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烟尘》.12

第22章 不要撇开政府

最后，为了制定一种能够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措施，我们必须让政府参与进来。它的确有些反应迟钝，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没错，是政府。由联邦政府来提供第一推动力，这非常重要。

不过，若想对信息社会的某些方面实施管制，却存在一个特别的障碍。那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或许这就是以往的污染与信息烟尘之间最重要的差别。谁也没有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将“二恶英”倒在 地上；立法对其禁止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表达和出版任何内容，却是自由社会的一项神圣权力。我们不能－－也不愿侵犯个人言论或政治言论的自由。所以，我 们只能设法控制言论自由的不良后果，约束那些滥用技术和用技术从我们身上不当得利的人。在这方面，政府恰好可以做一些事情。下面列举几例：

戴维•申克的希望渺茫的立法计划：

政府应该帮助公民抵御信息垃圾。那些不请自到的电话、传真、信件和电子邮件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权不受骚扰。

更进一步，新的立法应该以所有消费者的名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制性的“请勿打扰”名册，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所有面向大众的销售商都要依法遵守它。

市政府和州政府应该提供躲避信息烟尘的避难所。刺激过度让社会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要着手弥补这一损失，严格限制广告和其它噪音，不让它们侵犯公共空间。公园和图书馆是远离噪音和广告海洋的屈指可数的安全地带，但这远远不够。

在这方面，佛蒙特州已经领先一步了，该州禁止在任何高速公路上设立广告牌。在那里旅行可真是一种享受啊。*哪个州会迈出勇敢而重要的一步，禁止任何广告在校园里出现呢？

禁止公司和政府机构将信息用于未经授权的目的。

重新认识“信息穷人”问题。艾尔•戈尔(Al Gore)警告说，“我们将会发现，信息富人将更富而信息穷人将更穷。这样也就没法保证所有人最终都能上网。”不幸的是，戈尔和其他政治家并没抓到问题的 关键。那些民权未得到保障的公民，需要的并不是更快地连上信息无底洞。他们迫切需要的是教育。

“面对食品过剩，精英们学会了如何节食”，社会学家安德拉斯•桑托(András Szántó)说，“同样，精英们在将来也多半会通过筛选周围信息来提炼自己的口味。能在信息过滤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老练的信息使用 者，知道信息来自何方，知道如何精选信息，如何把剩下的剔除掉。这一切已经开始。不看电视网节目、不用摄像机为婚礼摄像，这都已成了精英特有的行为。”

另外，他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信息穷人最终反倒被信息淹没，这真是信息时代的悲哀。”

《信息烟尘》.11

这一章叫追求简洁，我就尽量删节。其实谈的是Lowtech，现在《东企》的目标，是人人一块上海牌手表。呵呵。

第20章 追求简洁

我和妻子用宝丽来相机(Polaroid camera)记录生活的片断，我们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品味由严格限制带来的乐趣。每次只拍一张照片，耐心地等待冲洗后的结果。把照片与我们的生活体验仔细进行对照。

这样做成本非常高，但是在这个信息过剩的环境里，这种方式很有帮助，它鼓励我们节制照相机的使用，一个“事件”就拍一张。其成本意味着，我仅拍一张照片，这样才会珍惜它。

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休•赫克洛(Hugh Heclo)把这种向更基础、更能引起共鸣的技术回归的趋势称为“技术降级”(downteching)－－有意识地拥抱更老、更简单的机器。

与赫克洛的观察一致，一个名叫“自发的简单性”(voluntary simplicity)（导源于杜安•埃尔金(Duane Elgin)的同名书）的运动正在这个国度兴起。该运动致力于追求一种更持久、更均衡的生活。

支持这项运动的杂志和广播节目不断涌现，它们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并非要放弃技术，但却应该尽量使用自己手中最基础的技术，只要它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在众多的技术产品中，优先使用那些任何人都能清楚理解其功能的技术。

《信息烟尘》.10

喂，不要搞信息污染。数码相机就是垃圾制造厂。

第19章 由你自己来充当编辑

学会了怎样过滤信息输入之后，你该把注意力转到同等重要的限制信息输出。这方面我们也要采纳一条新规则、一句新口号：

喂，不要搞信息污染。

先介绍一个新概念――乱扔信息垃圾者(information litterbug)：随着信息烟尘的出现，表述简洁这一义务成了人们必须承担的社会 责任。在物质世界中，我们已经被迫限制有毒气体的排放。与此相似，在信息过剩的环境中，在说话、写作、出版、广播和网上贴文章时我们都应力求简洁。有些人 把一些罗里罗嗦或模糊不清的信息毫无顾忌地推向社会，这样的人和那些在交通要道上打开车门向街上倾倒垃圾的恶棍没有区别。

字句繁多或复杂不一定有错，只要它们有特殊的理由。但是，废话和赘语应该尽量避免，也不要无缘无故地使用图片。从语音邮件到办公便笺， 从读书笔记到讲演和网页，所有讯息都应该干净利落、扼要中肯。这是我们相互之间的新义务。冗余信息一旦减少，人们的粗俗举止也会相应地减少。因为只有在信 息过剩的环境中，人们才会为吸引他人的注意力而不知羞耻地作出煽情表演。我们的语气也会更文明，整个社会的信噪比也会逐渐提高。

为对抗信息过剩而付出的努力，应该是谦逊、得体和节制这些生活习惯的自然延伸。在饮食、工作和休息等方面都保持节制，这是某些人早已养成的好习惯。现在只需多加一条，即保持信息节制。

要承担这项新义务，我们最好去找些工具来充当助手。我的兄弟乔恩是一个电影制作人，最近他在查克叔叔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个旧的超8 (Super 8)电影摄影机。与近几年我们见过的八轨磁带放像机及其它设备相比，这台摄影机有些不一样，它还能工作，结构也没完全过时。市场上仍然有超8胶片出售，如 果愿意掏钱，还可以冲洗出来。不过，它毕竟是一项陈旧的技术产品。查克叔叔曾经是我们家的档案保管人，他早就把这机器淘汰了，后来又使用过多种更加方便的 多功能手提摄像机。

乔恩竟然迷上了这部摄影机，因为用它拍出来的电影有一种老电影般的情调。影片上的故事，即使是最近拍的，看起来也像是发生在遥远的过 去。这是因为超8胶片的速度是每秒18帧，而现在的电视和录像带的速度是每秒30帧。而且，超8和所有的电影一样，在两帧胶片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黑屏――一 次闪烁。所有这些差别合起来给观众造成一种幻觉：电影中事件的进展节奏非常缓慢。观众们觉得很舒服，似乎电影中的举止都涂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

另外，超8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一卷胶片只能拍3分钟的镜头，而标准的VHS（家用录像制式）录像带却可以拍两小时的镜头，这真是个让 人难以忍受的限制。有哪次午后野餐可以放进3分钟的录像带里？有哪次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散步，哪次婚礼可以压缩成3分钟呢？而且，便携式摄像机只要倒卷之后 就能看到拍摄效果，而要看超8胶片拍出来的东西，却要花一笔冲洗费，还得等上几个星期。

超8在它的那个时代也曾风光过，但是其价格和便捷程度都跟不上时代了，只能从家庭常备品中被淘汰出去。而便携式摄像机现在已经无所不 在。它几乎都成了美国郊区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家庭录像带风靡全国，堆满书架的录像带里记录着蹒跚的小孩学习走路、跳舞、骑车和游泳的镜头。录像 带既便宜，拍摄时间又长，所以家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可以用摄像机拍下来，有时为了不错过任何镜头，甚至就让它自己运转。就像今天计算机的海量硬盘已经让我 们获取和保存了几近无限的文本一样，今天的摄像机同样也存储了海量的声音和图像。

但是，摄像机为什么最终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呢？家用摄像机是继便携式打字机后的又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也是民粹主义的巨大成功――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归富人和权贵所有的特权被送到大众手中。可是，便携式摄像机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怎么却是“美国滑稽家庭录像”呢？

我们发现，大多数便携式摄像机拍出来的东西都是极度乏味且毫无生气的。当我们最终坐下来，花上整整两个小时观看小艾里克如何用一下午的时间试图爬出幼儿障碍轮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在技术上如此先进的媒介好像缺了点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实在是太有讽刺意味了。在观看技术上落后得多的超8录影带时，我们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亲身感受过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矛盾，那是我让乔恩拍摄我的婚礼时体会到的。他有一台相当精巧的Hi-8型便携式摄像机，但是那天却落 在家里了，所以只好用查克叔叔的老式超8型摄影机。在五小时的时间里，他拍了四卷共十二分钟的胶片。等我们从冲洗商那儿拿回胶片时，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 了。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观看这段十二分钟的短小胶片了。一眨眼的功夫，镜头就完了。可是我们都非常激动。十二分钟的镜头被剪接成几个片断，那些闪烁而缓慢 的舞步及聚会上的交谈让我非常满意，它远远超过我曾看过的冗长而包罗万象的婚礼影片。短小的镜头带给我们的乐趣反而更多。

这次经历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那些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媒介，传达的信息约等于零。用超8摄影机拍摄的三分钟，是整个婚礼过程中值得珍惜的 某些瞬间。而整整三小时婚礼和宴会的不间断的录像，却会让我们头脑呆滞，记不住任何东西。它让我们不堪重负。吃得太多会感到恶心，在浴缸里待得过长也会难 受，因为最初的体验完全被堵塞了。

“我记得在电影学院时曾遇到过同样的挑战，”乔恩说，“怎样剪辑影片，用最短的时间传达同样的信息呢？我们系有这样一条原则：这一帧到底有没有必要？”

在信息社会里，这个问题适用于每一个人。这个词语或这幅图片到底有没有必要？技术赋予我们的力量，可以用来收集无穷无尽的信息，而传播信息却不需要耗费什么精力或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扛起自我剪辑和信息节制这些艰巨的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由信息节制获得的回报也非常高。内容一旦得到严格限制，我们就会学着如何欣赏它。拿本诗集读一读，你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还可以去听一听加里森·基勒(Garrison Keillor)的每周公众广播节目－－“草原家庭之友”。基勒是信息节制方面的当代英雄。他语气平缓，从不风风火火地赶时间，他总在品味着语言、思绪和 回忆。在长篇连播“来自忧郁湖的新闻”(News from Lake Wobegon)中，他仅用几百个口语词汇，就生动地描绘了他那虚构的环境中的动人风景。他的语句有条不紊、惜墨如金，让每一个词语都铭刻到听众的心中。 他的故事是一个避难所，让人们逃离充斥着信息的生活。在那儿，只需一些简单的声音、气息和感情，人们就能相互靠近。许多艺术作品也都把简洁作为传达意义和 促进理解的手段，在新的信息生态系统中，它们都是值得学习的优秀典范。

《信息烟尘》.9

关掉电视，关掉电脑。看书吧，钥匙在阳光下的窗台上。呵呵。Shenk建议大家吃斋，信息斋戒。

信息烟尘 第18章 由你自己来充当过滤器

第一种补救措施很简单：找到混乱所在，然后把它剔除掉。过多的信息充斥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它让我们心神涣散，无法集中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也 远离了那份衷心渴求的宁静。只要稍微停一停，花上片刻功夫看看（或听听）周围的世界，我们就会留意到一连串的信息流。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会美好得多。而 且，有的信息甚至是我们花大价钱自找的麻烦。

关掉电视。要想重新把握生活节奏，要想保持家庭气氛的安宁，要想控制自己的思维，再没有比关掉电视更快捷的方法 了。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把电视当作自己的生活背景。在关掉电视之后，数百万美国人获得了安宁和解放，更不用说由此获得的大量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他们可 以从事一些以前没空去做的事。近年来，“让美国远离电视”(TV-Free America)组织每年春天都要倡导一次“全国性的关掉电视周”，鼓励人们摆脱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去陌生的现实生活闯荡闯荡。

不过，仅仅关掉电视还不够，必须给再次打开电视制造一些麻烦。许多“远离电视”运动的参与者对关掉电视的结果颇为满意，他们甚至干脆把 电视扔掉。我倒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而是把这个讨厌的家伙从厨房或卧室搬到了洗手间。每个星期，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我才把它拖出来，插上插头，打 开看看。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又会回到洗手间里去。让看电视多少有些麻烦，这一点非常重要。自从把电视寄存在洗手间里以后，我和妻子欣赏的音乐、阅读的书 籍、交谈的次数都增多了。

放弃电视，或仅仅减少每周收看电视的时间，远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以前看得太多了。电视是一种催眠药，让你极为 舒适地忘掉现实世界的紧张和烦恼。电视能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即便是很傻的节目也有催眠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的频道越多，从一个无聊节目跳到 另一个无聊节目的诱惑也就越大。

一个建设性的时间补偿：停止接收有线电视的节目（我们几年前就这么做了），把每月省下的20美元拿去买一本或几本好书。书刚好是电视的对立面：时效性落后，要投入精力，有鼓舞精神的作用，能启迪心智、激发创造力。

摆脱“重要新闻”。全新闻频道、在线服务和随时滚动的标题新闻，可能是现在剩下的唯一能把我们凝聚成一个 民族的纽带。不过，你也不值得为此牺牲自己的注意力，去关注那些没完没了的即时交通消息、详细报道的谋杀案审判、总统和市长的愤怒表情、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NASDAQ综合指数，以及一大堆你不感兴趣的球赛比分。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太有戏剧性了。一小时后，我们会得到最新的综合 指数和政治新闻播报。道琼斯工业指数正在下跌，市长正在指责工会。每天的现实生活都成了肥皂剧，新闻如此简短，要想从中学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多半是不可能 了。

摆脱这些东西吧。把花在它们上面的每小时的五分钟用到更有创造力的事情上去，比如和他人作一次有意义的交谈。若要想成为见识广博的人，那就每天花点时间认真读一读新闻和新闻分析吧。

把寻呼机和移动电话从身上摘掉。随时与世界保持联系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困乏和烦躁。无线通讯工具让人摆脱束缚，在生 活中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但它也如同电子锁链一样，让人们更深地陷到工作中，使生活中的信息超出必要的限度，甚至影响健康。解放和束缚，到底哪种作用占上 风呢？出于精神健康考虑，人们每周至少该有一定时间远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别的地方自由地逛一逛。

限制你的电子邮件。当你在网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时，电子邮件就会从一件刺激的新鲜事物突然间变成一个耗费时日的负担。 每天的大量信息，比如来自同事、朋友和家人的信件，新闻组的邮件以及不请自来的推销广告，都得一一查看和回复。电子邮件的最大优点也是它的最大问题：廉 价。在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电子邮件的交易成本都是如此低廉，所以人们发现用它来传递信息或与你联系实在是太方便了。许多电子“信息暴食者”养成了一种非常 恶劣的习惯，他们把自己收到的所有娱乐讯息－－笑话、都市传说、电子连环信等等－－都转寄给电子通讯录上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回顾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德图索斯那充满戏谑的警告：“电子邮件是通向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根开口导管。它占据了大脑，削 弱了创造力。”对那些在计算机上长时间工作的人来说，不让邮箱中的电子邮件失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每天都要耗费许多时间阅读和回复那些实际上毫无价值 的电子邮件，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对其进行控制。例如，可以（友好地）要求别人不再不加选择地寄来琐碎的信息；“退订”那些不再感兴趣的新闻组；告诉 “罐头肉”邮件的投递者，你对他们的产品不感兴趣，要求他们将你的名字从其顾客名单中删除。（关于怎样减少电子“罐头肉”的具体方法，将在附录中作出介 绍。）

对信息监视说不。其实只要下点决心，付出一点努力，你就能摆脱大量的垃圾邮件和讨厌的推销电话。这只需写几封信，要求把名字登到“请勿打扰”的名单上。大约有75%的直销商对该名单作出了承诺。（关于进入这些名单的具体方法，将在附录中作出介绍。）

抵制广告。我们整天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广告已经够多了，难道还得把广告穿在身上吗？

抵制升级狂热。记住：升级是精心设计的销售策略，消费者得到的并不是商人们极力吹捧的东西。

由你自己来充当“机灵代理”。一种新型的自动软件“机灵代理”就要面世了，它能帮助用户对信息进行自动过滤。比如曾在第10章中提到过的IBM的“信息智者”，就可以按照设定的偏好选项，给用户传送一系列度身定制的新闻报道。另一些软件则只接收在用户设定的地址名单上的电子邮件，其他的通通删掉。

但是正如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机灵代理并非对付信息过剩的有效办法。不管其效率会有多高，它们也不能完全取代人工过滤。所以，我们必须由自己来充当机灵代理。

如果由自己来充当机灵代理，你就得担当控制信噪比的责任，增加信号――即增加精确、中肯、简洁、清晰和有启发性的信息，排除任何堵塞或 干扰真实含义的信息。噪音最仁慈的面貌，能让你一眼认出来，如nfjidnqiub、zlpibiurfrh或jdoieiijfqiworjois，这 都是些恼人的障碍。可是，噪音更多时候会巧妙地伪装成有意义的信息，以冗长、罗嗦、夹杂着废话的形式出现。其实，要描述这些事物或表达这些意思，只用很少 的言辞就能完成。等你逐渐意识或完全明白这一点时，却已在阅读或收看那些臃肿的信息流时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不但弄得你脑子里一片混乱，而且还源 源不断、没完没了。

最终说来，要判断哪些可以称得上是信号，哪些根本就是噪音，这得靠个人的主观阅历。每个人都得作出自己的判断，设计出自己的过滤机制。当然，那些对信息不加区别的人除外，他们将继续为信息烟尘作贡献，继续被信息烟尘窒息，还要把别人拖累进去。

用“信息斋戒”(data-fasts)净化你的系统。你不但得让自己来充当机灵代理，还得由自己来搭配信息营养的结构。花点时间检查检查每天吸收的营养，思考一下自己的信息饮食是否需要做些调整。下午时间可以打个信息小盹，在这段固定的时间里远离电子信息。也可以限制上网时间，不超过某个限度，或至少使其与读书时间相等。

除了日常的作息制度，许多信息过剩的受害者（包括承担本书信息处理任务的编辑埃蒙·多兰(Eamon Dolan)）发现，一周或一个月的定期信息斋戒能让人极大地恢复活力。毕竟，要判断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离开它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看。

《信息烟尘》.8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平面媒体记者该如何定位？Shenk的思考很有价值。新信息就其本身来说，不再是一个值得最好的记者、最好的分析家和最好的头脑追求的目标。

在针对信息过剩作出的诸多反应中，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重新定位，The Utne Reader这份双月刊曾在海报中将自己称作“最佳的另类媒体”。Utne将全国数百份不同的杂志汇集到一起，对有些部分进行删节，或把有些部分浓缩成千字的综述。一篇典型的Utne文章，会把四篇乃至更多的报道中的信息和观点拼接在一起。勤奋的方军商业日记不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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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新闻业的终结？
永远求新的时代里的公共关系

升级狂热、区位营销、信息监视和逸闻趣事，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可怕的武器库，它将是明日商人的销售工 具。不过对商人们来说最好的消息也许还是，他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面对消费者，而不再受新闻媒体的羁绊。“明日的通讯技术也许会让公关人员完全绕过记者，” 一篇公关关系的新闻通讯热情激动地说。“媒体‘中间人’的消除，也可能会削弱媒体的权力，在公关人员和顾客之间形成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

信息烟尘的第12定律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大多数道路都避开了新闻工作者。

削弱新闻媒体的权力，对民主社会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对那些想要兜售商品的人来讲，在短期内却极为 有利。在商人和政客们看来，绕开新闻记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他们可以因此而躲避公众的猜疑、智力上的好奇及理性的分析。也就有可能毫无争议地采取精心设计 的推销手段。比如说，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已经建立了两个有线电视网，GOP-TV和国家授权电视网（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 NET），其资金由保守主义的“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提供。NET播放的节目是“全国来福枪协会”和一个反堕胎组织“美国生活联盟”(American Life League)制作的。“这些节目虽然看起来跟‘发现’频道的记录片差不多，”《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报道说，“但它们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也未经筛选，完全是政治性的商业信息片(informercial)<由 information和commercial两词缩合而成，指介绍信息兼有广告作用的电视片。>。”

“商业信息片”和“社论式广告”(advertorial)是两个时髦的杂交词，描述了公关领域的两个 新兴致富之源。它们指的是那些伪装成新闻的广告，如此伪装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信任，让他们就跟信任报纸文章或电视新闻一样信任这些广告。一个标准的社论式 广告是这样的：某电视新闻主持人对几部电影作一番简短而乐观的总结，而这些电影是出自同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其他类型的社论式广告则都是出版物，看起来跟真 正的报人制作的东西没有区别。许多新近出现的投资杂志，如《金钱世界》(MoneyWorld)、《真金》(RealMoney)和《投机者》 (Opportunist)，都有一大群专家提出可靠的投资建议——毫不奇怪，所有的专家恰好就是杂志上的投资者。消费者能够分辨出假的《金钱世界》、 《真金》与真的《金钱》(Money)、《知情者投资》(Smart Money)之间的区别吗？当然可以，只要他们看得懂其中的微妙之处。

不过，真正的杂志也在玩社论式广告的游戏，他们帮赞助商制作的广告看起来就跟杂志的内容一模一样。比如 《时尚》(Vogue)杂志最近就为“李”牌铆钉牛仔裤制作作了一个8页长的社论式广告。（“我们认为，这是个巨大的价值增值，”李牌牛仔裤的消费者广告 经理大卫•史密斯说。）

让广告和真正的内容之间界限模糊，网络站点在这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不过，最阴险的商业信息片和社论式广 告可能还得到教室里去寻找。像“终生学习系统”(Lifetime Learning Systems)这样的商业公司，就在教室里兜售特别设计的系列广告。这些东西看起来就跟真正的教学材料一样。“孩子们每天有百分之四十的时间是在教室中 度过的，而传统的广告根本就无法到达这些地方，”“终生公司”用这种推销术语向其潜在的顾客解释道，“
现在，我们设计的学习材料，既为学校定制又 隐含您特定的销售目标，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教室了。和小顾客们直接交流，并通过他们接触到老师和家长。”孩子们学到了“宝洁”和乔治亚太平洋木材公司 (Georgia Pacific)的干净利落；也认识了重要的发明家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奥地利植物学家，为遗传学创立了数学基础。>、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是他第一个证明发酵和疾病是微生物引起的。>、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美国农业化学家、农艺学家。>和奥维尔•雷登巴赫尔(Orville Redenbacher)< 美国农业科学家，新型爆米花“雪片”的发明者。>；还了解到“美国原子能协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赐予的原子能福祉。

在社论式广告兴起的同时，电视新闻的收视率却在持续下降，这尤其体现在30岁以下的成年人这一年龄段。 同样，报纸的阅读量也在惊人地下降。随着区位媒体的激增，消费者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来源获取他们想要的新闻。因此，媒体企业家们甚至提出，新闻记者已经过时 了。这论断似乎还颇有道理。“媒体凭什么可以过滤你们的信息？”“美国在线”的总裁特德•莱昂西斯(Ted Leonsis)呼吁说，“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信息，一切由自己作主。那么，谁又需要媒体来提供内容呢？我实在不想说，不过我 觉得媒体正在走下坡路。”

谁需要新闻媒体？即使人们不再看好新闻媒体这个所谓的“第四等级”<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包括贵 族、教士和平民三个等级，报界有时被人们称为第四等级。>，即使新闻媒体的受众日益减少，莱昂西斯这一不留情面的反问也只具有表面的说服力。到 1997年，或者说90年代末，新闻媒体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1896年，当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买下《纽约时报》时，他宣称“新闻”是公众服务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许诺将“提供新闻，所有的新闻……并以第一时间提供，和其他所有值得信赖的 媒介一样，即使不比它们早，也不比它们迟。”但是，在通往奥克斯设想的新闻的辉煌前景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意外：信息变得充裕乃至过剩了。先是广播，然后是 电视，它们把新闻消费者直接带到现场；而现在，因特网又把普通公民变成了记者、出版人和广播员。比如说，如果今天早晨本地报纸没有送到我家里，那么我可以 去“全国天气服务”网站查一查纽约市的天气预报。莱昂西斯说的没错，新兴的媒体逐步使人们找到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信息，而不用再向传统的新闻工作者请教了。

但是新闻业并不限于“新闻”，莱昂西斯的话之所以愚蠢，就在于他忽视了新闻业价值更重要的部分。尽管新 闻消费者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信息，但这并不会使新闻业的那部分重要价值过时。新闻工作者会帮我们解释生活的意义和社会存在的价值。除了新闻工作者，谁会给 医疗诈骗和不负责任的医生曝光？谁会去督促政治家们实现其诺言？谁会去检查广告的设计、倾向和可信度？谁会去监控竞选赞助和政策倾向之间的关系？谁又会去 监督飞机、火车和汽车的安全性呢？

为社会的整体利益着想，新闻业必须战胜社论式广告。关心销售业绩的商业公司，不会像消费者那样关心事情 的真相到底怎样。关心选票的政治家，也不会关心这些东西。仅凭这一点，新闻工作者就是必不可缺的。即使达不到完全的客观性，新闻工作者们也仍在致力于接近 公平和正义，而商人们却只考虑特定商品的销售。

其实，在信息过剩的世界里，新闻工作者更有存在的必要。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分析能力的缓冲器， 是统计数据的仲裁者――这一作用在今天尤为重要，所以它是公共服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跟电力系统和煤气管道一样重要。这个世界充斥着的大量信息已经超出 了其本身处理能力的极限，新闻工作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信息处理器。他们帮我们“过滤”信息，让我们避免在某些公司的误导下迷失方向。更重要的是，当 社会变得越来越破碎，是新闻工作者把整个社会粘合在一起，让一个共同体至少维持部分的完整性。对我们的民主政治来说，规避媒体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过在信息时代，公关行业还不是新闻业的最大威胁。最大的威胁来自信息。新闻记者在抵挡公关行业的入侵者和新的媒体企业的攻击的同时，还得抵御永远求新这一诱惑，这种诱惑会让他们自取灭亡。

从文明的拂晓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在搜集和传播新信息，并以此构筑公共知识的基础。在信息匮乏的时代， 记者兼送信人，收集和传送着新鲜资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报纸]在全世界传递着精神才智，”阿瑟•扬(Arthur Young)在1973年写道，“在英格兰，它把最新的惊慌或情绪波动，以闪电般的敏锐力，从王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在信息资源变得异常丰富之前，宝贵 的新鲜信息是有价的通货。在前电子时代，新闻记者就是信息的搜索采集者，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找到的信息。

不过，在过去的50年中，信息已变得泛滥成灾了，因而信息搜集者的部分作用也就过时了。人们成 了他们自己的出版人和广播员，并且新信息的获取也更加容易了。事实上，随着CNN、CNN财经报道网、MSNBC和其他一应俱全的全新闻网络、频道及在线 服务的出现，一个令人生畏的即时信息产业诞生了，它们正一天到晚为我们提供花边新闻。

但是，即时新闻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新闻，而是娱乐。这也正是信息过剩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虽然按 小时更新的新闻涉及的主题大多是全国性或国际性的重要事件，但那些所谓的重要新闻却毫无实用价值，也不能启迪心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这个小时里上升 了13.5；航天飞机的发射因天气原因搁浅；O. J. 辛普森案件的陪审团人员已被选定；克林顿总统宣布波斯尼亚的选举必须继续进行。这些主题并非无足轻重，但作为重要新闻，它们的教育价值等于零。这样的新闻 摘要不管听到多少，我们对股市和波斯尼亚问题的基本理解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若想真正地了解某个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连串的即时新闻，而是细致而深刻的局 势评析。报纸或杂志上的一篇长文章，读起来不会比“21分钟重要新闻”耗费更多时间，但却完全可以让你获得真正的知识。

新闻摘要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富有戏剧性和娱乐性——而且，在这个共 同信息所剩无几的时代，它们提供了一些廉价的公共信息，让所有人在某个时间里感到有所依附。它们还给人们一种相互关联和相互理解的错觉，让我们以为自己还 挺有知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处境会好得多。

当然，新闻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也需要了解当地、全国和世界的最新事件。但是，和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 ——怎样吃饭、如何穿衣、抵抗疾病、自我约束等等相比，每小时和每日更新的新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分享相互间已有的信息，深思熟 虑地处理问题，并把它们变成亿万人头脑中的知识。这与其说是收集事实，还不如说是培植信息。

不幸的是，许多记者自身也对分享“旧”信息心存障碍，对那些带有“旧闻”气息的报道心存疑惑 （“那事儿我们已经报道过了”……“这事儿早就发生过了”）。在他们眼中，不论什么消息，只要好像是最近发生的，就一定要报道，比如最新的民意测验、当天 耸人听闻的私人越轨举动、今晨的法庭证词等等。“我的任务不是教育公众，”电视制作人斯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 )坚持认为，“我的任务，是告诉公众正在发生的事情。”

弗里德曼将教育和告诉分开，这一划分非常关键。教育，必须承担一种责任――保证知识的有效性；而如果仅 是告诉，那就只需关注如何把耸人听闻的即时新闻传播出去。记者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简明新闻上，这样就无需对受众承担任何义务。他们也就不用去考虑信息面临 的窘迫局面：就算信息报道出去了，可是如果人人都心神涣散，无心理睬，对其视而不见，那么这种报道有什么意义呢？这就等于把一根针抛进大海里。

“国家公共电台”的“国事论衡”(Talk of the Nation)节目有一个每周一次的编辑会，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一些制作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简明新闻的落足点是不是过时了？有人提议播放一个预 防爱滋病的教育节目，因为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人们在这方面显得很无知。但是资深制作人和会议主持人却否定了这个想法，他们的依据是，这超出了新闻业的范 围。这条消息已经报道过了，他们坚持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报道旧新闻。

这件事情表明，新闻工作者仍然顽固不化，拒绝去适应信息共享这种新范式。而传统的新闻媒体也没有跟上从 信息匮乏向信息充足这一范式转变的步伐。由此也能理解像Yahoo，Alta Vista、Excite和其他万维网资料库为什么正逐渐成为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在当今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不同步，但消费者却都急切地想说， 他们的感受是共通的。他们的注意力正从简明新闻转向那些直言不讳的教育者，这些人毫不畏惧“旧新闻”。人们认识到，虽然信息过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 只要对它加以调教，也可将其变成一片丰饶美妙的田地。

要想理解新闻业现在必须经历的转变，我们最好还是回顾一下《社论研究报告》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这一新闻服务的历史。这本刊物的出版地是华盛顿特区，出版者是“国会季会”(Congressional Quarterly)<一个提供政策方面的信息服务的机构。>。《社论研究报告》创刊于本世纪20年代，是一个为新闻记者提供信息服务的杂志 ——其服务对象尤其是那些擅长发表意见而不善处理实际数据的报纸主笔。曾是该刊编辑的马库斯•罗森鲍姆(Marcus Rosenbaum)说，“在二三十年代，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多。只有新闻电报、图书馆和他们自己的笔记本，百科全书和从学校学到的一般知识也是来源 之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当我在80年代末进入这份刊物时，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获取他们想要 的任何信息。他们可以在网上搜集材料，也可以求助于象NEXIS和Data Times这样的数据库，还可以打电话向别人咨询。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再是抛给他们大量的信息，而是把大量信息萃取成他们有时间阅读的东西。如果你在 NEXIS里查询救济金改革方面的问题，你会得到53，000条命中的信息。这么多的信息你怎么能够处理？但是如果我能用8000个单词来答复你，那就很 有意思了。”

罗森鲍姆描述的正是现代记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成为人类全部知识的电子档案的照看者，成为具有预测能力 的的电子图书馆的管理员，而不单单是简明新闻的播报者。这样一个世界使我们有必要重塑信息的价值观，认识到分享和整理已有的信息比搜寻纯粹的新信息更重 要。新新闻/旧新闻这种范式已经过时。新信息就其本身来说，不再是一个值得最好的记者、最好的分析家和最好的头脑追求的目标。新闻工作者必须从一种更加宏 观的角度来把握信息，把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来处理，而不仅仅是获取。
我们需要的，不是众多的新闻，而是共同的理解。信息的提供者在哪儿，信息的需 求者在哪儿？我们必须学会分享信息、精心地处理信息，并将之转变成为共同的知识。今日的《纽约时报》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的每周新闻正逐渐从新闻 服务提供者转变成一个重要的新闻分析中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认识到，现在大部分的最新消息都是通过电视和因特网播发的。在时间上印刷出版物将永远 处于落后的地位。

在针对信息过剩作出的诸多反应中，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重新定位，像The Utne Reader这样的刊物最近取得的成功可以为此作证。这份双月刊曾在海报中将自己称作“最佳的另类媒体”。Utne将全国数百份不同的杂志汇集到一起，对 有些部分进行删节，或把有些部分浓缩成千字的综述。一篇典型的Utne文章，会把四篇乃至更多的报道中的信息和观点拼接在一起。新近出现的《全国时报》 (National Times)提供的服务和Utne类似，只不过其关注的是更加“主流”的政治话题。许多其他的报纸（如《华盛顿邮报》）和杂志（如《民族》(The Nation)）现在都开设了定期的“杂志读者”专栏，有专门的作者像Utne那样从众多的媒体中筛选出少数特别有价值的文章。

此外，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参与一项名为“公共新闻”的新闻反思运动。参与者都积极呼吁，放弃单纯求新的新闻，转向共享的、中肯的信息。由于对新的信息环境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认为，“公共新闻”以及其他重估记者角色的运动，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必须的。

《信息烟尘》.7

信息烟尘8 逸闻趣事现象。这一章让我想起最近的“纸浆陷”包子新闻。新闻是假，抑或打假新闻是假。中国比美国还复杂。哈哈。

以下几章就略去了，和咱们关系不大。
10．一个由孤独分子组成的国度
11．超级民主
12．来自信息水洼的生物
13．信息监视

第14章 逸闻趣事现象

有一个曾以口头和文字形式流传过的故事：许多年前，伟大的杜瓦米什(Duwamish)印地安酋长、皮 吉特海峡周围六个部落的统治者西雅图(Seattle)，由于对白种人的掠夺行径非常反感，于是坐下来给白人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他郑重声明，“我看到上千只美洲野牛在大草原上腐烂，它们是被从这儿经过的火车上的白人射杀的。”西雅图酋长督促皮尔斯总统仔细考 查一下其人民的行为后果：“当所有的野牛被杀光，当所有的野马被驯服，世界将会怎样？当森林的每个隐秘角落都充斥着人群的气味，当果实累累的山野风光被说 话的电线污染，世界将会怎样？”

故事接着会说（人们经常重复这一段）：毫无疑问，西雅图酋长那封感人至深的信已经成为现代环保运动的一 篇关键性文献。它被众多募捐呼吁所引用，它在示威活动中被慷慨激昂地宣读。谁能不被这高尚而充满悲剧意味的诉求打动呢？这封信引发了一种集体的负罪感，在 种族和环境问题上造成的百年罪孽，使人们内心难安。

但上面提到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真的，而是得克萨斯州的编剧特德•佩里(Ted Perry)为1971年的一部生态电影写的剧本。（佩里承认：“我写过一段讲话，那段话是虚构的。”）历史事实却是，西雅图酋长是一个凶猛的斗士，因其 对其他部落的进攻而闻名。他虽然被描述成一位睿智而高明的政治家，但他肯定不曾留意过一头野牛或一列火车，甚至都没有听到过北美夜鹰的唧唧喳喳，这些东西 都是佩里自己编造的。在西雅图酋长生活的年代，他周围数百英里范围内是不会有野牛、火车和北美夜鹰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将虚构和事实分开，就像《纽约时报》和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真假之辩一样。我们可以一遍又 一遍地重复事实，就象念经一样。但我们却挡不住一个好故事的诱惑，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关于西雅图酋长的虚构性描述，即特德•佩里的版本，才能够出现在 《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上，并且成为近年来的“地球日”和其他环境保护活动的中心话题。（这本书名叫《鹰兄，天姐：西雅图酋长的预言》 (Brother Eagle, Sister Sky: A Message from Chief Seattle)。）历史学家戴维•伯奇(David Buerge)说，“这个例子典型地再现了那句老话：当事实还在穿鞋准备上路时，谎言却早在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前进了。”

只是在今日，谎言的传播才如此迅速。在这个电子时代，一个讲得头头是道的谎言能在几秒钟内绕着地球转一 圈，而真相却被层层封锁，埋葬在堆满统计数据的档案柜里。这个奠基于事实之上的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跨越了那个被破坏性的神话和迷信所纠缠的时代（现在 我们知道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而不是由嫉妒之神在起作用；火山的喷发与少女的童贞毫无关系）。但是，信息的过度充裕也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其中之一 就是，在这个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的社会里，我们变得更容易相信那些误导人的、简单化的神话。

信息烟尘的第11定律
当心那些消解了所有复杂成分的故事。

如果我们可以把信息过剩比作暴饮暴食，那么逸闻趣事现象（anecdotage，这个词是专栏 作者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创造的）就像吞食了过多甜点：这是一条获得“快”乐和短暂满足的捷径，但最终却无法止渴，它甚至非常危险——就和“零卡洛里摄入”会扰乱营 养结构一样。最近一段时间，在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美国学者，他关于比较神话学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文明中的神话的功能。>、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电台记者，曾呼吁媒体对宗教和神话给予更多关注。>和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诗人、翻译家。>的影响下，我们一直在颂扬神话的魅力，但我们也要记着对神话保持警惕。
在这个问题上，事物的两面性也表现 得很突出。基础教育学者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把隐喻比作一张行车地图，他解释说：“失去隐喻，思维将无法开动。”人们天生就能从简单但却动人的故事叙述中获得启示和指导，而干巴巴的信息 就围绕这些叙述拼接在一起，从而获得意义。

但是，如果这些思维行车地图上标明的道路和河流并不存在，那又会怎样呢？在逸闻趣事的滥用方面，当今最 出名的人物也许要算罗纳德•里根这位“伟大的传播者”了。在1976年和1980年两次总统竞选中，他都曾斥责一名杜撰出来的“社会救济女王”（里根从没 有公开提到过这个名字）。据说这个女人使用了80个化名、30个住址、12个社会保险卡和4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已故丈夫的名字，从社会救济金中诈骗到了15 万美元。而实际上，最接近事实的一个例子是芝加哥的一个女人，她使用两个假名不正当地获得了8000美元的救济金。不过里根的故事却嵌入了公众的大脑，这 不仅帮他在1980年当选了新一任总统，而且促成了1981年那严厉而苛刻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那场全民直接投票实在让人恶心，”当时的《华盛顿邮 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以为，如果你坚持认为，所有领取救济金的人都和那些被定期曝光的大骗子及‘社会救济女王’一样，是一类货色，那么这方案就是有意义 的。但是如果你认为，领取救济金的人并不是一群需要受到惩罚的罪犯和劣等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惩罚性的、贬低人格的法案其本质到底何在。”）

如果因为如此容易上当而以为自己非常愚蠢，那也没有必要。其实，我们天生就是如此，我们对神话和隐喻的 亲和力已经深入脑髓。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解释说，在人类的生物性方面，从其发展历程的大部分时间来看，“生动鲜明的信息”一直就是唯一的学习途径。“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他 解释道，“可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叙述性的信息。在早先的无文字记录时期，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学习的。使用统计数据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认识世界，那是后 来的事了。”

为了验证我们对叙述性信息的信赖，尼斯比特曾做过一些试验。在试验中，被试者看到的统计数据和叙述性信 息是互相矛盾的。这些试验表明，叙述性的信息总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某个试验中，试验对象将和一个监狱看守见面。这看守或者显得通情达理、正 派得体，或者显得残暴而嗜杀成性。然后，试验对象会看到关于大多数看守的实际情况的硬性数据，并被告知不用理会他们遇到的、起演示作用的看守给他们留下的 印象。“试验表明，”尼斯比特说，“虽然被试者知道他们遇到的人没有典型性，但他们对监狱看守所做的整体结论却不会有丝毫改变。那根本就无关紧要。唯一起 作用的，是我们展示出来的看守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歹徒。如果看到的是一个和善的人，他们就会以为监狱看守不那么坏。如果看到的是一个恶心的人，他们就会以 为监狱看守实在让人感到恐怖。”

心理学家证实了丹尼尔•朔尔的直觉，在所谓的媒体时代里，逸闻趣事现象是一个特殊问题。罗伯特•恰尔迪 尼曾提到过一条“第22条军规”似的悖论：“在高度复杂的智力装置的帮助下，人类创造出其他物种未曾创造过的文明。我们创造的环境已是如此复杂，变化节奏 如此迅速，信息如此充裕；但我们却不得不以一种动物的方式来适应它，而在进化史上我们早就已经超越了动物阶段。”信息狂热就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一次行为转 嫁，把应付海量信息的任务抛给了动物式的适应方式。

新闻记者是保护公众免遭欺骗的第一道防线，但他们也经常成为欺骗性的逸闻趣事的牺牲品。这些故 事故意迎合人们的先入之见或他们对某人某事的猜疑。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注意力越来越无法集中，新闻记者也和其他人一样，可能比过去更容易上当了。看看 最近发生的几件生动的政治趣闻吧。

事例A：据报道，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乔治•布什参观了某地的一个超级市场，食品杂货部收款台的激光制 导扫描仪让他分外困惑。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赫然写道，“布什撞见超市，目瞪可呆”。布什已在白宫和副总统官邸连续生活了11年，人们以为他已 经有些脱离群众了。在此之前，曾有新闻报道说，在某个加油站里，布什竟然不认识新型的加油泵。扫描仪的故事不过是又一次验证了布什脱离群众这一说法，而这 正是新闻记者和反对布什的人正在寻找的东西。他们重复了相同的故事。

某些轶事虽然到处传播，但最终事实却是，这些东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一个甚至都不在现场的《纽约时报》 记者，曾经编造了一个无趣得多的事件：某家新技术扫描仪的制造商向布什演示了他们的最新产品。在谎言被戳穿并被报道出来以前，布什的形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 损害。“这严重损害了总统的公众形象。”布什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写道。后来布什在选举中落败，这多半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脱离群众了。

……

逸闻趣事是我们的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些多半没有事实根据的重要叙述，甚至有一个流行的名字：我们把这样的故事称作apocryphal（无稽之谈）。

Apocryphal：形容词。1.其作者的身份或真实性值得怀疑。2.错误的；虚构的。

Apocryphal（无稽之谈）。当谣言在舌间翻滚时，我们体会到一种作恶的乐趣，我们咧嘴笑着，相 互间暗中眨眼，含蓄地暗示，那多半是个谣言——但如今这样的东西太多了。这种社会共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去了。在商业和政治事务中，我们通过轶事来操 纵人们对某人某事的印象，且常常以这种操纵能力的高低来衡量我们成功与否。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往往十分荒谬。“沃特•汤姆森”(J. Walter Thompson)广告公司的两位业务经理在《国际广告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上吹嘘说，对某种止疼药的独一无二的疗效所进行的夸张宣传，对病人产生了实际的疗效。“双盲试验证明，品牌效应在止疼效果中起的 作用占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他们写到。“品牌就跟药品的内部成分一样，它和药理作用相互配合，产生的疗效比未标品牌的药片强大得多。”

这种言论体现出的狂妄自大令人瞠目结舌。广告者不仅吹嘘其宣传的药品具有疗效，而且还说这种夸张本身也 有治病作用，并以此为其关于止疼药的夸张言论作辩护。这种声明传达出的讯息是，既然可以证明品牌具有止疼作用，那么我们自始至终就用不着担心真理是不是遭 到了歪曲。诚然，无稽之谈和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随着人们的精力越来越分散，谎言将比真相跑得 快得多，而且它们往往会转化为真理。

《信息烟尘》.6

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碎的。一块碎裂的镜子。
第9章 巴别塔村 文化的延伸与碎片化

在这个日渐缩小的电子世界里，CNN、MTV和《华尔街日报》需要你――不管你是在台北还是在 格林威治镇<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电话、电视、卫星和电脑几乎使任何人都可以瞬时联络，地理距离的远近已无关紧要，这造就了一个几乎是全球 范围的文化景观。100多个国家可以看到NBA比赛。151个国家可以买到丰田汽车。185个国家可以喝到可口可乐――这比联合国的成员国还要多出7个。 而万维网，作为全球的电子图书馆，使所有上网的人可以同等地接触信息。它的兴起，只不过使全球文化景观更加广阔了。网络页面，和人类本身一样多姿多彩，不 过它们全都连接在一起。于是网络造就了一个小世界――12英寸或20英寸的小世界，依你计算机屏幕的大小而定。

不过，全球村只是事物的一方面。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坦利•米尔格朗的清单――在刺激过载时人类有哪些反 应。清单的最后一条，即第六条是：“形成专门的制度来吸收输入，以防止个人被输入淹没。”没错，信息化的世界也应验了这句预言。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在美 国各广播波段间一路听过去，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好像突然间撞见了一个分化严重的新文化的声音展览：从hip-pop到“冷爵士”(cool jazz)，从“死亡金属”(death metal)到“融合音乐”(fusion)，从60年代经典歌曲、摇摆乐到grunge<这儿提到的都是流行音乐的一些门类。>，从公共广 播新闻到煽情聊天节目――没有哪个电台有丝毫的相似性。ABC卫星广播网络的总裁李•艾布拉姆斯(Lee Abrams)说，“全都变得越来越区位化了，越来越碎片化了。”无数剪裁得非常狭窄的广播风格，在过去几十年里蓬勃发展起来。

在任何一个有线电视系统的频道间跳跃，也能体会到相同的支离破碎的感觉。这就跟浏览一个装有数百份区位 杂志的书报摊一样――从《背包族》(Backpacker)到《雪茄发烧友》(Cigar Aficionado)，到《家居办公计算机》(Home Office Computing)，人类的每一种职业、每一种嗜好都有一份或多份杂志。在Usenet上，约有14,000个电子讨论在同时进行，从 alt.animals.badgers<这是因特网新闻组名称的标识方法，由以点号分隔的词组成，表示该新闻组的讨论内容。这个新闻组的内容是： 动物－獾。>到rec.antiques.radio+phono<娱乐－古董－广播＋声音。>，从rec.hunting<娱 乐－打猎。>到soc.bi[sexuality]<社会－双性恋。>。透过媒体竞技场的喧嚣，我们明显地发现，其中存在的不是文化的 共通性，而是一种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无法通约）。当社会越来越虚拟化，这种碎裂和政治分化只会有增无减。1994年，关于因特网政治格局的第一次大 型的政治性调查，展现出一个极度破碎的虚拟世界。这一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研究者报告说，“虚拟社区，更像现代健康俱乐部里的半私人空间，一点也不像雅典 市民辩论会那样的公共空间，它不能提供讨论交流的机会……虚拟社区的成员们聚在一起，不是商讨和辩论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而主要是切磋他们自己的兴趣爱 好，加强相互的共通性。他们排斥志趣不同的人。这样，他们最终强化了现代社会的破碎和分裂。”

由此看来，我们的世界多半不会变成一个温馨的村庄，而多半会退回到一个电子巴别塔<《圣经》中， 诺亚的后代拟在巴别城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操不同的语言，塔因此终未建成。后来人们以“巴别塔”喻嘈杂混乱的地方。>村，一个全球摩天 大楼。新的信息技术不是把我们聚集到村镇广场上，而是把我们分隔在众多的社会小屋里。中心地带越来越少，共同的交往渠道甚至都不会再有。1978年，三大 电视网络――ABC、CBS和NBC――赢得了美国黄金时段90%的电视收视率。十年之后，这一数字降到了64%。从1980年到1990年，像《读者文 摘》、《时代》和《生活》这样的大众口味的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而在同一时间，却有将近3,000种新杂志诞生，其中大部分的定位都非常狭窄。“其实，根 本就没剩下什么大众媒体了，”一个广告商在1990年告诉《福布斯》杂志。

这句话有些夸大了。显然，大众媒体依然存在，而且就其传播范围来讲，比以往更全球化了。不过，实际上人 们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了狭窄的、专门化的交流领域里。15世纪开始，随着印刷术的诞生，文化的大众化急切向前推进，而19世纪的“便士新闻” (penny press)<指《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新闻变革，把报纸报道的范围从商业和政治新闻扩展到犯罪、娱乐等内容。>则给它以更大的推动力。不过，从本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方向完全掉了个头，传播格局的变化促成了一个专业化的区位文化的诞生。

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幅平行的、但似乎又相互矛盾的景观。的确，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被捆绑到一 个巨大的电子基础设施上，可是在其整体性之下，这个网络化的地球也正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不过，两幅景观的共存也完全合情合理。这就像一个大型的鸡尾酒会 分化成一连串的小型谈话――酒会的规模越大，小型谈话也就越多――所以，当地球居民全都掉入一个虚拟村庄时，情况也是一样。为了维持亲密交流，为了维护我 们各自的特殊性，我们就在这个全球摩天大楼里分裂成了一簇簇的小团体。
……

“一座分裂的房子不可能站立起来，”亚伯拉罕•林肯1858年如此断言。100多年后，华盛顿特区的波 拖马可河边，在那神圣的纪念堂里，我们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指林肯。>心满意足地坐在一把大理石巨椅上。但是，如果林肯能够向右偏转120度， 他就不会那么信心十足了。在河对岸不过一箭之地的一幢办公楼里，这个国家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分裂――这一次不是枪炮，而是微处理器。弗吉尼亚州亚里山 德里亚市威尔逊林荫大道1525号，“清晰”(Claritas)的总部就座落在这儿。Claritas，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其创建者就是区位文化之父， 乔纳森•罗宾(Jonathan Robbin)。

现在我们所知的“区位营销”(niche marketing)，是Claritas于从本世纪70年代开创的。在区位营销中，人们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把消费者细分为一系列泾渭分明的小群体，而产品 推销则以这些小群体的不同口味为目标而设定。比如可以把人群这样划分：富有的市郊青少年、城市职员、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等等。具体操作则是，首先根据特定 受众群，挑选出他们特有的语言和形象；然后找到这些受众群经常光顾的各类区位媒体；最后把挑选出的素材安排在相应媒体上。比如，像Utne Reader这样社会体察力强的生活时尚类杂志，会由有机冰淇淋(organic ice cream)和环境银行业(environmental banking)的广告来点缀。而最新款的洗碗机广告，则会出现在“玛莎•斯图尔特生活”(Martha Stewart Living)这样的电视节目上。这些经过剪裁的销售广告，不仅可以提高编辑效率，而且在成本效益上也非常划算。商人们能够以较少的花费，接触到更多潜在 消费者，而且可以省去数目庞大的大众市场广告费用。一位有线电视推销商吹嘘道，有线电视“可以节省一大笔大面积浪费(geo waste)。”

依靠其突出的商业优点，区位营销在过去短短20年里就席卷了美国整个商业界。它是如此盛行，人们几乎都 不记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历史现象。“直到本世纪70年代，才有人设计出系统化的消费者分割和‘微观销售’(micro-marketing)策略，” 经济学家约翰•戈斯(John Goss)写道，“直到那时，当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条件成熟时，以消费者行为为基础的电子数据才得以积累和处理，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才得以进 行，以销售为目的的消费者地理定位才得以精确实现。”

戈斯所说的各项创新都可追溯到乔纳森•罗宾。如果文化大众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5世纪50年代古腾堡在 德国美茵茨发明活字印刷的话，那么它的对立面――非大众化(demassification)，这是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命名――也许可以精确定位到 美国人乔纳森•罗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倒腾出来的东西。当然，在这个信息过剩的世界里，分裂破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毕竟还是得有人出来为这一趋 势制定一些参数。正是罗宾第一个意识到计算机不光可以用来进行闪电般的计算，而且可以输入程序，将那些本来无法处理的庞大数据摆放在一起，把模式识别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区位文化诞生了。

事实上，早在乔纳森•罗宾直接介入此事之前，这一新文化就已经开始酝酿了。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 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或者说ENIAC，是为美国军队设计的，可以用来改进导弹轨道的计算。这个庞然大物由18,000个真空管、6,000个开关、 10,000个电容、70,000个电阻和1,500个继电器组成，占地1,800平方英尺。不过，这笔投资的回报也是巨大的。ENIAC每秒钟的运算次 数竟然可以达到5,000次――这比以前的任何计算机器都要快1,000倍。

如此惊人的运算速度引起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密切关注。1951年，他们获得了ENIAC的后代产品， UNIVAC（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用来改善人口数据的分类列表。不过，即使在1960年人口普查之后，UNIVAC仍然只被看成是一个节省劳力的机器，一个极为强大的 计算器，可以作加减运算及信息排列和归类，其速度远非人手可比。人口普查局里尚没有一个人认识到，除了分类制表以外，他们的机器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着手他的“消灭贫穷”(War on Poverty)计划。不过，在“经济机会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OEO)开始推行社会救济计划网之前，它得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所有美国人及其经济收入作一个详尽的统计研究。这一任务需要把来自政府诸多机构，包括 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协调和整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OEO招募了罗宾。罗宾是一个“人类生态学者”，在人类的社会习性研究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在进入 OEO以前，罗宾已经开始在某些课题上使用计算机了，比如他所在领域中人们所熟知的“大范围多变量统计分析”。罗宾为OEO编写了一些程序，把来自所有 29个不同机构的信息联系起来，并对美国的每一个地域进行了详尽的社会经济学比较。每一单元大约有1,500个家庭，而这正是当时人口普查局对美国街区的 最为近似的描述。

这项工作的成果，是一个查询起来极为方便的数据集合，该集合包括美国各街区及其富裕程度、流动性、种族 状况、城市化程度和住房类型的数据。这不光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也是大范围统计分析上的一项突破。这一突破表明，将一个国家划分成数万个小单元，可以极 为有效地增进对整个国家的了解。

这同时也是一个蕴藏着无限商机的金矿。“联邦人口普查所得的10亿条信息，被我缩减成40个街区类 型，”现在罗宾自夸道，“这样，人们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用到真正的销售行动中去，去创造真正的财富，享受更好的生活。”1971年，罗宾建立了一个名叫 Claritas（“清晰”(clarity)的拉丁文）的公司，以此验证他的预感――一个全新的消费者市场数据库即将在他手上完成。从这样的数据库中， 各种私营公司可以对各类生活方式进行勘探、培育和开发。这样，市场人口统计学就可以超越笨重而不实用的交叉制表法。那种粗糙的方法只能把大量的调查样本按 年龄、性别、种族等划分成小单元。它必须以子群体为基础对数据进行度量，而如果原始的被调查群体规模不大的话，子群体规模就会很小，这使得整个过程在统计 学上失去意义。

1976年，罗宾推出了他那里程碑似的“棱镜”(PRIZM)数据库，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地域人 口统计的(geodemographic)分析。（正如棱镜(prism)会把一束光分解成一道光谱，展现其组成成分，PRIZM也会把任何一个消费者市 场变成一系列色彩斑斓、泾渭分明的街区类型，所有类型一起构成整个市场。）借助于高超而详尽的算法，PRIZM发现了各个地域在统计上的相似性。用计算机 诞生以前的方法进行分析，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街区，从来都无法进行如此清晰的归类，而现在，它们被集合在一起，并分别放置在一个单独的“生活方式”类别下 面。比如，俄勒冈州的莫拉拉(Molalla)、纽约的摩拉维亚(Moravia)，都是“猎枪与小货车”类，主要居住着大家庭、熟练工匠和体育爱好者； 而“游泳池与庭院”型市镇，如堪萨斯州的密西恩(Mission)和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Fairfield)，住着年长而富裕的白领，喜欢打高尔夫球 和周日烧烤。这些生活方式的类型一共有40个，几乎全国每个社区都被归入一个特定的类型。“这些基础类别，是经过实际消费行为数据的多次检验、修改而精确 划分的。汽车购买者、杂志订购者、房地产交易、消费赊欠、直接的销售反馈和顾客购物数据等多种资源，一道构成了数百万消费者的消费记录，PRIZM的行为 学测试和修订正是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以计算机为支撑的生活方式分析，其最后一步，就是给各种生活方式的类型绘上一张让人亲近的脸。 这一任务落在了销售天才罗宾•佩奇(Robin Page)的头上。Claritas雇用他的目的，就是给每一类型起一个琅琅上口的名字，做一番简洁的描述――金钱与头脑、老百姓、西班牙混合体等等。于 是，一个由计算机推动的区位销售的新时代诞生了。

Claritas的美国40种生活方式类型，1976年

蓝血阶层――美国最富裕的地方
金钱与头脑――时髦的都市飞地
毛皮与旅行车――金钱新郊区
都市黄金海岸――富裕阶层摩天楼
游泳池与庭院――年长的中上阶层的郊区
再上两个台阶――舒适的多种族郊区
年轻权势派――雅皮
年轻的郊区居民――年轻家庭
上帝之国――新开拓地区的富裕阶层的新兴城市
蓝筹股蓝领――最富有的蓝领郊区
波希米亚混合体――城市内部的不拘时俗者
美国莱维敦(Letittown)<为二战后的老兵及其家庭建立的居民区的名称。>――衰落中的二战后亚群体
灰色力量――中上层退休者
黑色进取心――中层和中上层非洲裔美国人
新的起点――城市边缘的单身综合建筑区
蓝领幼儿园――中层年轻家庭市镇
新的农场所有者――城市远郊新兴小镇的年轻家庭
新熔炉――新移民街区
市镇与学士服――大学
老百姓――年老的蓝领工人
中型美国――中型市镇
年长的北方佬――工人阶级
煤矿区与玉米镇――工业区
猎枪与小货车――伐木与农业村庄
金色池塘――傍着山岭与湖泊的乡村小屋
农业综合企业――农场小镇
新兴少数民族――城市工人阶级中的非洲裔美国人
城市单身蓝领――城市下层单身
矿山与工厂――苦苦奋斗的钢铁和采矿小镇
穷乡僻壤居民――偏远落后的农场小镇
norma rae-ville――中下阶层工业小镇
土里土气的市镇中心――小型工业城市的市区
粮食地带――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
重工业――底层工人阶级
共享农作物――南部农业村落
南方风格的城区――衰落中的南方各州非洲裔美国人街区
西班牙混合体――省(Barrios)<西班牙语中的地方行政区域。>
烟草之路――非洲裔美国雇农
痛苦挣扎――最穷的农业区
公共援助――城市贫民区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看看 PRIZM到底有什么样的用途。Räumtrupp是一种高脂多泡的德国啤酒，某个代理该酒的美国分销商想扩大其消费市场，他首先会很自然地想到以下两个问题：
1．还有那些人会为这种精心酿制的啤酒掏钱呢？
2．如何以最佳的方法找到这些人呢？

PRIZM的数据库，已经包含了喜爱进口啤酒的几组生活方式的类型。而且，数据库也显示出这些潜在的顾 客居住在哪些街区，如蓝血阶层、都市黄金海岸和波希米亚混合体。市镇与学士服也很有希望，不过，新的农场所有者、矿山与工厂及猎枪与小货车注定是不会成为 有效目标了。哈，这些目标街区的方位图有了；每个区位群体喜爱的电视节目、常听的广播电台、订阅的杂志的清单也有了。啊对了，他们的住址也有了。

……

尽管这种效率极高的异步区位资本主义让生活舒适无比，但它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因为，当世界逐渐被划分成各种截然不同的消费部落，人类就会逐渐失去它曾拥有的极为宝贵的东西：共享的信息和共同的理解。

《信息烟尘》.5

信息过剩与文化的粗俗化

这一章非常精彩：面对竞争，人们凭直觉以为，提高音量是最有效的办法。不过稍微有些远见就会发现，这样反而加重了问题，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烟尘变得越来越浓密，穿越烟尘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音量和粗俗程度，与信息汪洋同时上升。

第8章 “二四效应” 信息过剩与文化的粗俗化

七年级时，在我的家乡怀俄明、俄亥俄，若想让同学们去看一看传单，比如即将到来的面包促销或学生自治会的会议通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下面的话开头，“性、性、性；喔，终于引起你注意咯……”

我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古老的粗俗故事呢？那是因为我曾收到一封陌生的电子邮件，其标题让我非常气愤，“我找到你的自动提款卡了。”我想我的自动提款卡没有丢失，不过很显然，我会跳过其他还没打开的电子邮件，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喔，终于引起你注意咯……

这封电子邮件和自动提款卡根本就没有关系。“我找到你的自动提款卡了”只是一个噱头，吸引我在信息汪洋中注意到它。写信者猜想，我通常会收到许多电子邮件，他没错。他想让我特意留意他的信。为了冲破把我团团围住的信息烟尘，他搬来了震惊战术这一救兵。

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每天有数百万人使用这种战术的 话，会发生什么事呢？信息过剩造成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创造出一种浸透着作假演戏的文化。人们都知道，要想让他们的信息直达目的地，就必须进行 信息包装，给信息裹上一层刺激人或挑逗人的外表。当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就会迫不得已地采取任何措施，使我们的声音凸现出来。我们喊得越来越响。打扮得越来 越花哨，越来越有挑逗性。语不惊人死不罢休。

面对竞争，人们凭直觉以为，提高音量是最有效的办法。不过 稍微有些远见就会发现，这样反而加重了问题，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烟尘变得越来越浓密，穿越烟尘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当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想冲破噪音 时，他们却意想不到地制造了更多的噪音。于是音量和粗俗程度，与信息汪洋亦步亦趋地同时上升。

信息烟尘第7定律
每一条充满高强度刺激的道路，都通向时代广场。

在一个信息泛滥的环境中，最困难的事并不是如何让讯息冲破 重围，而是怎么找到一个感兴趣的听者。斯坦利•米尔格朗在1970年曾解释说，为了适应超负荷的外界刺激，人们会在每一项信息输入上分配更少的时间，会尽 可能地减少信息的接收量，会安装某些过滤装置，使输入量维持在可以承受得住的水平上。说得形象一点，我们会堵住耳朵，捏住鼻子，戴上一副深色墨镜，套上一 件塞满防护垫的衣服。

不过，事情不会就此结束。有些人必定会绞尽脑汁地冲破保护 层，吸引负荷过重的我们的注意力。面对这些新的防线，传播者会本能地作出反应，拿出刺破防线的对策。人们戴上耳塞，他就提高嗓音。人们戴上墨镜，他就使用 强光。人们穿上塞满防护垫的衣服，为了留下深刻印象，他就给他们迎头一击。这样的手段已如此普遍，美国人甚至有了一个流行的表述来形容它：“为了引起他的 注意，我不得不用一根长宽二四的木材(two-by-four)<截面为二英寸×四英寸的、标准的建筑木材。>给他当头一棒。”
最 终，我们这个信息过剩的社会成了牺牲品。我们可以把凶手称为“二四效应”(two-by-four effect)。在一个信息泛滥的环境中，“二四效应”为传播活动提供了一条生路。不过，我们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谁都体会到，社会正不可逆转地变得 越来越粗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种新时尚浮现出来：垃圾电视、怨恨广播、煽情快嘴(shock jocks)<指收音机里耍贫嘴的节目主持人。>、扭曲的法律程式、广告噱头、极端粗暴和刻薄的言辞。
电影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色情和 暴力。广告变得更加吵闹、更富穿透力，而且还时不时地围着人们的口味极限旋转（一个男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的士兵首领如此问他，“你想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 什么样的文字呢？”“意大利辣香肠，”双眼被蒙的受刑者回答。这是为“墓碑”比萨饼制作的一则广告。）言辞污秽抬头，文明得体失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家庭情景喜剧中，某个角色吹嘘说，为了在结婚后仍然保持浪漫，他一巴“抓住了她的屁股！”理想主义者比尔•贝纳特(Bill Bennett)告诫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词句，并不是因为道德沦丧，而是那种想在一个商品过剩的媒体市场上吸引观众的欲望在作怪。贝纳特轻蔑地称之为 “文化的粗俗化”的东西，其他人所谓的“家庭伦理的危机”，这些现象都和信息革命脱不了干系；而好莱坞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抛弃，则与这些现象的关系隔了一 层。

虽然我们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清这场信息革命会在技术 方面玩出怎样的花样，但未来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却已经成形。它的颜色是刺目的氖气灯放射的光芒，它的音响特征是叫嚣、唾骂和爆炸，它的文化商标则是极尽粗 暴之能事的公共关系噱头。看看旧金山广播电台的表演吧：不少人以从金门桥上往下跳这种方式来自杀，旧金山广播电台向第1000个以这种方式自杀的人的家庭 赠送一箱Snapple饮料。而煽情节目主持人唐•伊穆斯(Don Imus)和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凭着出色的吹嘘技巧，竟赢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还赚了上百万美元。他们是“二四效应”的主要赢家。路易斯•法拉堪 (Louis Farrakhan)，一小群非洲裔美国人的精神领袖，是另一个受惠者。他手段高明地把那些恶毒的反犹言辞放大成全国媒体的关注点。仅仅通过引发争议，他 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卡米尔•帕利亚 (Camille Paglia)<美国作家、批评家，著有《性、艺术和美国文化》。>、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美国篮球运动员。>、麦当娜(Madonna)<美国女歌星、演员。>、艾尔•夏普顿(Al Sharpton)<美国浸信会牧师、黑人激进主义分子。>、罗西安(Roseanne)<美国喜剧演员。>、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美国政治评论家、脱口秀主持人。>、杰斯•赫尔姆斯(Jesse Helms)<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罗伯特•多南(Robert Dornan)<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人，曾参与1996年总统竞选>、斯蒂芬•博卡格(Steven Bochco)<美国电视制作人，作家。>――这个煽情主义者、注意力挖掘者的名单几乎无穷无尽，因为那些最优秀、最当红的名人现在正是以此 为生。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粗俗无礼往往是缺乏教养的表现；而外观俗丽则被视为格调低下、没有品位。可是在今日的注意力匮乏社会，人们却发现，举止粗野是 通向知名度、金钱和权力的捷径。这么多极富天赋的煽情主义者的杂耍表演，使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被传播学学者凯瑟琳•霍尔•贾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称作的“夸张的寻常化”的过程。嘴巴变成了扩音器，广告变成了撑大眼镜、搅拌内脏的戏剧表演。为了捕获注意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不 但被容忍，甚至被景仰。骇人听闻的举止，获得了财富和权力的回报。

至于选举，那更不用说了。政治竞选已变得如此刻薄伤人， “二四效应”是核心原因之一。竞选手段的日益卑劣，只不过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夸张、粗俗和招摇日渐繁盛。在马里兰州的一次参议员竞选中，威廉•布洛克III (William Brock III)造谣说，他在初选中的竞争对手鲁桑•阿伦(Ruthann Aron)已被法院判了欺诈罪。阿伦控告他。布洛克的辩护理由是：“谁都知道，夸张手法是竞选的一部分。”

在附近的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肯•巴内特(Ken Barnett)的县治安官候选人铤而走险，在电视上做了一个广告，在广告中把当政者弗兰克•卡斯尔(Frank Cassell)的照片和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肩并肩地放在一起，并把卡斯尔的副警长们说成是“迈着正步的盖世太保”，广告中还有一段出自《辛德勒名单》 的镜头。
纳粹是人类罪恶极致的象征，所以它被视为“二四效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爱达荷州，州教育督办安妮•福克斯(Anne Fox)，把她在办公室里最初度过的几个星期，比作著名的纳粹受害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遭受的迫害。

•在华盛顿特区，市长玛丽昂•巴利(Marion Barry)把一个联邦控制委员会比作一群纳粹党人。当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对这一夸张说法表示愤怒时，一位记者指出，金里奇自己也曾将林登•约翰逊 <美国第36届总统，接替被刺杀的肯尼迪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约翰逊总统施行的提高教育、降低贫困，减少种族歧视的政策。>方案比作纳粹主义。

•纽约州的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Charles Rangel)和梅杰•欧文斯(Major Owens)把“共和党契约”(Republican Contract)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比作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态度。

•在一封筹款信中，“全国来福枪联合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把联邦法律执行官们说成是“穿着长统靴的政府凶手”，影射他们是纳粹党的突击队员。

•O. J. 辛普森的律师约翰尼•科克伦(Johnnie Cochran)把警官马克•富尔曼(Mark Fuhrman)比作希特勒，称他为“种族灭绝主义者”。

“二四效应”渗透到我们家居和工作的每一个层面。“美国企 业协会”的传播学专家文森特•索利托抱怨说，“想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实在很难。”这个他经常提到的观点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从1930年到1990年， 广告费按人头平均，增长了2200%，民意测验也表明，人们对信息的记忆力有一个陡峭的下降。“每个星期我都收到许多请帖，”索利托说，“邀请我参加由公 共关系的专业人士参与的研讨会，讨论各种相关问题，如‘如何保证你的新闻发布被人阅读’，‘如何在喧嚣声中脱颖而出’。”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策略。他 解释说，他最近提出的一种技巧，是用邮件和传真两种方式发送新闻材料。这样就有双倍的机会抓住每一个目标的眼睛。索利托说，对那些忙得没时间打开邮箱的人 来说，传真发挥着“双层保护网”的作用。

直接推销信（广告邮件）的作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注意力延 续时间不断下降。不过，他们也知道，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要对此承担责任。80年代，广告邮件的增长率比人口的增长率要快13倍，当推销信件的数量激增时， 争夺注意力的竞争也白热化了。一个广告邮件作者满心向往地回忆道，“有一段时间，除了私人通信，人们一般只收到很少的其他类信件。可是现在，足足有一吨广 告邮件，你不得不与邮箱里的其他对手展开竞争。所以你的信封外观就不得不富于戏剧性，不得不醒目，并向人们暗示，如果他们打开信封，也许就会获得某些好 处，不管信里的内容是税收降低，或是除去了一个长期政敌。”

如今有两种颇受宠爱的广告邮件技巧，一种是伪私人 (faux-personal)信封，即信封上不带商业性的塑料窗口；另一种是附带声明的信件。（“如果你曾发送过附带声明的信的话，”另一位作者透露 说，“你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让你有所不便的话，我表示道歉。不过这是急件！’因为许多人不得不开车20到25英里去取它，而当他们发现这是广告邮 件时，可能会愤怒不已的。”）

传播学专家和广告邮件作者因职业原因而承受的负担，仅仅是 我们所有人现在所面对的景象的夸张情形罢了。信息技术把一般的公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业余媒体，它也因此让所有“信息暴食者”(glutizens)背负了 媒体行业的核心重担：抓住每一个观者。每一个人都想被人倾听（或阅读、观看）。如果现在我们就是媒体，那么我们每个人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一个已经信息 过载且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人群中搜寻注意力。既然我们既是信息过剩的受害者，又是为此添砖加瓦的“信息暴食者”，那么我们既是“二四效应”的受害者，又是它 的赞助商。

“二四效应”尤其有损新闻媒体的公正性。新闻制作不得不采取
各种无耻的措施来搜寻注意力。于是关于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报道，大部分都开始钟情于制造恐怖和散布危机：

“某团体发出警告：注意全球水源危机”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波斯湾之外的美国能源危机”
《亚特兰大现状》(Atlanta Constitution)

“危机促使汽车里程数增加”
《华盛顿邮报》(Washinton Post)

“日本环境问题的‘定时炸弹’”
《旧金山年表》(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教皇发出警告：警惕全球生态危机”
《洛杉矶时报》

“某报道发出警告：注意垃圾危机”
《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木材官员告诫：当心经济危机”
《旧金山年表》

迎合受众、散布危机，这体现了令人痛心的“新闻小报化”倾 向。这种滑向煽情主义的趋势主要受到了“二四效应”的驱使。（而且并不限于新闻的某个特殊类别，比如《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编辑蒂娜•布朗(Tina Brown)曾在90年代初力图使这份杂志更加“切题”，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积极促使供职于《纽约客》的画家创作更加“粗野”的插图。）

文化温度的升高，可能会带来一连串让人恶心的后果。粗鲁低 俗和煽情主义的增多，直接导致了侮辱和进一步暴力行为的增多，这一切顺理成章。“我丈夫在停车场里告诉某人她的灯灭了，她回应道‘我操’。她是在表示感谢 呐，”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说。

人们也认为，“二四效应”根本就没法摆脱。美国广播公司的 总裁戴维•韦斯廷(David Westin)说，“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再去放映‘奥奇和哈里特’(Ozzie & Harriet)<自40年代开始出现在美国广播、电视上的情景喜剧，是美国经久不衰的家庭喜剧。>，并指望人们会去看它。”如果真是这样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将来会怎样），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又一个夸张手法的侵蚀下，我们正一步步瓦解那温文尔雅的交流基础，而正是这种方式的交流在过去 的200年中一直在为这个国家服务。显然，今日的电视编导、电影制片人、演员、发言人和出版者都感到不得不提升竞争的热度，但这样的竞争严重损害了社会的 温和与明智气氛。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也因此而减少。任何事物都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除非是疯颠起舞，除非是声嘶力竭。

作为这样一种麻木剂，“二四效应”也冻结了那些最优秀的头 脑，使他们无法进入公众讨论的主流。你要赢得注意力，就不得不煽情，不得不制造轰动效应。对那些富有洞察力的聪明头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想法不 能进入音乐电视录像带，也不能进入眼花缭乱的网络页面。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向麦当娜和霍华德•斯特恩这样的人，哪些人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无 人问津呢？真是滑稽，“二四效应”压制的，恰恰是这个复杂年代中我们最需要的那些人――愿意直面生命的模棱两可性的人。

《信息烟尘》.4

升级换代是厂商之福，消费者之累。所以，Shenk说，他们推销的不是信息技术，而是信息渴求。但这不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游戏吗？如果大家都只满足于吃饱喝足，那经济还能往哪里发展呢？有本书不是叫《奢侈带来富足》吗？

第5章 雷鸟问题和其他“升级”陷阱

雷鸟问题(Thunderbird Problem)，是产业界为升级现象的阴暗面起的名字，以此概括过去几十年中福特公司的雷鸟汽车那众所周知的、折磨人的转变历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雷鸟(T-bird)最初面市时，是一款外表光鲜且极富冒险精神的迷人车型。可美国汽车工业的本质却是，不许任何一款车型长盛不衰。所以汽车款式每年都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使消费者感到，要紧跟潮流就得追求最新款式。

“有计划的产品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这一战略关注的并不是产品性能的真正提高，而是肤浅的外观革新。产品质量成了销售压力的牺牲品。渐渐地，当人们不再留意汽车本 身的整体性能时，许多车型最初的魅力和雅致就被人们视而不见了。雷鸟绝不是什么特殊车型，只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它才成了这一问题的最佳例证。

K.解释说，软件和硬件的情形也一样。一项产品最初是相当简单而灵巧的，但是为了让消费者不断升级，一大串花里胡哨的东西就会年复一年地加上去，直到最初产品的性能和精巧之处都被稀释殆尽。

当我去拜访迪安――那个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朋友时，他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熟悉。“这和‘麦金托什’的情形完 全一样，”他说。苹果公司每年都要提高机器的性能，在迪安看来，这种举措把机器的精髓都抹掉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最新一款的“强力”笔记本电脑，据称它 比我那已经两岁的机器的功能要强大得多，速度也要快得多。可它被软件拖累过度，所以实际上比我的机器还要慢得多。

雷鸟问题是这个过剩时代的特有病症。我们升级，因为升级如此容易。当我们热切向往着下一代神奇产品时，我们却把最初的目的忘掉了。我们拼命地往上堆啊堆，堆啊堆，直到某一天我们在甲板上装载了满满一大箱廉价无用的珠宝时，才发现船在下沉。

这种毫无理性的事情之所以会继续下去，多半是因为它可以带来惊人的利润。按计划进行的计算机淘汰过程，每年为程序员、制造商、销售商和公关人员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成。不过消费者却从来没有从如下经历中获得过收益：

[地点：“顶尖”微电脑销售部]
售货员乔：漂亮吧，这家伙？
消费者杰里米：这台机器的配置是多少？
乔：150兆赫主频，1G字节硬盘，内置28.8传真/调制解调器和4速光驱。打折后1,800美元，今天你就可把它抱回家了。
杰里米：好像还不错，我买了。
乔：好的，你去他们那边交款，然后在右边那个柜台拿机器，大约18个月后我们再见吧。
杰里米：你说什么？

乔： 没错，当你知道可以用几乎同样的价钱买到一台速度快得多、内存也大得多的机器时，你就会回来的。这机器还是会正常工作的，不过当你看到办公室里的新家伙 时，你就会觉得这机器实在是太拖沓了。同事们会指着你的机器，说它都快成化石了。此后的某一天，你会听说自己最喜爱的软件有了新版本，而软件的说明上特别 提到，在你那内存不足的机器上它将无法运行。就在同一时间，20倍速的光驱上市了，你那4速光驱会显得分外凄惨……

当然，没有哪个售货员在向你兜售商品时会不加修饰地坦白这些事实。但是，在每天发生的软件和硬件购买活 动中，销售者向你暗示的，就正是“产品会被迅速淘汰”。还记得Windows 95吗？当“微软”推出它那让人望眼欲穿的系统升级版时，（在杰伊•莱诺(Jay Leno)<美国喜剧演员、电视主持人。>和“滚石”乐队的帮助下）他们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甚至有些计算机商店在午夜开门销售第一份软 件。只有音像商店在发行某些火爆的流行专辑时才这么做过。

不过Windows 95在1996年到底有多火呢？如果你对这种旧新闻没什么印象，那是因为“微软”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效果。毫无疑问，紧跟着这本书的出版，一个新的升级版 ――Windows 97就会粉墨登场。既然和其他所有公司一样，微软需要从升级中获得它的大部分利润，那么真正的产品就既不是软件也不是硬件，而是信息渴求。为了让公司在华 尔街的短期表现显得不错，企业间的竞争就变成了竭尽全力说服消费者为升级版掏钱。

信息烟尘第5定律
他们推销的不是信息技术，而是信息渴求。

信息产业的销售目标就是说服消费者，不管他们拥有什么，让他们永不满足。这一招很奏效。90年代初， IBM发现，人们每隔五年更换一次电脑。到1995年，用户们只要两年就会觉得他们的机器落伍了。以现在的更新速度来看，估计到2005年，这个国家扔进 垃圾桶的电脑将达到1.5亿台。因此，当我们以为买电脑仅仅是为了它的技术性能时，我们其实是在欺骗自己。显然，在每一次购买活动的后面都隐藏着一个强有 力的社会因素：紧跟潮流，不要落伍。

计算机的“社会性速朽”特征，不只对我这样的电脑狂热者是一个问题。促使我的硬件和软件每隔几个月就升 级一次的那股力量，也是推动你的医疗保险费直线飙升的原因。当技术变革使相关的每一个产业都加速变化时，那些在软件、硬件“升级”及员工培训上花费的费用 也就被榨取掉了。这些费用几乎成了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

《信息烟尘》.3

在这一章，Shenk追溯了技术乌托邦在美国的思想源流：万尼瓦尔•布什、德日进。在他看来，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有些偏激，或者说想象力不够。别说电脑，给每家安一个发电机，不正是分布式发电的设想嘛。

第四章 “新一代的天才”――憧憬着一个技术的乌托邦

……

除了戴维•萨尔诺夫，我想我还可以把另一个幽灵召唤到今日世界来。我不由得想起了万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我在想，也许他可以坐在我曼哈顿公寓的桌前，在我那“麦金托什强力笔记本电脑”(Macintosh Powerbook 180)里摸索前进，从这个窗口进入一个奇妙而激动人心的虚拟世界――给地球另一端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几分钟后就收到了回信；用关键词和关键短语在上百万 的文本页面中搜索，并随心所欲地进行电子分类和文档编辑。当经历到这一切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太恐怖，太不可思议了：他的预言全都实现了。1945年7月，作为战时“科学研究和开发局”主任和“曼 哈顿计划”的“超级智囊”主管的布什，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可以这么设想”(As We May Think)的文章。文章以惊人的细节展示了信息技术的未来景观。在八页长的文章中，布什勾勒了缩微胶片、调制解调器、传真机、个人电脑、硬盘、语音输入 文字处理、还有最重要的――超媒体的概念。他还为未来的办公桌作了一番设想，他称之为“memex”――一个微型图书馆，里面存放着一个人一生中可能积累 的所有录像和文章，设有瞬时查找相关信息的功能，并能把结果投射到一个内置的显示终端上。当使用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数据包之间的新路径时，新的电子连接就 会形成，使用者可以在今后借此重新查找原来的路径。

“人的大脑，”他说，“在连接中运行。当它握住一条线索，在思维连接的暗示下，它会迅速地抓住下一条， 这一切都与大脑细胞所负载的某些复杂的路径网络一致……人类不可能用人工方法来完整地复制这一智力过程，[不过]以连接而不是以索引展开的选择过程，也许 能够实现机械化。”

布什对技术的作用充满信心，这与美国悠久的技术乐观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当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达到其成就顶 峰时，这种乐观情绪的出现无疑显得颇为合拍。美国的军事技术已经拯救了西方世界，那么顺着这一思路，现在其民用技术将会迅速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准。美 国经济若能从战前萧条中恢复起来，技术将起支柱性作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经济恢复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但至少在1945年，资本主义仍被看作是摇摇欲坠的美国试验。大萧条仍在记忆中隐 隐作痛，人们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形势颇为担忧。今天，我们把二战后众所周知的工业高潮、享乐主义和生育高峰视作理所当然。可如果回溯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就 会发现，政治和经济领袖们对未来根本就不抱乐观态度。事实上人们都以为，经济萧条即将来临。

人们也普遍认为，为了防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经济萎缩，必须发现和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资源。根据弗雷德里克• 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历史学家。>的“边疆论点”，西部未开发土地正在不断缩小，要使经济扩张，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资源去替代土地储备。 1945年7月，布什为这一宝贵的新资源大胆命名：信息。就在他那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面世的同一个月，布什向哈里•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 “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一般译为“科学――无尽的前沿”，Frontier兼有边疆和前沿的意思。>的报告，建议创建一个“国家研究基 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布什写道，“除了科学进步，其他任何方向的成果都无法保证我国在现代世界中实现繁荣、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目标。”

于是，二战后的时代精神――技术乌托邦逐渐显露出来。人们想要知道的，不是信息技术能不能促进社会进 步，而只是这一目标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一场惊心动魄、精力充沛、光芒四射的信息革命上路了。没错，一大堆机器相继出场――影印机、电传打字机、录音磁带、 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光纤和因特网。布什提到的电子“网络”不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吗？它是因特网，即人们常说的万维网的一部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一 个多媒体页面跳到另一个多媒体页面，只需敲一敲鼠标，就留下一道独一无二的电子数据路线，把我经历的路径全都记录下来。

作着这种美梦的还有其他一些梦想家。今天网络冲浪者享受的，不仅是布什那已成现实的超链接、超媒体的 memex，也有法国神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布什同一时代想象出来的“智力圈”(Noosphere)<指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意识和智力活动超越生物圈的较高层次和领域，智 力圈将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代生物圈。>――世界意识的电子集合体，还有在更早的时候由科幻小说家H•G•韦尔斯(H. G. Wells)提出的电子“世界大脑”(World Brain)――一个不断改进的权威性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

梦想家们寻求的一切都在眼前。不过我敢肯定，这些梦想家对如今的成果并不会完全满意。因为除了上面那 些，他们同时也坚信，未来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会把人类生存状况的实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提升人的灵魂”，布什以这样的短语来表达他的憧憬。 “它们还可能使[人类]真正地创造新记录，在种族经验的智慧方面得以成长，”他写道。与此相似，德日进把他的智力圈说成是一个网络，一个“物质超越自身的 超级组织……意识的解放。”而韦尔斯则想象出一个“常备的编辑组织”，它“将成为世界上所有聪明人的智力背景。它是鲜活的，处于不断成长和变化中，世界各 地的创造性思想家会不断修订、扩充和替换它。”

尽管今日的网络非常奇妙，但它仍不是梦想家们憧憬的那些东西。的确，一大堆零散的智慧迸发出来，在艺术 和智力方面有许多新的创造。可旧世界的许多问题同样也涌入了这个新的空间。和我们的物质邮箱一样，我们的电子邮箱里塞满了小商小贩推销的电子垃圾。以计算 机病毒形式存在的侵犯行为肆无忌惮（这种入侵如此普遍，以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多种新病毒被制造出来。）色情材料也四处蔓延。我们最终发现，虚拟世界囊括了 物质世界中所有让人倒胃口的东西。

昨日的技术乌托邦者所梦想的信息工具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这些机器并不是他们预言中的文化万能药。也许知 识调查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据。尽管在过去的50年中，教育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1940年只有38.1%的人读完了高中，而到1990年，这一数字 上升到85.7%），可是这和社会知识的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1990年，民意调查专家安德鲁•科胡特(Andrew Kohut)在为“时代镜像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的“人民与新闻出版”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我们]的所有发现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信息革命居然造就了一群如此无知、如此单纯的 人。”

华盛顿特区的许多人，经常欣喜地提到“见多识广的公民们”之类的话，上面提到的调查事实与这种说法直接 冲突。几年前，我曾去拜访过“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当时的主席詹姆斯•奎洛(James Quello)，想要他对那一短语的新近运用作一番说明。“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多半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吧，”他说，“我们拥有众多的新闻和公共事 物报道……公众正变得越来越精明。也许十年或二十年前，你可以蒙蔽我们，可是现在不行了。”

我告诉奎洛，我的研究似乎表明他的预设有问题。
……
我又给他读了另一组数据。“在一次对40所不同学校210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我念道――
“大学生？我想，他们的情况会好一点吧？”
但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五分之二的人认为，史前期的人类必须防止遭到恐龙的伤害，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只恐龙和第一个人类出现之间存在6500万年的间隔。

他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也许我们需要一个[经过改良]的教育过程，”他说。“教育电视只有一个问题――它转向了体育和娱乐节目。我不知道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我继续念道。“1986年的题目是，‘就你所知，在二次大战期间，苏联曾经是美国的盟国吗――？’”

“啊，我的天哪，”如我所料，他极为担心地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我们曾经是盟友。”

“现在，二次大战，”他说，“我想不管怎样历史课总该教过这些东西吧。”

我决定以一些更新的材料来结束我的谈话。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海湾战争期间关于联合国是不是应该促使科威特变得更民主一些的争论。

当然。他肯定记得那场争论。那是一个大话题。

当那场争论达到顶峰时，曾做过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就你所知，科威特政府体系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

•52%的人不太清楚。
•6%的人认为科威特已经实现民主了。
•只有42%的人知道，科威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主席对此表示怀疑。“就算你猜，你也多半能猜对啊！有那么多相关的新闻和新闻分析呐，”他说。“在我看来，只要听一听广播，人们就会懂得更多。”

资料和知识之间的差异、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和公众理解力之间的差异，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专家们。公共教育 在本世纪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人们认为公众知识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1989年，政治学家埃里克•史密斯(Eric Smith)试图把这种变化记录下来，不过他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他写了一本名为《毫无变化的美国选民》(The Unchanging American Voter)的书*。
*<“美国人对政治知识的无知已被如此详尽地描述过，所以这一事实不再受人关注，”史密斯的同事斯 蒂芬•贝内特(Stephen Bennett)写道。他给美国人在政治知识方面的得分打了“一个十足的F”。 贝内特总结说，跨越50年时间的知识调查让人如此沮丧，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而且“这一分析使我们对公众的‘可改良性’深表怀疑，而‘可改良性’是民 主政体的公民理论的要点之一。”>

在信息技术取得一连串突破之后，我们面对这样一群公民：和50年前相比，他们无疑不再关心，或者不再有 能力来支撑一个健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许他们退化了。这与技术乌托邦那激情四溢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最多也只能说，我们的先进技术留下了一笔复 杂的社会和政治遗产。

……
这一传统正光彩夺目地踏步前进，它在今日的疯狂表现，是要在2000年之前把美国所有的教 室连入因特网。比尔•克林顿已经掉进了技术乌托邦的陷阱，还要把其他人一起拖进去。把学校连入因特网，“我们能够使教育彻底变革”，克林顿许诺。里德•洪 特(Reed Hundt)，克林顿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以这样的口吻讲述学校面临的危机：“这个国家还有数千座建筑物和里面的数百万人，没有电话，没有有线电 视，也不可能得到宽带宽服务。他们的名字叫学校。”根本没有经过任何严肃的讨论，首都华盛顿对计算机化教育的热情就变成了大半个美国的冲动，这股冲动要在 2000年前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圈进网络。

在教室里装电脑，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相对来说，这方法成本较低，速度也较快。但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一 种解决方案。有些人执着地想要为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一种迅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想要出售一大堆计算机设备，除了这两种人，其他人不会认为电脑进教室是什么 高明的主意。艾伦•凯(Alan Kay)是个人计算机技术富于传奇色彩的先驱之一，1995年他向国会表白，“对我来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走进一间电脑化的教室，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 使用电脑。他们挺高兴的，老师和行政人员挺高兴的，他们的父母也挺高兴的。可是稍微走近一些，我却发现，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而且这对小孩的成长也毫无 益处！这种技术就跟零食一样――尽管逗人喜爱但却毫无营养价值可言。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载重崇拜’(cargo cult)，好像只要电脑进了课堂，学习气氛就会自动回归教室。”

电脑进教室这一运动的背后有个不曾明说的假设：电脑、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工具。这种想法 只是一厢情愿，既没有经过分析论证，也缺乏常识。“我以前认为，技术能够促进教育，”1996年斯蒂夫•乔布斯说。“我可能是最早给学校送电脑的人，送的 电脑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送的都要多。不过我慢慢得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有可能解决问题……你不会以为，把所有知识塞进光盘就能 解决问题……林肯没有网址，他父母在一间小木屋里教他学习成长，可他最后不也十分出色吗？历史先例告诉我们，不用技术我们也能创造出优秀人才。历史也告诉 我们，借助技术我们也能制造出非常平庸的人。”

以上这些反对意见，不仅令人高兴地澄清了技术周围的迷雾，也指出了把电脑当教育工具这一观念的误导作 用。智慧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接触信息就能达到的。难道学习就和跳进一个信息游泳池一样简单吗？难道学习就和坐在巨大的餐桌前分享信息盛宴一样简单吗？不是 这样。“教育”(education)一词出自拉丁文educare，而educare意味着栽培和培育，所以，教育要输送价值判断，要提高关键技能，而 绝不仅仅是粗糙数据的输入。教育与启蒙相关，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

其实，美国最早的学校在建立之初，其目标从本质上讲也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灌输宗教和社会价值。“如果 周围有孩子没有受到教育，”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美国早期牧师、作家。>写道，“不要让他们放任自流。让我们采取措施，让他们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会阅读、学会教义问答 书、学习他们唯一的救世主的真理和方法。”即使是今天，所有的学校也有 其基础价值体系。虽然大部分体系并不清楚的表现为宗教形式，却仍然以特定的价值规范为依据，如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学校肩负着社会功能，把海量信 息塞进教室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数字化的信息管道不能提升教育质量。

信息烟尘第4定律
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

学校是一个苛刻的过滤器，不会把教室的窗户推到世界上去。教师和课本随时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信息堵在外面，只允许很少一部分信息进入教室。当老师们将这些资料小包编辑整理并系统化，然后以严密的思路表达出来时，它们就转化为学生们大脑中的知识模块。

可电脑一般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计的。它的用处，是高速处理和传递巨量信息。它不是一台过滤器，而是 一台水泵。把它当作一个和图书馆一样的资源，它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可正如某些人所说，计算机并非一个天生的教室超级工具。当然这并非否定那些精心设计并 经过使用检验的教学软件的作用。如果有人宣称，“计算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教学工具”，那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光凭能力和速度，强大有力 的高速计算机就注定会彻底变革教室教育。那么，这样的跳跃无异于让技术乌托邦的狂风把我们通通扫荡。

如果过去的期待和今日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不能指望信息革命会为我们生产出新一代的天才。所以我们不得不用以前的方式促成天才的诞生。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信息烟尘》.2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刺激过载的研究上取得了最大成就的，恐怕要算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朗 (Stanley Milgram)了。1970年他将刺激过载和都市生活压力的问题联系起来。米尔格朗在他那里程碑般的研究中写道，“正如我们体会到的，都市生活使人们遭 遇到一连串超负荷的压力，人们也相应地作出一连串改变。”下面是他列出的六种反应：

1．给每次输入分配更少的时间。
2．忽视次要的输入。
3．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交往中重新划定界限，这样，超负荷的系统就可以在交换中把负担转移到另一方。
4．遇到未经入册的电话号码、表情不友好等情况，会拒绝接受来访。
5．引入过滤装置以降低输入的密度。
6．形成专门的制度来吸收输入，以防个人被输入淹没。

米尔格朗关于刺激过载的理论，不仅适用于1970年的都市人，上述的证实表明，它对1997年的信息烟尘的受害者同样适用。这也意味着，由于城市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早已承受了不间断的、无法逃脱的刺激轰炸，所以他们的生活早已为信息时代的全盛时期做了几十年的预演。

我们的启蒙工具竟然制造了这样的痛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知识文明的时代，一个 理性的时代，它植根于十六、十七世纪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开创的科学追求。传播和交流一直是这一文明的命脉。可就在这个技术勃兴的时代，我们竟然奢侈到 遗忘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几十年前的教诲：每一项技术都有“服务”(service)效应和“危害” (disservice)效应－－给社会带来正面和负面后果。
我们习惯于把技术看作是价值中立的，而且完全受其人类实践者的道德观念支配。不过， 尼尔•波斯特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中分析道，任何一种新工具，都带着它特定的“内嵌的意识形态”(embedded ideology)来到我们跟前。我们感知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取决于我们手里正拿着什么样的工具。拿一把锤子，你就会去找钉子；拿一把刀，你想 的就只是去切什么东西；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形。“一项技术一旦被引入[社会]”，波斯特曼写道，“它就以自己的手来表达它自己的意思；它被设计 (design)成做什么，它就做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弄懂那个设计是什么。”每项技术都有它自己的社会计划－－这同样也是麦克卢汉在他那著名的格言中 要表达的意思：“媒介就是信息”。

狂傲自大的我们还忘记了另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教训出自进化论动物学：虽然文化变迁比生物进化要快得多， 但它无法变更生物进化的步伐。大众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写道，“[对人类来讲]，最大的麻烦来自这一事实，即人类文化上的进步速度，将超出将来的任何基因进化。人类的基因进化将会滞后，人类也将 不断认识到，不论其在环境适应方面取得怎样的成就，他终究属于裸猿。”

从生理上看，我们还是我们。所以，当我们喜欢把人类视为有适应能力的生物时，事实却是，受制于结构复杂 性和寿命长短，我们适应环境的生理变化不如其他许多物种迅速。19世纪，英格兰许多工厂冒出的浓烟，使覆盖在树皮上的白色苔藓灭绝，从而使本来具有很好的 保护色的白色白桦尺蛾暴露在其鸟类天敌的视野之下，变得极易受到攻击。不过，就在几年之后，本来比较稀少的来自同一物种的黑色白桦尺蛾变成了多数，于是白 桦尺蛾得救了。最近几年，随着这个地区工厂的煤烟逐渐减少，树皮又重现浅色，进化之路很快又掉了个头：蛾子又变回白色的了。

不知是福还是祸，人类的进化没这么快捷：因此，我们恐怕赶不上我们创造的技术的前进步伐。50,000 年来，人类大脑的结构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可就在本世纪里，它面对的信息却增长了上千倍。（近几年来，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一直在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 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信息烟尘第2定律（恰尔迪尼定律）
硅集成电路的进步比人类基因的进化快得多。

“由于技术的进步比我们的进化要快得多”，心理学家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说，“所以，我们处理信息的天生能力，可能会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特有的急剧变化、选择和挑战。”

心理学研究表明，信息烟尘会引起一大堆病理反应－－思维混乱、挫折感、过分自信等等。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信息过载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为了了解更多人对信息过载的个人体会，我在因特网上作了一个电子调查：

Date: Fri, Sep 29, 1995
From:DShenk@aol.com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信息过载的书，想在“技术压力”(technostress)方面作点研究，所以希望 了解任何与此有关的个人体会。当你面对泛滥成灾的信息时，你有什么反应：精神惶惚、做恶梦、记忆力下降、焦虑，诸如此类。这些反应我都曾体会过。你呢？如 果也有同样的感受，请详细地谈一谈。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收到了来自丹麦、瑞典、德国、英国、加利福尼亚、新泽西、明尼苏达和科罗拉多的几十封回信：

•一个会计师说，她可以在一台电脑上轻松地处理她的所有表单。不过，当面对因特网那无边无际的世界时，她变得不知所措了。（“我待在那儿，坐在电脑前，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指尖上，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麻木了。”）

•一个律师说，当他对电脑的迷恋到达巅狂状态时，做过一个可怕的恶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图书馆里。

•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管理员说，他知道如何对付堆积如山的资料，不过最近他不得不承认，信息供应已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症状，如记忆力障碍、后背疼痛、视觉模糊和头痛等等。“我多次体会到赛博失落(cyber-deprivation)”，一封回信如此说道，作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上网瘾君子，“只有看日后有什么办法了。”

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他在软件调试上耗费了太多时间，所以经常做恶梦，梦见他的大型计算机追着他不放。而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则写道：“就我的体会来讲，信息技术的扩展速度使我的恐惧和激动同时加剧。离开网络一天，你会心痒能耐；离开网络两天，你 会产生负罪感；离开网络三天，你就已经置身石器时代了。”

另一封回信则向我透露“计算机工作跟吸毒一样，我不能自拔。”

的确如此，计算机是一台最新、最强大的发动机，它给信息过剩加足马力，使很多人心里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 冲动。也许和电视机差不多，电脑显示器的扫描速度和频闪效果，会产生某种催眠和上瘾作用，它长时间占据着人们的注意力。我从个人经验中体会到这一点：计算 机促使你对它产生一种依恋感，这是一种冲动，一种想要发挥机器的极致效能的冲动，一种想要更长时间、更快速度地处理数据的疯狂冲动，也就是永不停息地处理 数据。

许多计算机使用者还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即对他们的机器怀有深深的依赖感。他们觉得，离开计算机，他们几 乎就无所作为了。专门研究“技术压力”的菲利普•尼科尔松(Philip Nicholson)先生，在他的讲演中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他要求每个听者作出一个两难的选择：假设你必须作出决定，或者放弃你的一根手指，或者今后再也 不使用计算机。尼科尔松报告说，在调查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放弃一根手指。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技术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现在我们知道，当这一逻辑被推向极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放弃计算机和截肢是等价的。

……

在一封来自BTalty@ultranet.com的电子邮件中，作者为其记忆力的衰退抱怨道：“这些 东西我在冲浪时都曾见过，可我却怎么也不记得我是在哪儿看到它们的，它们到底在讲些什么。”所有置身于信息烟尘中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感觉太熟悉了。我不 由得回想起一位医生的经历。许多人向他抱怨患有记忆缺失症，他们怀疑，自己会不会染上了什么可怕的疾病。“这不是早老性痴呆病的早期症状”，这位医生总结 说。“而只是因为短时间里涌入大脑的信息太多了，而他们的大脑无法处理所有的信息。”

我自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记忆力出现的问题，而且还和其他人为此事聊过无数次。我们都想回忆起到底在哪儿 撞见过某条特殊的信息，可总是想不起来。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记忆专家罗伯特•比约克(Robert Bjork)解释说，“我们在信息存储上是有些特别，不过在检索上却存在局限。我们的负担超载了。比如，你记得某个高中朋友的名字。它就在你记忆的某个地 方，不过你就是找不到它。”他说，使我们的记忆越来越糟的罪魁祸首，是“提示过载”(cue overload)。要知道，记忆依据特定的提示来存储信息，这些提示是大脑在获得信息时体验到的情境。比如，你坐在一张摇椅上，借着卧室里的灯光，听着 “奥斯卡•皮特森三重奏”(Oscar Peterson Trio)<加拿大爵士乐组合。>的音乐，阅读The Right Stuff<作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该书讲述了美国空间计划的早期情况。>。你一边吃着圆白菜和芫荽叶沙拉，一边聊着ESPN<全称Entertaiment and Sprots Programming Network，娱乐和体育节目电视网。>的节目。这些事件记录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想法、图像和观察资料。想到一个组成部分就会触发其 他部分的回忆。每当回忆起ESPN的节目，旅馆里的情境总会跟着出现。

当情境在信息海洋中逐渐消失时，问题就出现了。现在你恐怕和我一样，基本上以同样的坐姿，在同一间的屋 子的同一个地点，从同一个屏幕上阅读所有的资料。恐怕你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大部分都在同一把椅子上，通过同一部电话进行。“当众多各不相同的事都与同样的 情境提示联系在一起时”，比约克解释说，“你会发觉自己很难记住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信息过载使检索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可以在此作一个试验，以验证比约克所说的“序列连接定律”(List-Link law)。请默念下面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序列，然后闭上眼睛，把记住的序列背出来。

2H9。

现在，以同样的步骤做第二组测验：
47Q93F。

试试以同样的步骤做第三组吧：
8J3，D67，NVB，WS4，2W9A，11OL。

第四组测验：
N4214，NFBC，ZYTV，GFM，85UY，9K1L，459O，IL1，77H，84CV，DWS3，AEB4，EBRK，EAR6，811I。

很明显，当序列变得越来越长，要记住整个序列就越来越难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序列的任何一个片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比约克解释道，“一个序列里要记或背的事情越多，记住它们中任一部分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系统的负担超载了。”

情境的缺失也会影响情感。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提醒我们，要注意精神可能会离开肉体，被加速运转到能够 浮进电子虚空。他称之为“脱离肉体效应”(Discarnate Effect)。“我们自我加速到一个超出我们生存本能的速度”，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的研究主任纳尔逊•塔尔(Nelson Thall)说。“今天，人们醒悟到，电力技术将人脑加速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速度，而人的肉体却原地不动。这样形成的鸿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的大脑被 赋予了能够浮出肉体、进入电子虚空的能力，它可以在一瞬间到达任何地方。于是你就不再只是血与肉了。”当我们逐渐进入虚拟化的生存，那些数万年来为我们的 本性作出规定的生理边界，越来越快地变得过时了。在虚拟世界里，我们几乎能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地方。我们的选择不再受到金钱和距离的限制――仅受时间 的限制。

可是，这种选择过剩也威胁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灵魂自我。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罗伯特•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为那些遭受到现代社会的生存异化的人提出了一个实用的解脱方法：他的处方，是让患者去了解他们所依赖的技术的工作机制，从而重新与这些技术 相连。他为此辩护道，尽管我们如此“精致复杂”，可是也需要获得一种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紧密相连的感觉，而这要以一种原初的方式进行。不过，即使随便想一 想，也会知道皮尔西格的想法已越来越过时了。随着机器年复一年越来越复杂，他那重新连接世界的解决方案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实在令人悲哀，我们创造的世界 如此复杂，这使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在“信息－生物学匮乏综合症”的高级阶段，生活自身渐渐成了一串琢磨不透的魔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 剧场的包厢里呆呆地看着舞台――也许会感到些许愉快，不过却和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信息烟尘》.1

信息烟尘第1定律
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

音响发烧友对“信噪比”这个词早就耳熟能详了。在工程学术语中，这个词的定义是对一个声 音系统质量的度量，指所需的声音信号与令人讨厌的渗漏噪音之间的比率。在这个信息时代，“信噪比”也是度量社会健康和稳定程度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接触的 信息中有多少是有用的，有多少是碍事的？我们的信噪比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比率在降低，而信息扮演的角色也已经改变：当信息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它就不仅仅是通货了，它也成了污染。

•1971年，普通美国人每天至少成为560条广告讯息的靶子。二十年后，这一数字变成6倍，也就是每天3,000条讯息。
•在今日的办公室里，平均每个人有60%的时间花在文件处理上。
•从1940年到1980年，美国人均纸张消耗量增加了两倍（从200磅增加到600磅），而从1980年到1990年又增加了两倍（增加到1,800磅）。
•在80年代，第三级邮件（用来邮寄出版物）的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快13倍。
•据说一个典型的业务经理一个星期要看一百万个单词。
•1990年，30,000多个电话销售公司雇佣了1800万美国人，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000亿美元。

就让我们把周围这些意想不到的、让人讨厌的东西称作“信息烟尘”吧。这都是一些害人的垃圾、信息时代的 糟粕。信息烟尘太坏事了，它挤占了空闲时间，阻塞了必需的思考。我们的谈话、写作，甚至娱乐都被它糟蹋了。它杜绝任何怀疑，把我们变成天真的消费者和小市 民。它把我们压榨干了。

信息烟尘指的不仅是那些堆积如山、不请自来的商品目录，也不光是每天送到家里和电子邮箱里的“罐头肉”。它还包括 我们日常购买的信息，我们渴求的信息――夺人耳目、眼花缭乱、快速剪接的电视广告和24小时的即时新闻。还有我们需要和不需要的传真，打错的电话，吃饭时 不期而至的推销，每个月涌进家门的成堆杂志，和只要有点空闲就翻来复去浏览的成打电视频道。

生命中的空闲时间和生活中的悠闲空间迅速地消 失了。媒介无处不在，这也是我们自讨苦吃。电视、电话、广播、寻呼机，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现代通讯和导航辅助设施，跟马路和球鞋一样无所不在――人类走到 哪，各种媒介也跟到哪：火车上、飞机上、汽车上、旅店浴室里、人行道边、山间小路上、自行车上、轮船上……

现在的信息和娱乐已经为我们度身定做了：大屏幕电视镶嵌在体育场里，环绕着剧场舞台；普通尺寸的电视机吊在酒吧和机场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小型电视机安装在新型客机的个人座位前。移动电话中的交谈则为人行道和走廊烘托气氛。而寻呼机和笔记本电脑跟我们回家，也随我们度假。

在 此同时，品尝信息的口味也起了变化。这不再是什么单声道对立体声，也不是什么黑白对彩色。电视和电脑已经转变成一种眼花缭乱的视觉烧灼器，“音乐电视” (MTV)恰当地称之为“眼睛糖果”(eye candy)。随着超媒体(hypermedia)、“密度电视”(dense TV)和“画中画”(split-screens)能在同一时间提供多幅画面，摧残注意力已经成为我们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了。

最近一段时间里，娱乐包装中的道德堕落时有传闻。但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东西，与其说是信息的内容，还不如说是它的无所不在。关键是要认识到，信息之所以有害，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某些信息或者它们缺乏吸引力。

就 以广告为例吧。今天，大多数商业广告从审美角度看，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每一条广告单独看来，也没什么危害。不过，从总体上看，它们却蔓延到我们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我们的上衣、领带、帽子、衬衣和袖口；自行车、长凳、汽车、卡车，甚至网球拍的网格；它们挂在飞机尾部的条幅上，悬挂在体育比赛和音乐盛会的天 空中；现在以更小的形式出现在网络页面的边界上；并随软式飞艇飘扬在空中。如今的杂志广告不仅有色彩和文字，还带着香味甚至声音。

这股烟 尘以社论式广告(advertorials)<该词由advertisement和editorial缩合而成，指常常作为杂志中心插页的正式广告 文字。>和产品定位(product placements)的面貌出现，居心叵测地模糊了有用内容与商业信息之间的界限，它的密度如此之大，以致你往往无法分辨，某些人到底是在向你讲述什么 东西，还是在向你推销什么东西。公告场所逐渐成了可供出租的东西。亚特兰大市的官方经销商乔尔•巴比特(Joel Babbitt)计划在城市的人行道、大街、公园和垃圾车上出租广告空间，他问道，“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没错，的确有些过分。不过，“布拉克巴斯特”杯足 球赛(Blockbuster Bowl)也是这么过分；那个坐在板凳上、因戴着‘耐克’帽而收入一百万美元的麦克尔•乔丹<美国篮球巨星。>也是这么过分……如果它能为市 民带来收入，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几乎每走一步，这些不停倾泻的的刺激都在袭击我们，这到底会给我们的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为此仔细寻找一个答案，是身处讯息密集社会的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本书的具体任务。

《信息烟尘》.0

信息烟尘(Data Smog)
――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Surviving the information glut）
戴维•申克/著 David Shenk
黄锫坚 朱付元 何芷江/译

信息烟尘定律集

1．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
2．硅集成电路的进步比人类基因的进化快得多。
3．计算机既无人性又无同情心。
4．给每个教室安上一台电脑，就跟给每个家庭修建一个发电厂一样。
5．他们推销的不是信息技术，而是信息渴求。
6．专家过多，混乱加剧。
7．每一条充满高强度刺激的道路，都通向时代广场。
8．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9．电子市政厅使快捷的通讯、低级的决策成为可能。
10．Equifax公司正在监视。
11．当心那些消解了所有复杂成分的故事。
12．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大多数道路都避开了新闻工作者。
13．赛博空间是共和党的天下。

序言

这是一桩非常神奇的事情－－我指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而且不光指过去三四年的，而是历史更久远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信息传输越来越快，信息量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从中受益。

不 过除了上面这些，我还想加上几句。说到信息，人们会发现，好东西带来的后果往往无法预料。当输入达到某个程度，收益递减法则就开始起作用了；信息过剩一旦 发生，信息就不再对生活质量有所帮助，反而开始制造生活压力和混乱，甚至无知。如果信息超出人类的承受能力，它就会破坏我们自我学习的能力，使作为消费者 的我们更容易受到侵害，使作为共同体的我们更缺乏凝聚力。这种状况使大多数人控制生活的能力一点点削弱；但那些已经大权在握的人其地位却更加稳固了。

我 们并不是头一次遇到供应过剩带来的副作用。生活在地球上最发达和最成功国度里的我们，常常背负着过剩问题造成的心理负担。尽管信息革命创造了诸多奇迹，但 是一股黑压压的“信息烟尘”已经飘了过来。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一道来探讨它的害处，我还会提供一些相应的健康疗法。本书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信息和理 解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本书也想告诉读者，你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还有许多人也被信息所淹没，成了信息过载的牺牲品。另外，《信息烟尘》试图戳穿那些花里 胡哨的商业广告，它们包围（也推动）着信息革命的进展。

为清楚起见，本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信噪比”，回顾由信息匮乏到信息过剩 的历史转变过程，审视微技术(microtechnology)和刺激过度是怎样影响人类生理机能的。人类依其天性到底能够应付多大程度的复杂性和多少数 量的信息？当我们被资料淹没，我们的记忆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自我认同，会经历怎样的转变呢？

第二部分，“虚拟混 乱”，探究那些由信息革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它们也许尚不明显，但并非无关紧要。这些后果包括：一个被连续“升级”不断困扰的文化、一股令人讨厌的数 据洪流、一团不断增长的噪音、学科的过度分化和一种“紧跟时代”(plugged in)的民主――有人认为这种特性对民主本身是有好处的。

第三部分，“新秩序”，对信息混沌中诞生的新型权力动力学作一番勾勒。对各类阴险人物和强势产业来说，信息烟尘是他们的乐园，信息过剩并不让人烦恼，反倒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遇。

第 四部分，“向意义回归”，提出一条解决之道。顺着这条路，我们可以走向一个更加明智和安宁的世界。除了在政府行为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也指出个人可以采取的 一些措施。通过这些手段，人们可以从信息中获得力量，而不是在信息中窒息。如果我们能够尽早思考那些关键性的问题，也许就能拨开迷雾，为一个崭新的信息生 态系统开辟道路。

为避免搬起石头砸自己，本书力求用词简洁、字句经济。而且行文顺序也是线性的，不适于冲浪。读者必须在一间安静的房子里从头开始，请不要戴耳机。

在体验到自己的生产性的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意识

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能够爱他人，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开拓自己的理性和客观认识，在体验到自己的生产性的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意识。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人相互憎恨和不信任，使人变成为人所用和为我所用的工具，使人变成他人的附庸或机器人而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 from 黄万盛

——序《破碎的民主》中文本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为者，如今这个分工彻底主宰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为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象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沙特、布龙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波笛尔、德勒兹、德理达、阿兰·图汉，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的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决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同时也成为行为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波笛尔，图汉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决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决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学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

卡蓝默的禅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次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然是“破碎”了，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

我不想一一叙述卡蓝默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看法。我想，提供一些与阅读这本著作有关的学术背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也集中在民主和全球化相关的领域中。 .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地以后，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邱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肯定是现代社会关于民主被引述的最多的“至理名言”，但是邱吉尔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误读，既然找不到更好的，那它就是最好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拜膜的神柢，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变化，随着民主社会内部困境的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负面教训的累积，尤其是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尽暴其短不敷应用，反思和批评民主的群体开始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思考的行列，已然成就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学术景观。 .

当代社会对民主的反思可以根据批评的观点和范围的不同划出两个重点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从现代民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批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弊端，这些反思还是把民主当作民族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由于“冷战”的突然终结，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意外地蓬勃起来，但是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原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民主的霸权”，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张、更加灾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主反思的理论空间。综合这两个阶段，举凡民主所及的一切方面无不经受批评的考验。无论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民主被当作“工具理性”；民主作为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或是民主体现的“程序的正义”；民主是社会历史的真理，还是民主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磐再生，或者灰飞烟灭。 .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得到真正的改变，前些天参加与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的谈话，他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三十比一，而今天，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一千比一。让我们想一想吧，造成这个巨大的落差仅仅只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而在这五十年中，美国的政客每天都在鼓吹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美国的主流媒体天天都在高唱民主的颂歌。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正视这些问题，而是民主制度内在地缺少公平的机制，甚至，它在本质上就与公平的原则不能充分兼容。进一步看，甚至在民主国家内部，公平的问题都如此严重，那么在国际舞台上，那些民主的巨富国家与弱势贫困的小国又如何可能建立公平的原则呢？ .

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有魅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宣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个人作为“法人”构成选举的投票基础，因此选举的结果最能体现民意，最能保护选民的利益。听起来的确相当美妙，但是，民主长期实践的结果真是如此吗？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就曾强烈反对民主选举制度。他得了诺贝尔奖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奥地利老家，他发现到处矗立着竞选的标语口号，很不以为然，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搞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真相信老百姓可以选出合理有效的好政府？挑几十个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把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有学者曾经指出海耶克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恰当的评价。可是，海耶克对专制政体的危害和灾难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呢？在我看来，海耶克最为怀疑的就是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在西方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大选年，老百姓就会饱受媒体的轰炸，政客们不惜重金滥用媒体蛊惑选民，看起来，选民是上帝，实际上，选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们的自我意向迷失在媒体的鼓躁中，而政客们在选举时为拉拢选票空口许愿满嘴桃花，他们的承诺，在选举之后，绝大多数都是被扔在一边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近年来，愿意投票的选民数每况愈下，是选民对选举丧失信心的体现。卡蓝默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决定中东的战争的事实与民主的理想相去万里；可以引导我们未来走向的抉择，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脱离了公共讨论；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早已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政治职责候选人通过电视的表演，结果是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在大众面前丧失殆尽。在讨论“治理”的部分，他对选举制度的弊端也有深入的分析。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大众，难道政党对峙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是社会利益的真实的写照？民主的政党政治不过是虚拟了社会分歧，把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前不久的法国大选，最后落到了涉嫌金融丑闻的席哈克和极端种族主义者乐邦的对决，这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不是大众所需，可是却只能两择其一，于是，人们喊出了悲情伤感的保卫法兰西的口号：宁要骗子，不要疯子！难道一个国家管理的最高职责就只能在低于基本道德水准的情况下产生？难道理想的民主对这种就算是“意外”的劣质选举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契约关系，个人有权选择和参与政府权力。这套结构的观念源泉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理想，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追求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奠定在个人权力这个唯一的基础上，终于蔚成今天民主社会的大观。可是，以民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宣称其为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民主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它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整个社会，保证了政治原则与社会生活准则的一致性，因此，这是一个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人权利为最大合法性的社会。但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片巨大的空间地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和民间组织，他们体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中家庭、社区、行业、种族、性别、年龄代际等群体的特殊利益，如果仅仅以个人的选票的多寡来决定对权力结构的认可，那么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会因为民主制度而被夸张，另一部分则可能完全被压制或忽略，从而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更严重的是，因为彻底地把权力的合法性诉诸个人，使得个人无限地膨胀，个人主义在对民主制度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迅速的成为社群解体的罪魁祸首。 .

本·史华慈是哈佛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就的教授，他过世前，我曾与他有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强调“家庭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前美国付总统高尔败选后来哈佛访问，在座谈会上表示，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研究美国社会的家庭问题。为什么这些曾经高居在思想和权力的巅峰的人会如此重视家庭这类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主社会的个人越来越自我化了，民主的价值必然地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它是个人中心主义迅速膨胀的真正推手。民主的制度必须依赖个人为基点，而个人为基点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无情地解构了社会和群体，成为社群解体中危害最烈的因素。这个逻辑显示了民主社会中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根本冲突，它是民主社会出现以来至今无法消解的矛盾。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对启蒙的理念和价值始终保持坚定信念的当代思想家，他坚决认同民主的价值，又对突出个人导致社群解体有深刻的思考，他提出“主体间性”、“勾通理性”，试图在孤立绝缘的主体之间建构一套相互理解相互交通的理性原则。哈贝马斯是理性主义传统忠诚的守卫者，仍然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理性的魅力可以超过利益对人的诱惑，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大化流行的功利主义的顽强挑战，这份恪守信念的执着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但是，“主体间性”、“勾通理性”如何能够与民主制度兼容，或者在“勾通理性”的基础上转化出一套新的制度架构，哈贝马斯从未给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看起来，很象是一颗西方的“精神原子弹”，通过完善人的理性从而完善社会。这是理性主义的悲哀，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因而滥用理性，创造出“理性的暴力”，企图用理性改造人的习惯、思想、情感、精神，达到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以为迫使每个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社会蓝图。这种理性的暴政在当代社会曾经以理想主义的姿态获得广泛的实践。事实上，社会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血脉后裔，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并不回避他自己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释怀的血腥记忆。这种社会改造违反了人的基本要求，不仅没有把社会“改造”得符合人性合情合理，相反是让这个社会更加物欲横流、卑鄙无耻，小人得意、君子叹惜，使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在追逐私利时，更加贪得无厌，更加穷凶极恶。如何面对“个人”，民主主义的任意放纵，社会主义的改造训化，都不是好的立场。这是一个大考验，是对民主的考验，也是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大考验！ .

今天，这个考验前所未有的紧迫严峻，横亘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出现把社会大大的扩张了，原来的社会是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而现在，甚至国家也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个人对网络系统的大规模依赖，使个人越来越独坐空房、枯守电脑，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依靠技术手段，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的有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微不足道了。这是什么样的个人！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民主制度如何面对这个不容乐观的景象呢？这是卡蓝默所担心的，为此，他提出重建公共伦理和公共秩序，使得全球社会和生活其间的个人能有一个详和亲睦的美妙世界，可是重建的资源在哪里？仅仅依赖民主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历史呢，边缘的非主流社会呢，久远的大传统和地方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经验呢，在那里，是不是会传来遥远的智慧和启心迪智的灵感，给我们创造生活的勇气、力量、激情，帮助我们走出民主，走出困境？ .

民主制度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民主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民主制度就是由一批精英精心设计出来的。理性追求的结果从来就是以真理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民主当然被当作真理在制度建构方面的化身，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把民主作为真理来追求，中国从“五四”至今基本上也把民主当作真理供奉着。假如民主是个真理，那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发现民主的真理。那为什么除了西方少部分国家发现了民主的真理，人类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发现”出民主的真理，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接受”民主真理呢？这是理性主义难以两全的真理与民主的吊诡。终于，有一个人喊出来了“民主高于哲学”，民主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套有用的经验，这个人就是理查得·罗蒂，美国著名的哲学鬼才。按照他的观点，民主根本与真理无关，它压根就不是用发现真理的方法发现的，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没有民主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经由发现民主而产生民主，因此，民主的国家了解了民主的好处就有责任把民主推广到其他国家，让他们接受民主。很显然这是一套“民主的霸权主义”的言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民主扩张来标榜它的天经地义，以民主的名义颐指气使地随意指责、干涉、甚至侵入其他非民主的国家。重要的是，这种所谓“单边主义”的民主外交，决不仅仅只是一小撮政治家的自作主张，它的后面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美国打伊拉克，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众多的反对意见，在早期的民意调查中支持布什的老百姓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民主制度唯一重视的不就是选民多数吗，让这样的选民来选择，不打伊拉克才是怪事。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老百姓从未离开过他的出身地，在国会中有半数众议员从来没有用过护照，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美国已经日益走向自以为是的“教导文明”。这些人到底凭什么来判断国内和国际事务呢，这正好印证了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最受垢议的观点：老百姓从来就是被精英引导的。他们的头脑就是精英通过媒体炮制出来的。当精英们每天都在倡言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的时候，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把民主送到四面八方呢？在哲学上，我完全同意罗蒂的观点“民主不是真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观点，可是，如何避免民主成为世界性的暴力的源泉呢？假如民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让它行走天下赐福人间呢？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美好，“己欲达而达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从来都是高尚的道德原则。罗蒂的结论我并不赞成，可是，他的分析中包含的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只是理论上的困境，更重要的，它是巨大的现实的灾难，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一个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应当用炮火和血腥浇灌一树独放的民主鲜花，无论它是多么可爱动人。 .

阿玛迪亚·辛是今日世界对民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以“灾害经济学”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牛津三一学院院长，近两年在哈佛哲学系开课。他的努力集中在如何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 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们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他甚至从公元八世纪以来的印度文献中找到不少有关公共辩论的纪录，证明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不仅有远古的传统，而且也决不只是西方社会的专利。我很欣赏他的工作，他的确打开了理解民主的新的视角，至少他的思路是比较接近卡蓝默关于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的想法了。当然，这种关于民主的本质的了解本身能否成为对民主的普遍共识，也还有待一个漫长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此外，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如何形成它的制度形态，成为一套可以用于管理和决策的制度结构，也还有很多疑问和困难需要处理。 .

举凡我上面提到的学者，罗尔斯、丹尼尔·贝尔、本·史华兹、海耶克、哈贝马斯、列奥·斯特劳斯、理查得·罗蒂、阿玛迪亚·辛等等都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学者，我还可以举出一批和他们同样级别的思考着民主问题的思想家，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如此关注民主的问题，足见这个问题之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卡蓝默的书能以中文出版，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民主反思的行列，为管理共同的世界使它更加美好，贡献中国的智慧。 .

我唯一的忧虑是，在中国，这些对民主的反思批评会变得不合时宜。今天，民主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突然间，这个神圣的理想正在接受挑战、审判，而且必然地被重新改造，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和政治改革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民主的理想主义失落的尴尬和苦恼，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确面对政治体制转型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民意、富有人性、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百年来的最大课题。不幸的只是，这个政治改革的精神图腾，“民主”，现在出了大问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学者流露了这样一种心态：那只是西方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民主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完善民主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有了民主才能谈论！老实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民主的再建构未必要以早期民主的实现为绝对条件，中国的制度转型可以而且也必须从当代世界的制度反思开始，而不是亦步亦趋重复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的西方民主的失误，再考虑如何改进，这个代价太大了。何况，这种完全以西方为典范的制度改革在中国以往的实践中屡战屡败几无成就，我决不相信断然割舍一切本土智慧的民主化会有成功的一天。全球化的前景，本土化的资源，这是今天任何一个社会改革都断断不可忽视的命门要穴。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对民主的批评多么尖锐，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延缓和阻止中国体制改革的借口，相反，清醒地了解民主的缺失和教训，是更深刻全面地规划和推动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在新的技术、经济、国际政治条件下，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对世界进程起主要影响的大型国家，都面对着体制改造、制度革新的任务，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置身于这场“治理革命”之外，更何况中国还有自身的近百年来制度转化的内在困境必须同时面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掌握这个时机，对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资源的长短利弊作出中肯平实的反思，中国是有可能完成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含义的现代转化的。 .

为了充分地理解这个转化的复杂性，一个近代形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必须加以检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以往的有机主义世界观被逐步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经验论的二元劈分的思想方法，习惯地把各种事物分为两个极端，不黑就白、非此即彼，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真理就是谬论，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在极端二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立场，所谓大是大非、孰是孰非，再尔后就是对所谓的非的思想清算和理论批判。这一套近代思想原则极其恶劣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机制，导致了每个人、每个群体习惯性地宣示立场、标榜正确、划清界限、列出异己，尔后，就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现在，这套思想原则导致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沉痛的经验教训，已经得到了反省。但是，它长期浸淫于日常生活中，对中国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造成的破坏和深远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的总结清算。只要看看现代中国那些誓不两立的思想争论、理论争论，就会了解这套思想原则在争论的不同的双方中都是多么顽强、多么固执，所谓“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亦复如是，相当令人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想想，因为蔑视、扭曲不同的意见，甚至压制、消灭不同的观点，毁灭了多少真知灼见，假如这些真知灼见哪怕只有部分的落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中国近代的历程都不会如此坎坷苦难！看来，培养“听德”，从对方的思想中发现积极的思想资源以纠正自己的偏见，对自己信以为是的观点战战兢兢不失警觉，就目前状况而言，几乎还是近乎奢侈而不可企及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经历的自我反思，使我对这套思想方法深恶痛绝，我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倾听不同意见，尊重不同立场的对方，从与己相反的观点中，自觉地寻求智慧和资源，是知识分子本身能否现代转化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从这种心态出发，努力建设左右推敲、反复辨难、注重脉络、注重谱系的谨慎的学术思想方法，是思考中国转型这类积重难理的艰深课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当务之急，是从对“五四”以来的“民主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了解民主本身的优劣利弊，同时，严肃的重新审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管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的经验资源和种种教训，使中国的转型成为继往开来的伟大典范，而不是幻想与迷恋编织的镜花水月。民主是中国转型的必要的参照，但却不是照本摹攀的绝对典范，全世界的民主实践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本土资源的制度摹本。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有人认为上述对民主的种种批评就意味着对专制的辩护，那对我的工作，以及对卡蓝默这本著作在中国应有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误解，而近乎是伤害了。 .

谈到这类问题时，经常地，我会有种莫名的被启示的暗示，来源于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我的童年时代是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没有电视，甚至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买本连环画都是极度奢侈铺张的。童年记忆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临睡前听母亲讲一个让人安然入睡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已经记忆稀疏了，唯有当时没有听懂而又死活都想弄明白的现在还能记得。 .

“有一群人，长年累月住在深山峡谷中，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太阳，过着又冷又穷的日子。有一天，他们终于作了决定：他们要去请太阳。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从峡谷中走了出来，天很亮很亮，亮得睁不开眼睛，可是谁都看不到太阳。过了很久，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突然有个人大声喊起来，看那，我找到太阳了！所有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西方的天边，有一个卵黄色的巨大的圆，正向天边慢慢地沉下去。快追！有人大喊了一声。于是，所有的人都向西边跑去追太阳了。他们拼命地跑着，追赶着太阳，可是，太阳不理他们，继续向底下滑去。终于，太阳消失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还是向西边顽强地跑去，跑啊跑啊，他们实在是跑得太累了，都跑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金色的阳光从他们身后升起来了，照耀在他们的背脊上，他们转过身子，高兴的欢呼着：啊！原来太阳就在这儿！” .

老实说，直到今天，我并没有完全弄懂这个故事的全部含义。

是以为序

《洛丽塔》的诱惑 from 莱兰德•杜兰塔耶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50年后仍然诱惑人，让人不得安宁。
1940年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他的妻子和小孩乘坐在回程的时候可能被德国潜艇（U-boats）炸沉的法国最后一趟大洋班轮到达纽约。这个家庭在美国宝贵的头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可是有一项内容始终没有任何改变。每年夏天，纳博科夫都要和妻子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到落基山脉度假，那里是国家最好的逮蝴蝶的去处。 ( . )
在这样的旅程中，在突然的大雨中，伴着经常性的失眠，长途驾车的疲劳，一阵阵的突发灵感，这位俄罗斯移民纳博科夫在这里那里的高山草地上，在3乘5英寸大小的卡片上记录下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20世纪美国最伟大、最受争议的小说《洛丽塔》（Lolita）。 ( . )
夏天过去后，纳博科夫继续写这个中年男人亨堡•亨堡（Humbert Humbert）对一个12岁姑娘朵利雷斯•黑兹（Dolores Haze）的丢人的恋爱故事。他当时为康乃尔大学俄国文学教授，花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阅读心理学案例研究以便更有效地刻画这个疯子的语调和折磨。他经常乘坐学校班车就是为了获得美国学生俚语的感觉。尽管他做出了努力，这个自己设定的非常恼人的困难还是让纳博科夫遭受重大打击，在1950年的一天，他决定终止自己的痛苦，将未完成的书稿和笔记卡片带到房屋后面的垃圾焚化炉准备烧掉。幸亏他的妻子及时阻止了他。 ( . )
53岁的纳博科夫1953年终于完成《洛丽塔》，那是他的第12本小说，也是他的第3本英文小说。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人家说书写得很好，不过若他们出版的话，出版商和作者都要坐牢。他对自己新的著作的话题一直守口如瓶，决定以笔名的形式出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了没有什么比匿名出版更能吸引审查官的注意，所以决定以真名出版自己的著作。 ( . )
1955年9月位于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浅蓝色两卷本《洛丽塔》。很少有读者注意到这个外国出版物，但是到了１２月，在伦敦星期日时报（London Sunday Times）写文章的格林（Graham Greene）把这本不知名的作家纳博科夫的书列进他那年阅读的最好的三本书的名单中。苏格兰保守派编辑约翰•戈登（John Gordon）研究了格林名单中的意外作品不久就在《星期天快报》（Sunday Express）攻击该书是“我读过的最肮脏淫亵的书”还说“根本就是肆无忌惮的色情作品。”这样一来，销售量大增，人们的阅读兴趣大涨，当出版商经过一番犹豫恐惧之后终于在1958年出版了美国版，后来就一直位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达6个月之久。 ( . )
《洛丽塔》是一部让人不得安宁的书，不仅从内容上说，而且从写作风格上说。内容是一个欧洲教授和他的位于青春期的美国继女之间的性关系及其他。这个姑娘被教授亲切地称为洛丽塔。该书的风格更难描述。在形式上说是假第一人称回忆，用满腹疑虑的欧洲人的话说“开头是对精神病病房的观察，后来是对有良好供热系统，看着像坟墓的隐居地的描述。”纳博科夫的叙述者在56天里完成这个作品，一个让人惊讶的写作速度。作者个人的，叙述的，语言的自由（他的母语是法语）让作品既趣味横生又让人吃惊，在几乎任何方面都显示出他出类拔萃的天才。他选择的主人公的名字是亨堡亨堡（Humbert Humbert）。 ( . )
1958年出版的法语版《洛丽塔》（L'Affaire Lolita）只是他漫长写作生涯的开始。一年后，纳博科夫根据他的小说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and James Harris）写了电影剧本。1962年的电影推动激励了库布里克的事业，它的成功让纳博科夫能够退休后高瑞士养老。 ( . )
但是更加奇怪的接受形式已经在进行中。正当库布里克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卫兵把一本《洛丽塔》给了等待审判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两天后 艾希曼非常生气地归还了这本书，说“这是非常不健康的”。1960年的时候大众仍然对纳博科夫的小说充满敌意，艾希曼的卫兵给他书好像是要做个实验，一个对极端罪恶的试金石，看看这个生活中曾经冷漠的组织运送导致数不清无辜民众死亡的真正恶棍，是冷淡的还是兴高采烈的赞同纳博科夫作品的多样的、邪恶的阴谋诡计。 ( . )
这个事件正好概括了过去50年来该书接受过程中的激烈争论。许多有才华的读者发现《洛丽塔》是关于爱情和失落的美好和让人心碎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才华的读者发现该书是对无关道德内容的罪恶和品格的无耻道歉。 ( . )
小说的前言提供了如何最好的阅读该小说的方法。约翰雷恩（John Ray Jr）博士解释题目是《洛丽塔或一个死了妻子的白人的忏悔》的书稿怎么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及为什么同意出版。他警告说在阅读的时候人们会“为书中的内容着迷但同时对作者深恶痛绝。”这个前言就是纳博科夫本人写的。（在书的前面这非常明显---但是也并不是很清楚一直到1979年的英文报刊仍然被骗，还把这个前言换成了纳博科夫爱好者马丁•阿米斯（Martin Amis）受委托写的。让读者着迷和分歧的是人们到底应该怎么阅读这本书。换句话说，如何“为书中的内容着迷但同时对作者深恶痛绝。” ( . )
我们讨论的作者不是纳博科夫，而是他创作的让人着迷的人物亨堡亨堡。在采访或文章中，纳博科夫很小心强调亨堡是个“恶棍”或“流氓”。但是纳博科夫也小心指出亨堡不仅仅是“恶棍”或“流氓”。纳博科夫谈到小说结尾部分主人公思想变化的时候说“在他的最后阶段，他是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意识到他爱洛丽塔像任何女人应该被爱的方式。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已经破坏了她的童年。” ( . )
洛丽塔是关于亨堡（Humbert）的性欲旺盛（nymphelepsy），或更准确的说是他的对少女（nymphet）的爱的故事。一个早熟的女孩不仅仅是个小女孩儿，或者任何可爱的小女孩儿。正如亨堡出神地解释的聪明的女孩需要艺术的敏感，打动他的心坎。 ( . )
亨堡说“让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一堆女孩或女童子军的照片中挑选最标致的女孩，他未必能在中间挑选出早熟少女。你的是个艺术家，是个疯子，一个充满忧郁的动物，腰部有热毒的泡泡，虚弱的脊椎上有永远映照超级肉欲的火焰。（你得卑躬屈膝和隐藏）。” 亨堡以拥有这个艺术敏感而自豪，越来越把他对洛丽塔的爱比作艺术家对难以捉摸的形象的爱，他在努力实现艺术品。用让人吃惊的精致和真正的狡猾亨堡开始带领读者到一个危险的道路上去。 ( . )
《洛丽塔》最好的读者和辩护者之一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早在1958年就写到“当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往往更加吃惊，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在宽恕书中描写的亵渎行为，我们被诱惑默许这个行为，因为我们允许自己的幻想接受我们知道应该感到恶心的事情。” ( . )
亨堡的诱惑力大部分来自他奇特的辩论天赋，同时也来自他一再激起的勾引人的对比。正如艺术家是他或她个人灵感的第一责任人，亨堡描述自己是对他的激情的第一责任人。很快他就被自己感觉的点燃烧毁了，尽管他有洞察力和敏感性。他对自己所声称的激烈爱着的少女行动大胆和冷酷。他获得的教训他学到的太晚了。 ( . )
正是这个晚来的教训鼓舞他做出特别的举动---写他的忏悔录。纳博科夫让亨堡完成回忆录，他不是从后悔的观点来叙述，这是他在写作时的感受，而是以一种心情愉快、情绪高涨的语调以及在此之前的萦绕他心头的消魂和狂喜来写。他写作时的视角是逐渐说服自己他对洛丽塔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是有道理的，不是那么坏的。 ( . )
正如他隐秘地声称的，这个方式让他的“阴谋的匕首”充满悔恨的好模式，仍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看不见的。一旦不再这样的时候，当他不再重新创造或联系自己的冷漠，为了他声称的“回顾的貌似真实性”（retrospective verisimilitude），读者最后能够明白为什么他选择把匕首一开始称为阴谋。它是针对谁的？他和谁密谋反对谁？纳博科夫在１９３４年的小说《绝望》（Despair）写到（Tum-tee-tum. And once more--TUM!），从一个杀人犯和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疯子的视角讲述的故事。“我没有疯，我只不过弄出欢快的声音。一种在愚人节开玩笑时产生的快乐。我开了谁的玩笑？他是谁？亲爱的读者，照照镜子吧。” ( .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说没有什么比对雄辩口才的免疫力对民主更有用的东西了。亨堡的回忆录可以这样来看。他最终想告诉读者的是：我的行为是骇人听闻的，不要让任何狡辩说服你相信我的行为不丑恶。看看这些丑恶的事实吧，看看它们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吧。 ( . )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现在已经５０年了，用特别的方式告诉我们艺术家不能像生活在话语世界那样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这就是话语世界表达的人们值得吸取的教训。 ( . )


作者简介：莱兰德•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哈佛大学英语和美国文学副教授。
吴万伟 译

美国人的读书态度 from 梁厚甫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一个中国画家的画展。这画家是以写人物画知名的。

　　其中有一幅画，写一个书生正在读书，其旁站着一个女人，替他加上炉香。不用问：画题必然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了。

　　这幅画，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了不起，但了不起的事情，却是这一个美国朋友不断的追问，这一幅画的意境是什么。

　　要把画的意境向朋友说明，那就是大件事了。

　　为什么是大件事呢？这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读书的态度，有所不同。

　　不能否认，中国人对于读书的观念，太过隆重；而美国人对于读书，视为一件平常已极的事情。其平常，有如搔头和抓耳朵一般。

　　我曾见过一个美国青年人，倚在大球场的铁丝网上，金鸡独立的仅是一脚到地，读一本书，读上两个钟头，没有变换姿势，直到他把书读完后才走开。

　　中国人能这样读书的，我似乎还未见过。中国有一点钱的人家，都有一间专为读书而设的书房。较次的，也会在自己的睡室里面设一张书桌。这一种豪华的设置，一般美国人是没有的。美国人家中有书桌的，百中无一；美国人要读书，都在吃饭的桌子上边。美国人不见得家家都有饭厅，没有饭厅的人，吃饭的桌子，就在厨房内，因此，厨房就是美国人的书房。

　　书籍放在什么地方呢？书籍放在车房壁上的架上边。把新书买回来，放到车房去。

　　美国人没有书房，美国人却随时随地读书。美国人读书，不必找宁静的环境。在闹市中，经常有一块小草地，草地上有一两张椅子，椅子上坐着的，就是美国的读书人。

　　在香港坐电车，由上环坐到筲箕湾，其实是很好的读书机会，但是，依我的观察，在电车上看报纸的人有，看书的人，却不多见。

　　在美国，随时随地都看见人读书。这不是说，美国人勤力，而是说，中外对读书态度，有所不同。

　　历史上，中国的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幼学诗》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又描写读书人十年窗下，一朝得志，曰：“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由于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因此，读书也变成为一种神秘的事情。神秘之极，便变成为“红袖添香夜读书”。平心论事，红袖添香未尝不好；如果必要红袖添香才能读书的，那就不免太过隆重其事了。

　　由于读书要隆重其事，因而，便有人“借头借路”（找借口来吵架——编者注），不肯读书，并为自己不肯读书来解脱。记得20多年前，看到了一本好书，介绍朋友去看。朋友吝啬不肯买书，我就把我的本子借给他，讲明一个月以后看完归还。一个月以后，朋友把书还给我，但说：完全没有看过。我大以为奇。朋友皱眉道：“白天我要上班，晚上回到家中，太太晚晚都设麻雀局，叫我怎有机会看书？”

　　如果家里有人打麻将自己就不能看书，这样的借口，实在太过牵强了。一个真正的肯读书的人，不要说旁边有人打麻将，可以看书，甚而旁边有人打架也可以看书。

　　毛病在于：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隆重，其实，读书之平凡，有如搔痒；不见得有人在旁，就不可以搔痒的。

　　先要把读书看得平凡，才可以读书。如何令到自己心理上对读书看得平凡，先要忘记了读书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而读书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其次，对读书的结果，不要期望过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书中有美颜如玉”，这是骗人的。

　　除了看《花花公子》杂志以外，书中不会有美颜如玉的。

　　正确的读书态度是：有空便要读书。不读书，浪费光阴未免可惜。

　　至于读书是否有收获呢？仍应该相信古人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美国人读书态度之所以可取，就是美国人把读书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读完书以后，不会用学问来骄人。

　　游戏人间的哲学。

　　不可不知，今天的美国人，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哲学”。

　　“游戏人间的哲学”，本来是一个生活无忧的人，或者是一个生活无忧的社会的产品。我们看到了有钱人的子弟，觉得他们有一种“不在乎”的神气，其实，这一种神气，就是“游戏人间哲学”的表现。

　　 一个遇事认真的人，一个小心眼的人，一望而知，这一个人正在向上爬，到他成功以后，他就不会那样紧张了。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经常说，美国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美国人忙到不可开交，在街上，人碰人，连道歉都没有一句。

　　我在20年前去美国，去到之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吹牛，美国人不见得忙到不可开交。在我初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的例子，还是有的，那就是叫一个姐儿回来陪你的时候，四小时与全晚，取价不同。到今天，情形两样了，“友谊赛”的事情，时时可以碰到，这就说明，美国人并不太忙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已经减弱了。

　　替代“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的，是“游戏人间的哲学”。

　　什么叫做“游戏人间的哲学”？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昨天我去见一个美国医生，他本来是我的朋友，他替我诊完之后，我便告辞。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去喝一杯咖啡。反正我不像你，我不是忙人。”我说完之后，这个医生道：“我也去，我陪陪你。”我说：“候诊室坐满了人，你能去吗？”他说：“妈的，让他们等好了，反正他们有病，不能不看我。多等一两个钟头，问题不大。我们走横门。”去到咖啡室之后，我们聊天，聊了一个钟头，医生才懒洋洋地回事务所去。

　　依我的研究，这样的医生，在30年前的美国，是不会有的。这样的医生，是近年美国的产品。

　　问题是：何以近年美国，会产生这样的医生？

　　是不是美国的社会由盛而衰的表现？

《如彗星划过夜空》from 海盗鲁宾逊

　　这段时间，搜狐博客访问速度持续下降，导致我极其郁闷。每次有想写的欲望的时候，页面总是刷新半小时也出不来。似乎不是搜狐那边的原因，应该是学校网络问题。现在访问三大门户网站，除了网易之外，访问搜狐和新浪明显变慢，据说是局域网中充斥着arp攻击的原因。不明白，但还是希望网络尽快恢复正常。
　　这几天忙里偷闲，在看林达的《如彗星划过夜空》，终于明白了心中一个一直难解的疑惑：美国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几个并非民选的精英法官能够运用个人判断，断定民选的议会通过的法案违宪与否，岂不是精英政治对于民主政治的反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从阅读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这本《如彗星划过夜空》，终于可以稍解我的困惑。《总统是靠不住的》说明美国制度的构建就是出于对人性对一切的怀疑，尽力把权力分散使之制衡。而《如慧星划过夜空》中说道费城制宪会议与会人士不仅是恐惧专制权力，也对“民主”深深的警惕。后世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而实际上此处的民主是特指雅典市的全民民主，容易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美国参众两院的架构也源于对民意被滥用可能性的警惕。当整个社会的民众素质未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直接的不受控制的民主极容易导致民意的被操控，民众在集体之中会丧失理性，互相为自己的恶行做出正当解释。典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对于民意的掌控，使之成为扩张自己野心的工具。很佩服费城制宪会议的先哲，在那个年代已经对于多数人的暴政有了清醒的认识。
　　如林达所言，即使在今天，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因为原罪感，容易美化底层民众，成为不现实、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者。多数精英们以批判权威为荣，而少有人真正的站在尽可能中立的立场，对于专制权威与民意的非理性同时做出批判。
　　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人们摆脱时空的阻隔，很快的接收到世界资讯，并可以隐身在虚拟的id背后做出评价与反馈。数千年的暴政历史，使人们压抑良久。如今，民意之口一开，除了少数理性的诉求之外，语言的暴力也充斥整个网络。多少人将网络作为发泄的渠道，陷入虚拟的语言与精神的狂欢之中。虽然社会的现实结构暂未受到网络的较大冲击，但是这种网络上精神暴力的蔓延却充分的说明我们还远未使个人成为真正理性的个体。我们的文化自从五四的断裂之后，一直处在一个道德的虚空之中。
　　话说回来，网络上浮躁、暴力、空虚情绪的蔓延，又是现实中民众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中，正常的诉求自己的渠道是何等的狭窄。我们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是“良善之民”，在虚拟的网络上便肆意展示自己的阴暗面。网络使我们成为人格分裂的一代吗？不是。没有网络，以前有地下舞会，有手抄本。。。我们其实一直是人格分裂的一代，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希望我们成为的道德模型，严重背离了人性的真实。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from 巫塔

弗朗索瓦·威尔冈是个奢侈的法国人，七年光阴，“三天”就玩完了。
别误会，我可没打算讲什么魔法故事，只是想告诉你，作家弗朗索瓦·威尔冈写了本小说《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薄薄的，居然花了七年的时间。
现代人能耐得住性子，花这么长时间做一件事，似乎并不多见了。
现代人忙得很。
我们得倾听各种远处的近处的消息，否则我们不知道世界现在进行到哪里了。
“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袭击。一个阿根廷的前任独裁者因为绑架、谋杀和滥用酷刑，终于锒铛入狱。来自二十来个不同国家的无证件者占领圣德尼大教堂，他们被要求离开。在巴黎，一个巴斯克犯人为了从桑岱监狱里逃走，让他哥哥来冒名顶替。在多伦多，一名快到坟墓边的教皇正在试着用他的“肉体快乐短暂而又肤浅”，使二十万年轻人大倒胃口。”
我们还得了解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式各样的事物的底细，因为每种事物都讲究得很：比方衬衫，这个牌子的才好；比方葡萄酒，要到那家店选购才行；比方家，要搬到这里住才最舒服。
“……我穿越整个巴黎去最好的商店采购。我买了两只都是900克重的龙虾，是雌虾，肉质鲜嫩。我到勒格朗商店选购了葡萄酒。我还买了一瓶尼翁产的橄榄油：妈妈最喜欢这种牌子的橄榄油了。”
我们渴望知道，我们热衷一切。但也仅限于此：转瞬即逝的消息，随时诞生的品牌，这些流动着的，迁变不居的事物魅惑着现代人的心。
在这种情形下，作家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弗朗索瓦·威尔冈讲的正是一个作家的故事。
哎，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位作家叫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令他魂牵梦绕的是他满脑子稍纵即逝的一个个小想法。当这些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的时候，作家为了抓住它，就把这些小想法都告诉给了出版商，于是，出版商跟他签了出版合同，他提前拿了版税，好，这下想法一个个都被攥在手心里了。
不过，当想法不断地冒出来，作家手里攥得越来越多时，就出问题了。
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抓”的东西还真不少：那本关于舞蹈的书（在这本书里，我讲到苏格拉底在色诺芬的宴会上想学跳舞），一部发生在第二帝国时期的爱情小说，一部关于胡塞尔和笛卡儿的作品（写出来后肯定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我所有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一部有关贝多芬四重奏的随笔（这多亏了约瑟夫·克尔曼的那本书），当然还有《床第之欢》以及我那本写火山的书。
“抓”得多了，日子是不好过的。因为，他非得分出许多条心思来琢磨不可。每一本书牵动一条心思，心思难免纷乱、精神涣散。
创作需要凝神专注来完成，可偏偏专注不起来，这时候，人就变得焦虑、紧张。焦虑成了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最根本的状态。
他一面扬言，“我不再出书了。再也没有出书的欲望了。”并且，还引了莫里哀的话加以证明：“我的上帝啊！真是奇怪，一本书卡壳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一面又很不情愿就这么撒手：“我每天总会跟一个网球运动员一样，握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加油，弗朗索瓦，你要想走出困境就一往无前吧！’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用印地语、巴利语和梵语创作出的文学作品都写到，生活的规则就是一往无前。生活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谁能将车轮刹住？”
他被生活沉重地拖着，艰难地向前……
所幸的是，有那么三天，他不再焦虑了。
这三天，他母亲病了，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事物，来看护他母亲。母亲生病这件事强行中止了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生活的惯性，使他在这三天里能够暂时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看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在被各种“抓”来的事物中间，终于可以透口气了。这三天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生命中最值得为之下功夫来珍视的事物。
“我写过诸如‘超级焦虑’或者‘心慌意乱’一类的词语，却没料到有一天我成了一个害怕母亲死去的儿子。我寻思人们写作只为母亲，写作与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作家到了写作和出版的年纪的时候，创作出的作品并不是题献给那个已经一大把年纪的母亲，而是那个把他生下来、出生之时把他与自己分开的那个年轻的女人。”
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发现自己有了写作的决心。小说到此就结束了。也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写出来。
我想，如果他真正想明白了，他肯定写得出来。其实，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那些事物，在我们心里思来想去的那些念头，我们没有必要都把它抓来，没必要让自己的生活处于密不透风的忙乱状态，而没有一点儿留白。有了留白，我们才能清醒：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希望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个留白不能总是由诸如母亲生病的偶然事件来创造的，而是要自己来担当。
弗朗索瓦·威尔冈在小说里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作家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的故事，而在小说内部，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又以“我”的口吻讲了一个作家的故事。所以，包括弗朗索瓦·威尔冈本人，小说里里外外一共有三个“我”， “我”里面套着“我”，“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难分彼此。
的确如此。当弗朗索瓦·威尔冈创作这部小说，最初总是宣称自己要何时何时写完的时候，你能说这不是现代人普遍的焦虑所致吗？而当他迟迟写不完，最后熬到第七个年头把它耗完的时候，你能说他本人没发生重大改变吗？

《弱者的武器》--防止最坏，期待最好 from 梁捷

耶鲁大学人类学名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代表作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前些年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15.80元)，后来的《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35.00元)，还有眼下这本《弱者的武器》。从原著出版时间表来看，《农民》一书出版于1976年，《国家》一书是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而《弱者的武器》出版于1986年，正是连接前后两本书的思想关节。
作者：(美)詹姆斯·斯科特译者：张敏、何江穗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年1月定价：29.50元
再从内容上看。《农民》一书的立足点是东南亚的农民生活，而且是关涉到最底层农民生存问题的“生存伦理”。《国家》则主要谈国家指导下的农村以及城市改革的失败，研究对象和规模似乎有所放大，追求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讨论范畴也正好在两者之间。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有“冲突论”这一流派，往往把马克思和齐美尔奉为鼻祖。这两位大师固然都谈冲突，可理念中实施冲突的方式和看待冲突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很喜欢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介绍马克思思想时，国内还有学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阶级战争”，在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下，“战争”倒是比“斗争”更符合实际。齐美尔则委婉得多。他当然一样深刻地体会到身处底层、被压榨、被欺负人群的“怨恨”，这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可是怨恨并不一定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也可能被深深埋藏、发酵，最后变成另外形式的能量。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主要遵循的就是齐美尔的思路，去探究农民那些日常的、隐藏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农民可不管什么理论，他们只是按照“防止最坏，期望最好”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反抗策略，这种反抗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武器”。　　谨慎的反抗
弱者的手里有哪些武器？大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傻、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其中没有哪种形式是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感受会更深，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纵观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对抗形式和对抗思想具有普遍性。据说过去苏联或者东欧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资本家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资本家工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性的反抗。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更多地谈论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因为农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生存”。对于任何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比如大规模征税，比如土地制度变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这本《弱者的武器》则更偏重无形的、间接的反抗。剧烈冲突不可能天天有，潜在冲突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如果不直接涉及生存，只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一定会明目张胆地反抗政府。直接的正面冲突，代价非常高昂，可能要耗尽农民手上微薄的资产，而且结果难料。也就是说，正面冲突往往不是生存尚未受到威胁的底层农民理性的最优选择。农民也是经济人，算得可精细了。
另一位很边缘的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类似问题。他的专业并非研究农村问题，而主要研究企业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斯科特颇为类似。他在一本出名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忠诚》里概括了工厂内工人对企业家不满时的三种反抗手段。第一种是退出，这在农村里情况不太一样，暂且不论。第二种是呼吁，就是通过工会或者直接地喊出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更常用的是第三种，不忠诚。这样不会和老板扯破脸皮，也不会丢了工作。至于不忠诚的办法可就多了，劳动合同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劳动细节，偷懒、懈怠、消极罢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行为还算好，暗地里做手脚、搞破坏，让老板吃哑巴亏，则是更为严厉的反抗形式。
斯科特的视野更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　　日常的计算
国内读者很容易想起一系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吴思的《血酬定律》，特别是去年高王凌先生的著作《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高先生研究中国人的“反行为”正好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相对应。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经济学界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原理的阐释，可以和斯科特讨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小动作做一个对照。
林毅夫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给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力，只能进不能出。在政治压力下，所有农民都被迫加入了人民公社，可是由于产权不清晰，每个人的劳动不能直接与土地上的作物产量挂钩，收入分配只与劳动时间有关，那么偷懒、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大跃进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偷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各种瞒报、谎报，最终酿成大祸。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与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的效率作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当时中国农民由于缺乏产权而没有劳动积极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动，但日常劳作中的反抗是天天存在、处处存在的。
农民们总有着精准的计算，包括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对组织，也对其他农民。斯科特曾循着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路数研究过农民的“礼物交换”或者“合作互惠”行动，知道很多礼物是以“人情”方式来计算的，和货币财富不能直接冲销，大家照样记得一清二楚。
在具体生产劳动时，虽然一般会有明确的制度和监督，但是监督者和劳动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有钻空子的机会。一般来说，监督可以分成“监督劳动过程”和“监督劳动成果”两种，在监督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这两方面同时监督。如果你重视劳动成果的质量，那么农民就会在劳动过程中偷懒，减少产出；如果你重视监督劳动过程，那么农民可以在不减少劳动时间和数量的情况下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总之，劳动永远是劳动者自己付出的努力，监督者要对付劳动者，信息上总是不利的。
与其监督，不如“激励”，这是高层组织对付“弱者武器”的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就是一步步寻求有效激励的办法。这是斯科特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国家的视角》中得以详细阐释。斯科特也意识到，国家或者集体往往会寻求一种“过于清晰”、“过于明确”的激励机制，以为能把小小农民的算盘彻底搞清楚。
可无数实验都失败了。统治者骄傲的设计和计算才能，在数量惊人的小农狡黠智慧面前，全都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可笑的狂妄。为了实现政府期望的富裕、有效率以及公平等目标，政府在何种范围内设计何种程度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光有机制似乎不够，还必须同时干涉农民的理念，这就需要理论层面的反思了。　　统治的霸权
斯科特是极为重视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虽然在他书里，任何大学者名字出现的频率都赶不上那些他深有交往的本地农民。在《农民》一书中，他是沿着波兰尼(Karl　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区分出农民生存伦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然后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理性”。
而在这本书里，他就试图把“形式”和“实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来自文化研究先驱葛兰西，即“霸权”(hegemony)。所谓霸权，就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从而全面地驾御社会的生产循环。斯科特另一本比较新的著作，题目是《统治与抵抗的艺术》，进一步把这种“霸权”上升到艺术高度。
通过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这个小地方的长期观察，斯科特开始认识思想或者意识的重要性。传统观念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主要武器就是国家机器，是法律，是暴力，是税收。可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武器，是偷懒，是暗中破坏。强者的武器虽然强大，但弱者的武器更丰富，智慧无穷，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只有同时在制度和思想上努力，在思想上控制弱者，使他们盲从顺服。毕竟塞达卡之类的乡村小镇，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据斯科特观察，能够深刻洞悉官方意图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根据本能和直觉，做出包含小聪明的反应。政府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把权力、地位、财富的分配原理重新包装和阐释，从而实现“霸权”统治，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霸权”统治，真的能取得比目前复杂局势更好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吗？
就以土地租赁关系为例。塞达卡农村过去常常是使用谷物交租的，现金很少。过去租赁契约往往是活租而非死租，即可以根据自然天气等原因修改契约。但是这些趋势都逐渐在改变，政府似乎更愿意施行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管理，却不管农民是怎么想的，大大影响了农民甚至地主的积极性。
要知道，农村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很多方面，很多契约签订的特殊关系都非城市人所能想象。就以分成租这种形式为例，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反过来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予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比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则一般都要出棺材钱。
这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租佃合同，使得佃户和地主在多个维度上勾在了一起。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成之前，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我们自然可以从小乡村的复杂环境里，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理论”，去推测和设计它下一步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前景。斯科特对此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情绪，他不愿相信革命家的承诺，不相信现代化的建设手段可以消除那些贫困和不平等。倒是弱者的武器充分展现了韧性，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弱者的武器，它是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最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