧失殆尽,像地下水这样也是同样很难处理的环境自然资源,也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待际工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的,在经济翻两番的过程中,不断强调要大搞重化工,要提升我们的重化工业占有的比例,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重化工业发展的速度,造成我们的能源效率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时候,效率在下降,这样整个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同时我们的自然资源这么的匮乏,不是真正的地 大物博,特别是人均资源。
现在的情况中国不但是在自己发展的过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珠三角、长三角正在比着谁最后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世界的垃圾场、世界的烟囱、世界的垃圾场,不客气的说有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每年排放537亿吨的水,大部分没有很好的处理,现在新公布的数据,60%的断面在四级以上,非接触水了,主要的城市90%的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固体废 弃物、生活垃圾,有600个城市大概有400个属于真正的垃圾围城,北京六里屯的垃圾处理场要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场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背后,是很 多城市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亿多吨的垃圾,包括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我们自身的城市化,消费主义实际上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7%的耕地养活 了22%的人口,我们还使用了35%的化肥和大量的农药,这些都是世界第一位的。肉类的消费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我们进入小康生活的一种标志,但是我们没有 做好后面的那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供给方面做了,但是最后是怎么排放的,这19亿吨养殖场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就把我们的湖泊变成了化粪池的状 态。
汽车的数量在急剧的增长,北京第一个百万辆用了40多年的时间,第二个一百万用了六年的时间,第三个一百万用了二年多的时间。城市在高峰时期几乎成为了一 个大停车场,来回八车道的路成为大的停车场,怠速的排放不可想象。看到这样的图,可以看到可吸入颗粒物在人口密集区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北方实际上这是完 全很难接受的状态。当然珠三角比北方好一些,因为自然的条件、降水、植被等好一些,但是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酸雨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南部,有一些地方到了无 雨不酸的地步,有一些地区酸的程度达到了4以下,快变成强酸了。
水污染的形势更严峻,三河三湖最污染,三河就是海河、辽河、淮河。接近30%是劣五类,一类水只有3%了。我们看北方的情况,海河流域的情况,黑色的线条 (图)都是受到污染的水,有一些河流从它的起源到最后的入海全部是黑色的,也就是劣五类的水质。太湖的水质为什么不能搞好,我们看到入湖的很多河流很多都 是劣五类的。
我们有1/3的人口暴露在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中,3.2亿的农村人口饮水是不安全的。1/5的重点城市饮用水的水源地水源不能得到保护,以往我们缺乏技术 工程能力来把水很好的处理成饮用水,现在更多是水源地遭到了污染,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合格的水源地,当你的水源地严重污染,投入再多的药也还是非常困难 的。
大家比较少注意的就是土壤污染,重金属等等,比较难以察觉。现在的数据是1.5亿亩受到污染了,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水资源很缺乏,有一些地区工业废水、城 市污水直接拿来灌田了,据估算,全国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到了一千二百万吨。确实走到一些地方,农民就不吃自己种的粮食,他自己知情啊,确实我们就不太知情 了,卖到外地,自己再购买其他地区水好一些地方种出来的粮食,或者自己就开辟一小块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中国人在毒害自己,这是整个民族,我觉得再这样 下去,可以说是民族自残性的行为。
环保总局近期的调查,珠三角城市周边的地区,土壤污染是相当严重的,重金属含量在有些地区,40%的农田、菜地受到污染,长三角正在积极的迎头赶上,因为 他们也在把很多的工业接过去。现在形成了几个趋势,污染转移的趋势,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上蔓延、从陆地向海洋蔓延、从支流向干流蔓延。一方面向 西部边远地区转移,还有直接向海洋转移,大家都认为海洋的容量很大,淡水资源没有受到直接损害,但是我们这么多的排污口,可以看到这些黄色、橙色等都不能 达到标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喜欢吃的海鲜他们是否是安全的。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国家的海洋公报,仔细的看一下各省,包括广东省的海洋公报,还是可以看 到一些风险的,会沿着食物链,再回到人体,这些重金属,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污染。
水污染同样在影响社会的稳定,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影响了社会和谐。统计数字在以30%的速度,所谓环境问题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我们看到这些农人如何跪在镜 头的面前,我想人都是有尊严的,现在就是一种尊严的丧失,实在是无奈。最近这一段,环保总局进行了流域限批,对于重大的污染源,在环保总局的公报里为了证 明自己流域限批有道理,也说了下到安徽蚌埠,当地的百姓如何齐刷刷的跪在他们面前你们要来救我们,我们的生活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对于环保总局来说,也得 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要采取行动,这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像环保总局局长潘岳所说的,可能这个污染已经把中国逼向可以承受的底线。
我们都知道矿产资源,都是人均占有量很低的,另外水资源2/3的人供水不足,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地都有供水不足的情况,但是有限的清水又被滚滚排放的污 染物污染。北方许多河流在干涸,五十年我们失去了一千个湖泊,地下水超采造成世界最大降水漏斗区。在草场方面,90%的草场退化。出路在什么地方?五十年 来我们的出路就是不断的开源,我们还可以不可以继续这样开源下去?现在开源最后一博已经开始了,那就是说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两条一千二百公里的渠道正在加 紧建设的过程中。一条从长江的下游,将水引到山东、天津,一条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从水引向北京,引向河南、河北。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去看在北京它将是一个地下的管道来运输,我们看水看的比较重,那个管道是多么的巨大,直径4米,人站进去可以感觉到人是非常渺小 的,堆积如山的管道正准备埋到地下。但是这是否是安全的呢?在北京高楼大厦,一片的繁华,寄希望1200公里的一条脐带,是不是安全的?当地的代价到底有 多大?我们到当地的水库边上,甚至是官员,还不是所谓的环保组织,水利部门给我们提出来,如果你们把水拿走了,最好连人一起带走得了,我安排起来太困难, 这个地区要移民30万,人口密集的这么一个地区,要移民30万,是非常困难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北京随时不断的在讲,就是为了让公众了解,这些 水调过来不是白流过来的,都是沉重的代价。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我们要从三峡调水接济汉江的下游,避免蓝藻在长江下游破坏,三峡怎么办?我们一层一层不断的将我们的取水口向远处推,现在有人说我们可 以看到更远,看到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我们来西藏水救中国。民间谈各种各样的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畅想都是可以的,因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我希望 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就开始考虑这个脆弱的环境,这些社会的代价,先开始就要考虑,不能一开始只考虑工程和技术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中国可以对外去夺取资源,就象当年的西方列强所做一样,但是情况毕竟发生变化,当中国和印度要加入富人俱乐部,开始做同样的事情,只 有一个地区,就是承受不了。与此同时,这些列强不会允许你轻易的这样做,你的和平崛起,所谓的这些睦邻政策,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对于中国将来的国际形势 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水电装机容量,中国建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坝,但是现在的目标更让人担心,目标1十五六年的时间内提高到现有水平的2.9倍,这意味 着什么?对我们现在还在流的江河上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在流淌的西南江河上,就定了如此之多的梯级,在干流上甚至像雅砻江上,330座坝。我们过去看的时 候,一个雅砻江一个壮丽的大拐弯,正在准备修建一个巨大的穿山饮水式电站,这样可能会让这样一条干流干涸,现在很多奔流的河流,本来是沿着山盘旋而下了, 养育当地无数的生态环境,但是现在山里穿一根管子,下面一个发电的设备,从大的洞里喷出来,然后这个河就可能干了,然后几十米之后突然从一根管子里喷出 来,然后又是这样一段。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机会仔细的看,有一天我们最终会后悔,我想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常常想就象现在北京的城墙被拆毁,整天痛心疾首想把 几块砖找回来搭起来,但是现在找不回来。十几二十年之后,云南、四川、广西这些地方,我们可能会后悔。
现在三峡上游,修建三峡之后这样的鱼准备安排到三峡上游居住,设置了一个保护区,专门供三种珍惜的鱼类生存,但是现在两个巨大的水坝已经开工了,正好就在 保护区的中心,拦腰截断,现在安排这些鱼再向闽江的下游,或者是去赤水河上住着。但是这些鱼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些地方,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它们说在建了。 可是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有多少中国的公众了解呢?生物多样性也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在决策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利益相关方是不 是了解了,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参与意见。
几个了解事情真相的专家参与决策的过程,他们说真的是压力太大,不签字也不行。没有公众的介入,靠几个专家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中国的问题,刚才说问题 的根源是什么,我想很多的问题,看似一个技术的问题、资金的问题,但是实际机制的问题是根本的。环保总局局长也提出来,所谓企业三不怕、三不查,企业不怕 环境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还有三不查,地方政府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一个企业如此污染的情况 下,本来应该是重点审核的企业,但是它的门口常常挂着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上面写着未经允许任何单位不许检查收费。潘岳这几天也在说,本来应该是挂牌督 办,但是现在是挂牌保护,环保局讲起来也是很心酸,人家不允许我们进去啊。合肥有一家巨大的经济开发区,说是禁止扰乱企业,而且企业进入的时候也没有进行 环评。我们看到渭河这样的局面非常难受,站在旁边眼睛都很刺激,上游就有这样一家企业,嘉士伯的合资企业,成为天河唯一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企业,当地的环 保部门一再要求他们要上环保设施,最后面对央视的镜头,当地环保局的局长说,他们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390万,一年只能罚两次,一次五千块钱,所以他们可 以罚390万年。

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常常有动力达到妥协,但是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当地受到影响的社区一定 要参与进去,因为他们很难妥协自己要喝的水,自己孩子要成长的环境。我们要控制水污染,就有这样逻辑性的东西,你要控制水污染必须要加强执法,但是要执法 必须要突破利益关系。从个人的经济利益来说,大的权力和资本正在日益的结合起来,他们联起手来,真的里面的利益关系比以前还要复杂。我们要突破利益关系, 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只有专家是绝对不可以的,专家一个人顶不住啊,历史上也就那么几个人顶住了,最近有一个就是黄万里,结果一辈子被人边缘化,再也没有 机会参与决策。
要鼓励公众的参与,首先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03年我们有了一部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是中国几千年有史以来第一部在公共决策时要有公众参与的法规,当然它还是太脆弱了,初步确立了但是全面参与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些法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当然法规本身也还有一些问题。像是六里屯的焚烧场,到底当时有没有征求公众的参与。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不同意,说是发了一些单子征询意见,现在环保总局的答复也是很心酸,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说他违法。
现在国外的情况,公众参与之后直接去议会,当地的议员代表说话,定了这些环境的法规,法规定了没有执行,违法了我们就去法院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中国,法 院常常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法院的,按照北大知名一个环境法的教授,他所说的,能不受理纠不受理、能不判就不判、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处罚就不处罚、能不执行 就不执行,他也是很心酸,松花江污染之后他去那儿,要为民请命打一场官司,两位最著名的法学权威,到了那儿门房就跟他说,这个事中央管了,在哈尔滨法院说 是这事中央就管了,你们就别管了,状子都没有接。两位教授就在寒风里呆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回了北京。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执行了,首次提出还可以请求公开,也就是说当公众认为这些不是保密范围的,我就可以请求公开,如果你不公开的 话,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在一定的时间。环保总局做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但是我们要支持这样的作茧自缚,这是一些真正的希望能够为公众尽责的一 些官员,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法规。从明年5月1日起,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去请求一些环境信息,跟大家的利益比较相关的信息。我们希望在这个现实中促使它 完善。
基于这样的基础,有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法规的基础,我们可以合法的去依法推进这部分的工作,水污染又是一个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基于这样的考 虑,我们找了一个结合点,去年成立我们的中心,开始做全国水污染数据库。每一级下面都有水质的信息、排放的信息、污染源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收集到的 数据和这些地图,那些图表,我们都收集在一起,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排污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各地31省和300个地级市,尽量收集他们排放的信息, 因为是一个数据库,有一个排名的比较,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所在的地区,在污染排放方面是怎样的排名。以生活污水和排放总量来说,绝对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有 客观的一个因素,就是这里既是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地区,同时又非常炎热,经常需要冲凉,排放量确实是高过其他的地区。但是这也说明我们还是有潜力的,我 们高于第二位比较多。
广东是可以想象的,只是具体的数据不知道,但是有些不比可能很难了解,比如说工业的COD和氨氮这两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谁最大,我们去年的统计,居然惊讶的 发现广西是如此的大。广西的排放量是非常大,跟制糖工业有关系。但是其中我们也发现,有些企业是从广东转移过去的,可能我们这里正在处理、治理,就把他们 追到广西去了,然后随着水从上游排放下来,我想还是应该有一个全流域的概念,不能让这些人在那些地方找到排污的天堂,不能像广西这样欠发达,人口也不是很 多,这样的排放,珠三角要想还清自己的水也是很难的。
有些地方的污染是隐性的,太湖的蓝藻这么泛滥,油漆一样的,一看、一闻就可以感觉到。还有比如说六种有毒的物质,没有味道,也是看不到的,湖南排在第一 位,六种主要的污染物质,长沙、株洲、湘潭这样的地区,实际上毒害是非常严峻的,只是说现在喝不出来。将来又到洞庭湖,将来怎样面对和处理这样的问题?现 在我们承受了多大的代价,在那边这些有色金属,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开采、采矿、选矿,都发财了,但是最后的代价,这部分也是需要处理好的。
我想我们需要认识这些污染源,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用颜色标识的水质情况,在珠三角还是有黑色的情况,还是有红色的情况,这些河流遭受的污染还是严峻的。海洋 的情况就更是,大部分都是属于严重污染的海域,有一些区域理论上已经不适合干任何的事。到底是谁要负责任呢?现在我们跟当地的环保组织、跟当地的媒体,还 有一些机构对这些污染源进行了解,对他们进行定位,做到电子地图上,让大家看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在东莞看到这样一家福安纺织印染公司,当地举报之后,发现 他们暗排、偷排,一天就是排放二万多吨。东莞的河就跟墨一样,味道是非常难闻的,每年是六亿吨的工业废水,几乎以工业废水为主。这个地区就是世界工厂,高 速公路的一场车祸可能会引起全世界IT产业的振动,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是水是这样的颜色,完全不适合任何生物的生长,最后排到珠江,给我们造成的损害 是多大,别人还说我们倾销,要压人民币升值,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包括工人的代价、职业健康的代价、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代价等等,我们多大的代价能够还 清?现在我们也是投入了百亿资金治理,但是治理的效果远远不如现在就把这些污染源制止住,要求必须要做到达标的排放。
这家企业,福安,就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印染企业之一,就是世界最大零售商的供货商,我们也在跟零售商谈,是不是应该尽到企业社会责任,你自己说自己是好的企 业社会公民,但是你从这里买东西,能说你是好的企业公民吗?我想这既是损害了他们,也是损害了我们,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要解决这个问题。
再把眼光离开广东,放到黄河流域。黄河甘肃段这些污染企业,就在黄河的两岸,因为取水方便,排水也方便,既是母亲河,也是排污河,两者丝毫不矛盾,清水拿 过来,脏水就这样排出去。当地的环保组织帮助我们对它进行了定位,使得社区和公众对它有所了解。另一家环保组织,北京的地球村和贵阳日报的记者,骑着单车 在黄河流域走,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污染源的名单,他们随着黄河上游广大的区域在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是如何紧紧的沿着黄河,有时候就象蚂蟥引在血管上, 紧紧的吸附在河流的周边。这些周边实际上没有来得及定位的,有一个企业竟然排放的超标达到了200多倍,但是你去检测的时候,每次都可以合格。最后被迫承 认的,他就是拿自来水兑废水,一年如果整个的生产都要拿自来水兑废水,需要多少水?需要1.6亿吨的自来水,才能够达标排放,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现在 黄河四百多亿吨的水,但是排放量达到43亿吨,这个河还能用吗?还能生存什么生物吗?即使打上来的鱼虾,你还敢吃吗?
我们用地图,可以让大家比较感性的了解这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就是在生产重金属,排放重金属的企业,就在城市的中心。黄河现在是这样的状况(见 图),用颜色标识出来的都是被污染的河段,到底谁在毒害我们的河流,大家就清楚了,公众需要清楚这些,需要给他们一定的压力。太湖的污染我们最近也去看 过,五月份我们下去看了几家企业,这个地区是河网纵横的,每三百米就有一条河,号称东方威尼斯。到实地看,这就是企业排放的河流(见图),这是一家化工厂 (见图),在当地八年,当地社区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只知道河流黑了,水没有办法河了,打一个井,浅井也被污染了,最后种田浇水稻子就死了,然后出现癌症, 一个长寿村不明的疾病就出现了。老百姓不是没有采取措施,跟企业交涉,有一次喷出大量的白烟,蔬菜就没有办法吃了,企业的老板就说一天给你们几块钱买菜足 够了,我是这么大的一个老板,我都不在乎,你们的命难道比我还值钱?最后就发生了环境纠纷,纠纷的结果是这个老板找了四十多个人,将当地的百姓打伤,现在 很多还是躺在家里。
这样的一个企业,虽然出现在政府的名单里,但是也只是一笔带过,说是污染物排放超标,但是更多的情况没有反映出来,包括在媒体上,所以我们也要进行反思。 这几个企业都是把污染物排放出来,下游最后不能再忍受这样的污染,出动了很多人把河流堵死,最后就是倒流回来,惊动了中央。水污染事件正在密集的爆发,温 总理前两天在太湖视察的时候,总理走到一家人里,没有说面上的话,他说我很担心啊,他在要那一杯水之前说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你们的水。但是这家百姓也是 好,中国的百姓真的好,“请总理放心,我们的水现在没有问题”,希望没有问题,确实总理说了一句心理话。周局长也提到了,他说现在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状 态,什么叫比较紧迫的状态,就是这些河流,任何一条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问题。潘岳的话,就是水污染事件正在密集的爆发,凸现出监管的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缺 失。
我们99年采取零点行动,花了大力气来做,所谓壮士断腕,但是教训还是没有吸取,大的企业均瑶乳品、常柴股份、无锡夏普、苏州三星等等都还在。工业强省是 可以的,但是不能任意降低环境的门槛,谁去制约?海尔就有三家企业在这次曝光,每一家都是在污染,我们去的工业园区是非常大的。这几家就是密集的排在那 里,雪花啤酒这样有名的企业也是,整个开发区处于污染的情况下。现在企业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整改了,是不是真的不对社区造成威胁,当地的部门也必 须要回答,每次都是罚一点钱了事,还是真的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制订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根据水质状况、排污状况、污染源状态,经过一套计算,每一个地区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当然有的地区做的还是比较好,最好的 大概能达到60多分,但是全国还有上百个城市得分为零。这里就包括一些偏远的地方,我想这是有情有源的,但是也包括污染非常研究的辽宁、吉林等地,但是他 们也是环境信息公开指数为零,也包括广东的一些城市。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个辅助的措施,本身它就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在美国《寂静的春天》提到如果我们 不能彻底的制止杀虫剂的使用,但是我们至少要了解它的危害是什么。
在印度曾经发生过一起很严重的污染事件,是一家美国的公司,造成的伤亡非常大。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当地社区不能忍受这样的情况发生,于是最后《紧 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的出台。美国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在不断的下降,说明环境信息公开确实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信息公开成为国际的大趋势,欧洲在迎头赶 上,他们也在要求欧盟十几个国家、五万多家企业在网上公布,他们也对这些企业的地址在网上公布。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污染源的信息公布之后,现在全国水污 染企业已经达到了六千家,进入我们名录的。在媒体的报道下有企业确实感觉到压力跟我们做交流,但是先期来的企业大部分派公关人员,咱们是不是搞一点活动, 就是比较希望公关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要求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做到达标排放,但是企业说达标是不容易的,买一家老企业,我要把它弄到达标需要花多少钱啊,我 现在不能做这个事,我要等一等看一看,这个事是不是这样就过去了,还是中国公众会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或者像中国很多事,炒作一下就过去了。基于这样的认 识,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做这件事,我们和其他二十家环保组织进行了绿色选择的倡议,就是基于这六千家的名单,让消费者用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 比如说在超市购物之前,稍微一下名单,是不是一定要购买这些超标排放企业的产品,可能它的产品还可以,但是如果超标排放,可能会损害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甚 至后代的利益。
购买权利完全在你的手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需要表达出对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一念之间的选择,可能对你是很小的,但是对 企业会产生非常现实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现在差不多三十多家企业已经主动的跟环保组织沟通,有一些拿着PPT来解释,他们到底做什么被查出的,还 有人提供了后续的材料他们怎样改进的,有从外国来的,也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有企业承诺进行第三方的审核,通过审核来证明,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找一 家技术咨询公司,他有能力将你的环境管理体系、污染情况看一遍,最后证明你改好了,当然也还要有环保组织参与,最后能够证明确实改好了,才能够算是从这个 名单拿掉。
与此同时,当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消费品,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厂家,如果影响到更多的企业,我们也在跟一些大企业谈,必须要管理自己的供 应链条,管理的工具就是我们开发的这样一个不达标企业查询的搜索引擎,将这家企业的名字打进去,点击就可以察看这些企业的情况,根据政府的什么文件在那一 年违反了什么法规,水污染的那一条规定。企业因为都有自己供货商的名单,将自己的供货商打入搜索引擎,就可以筛选出被中国政府宣布为超标排放的企业。找到 之后像对自己的要求一样,也下去审核,也对这些企业提出要求,解释自己是怎么做的。
我想这样的方式,有一天,当然现在还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状态下,现在只有三家企业做完了这样的审核,也只有三家对他们的供货商做了这样的筛选,只有一家真 正向供货商接触,要求他们整改。现在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我们有六千家企业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这样做了,但是这三家企业,有三家企业重新修建了自己污水处理 设施,能够做到达标排放,我想这对环境也是一个现实的改进,好过我们高调来说环境优先。我想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对当地社区也是有好处的,可能会促成一个链 式反应,公众如果不关注,不能依赖企业良心发现。国际大企业在讲排放时,我是真心的,我的心就是绿的,就是要环保的,但是回看历史,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初公众提出要求时,这些企业抵制过,不满意过,觉得这是对他们额外的负担,但是后来他们认识到公众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是不能抵制的,因为公众是他们的衣食 父母,所以领先的企业意识到,需要主动的跟社区、公众沟通,需求理解,需求持续的改进,这样的状态下公众是可以理解、认识到企业对社会是重要的,也有足够 的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双赢。现在这些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本能,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但是这是来自他们的主动,还是公众的压力、公众的意识。现在大的企业 来沟通,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做了改进的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对本国的环保组织现实的压力,你这么一搞,新闻一报,定单就减少了,当地 的法规做不到,没有办法在你这里采购了,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但是我们自身的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等到压力从他们本国传回来,这样解决不了环境问 题,我们要形成自身对他们的压力。
我们也定了解决问题的清晰途径,企业可以有反馈、环保部门的后续监测结果、第三方审核结果等等,我也是在来回走,跟企业谈审核的问题,跟他们谈供应链条管 理的问题。他们有五千个企业、六千个企业,我们只有五个人,这是不够的,真的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支持,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哪怕一个政府部 门,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中国的公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介入到管理中,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压力,才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这么小的机构,没有 钱,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些企业为什么要飘洋过海来解释他们出现的问题,我想还是在于公众有某种程度的关注,在中国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意识,最终这些企业做 了这些。我们要认识到这些企业还是值得赞赏的,他们的产品还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如果它改好了之后。
当然现在全球的气候变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全世界都在重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大概就是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全世界对环境问题,当时我在美国做访问 学者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世界学人项目的,有来自各个方面的人士,但是在美国说你是环保主义者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甚至在04、05年,因为环保在美国不是那 么主流,但是全球的环境问题下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要开始关注自己发展带来的全球影响,我们现在的排放,碳的排 放,人均是他们的1/4,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平,甚至有人说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再给我们二十年 时间,恐怕难了,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承担起责任,而这种选择,绿色的未来还是有可能的。
刚才我们谈了非常艰巨巨大的问题,但是还是要保持乐观,还是要相信未来,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未来。作为个人,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在自己的生活 中,通过绿色生活的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作为公民,你可以积极的参与到环境管理中,比如说积极的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这样的制度过程,积极关注政府所公布 的环境数据,如果有听证会积极的参与。作为消费者,要留意政府公布的不达标企业的名单,当然我们也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让大家使用的更方便。作为各行各业的 中坚力量,希望大家真的开始能够拓展一种新的商业运作模式、新的管理体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急速向绿色 生产的方向、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向转,在后发的国家是有可能赶上的,我们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中国的国情,污染肆虐的情况已经到底线了,不可能等 我们发展起来,人均GDP五千、八千了,再来治理,来不及了。
在精神的层面,实际上永恒的自然也是一种精神的归属,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归属,中国不是宗教的国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培养起来的,人来去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生命没有意义的情况下,我们一生中是不是需要一些底线,我们自己有没有永恒的归属,我们自己在做环保的工作中,感觉到自然先我们而来,在我们来之前它 就已经在了,在我们走之后它依然会在,在我们一生中享受到自然的丰富和多样,那我们维持这样的丰富和多样,需要这样的目标。这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环境遭 受剧变,到底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将会极大的影响到环境和未来多少代人他们的健康和福祉,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有一个绿色的梦想。
谢谢大家。

持人:非常感谢马军先生给我们做了系统深入的介绍,图文并茂,演讲也非常精彩。
对于中国环保的现状,目前来说有三种最重要的参与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今天环保会到今天非常严峻的状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 政府,一直是在失责的状态下,公众一直是分散的状态。今天马军先生用自己环保的关注和努力,通过知情权达成共识,然后采取公民的行动,可能的一个方案。接下来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是自由提问阶段。

现场提问1:感谢马军先生。我生长在您刚才说的东莞臭的不可开交的河旁边的人,我的老师说实验室里最有抵抗力的细菌都不能在那条河里生存下来,但是我在那 条河的旁边生活了二十年。1998年东莞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一两年内还那条河清洁,使我们重新可以在那条河里游泳,二十年前是可以游泳的。但是已经过去差 不多十年了,东莞政府可以用二百亿来建设市政广场,也可以用另外二百亿建设城市,但是那条河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请教马老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做一点 事,使得独立的公众感觉成为民意,虽然这是比较艰难的。不仅仅我遭遇这个问题,其实广州市民,大部分住的旁边都是有河涌,现在广州基本上没有一条河道是比 较清洁的,这也是大家面临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独立、个体的意见,对于环境的看法,积聚起来成为一种民意,上升到对政府施政有压力、政府规 划有压力的状态。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技术的障碍,我们作为公民提出的意见,有可能会被有关部门认为不够科学、不够标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科学的知识来支持观点。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马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切身的感受大家都有,我们生活在北京,基本上也是被劣五类的水包围,在城区这一块,我们排出去的水也是有巨大的危害。当然政府提出来一两年还清游泳,恐怕 大部分的中国地方政府现在都没有勇气这么提了,我想这么提也是不现实的。你说到底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要推进全面的公众参与,这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不同的人尝试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你在这里建新厂,必须要有环评,必须有当地社区的参与,甚至要50%以上的人签字 同意才有可能实行,这也是一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可操作性现在还是有不具备,因为常常政府的动力就不是想做这件事,当他不是 很认真做这件事时,环保局的官员常常顶不住,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环保局的局长常常是顶的住的站不住、站的住的顶不住,如果不听话可能就被当地政府拿掉 了,如果长期做的好好的就说明他妥协了,这是有现实的困难。
公民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比如说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我们可能二十年解决不了,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不直接的去天天撞这个墙,一时也撞不动,也许有其他的 路径可以开阔一些。刚才说到环境信息公开,东莞市政府曾经在04年下过一个文件,对全市的污染源进行普查,包括电镀、印染、纺织、造纸等等严重污染的行 业,六大行业,有1200家企业是属于重污染的,严重超标的企业。他说这些企业一定要改变,他们一年就排1.2亿吨的高浓度废水,我们要去治理他们。但是 在那个文件里,竟然一个企业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我想将来有了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时,我希望东莞的百姓去问问政府,希望你能够将这1200家企业是谁告诉 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谁对我们河涌的影响是最大的,需要对当地的环境退化负责任。你告诉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技术上讲,我们把它做到名单上, 会产生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东莞,东莞真的是一个世界工厂,很多大企业我们跟他们谈时,他说其他地区的数据我不要,我就要广东、珠三角、东莞的,东莞那些 纺织厂就是我们唯一关心的,我去筛一下,我不要他们的产品,但是很遗憾东莞的政府很少公布这些数据,有时候东莞环保局公布的曝光牌,说某一个村子突然有一 家人弄了电镀,环保局严厉去查处了等等,但是那里有大片的连片的大企业,曝光的都是一些小作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仅仅是把这些企业从我们这里逼到其他的地方,也不是解决的办法,现在这些企业正在从珠三角撤离,在压力下逃到一些管理更松 懈、更急于拉升GDP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在那一些地方可以藏身,为什么要做全国的数据库,就是因为我们要盯住他们。技术的问题,恰恰是说明现在的公 众参与还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不可能纯粹的靠个人,全世界的范围看,仅凭个人参与很困难,环境保护一个人付出努力是所有人都会受益,很多人没有付出努力 的动力,搭便车的心态很强烈,很多人不能平衡。很多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技术去参与,所以当地要有环保的组织,这些组织代言了环境的利益,代言了当 地社区的利益,他就是要干这个事,你没有时间盯,天天给你盯着,然后给你汇报结果。我想这些环保组织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大学的环境工程系,和各 个方面的研究机构,需要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国外,这些专家就是做这个用的,不是每次盖一个章,去给这些所谓的工程做一个注脚的,他们选择和NGO在一起, 选择和公众一起推进这件事,我想这是将来的一个方向。谢谢。

现场提问2:环保我确实感觉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从经济上,工厂为国家、为社会做了贡献,创造了价值,你对环境产生了副作用,也是“负价值”,经济上我就要扣走,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设想了。五
马军:非常感谢这位老先生。
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直以来是自上而下管理着,GDP对当地政府行为方式有很大的指挥棒作用,他们就想拉升经济的发展,牺牲的是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怎样 计算价值,因此环保总局推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环境的价值计算出来,有一些算的是非常惊人的。像是山西这样一个省,严格计算起 来,现在还没有严格的计算,可能就要把接近30%的GDP扣掉了,这就是你所说的负价值。一方面你在产生正向的GDP,另外一个方面,为了处理你现在所造 成的环境损害,光是污染的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就要把你接近30%的GDP抹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希望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各地各部门没有一个动机、动力促使他们这样做,我们现在是希望他们这么做,但是你也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也没有很多决策的权力,现 在有这个决策权力的机构还没有压到他们这样做。现在抵触绿色GDP,当地政府很多认为这样不可用,技术上不可行,实际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不肯用,当然环 保局是一个弱势部门,怎么能够让强势的部门,决定我前途的权力怎么能交给你,现在环保局都决定不用,我们决定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负价值的 问题,但是如何寻找到动力,让这个声音可以足够的响亮,在全国形成共识,现在就是动力还不够。我想每一个人,现在需要能够介入到中间,尽量的提供一个正向 的动力,当它足够大的时候,最后推动这件事,我想只有这样一点一点的努力。谢谢。

现场提问3:马老师,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厦门PX项目,有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觉得很遗憾,这之前媒体的关注也是很大,国内NGO环境保护组织没有发声,他觉得很失望。就你所在NGO的经历来说,为什么NGO组织没有发声,是不是很谨慎的考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马老师刚才说到的绿色选择,在海南或者是云南一些地方,破坏原始森林造速生林,在媒体上出现争议报道,持续了几年时间。如果出现这样的争议, 我个人是很坚决的抵制这些品牌的,但是很奇怪,后面也会听到反驳的声音,他们可能也认为GNO被他们竞争的对手在利用。马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
马军: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确实必须非常坦诚的说,在这样几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厦门PX、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问题、上海磁悬浮问题,在几个关键涉及公众环境利益 的问题上,NGO是非常失声的,集体失语,我想这不但是一种遗憾,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耻辱。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也在想,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NGO现在在中国,客观来说承担的压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你本身政府虽然希望有一种公众的参与,同时又非常担心这种参 与会失控,虽然它鼓励了一部分NGO的组建成立,但是与此同时又担心NGO成为某种反对的力量。所以对NGO的压力,对NGO的所有管理,是非常的严,随 时可以说一举一动关注度都是很高的,有些时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甚至会判断一下,因为是在当地有巨大争议的,当地政府认为这个事对它很不利,可能会找各 种各样的突破口,将这件事解决,或者是制止住,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如果介入进去,可能反而这个事没得做了,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一些人的挑动,所谓某些组织 的介入,会变成有组织的挑动的,而不再单纯的看成社区自发真实的民意表达,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也就是说你介入进去,可能也做了部分的工作,但是你可 能选择我不能站到前面去,因为站到前面去,既对我这边承受不了,同时对社区来说,可能成了某一个幕後黑手在指引某一些人在做什么事。
有些地方政府的敌情观念是很强的,所以某些时候客观来讲难度也很大。有时候百姓找过我们,我们没有去做,这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在这些 事件中做自己一部分的努力,一个实际行动的努力,只是写一些文章,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一种耻辱,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下一步,我们希望跟政府之间建立 更多的信任,让政府理解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有其他的什么议事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多一点信任,我们再高调的 介入一些争议性巨大的,特别是地方政府那儿,可能就比较容易说的过去,可能对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产生一个负面的作用,我想这是依赖于更好的跟政府的互动, 才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金光集团,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林该怎么造,这一片原来就是荒山,这些荒草,或者是杂木林,应该是看成原生的植被,是不是可以被破 坏,这些方面是有争议性的。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士有方方面面不同的想法,开始的时候环保组织高调谈这件事时,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当企业拿出大量的资源 进行公关时,他们回过头报道了那个方面的声音,这件事就逐渐变模糊起来了。当一件事变模糊起来,你想让公众自己选择,两个方面的意见都给你,自己进行选 择,其实是选择不了的,公众是很难有这个时间,而且也不清楚,连专家都在那儿争议。现在中国有自己的法规,废水的排放是有规定的,如果超标排放就是违法行 为,必须要进行治理,不能说别人没有治理你也不能治理,他犯法你也不能犯法,现在有企业理直气壮找过来说我没有干,或者说我的邻居比我还差,但是最终谈到 必须要守法这个最基本层次上,他们这些底气就没有了,我想他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退到最底线有一个好处,可能事情不会变得这么模糊。像ABP也在我们 的名单上出现两次,当我们找到他们,当我们做绿色选择时,他可能要模糊这个事情,难度就大得多了。两者的情况是有一些差别,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去避 免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中国的问题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哪怕在最低的共识上,企业都必须现在解决它的问题,我们不必要跟他扯到非常复杂的局面,至少现在不 必,现在国外企业基本上都达标了,那情况是复杂的,现在我们这边的情况暂时不是这样的,有企业在和我们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它也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军先生给我们做了系统深入的介绍,图文并茂,演讲也非常精彩。
对于中国环保的现状,目前来说有三种最重要的参与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今天环保会到今天非常严峻的状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 政府,一直是在失责的状态下,公众一直是分散的状态。今天马军先生用自己环保的关注和努力,通过知情权达成共识,然后采取公民的行动,可能的一个方案。接 下来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是自由提问阶段。

现场提问1:感谢马军先生。我生长在您刚才说的东莞臭的不可开交的河旁边的人,我的老师说实验室里最有抵抗力的细菌都不能在那条河里生存下来,但是我在那 条河的旁边生活了二十年。1998年东莞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一两年内还那条河清洁,使我们重新可以在那条河里游泳,二十年前是可以游泳的。但是已经过去差 不多十年了,东莞政府可以用二百亿来建设市政广场,也可以用另外二百亿建设城市,但是那条河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请教马老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做一点 事,使得独立的公众感觉成为民意,虽然这是比较艰难的。不仅仅我遭遇这个问题,其实广州市民,大部分住的旁边都是有河涌,现在广州基本上没有一条河道是比 较清洁的,这也是大家面临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独立、个体的意见,对于环境的看法,积聚起来成为一种民意,上升到对政府施政有压力、政府规 划有压力的状态。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技术的障碍,我们作为公民提出的意见,有可能会被有关部门认为不够科学、不够标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科学的知识来支持观点。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马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切身的感受大家都有,我们生活在北京,基本上也是被劣五类的水包围,在城区这一块,我们排出去的水也是有巨大的危害。当然政府提出来一两年还清游泳,恐怕 大部分的中国地方政府现在都没有勇气这么提了,我想这么提也是不现实的。你说到底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要推进全面的公众参与,这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不同的人尝试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你在这里建新厂,必须要有环评,必须有当地社区的参与,甚至要50%以上的人签字 同意才有可能实行,这也是一些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可操作性现在还是有不具备,因为常常政府的动力就不是想做这件事,当他不是 很认真做这件事时,环保局的官员常常顶不住,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环保局的局长常常是顶的住的站不住、站的住的顶不住,如果不听话可能就被当地政府拿掉 了,如果长期做的好好的就说明他妥协了,这是有现实的困难。
公民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比如说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我们可能二十年解决不了,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不直接的去天天撞这个墙,一时也撞不动,也许有其他的 路径可以开阔一些。刚才说到环境信息公开,东莞市政府曾经在04年下过一个文件,对全市的污染源进行普查,包括电镀、印染、纺织、造纸等等严重污染的行 业,六大行业,有1200家企业是属于重污染的,严重超标的企业。他说这些企业一定要改变,他们一年就排1.2亿吨的高浓度废水,我们要去治理他们。但是 在那个文件里,竟然一个企业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我想将来有了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时,我希望东莞的百姓去问问政府,希望你能够将这1200家企业是谁告诉 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谁对我们河涌的影响是最大的,需要对当地的环境退化负责任。你告诉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技术上讲,我们把它做到名单上, 会产生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东莞,东莞真的是一个世界工厂,很多大企业我们跟他们谈时,他说其他地区的数据我不要,我就要广东、珠三角、东莞的,东莞那些 纺织厂就是我们唯一关心的,我去筛一下,我不要他们的产品,但是很遗憾东莞的政府很少公布这些数据,有时候东莞环保局公布的曝光牌,说某一个村子突然有一 家人弄了电镀,环保局严厉去查处了等等,但是那里有大片的连片的大企业,曝光的都是一些小作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仅仅是把这些企业从我们这里逼到其他的地方,也不是解决的办法,现在这些企业正在从珠三角撤离,在压力下逃到一些管理更松 懈、更急于拉升GDP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在那一些地方可以藏身,为什么要做全国的数据库,就是因为我们要盯住他们。技术的问题,恰恰是说明现在的公 众参与还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不可能纯粹的靠个人,全世界的范围看,仅凭个人参与很困难,环境保护一个人付出努力是所有人都会受益,很多人没有付出努力 的动力,搭便车的心态很强烈,很多人不能平衡。很多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技术去参与,所以当地要有环保的组织,这些组织代言了环境的利益,代言了当 地社区的利益,他就是要干这个事,你没有时间盯,天天给你盯着,然后给你汇报结果。我想这些环保组织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大学的环境工程系,和各 个方面的研究机构,需要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国外,这些专家就是做这个用的,不是每次盖一个章,去给这些所谓的工程做一个注脚的,他们选择和NGO在一起, 选择和公众一起推进这件事,我想这是将来的一个方向。谢谢。

现场提问2:环保我确实感觉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从经济上,工厂为国家、为社会做了贡献,创造了价值,你对环境产生了副作用,也是“负价值”,经济上我就要扣走,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设想了。五
马军:非常感谢这位老先生。
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直以来是自上而下管理着,GDP对当地政府行为方式有很大的指挥棒作用,他们就想拉升经济的发展,牺牲的是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怎样 计算价值,因此环保总局推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环境的价值计算出来,有一些算的是非常惊人的。像是山西这样一个省,严格计算起 来,现在还没有严格的计算,可能就要把接近30%的GDP扣掉了,这就是你所说的负价值。一方面你在产生正向的GDP,另外一个方面,为了处理你现在所造 成的环境损害,光是污染的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就要把你接近30%的GDP抹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希望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各地各部门没有一个动机、动力促使他们这样做,我们现在是希望他们这么做,但是你也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也没有很多决策的权力,现 在有这个决策权力的机构还没有压到他们这样做。现在抵触绿色GDP,当地政府很多认为这样不可用,技术上不可行,实际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不肯用,当然环 保局是一个弱势部门,怎么能够让强势的部门,决定我前途的权力怎么能交给你,现在环保局都决定不用,我们决定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负价值的 问题,但是如何寻找到动力,让这个声音可以足够的响亮,在全国形成共识,现在就是动力还不够。我想每一个人,现在需要能够介入到中间,尽量的提供一个正向 的动力,当它足够大的时候,最后推动这件事,我想只有这样一点一点的努力。谢谢。

现场提问3:马老师,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厦门PX项目,有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觉得很遗憾,这之前媒体的关注也是很大,国内NGO环境保护组织没有发声,他觉得很失望。就你所在NGO的经历来说,为什么NGO组织没有发声,是不是很谨慎的考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马老师刚才说到的绿色选择,在海南或者是云南一些地方,破坏原始森林造速生林,在媒体上出现争议报道,持续了几年时间。如果出现这样的争议, 我个人是很坚决的抵制这些品牌的,但是很奇怪,后面也会听到反驳的声音,他们可能也认为GNO被他们竞争的对手在利用。马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
马军: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确实必须非常坦诚的说,在这样几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厦门PX、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场问题、上海磁悬浮问题,在几个关键涉及公众环境利益 的问题上,NGO是非常失声的,集体失语,我想这不但是一种遗憾,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耻辱。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也在想,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NGO现在在中国,客观来说承担的压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你本身政府虽然希望有一种公众的参与,同时又非常担心这种参 与会失控,虽然它鼓励了一部分NGO的组建成立,但是与此同时又担心NGO成为某种反对的力量。所以对NGO的压力,对NGO的所有管理,是非常的严,随 时可以说一举一动关注度都是很高的,有些时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甚至会判断一下,因为是在当地有巨大争议的,当地政府认为这个事对它很不利,可能会找各 种各样的突破口,将这件事解决,或者是制止住,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如果介入进去,可能反而这个事没得做了,可能会被认为是某一些人的挑动,所谓某些组织 的介入,会变成有组织的挑动的,而不再单纯的看成社区自发真实的民意表达,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也就是说你介入进去,可能也做了部分的工作,但是你可 能选择我不能站到前面去,因为站到前面去,既对我这边承受不了,同时对社区来说,可能成了某一个幕後黑手在指引某一些人在做什么事。
有些地方政府的敌情观念是很强的,所以某些时候客观来讲难度也很大。有时候百姓找过我们,我们没有去做,这是基于各方面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在这些 事件中做自己一部分的努力,一个实际行动的努力,只是写一些文章,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一种耻辱,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下一步,我们希望跟政府之间建立 更多的信任,让政府理解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非常纯粹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有其他的什么议事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多一点信任,我们再高调的 介入一些争议性巨大的,特别是地方政府那儿,可能就比较容易说的过去,可能对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产生一个负面的作用,我想这是依赖于更好的跟政府的互动, 才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金光集团,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林该怎么造,这一片原来就是荒山,这些荒草,或者是杂木林,应该是看成原生的植被,是不是可以被破 坏,这些方面是有争议性的。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士有方方面面不同的想法,开始的时候环保组织高调谈这件事时,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当企业拿出大量的资源 进行公关时,他们回过头报道了那个方面的声音,这件事就逐渐变模糊起来了。当一件事变模糊起来,你想让公众自己选择,两个方面的意见都给你,自己进行选 择,其实是选择不了的,公众是很难有这个时间,而且也不清楚,连专家都在那儿争议。现在中国有自己的法规,废水的排放是有规定的,如果超标排放就是违法行 为,必须要进行治理,不能说别人没有治理你也不能治理,他犯法你也不能犯法,现在有企业理直气壮找过来说我没有干,或者说我的邻居比我还差,但是最终谈到 必须要守法这个最基本层次上,他们这些底气就没有了,我想他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退到最底线有一个好处,可能事情不会变得这么模糊。像ABP也在我们 的名单上出现两次,当我们找到他们,当我们做绿色选择时,他可能要模糊这个事情,难度就大得多了。两者的情况是有一些差别,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去避 免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中国的问题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哪怕在最低的共识上,企业都必须现在解决它的问题,我们不必要跟他扯到非常复杂的局面,至少现在不 必,现在国外企业基本上都达标了,那情况是复杂的,现在我们这边的情况暂时不是这样的,有企业在和我们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它也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谢谢。

主持人:厦门PX公众参与看作一个方式,以及您提出的立足于消费者购物权利,以及公众的知情权的公众参与,您对厦门PX事件公众参与有怎样的评价?
马军:我想厦门的方式是民间非常正常的民意表达,我认为厦门的民意去表达它,去介入到环境的决策过程中,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厦门的事情要总结的教训不 在于百姓这边,我觉得不在于公众这边,而在于政府这边。为什么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环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美国1970年开始 实施,其他地方也在推广,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将环境影响最大、对社区威胁最大的项目,有效的在先期过滤掉了。为什么引进到中国,已经二十多 年的时间,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些重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企业还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一些污染大的企业离学校可能60米,风向一不对就要戴口罩, 如果环评正常走过程的话,如何在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得到批准,我想如果那个时候就过滤掉,如何能够走到最后大家要黄丝带,甚至在一些地区走向群体性事件。我 想黄丝带的情况,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大家都是很疲劳的,最后要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要承担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怎样,一个群体性的事件都会对社 会正常运转一时间造成影响,在现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真的出现多了,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在混乱的情况下,环境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 既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公众愿意看到的,也不是环保组织愿意看到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认识到民意是不可欺的,我们应该将环保问题放到最高位置 考虑,我们因此就要认真的执行我们已经制订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没有执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厦大的这些教授,他们就勇敢的把它说出来了,我希 望当地的媒体,将来最大胆的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而不是成为每一个地区把问题最后说出来的,当然这也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有很多制度需要调整,但是我们需要促 使这种调整的发生。
PX最后的结果,我想政府不管怎么样还是倾听了民意,可以看到这一届的政府和以前的情况不太一样,比如说以前在青岛巨大的化工项目,也是危害很大的,当地 人也是反对了,但是没有取得结果。这次最后当地的政府还是听取了民意,我们这些年里发现一旦公众的声音足够的响亮,政府还是常常选择基本上要听取民意,这 和以往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变化。这当然和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有短信,有这些新的沟通方式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使,这一届政府向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转型,也是 有关系的。我想我们应该支持政府这样的一个转变,寻求和政府之间更好的互动。

主持人:厦门PX工程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公众参与和政府之间,目前是最积极的一个个案,带来一个最积极的结果。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的关系中,您所谈到 的绿色选择可能指向于企业方向。厦门这次公众的行动,可能是指向于政府方向比较多一些。我自己的感觉,在三方的关系中,公众不管承认与否,不管是否意识 到,最终可能都是这样的局面,动力的来源,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马军:你说的太对了。
厦门参与的形式,和我所提的这种绿色选择的形式,两者之间是完全不矛盾的,只是说公众参与的不同形式。我最后也说到了几种形式,厦门的形式,就是说你作为 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社区的成员,我就有权利,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关注当地的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厦门实际上就是在前期没有做好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公众 选择了一个方式表达它,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我想可以商榷,但是我想公众表达它,完全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
与此同时,我期待着公众不要每次都逼到最后的位置上,我们才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选择,也可以汇成洪流对企业产生影响。现在 既可以在政府这一面做工作,也可以在企业这一面做工作,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一个大的趋势,很多企业,甚至包括国内很多大企业,也开始提我要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但是现在的趋势在中国还不太理想,企业社会责任变成我们每年拿出一点钱,在那儿捐几台电脑,去几千公里之外种一点树,搞一点活动,我想更多 是插了绿色的羽毛,真正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从自己近的方向,职工的职业安全,在厂区是不是安全的,生产过程是不是达标的,对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影响, 我想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根本、最基础的,然后是企业供应链条里的环境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必须要回到根本,回到根本的时候,我想对于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工业化 的社会来说,如果我们的公众能够压企业真实的做好社会责任,对环境的改善是非常有好处的。

网友:
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污染的源头是对GDP的狂热追求以及官吏的腐败,更严重的说就是官员执政能力和良知的丧失,不知道您是怎样评价的?第二个问题,关于环保的资金投入,是不是应该更多让民间资本和资金进入环保建设,如果吸引他们参与环保的建设?

马军:GDP的狂热追求,确实是使环境问题变得如此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地区,评价干部的主要体系就是看GDP的变化,至于说环保有怎样的变化,是 非常弱的指标,而且是未来的事情,为官一任可能三年五载就调走了,是升是退,很重要的就是看GDP增长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一些地区,数字出 了这么多干部,现在说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最后大批的提升到更加关键的岗位上,而他在那些岗位上,原来就是这样的行为得到了提升,那他在新的岗位上继 续这样的行为,在更高的决策层面上这样的行为,很多地区在GDP拉拉升最快的干部,到了落后的地区就常常是大规模的引进工业,竞争不过沿海地区技术最好的 企业,吸引不到最好的企业,他就吸引风险高、污染重的企业,而且尽量的降低自己环境的门槛。
我们在安徽看到的情况,当你环境门槛降到足够的低,当你开始强力限制当地环保部门管理时,甚至一些本来好的企业公民,它的行为方式在当地都发生了变化,这 些企业普遍的反映,当时我进入这个园区,它跟我说我们将有一个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这个设施将会很有效的处理废水,所以你可以以一个很低的标准排放废水。 但是最后建起来,我们一问,我们企业建起来了,它说它那个没有建。怎么办呢?我来不及建一个污水处理厂,而且还要投多少钱啊,现在他也不要求你了,你爱怎 么排就怎么排。现在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全国各地的数字出的干部开始这样行为的时候,开始引导当地的发展时,我们就开始经历一个环境的恶梦。我想这是跟网友说的情况,我是认同的。
第二个问题,民间的投入,应该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到了现在的程度,实际上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要治理它实际上需要巨额的投入,光污水处理厂,估算一下, 需要建二千个污水处理厂,全国的投入接近是四千亿,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国家有没有这么多的钱,也可能没有,是不是可以吸引民间的参与,很多民间人士很 想参与,有一些参与进来,真的是尝到苦果,包括国外的投资者,带着资金、技术进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法规是这么要求的,但是不这么执 行,这些企业根本不需要这些设施,我带着这些技术和设施,谈一家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再谈一家也不要,而且中间还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比如说公共投资的污水 处理厂,愿意用旧的技术、愿意进行硬件工程,一些好的技术,本来是可以省地、省钱、省投入、省运营费用,但是没有动力,因为它需要大工程,大工程才能带来 某些好处。像涉及到水的环境项目,很多是有垄断性质的,这些项目在招投标的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非常多,民间在介入这个行业之前首先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的 关系网,是不是需要在底线上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不然你的机会可能会小过一些有关系的大企业。诸多的限制,使得现在这个行业没有能够激发它真正的潜力。不 但是投资的潜力没有激发出来,很多学校本来是认为学校是很有前途的,大量的精英同学报考了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但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企业不需要你 这样的。
客观上我这儿有一个好处,有这么多志愿者,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工作啊。但是真的是没有需求吗?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不能够认真的激发,这个需求不能被激发出 来,但是要认真的执法,我们刚才说了利益必须要突破,要有公众参与,所以如何激发原动力,潘岳说公众的参与是环境保护的原动力,我完全同意。

现场提问4:针对马老师刚才所说的案例,有企业压根儿就是不治理就排污,因为那个环保部门一年只能罚它两次,每次就是五千块钱,不知道这五千块钱是不是最 高额度,如果是的话,这个企业就钻了法律的漏洞,守法付出的代价,远远大过他违法的代价。有了这个明显的法律漏洞,为什么不修改法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作为环保组织人士,是最有建议有关部门修改法律,有没有建议有关部门修改法律的漏洞呢?

马军:那家合资企业是嘉士伯的合资企业,是不是五千块钱就是最高罚款的额度,环保总局可以罚二十万块钱,省一级是十万块钱,市一级可能是五万块钱等等。为 什么罚了五千块钱,我想还是环保局长,不是他自己就可以定的,这么大一个企业好不容易到我这儿投资,能让它这么难过吗?要让它能够承受,我也有一点收入, 双方比较合适一些吧。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也有提出建议,一年只能罚两次,或者是三次、五次,这些都是不对的。每一天的超标,都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案例来罚。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处罚的规定,多长 时间之内不能重复的处罚,但是这不能算是重复处罚,今天它排了这么多污水,明天又新排多少污水。我想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担忧,就是当这个地方政府是这么强 烈的希望保护这些企业,这些违规排放的企业时,你如果给了环保部门一个更大处罚的权力,它能不能现实的用好?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寻租行为”,当它有了这样 的权力,要么就是认真的执行,要么就是拿这个权力寻求跟这个企业更大的交易,比如说当时可以罚你十万块钱,你给我若干好处,就可以降低若干罚款。如果可以 罚一百万块钱,是不是可以提升我给你寻求更大好处的权力,这种寻租行为必须要认识到,它是促使产生一些腐败行为,如果有这些腐败行为产生,如果给更大的权 力,能用好吗?我有这样的担心。
中央电视台曾经问过我们,要拍一家比较不好的企业,严重超标的企业,我们去现场看看。我看了看说这家企业比较严重,这家嘉士伯的合资企业既是国际大公司, 又是西部地区,当地唯一一家没有污水处理厂的企业,他们去现场就拍了,污染就排到水源地了,怎么影响到当地的环境,也拍到当地的官员怎么阐述这个问题。央 视节目播出之后,嘉士伯马上有反映,派了副总在中国做一些工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也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一直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这么大的 一个机构,运作起来是有自己的一些程序。但是显然兼并企业的速度不慢,生产一直没有停下来,但是建立污水处理厂的事一拖再拖,这么小的污水处理设施两年没 有建立起来,他说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肯定能够建设起来,我要和当地政府合资投入建设一个污水处理设施,现在快要建好了。当地政府在央视曝光之后,他们也 不知道怎么腰杆硬起来了,要求它必须立即停产治理,必须有污水处理设施才能够开工。这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这个事政府提了,我们把政府的数据拿出来,最后 媒体用这个数据曝光了,马上就产生作用了。我想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公众除了推动这个体系的建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要走过这样 艰难的过程,走过环保最艰难的时刻,每一个公众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非常希望每一个公众介入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
谢谢。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座,能够在周末来参与,大家就已经是有积极的共鸣了。从给政府填写第一张信息公开的申请单开始,从大家从超市做出购物选择开始时,大家都在为环保做出贡献。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马军先生的到来。
下一周我们的公众论坛改在先烈中路动物园旁边的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这个地点继续听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

6.06.2007

5.15.2007

视频:激流中国 from NHK


视频:【激流中国 from NHK

nigi:
生命有简单的逻辑,但生命周围的气流有复杂的变化...
观看也许不会改变生活,但会给你的角度以新生...

5.08.2007

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

在不久前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如果简单点讲,就是给老百姓以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 “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资本化”概括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脉络,并认为“资本化”与WTO是第二阶段改革成就的根本推动力呢?这跟买卖自由、选择自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 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些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恢复,还不等于有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80 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就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 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 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又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 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 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 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 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此为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因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注释:
[1]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4.17.2007

三峡工程可能引发地震

三峡工程可能引发地震(注:转自联合早报,有删节)●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三峡工程不但使长江的水质污染问题恶化,而且可能引发地震。本月14日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三峡库区蓄水在2003年达到135米后,12条长江一级支流,在回水区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华”现象,库区的微震活动频度也明显增加。 
 《新京报》昨天报道,由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编制的报告发现,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 这是中国大陆媒体近期出现关于三峡工程负面消息的又一报道。除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三峡工程垄断获利的消息日前也见诸报端。由于三峡工程是往届政府不顾激烈争议强行推动,媒体近日负面报道引发了北京观察界的政治联想。三峡工程导致江水污染问题恶化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三峡工程拦截长江正常水流,是江水污染的原因之一。报道说,三峡蓄水后回水区水流减缓,严重的只有每秒1.2厘米,几乎不再流动,引起扩散能力减弱,使水库周围近岸水域及库湾水体纳污能力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6起,2005年累计发生19起,2006年仅2到3月份累计发生10余起,支流库湾“水华”呈现加重、扩大的趋势。“水华”主要发生在湖泊类的静态水体,在河流中出现实为罕见。“水华”现象指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种特征,绝大多数由污染引起。藻类死亡后的蛋白腐败分解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致使水生生物死亡;此外,在鱼类及水生生物体内积累的藻毒素,也可能通过食物链的累积效应而危害人体健康。 
 报告也显示,蓄水后当地微震明显增加,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水库蓄水后,岸边松散堆积物塌岸和局部滑移也会危及部分居民点的安全。 
 三峡工程由前总理李鹏在1992年中国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提案,由于各方专家学者从生态影响、古迹保存、拆迁移民、军事安全等方面提出质疑,提案引发了社会强烈的讨论,反对声浪不息,在表决时只有67.1%同意票,是人大历来通过率最低的议案。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封顶,中共中央领导全体缺席。有观察家指出,这是现任领导层刻意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工程划清界线。 
 如今三峡工程的生态影响逐渐明显,如果处理不当,工程的政治责任归属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也将引发中共内部的权力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