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大科学家打小报告:杨振宁状告安东尼奥尼 |
| |
| ● 郝建 |
| 2007 年7月30日意大利的世界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逝世,世界许多地方都纪念他,估计明年欧洲的几个电影节都要想尽办法抢着得到有他作品版权公司或者家属许可举 办他的作品回顾展。与世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中国除了一些电影专业人士在总结、回顾他对电影艺术贡献之外,还对他另有一番注目。中国更注重安东尼奥尼、更 多谈论他的故去是因为他拍过一个纪录片《中国》。《财经》等几个杂志命我写一些悼念文字。我在总结、清理安东尼奥尼电影艺术成就和他与中国的瓜葛时,发现 了一个大科学家的名字——杨振宁。我惊奇的发现,原来这位美籍华裔大科学家不但懂些理论物理、懂些爱情,他还懂电影耶。当年,整个中国掀起批判安东尼奥尼 的浪潮并非起于青萍之末,对此片最早有警惕、有所注意并让这种高度的认识和警觉上达天庭的,就是这位大科学家。那他有所警惕以后跟谁打这个关于《中国》的 小报告呢?说出来吓你一下,全国人民一直敬爱的周恩来。 ( http://www.tecn.cn ) 列位看官,这里有故事吧,听我细细道来。 1970 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提出聘 请的导演是安东尼奥尼。我没去考证,估计当时安导演是意共党员。电影圈里有个真实的故事,另一个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来中国拍《末代皇帝》时就满世界拿着一 张介绍信函到处要求协助,那介绍信上他名字旁边有个括弧注明他是“意共党员”。 ( http://www.tecn.cn ) 我估计,当时毛泽东和手 下也很急着要让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的兴奋状态和“战天斗地”、“改造人的灵魂”的巨大成就。于是好像双方各取所需一拍 即合。1972年5月6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 中国的邀请函。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亲任领队,率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按照中方要求,在22 天之内匆勿赶往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河南林县等地拍摄。 ( http://www.tecn.cn ) 可是跟很多婚姻一样,双 方睡到一起之后并不一定琴瑟相合、如鱼得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刻意安排的拍摄计划和明显的摆拍、安排场景有一些意识,他想了很多招数跟陪同的人周旋。他把 这些在解说词里明确说了出来。 他自己还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 ‘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引自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载《党史博览》2006年6期) ( http://www.tecn.cn ) 1973年1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电影《中国》的首映发布会。这是西方国家首次和唯一的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中的神秘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人将它称为“诚实的独白”。影片放映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购买了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 ( http://www.tecn.cn ) 那后来这个纪录片是怎样被中国高层领导注意,把它当一部反华影片大批特批呢?这就跟我们故事的大科学家主人公有关了。 ( http://www.tecn.cn ) 杨振宁是怎样打这个小报告的呢?他是写信给周恩来的吗?非也。实际情况是,这档子事是他当面跟周恩来说的。 ( http://www.tecn.cn ) 1973年5月17日夜 里,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 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 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 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 引自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载《党史博览》2006年6期) ( http://www.tecn.cn ) 原来,大科学家打这个小报告时还没看到这个电影。不过这也不奇怪,当时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小学生和工农兵都是压根没看过或者没完整看过这部电影就写了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影评,我也是其中一个。 ( http://www.tecn.cn ) 周恩来当时也不知是没权还 是不懂,他没很在意这件事,只是说要查查。1973年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一位干部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一封举报信,他认为 安导演在污蔑中国。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这名干部又写了第二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说: ( http://www.tecn.cn ) 所谓《中国》长片,是完 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 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举报信中有一句话是重磅炸弹:“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这句话 下面不知被谁重重地画上了道道。(引自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载《党史博览》2006年6期) ( http://www.tecn.cn ) 姚文元对此信的批示是:“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的批示是:“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 http://www.tecn.cn ) 1973年12月30晚上,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中国》。 1974 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写到:“去年开 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 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 http://www.tecn.cn ) 此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 http://www.tecn.cn ) 1974年7月中旬,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帽子店,江青说:“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引自同上文) ( http://www.tecn.cn ) 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有关部门又谈到了这部电影,他说: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 http://www.tecn.cn ) 安东尼奥尼1972年来拍 片子时,我在工厂当童工。1974年对《中国》搞大批判时,我在工厂里被人称为“文豪”之一。我记得,当时是经过选择的批判骨干才可以去看这部影片经过剪 辑的版本,而且我们看到的剪辑片段是配上了旁白批判词的,批判词大概是这一类的:请看……,请看……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 他就是这样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处心积虑……。 ( http://www.tecn.cn ) 我那时很高兴写批判文章,因为厂里把我抽出来去写骂《中国》的文章我就可以有两天不干活。 2007年8月7日 |
8.12.2007
郝建:大科学家打小报告:杨振宁状告安东尼奥尼
5.17.2007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 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 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 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 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 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 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 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他们把***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 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 “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本文系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 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 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 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 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 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 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 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他们把***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 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 “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 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本文系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5.14.2007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100周年 from 林贤治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有八种汉译本,不同的传记数种。虽然她的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大陆未见出版,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名字及主要的思想,已为广大读者所知悉。 ( . )
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933年纳粹上台后,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国,她继续为犹太组织工作。1940年,与流亡的共产主义者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结婚。同年,被关进居尔集中营,法国沦陷后,同母亲和布吕歇尔一同逃往马赛,次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在这里,她最先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多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陆续出版多种政治学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共和危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等。1975年12月4日,因发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纽约审所。 ( . )
阿伦特的政治学者的形象是在美国完成的。作为学者,她大大拓宽了政治科学的论域,譬如“极权主义”论,便极具原创性质,它取自时代经验,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所未见。由于她坚持自由写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经院式的“学术规范”,她的绝大多数著作,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出现绝非偶然。然而,在充满激情的表达中,却又无处不显现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气质。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 ( . )
在实证主义学者看来,阿伦特的著作当有许多不够严谨或者偏颇的地方,事实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这样那样的损毁。可是关键的是,她及时地介入现实,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这正是阿伦特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同于传统学者的地方。 ( . )
在确立个人身份的时候,阿伦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她拒绝被德国文化同化,同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她争取的,惟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委员会以致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 . )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组织、宣传与恐怖
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阿伦特于1949年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总结。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反犹主义”,第二部为“帝国主义”,第三部才说到“极权主义”。前面两部对欧洲18世纪以降的历史进行多个方面的考察,指出极权主义的崛起,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崩溃过程,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前奏。所以,雅斯贝斯建议从第三部读起。最后一部对极权主义的起因和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 ( . )
“极权主义”一词并非阿伦特的发明,而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惯于使用的,但是,阿伦特在著作中赋予它以确定的限界和内涵。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群众”、“运动”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她在书中对“群众”和“暴民”做了区分。暴民是从十九世纪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们,而群众则是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样拥有“阶级的基础”,他们反映的是 “全体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群原子化的人们。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运动,不断地运动,它在实践上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人们引入其中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 ( . )
在论及极权主义运动时,阿伦特着重指出宣传和组织二者的作用。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 . )
关于组织的任务,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是分层级的,有先锋组织,有精英阶层,也有普通成员,领袖则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为“彻底性”所蒙蔽。 ( . )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伦特加写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结语”部分。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极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而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在最后一章,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 . )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对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戕害,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倾全力加以揭露,反对“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可以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 . )
平庸的恶,责任与良知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 . )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 . )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 . )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 . )
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犹太人领导人几乎都无例外地用某种方法,某种理由和纳粹合作。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后来发生的那种规模。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仅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 . )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 . )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 . )
革命,共和,公民参与
1963年,阿伦特的著作《论革命》出版。雅斯贝斯认为,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并且评价说,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认为,革命精神已经失去,她把这看作是现代人的悲剧,从而给予正面的阐释,把革命与共和联系起来,重塑革命精神。从中所体现的作为一个饱经极权统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不泯的激情,倘若拿来与后文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别革命”的论调相比较,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 . )
在书中,阿伦特集中讨论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她认为,两个革命都极其重视公共自由和大众福祉,但是美国革命并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它的成功经验表明,革命只能使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出,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够避免极权主义的影响,就因为它不具备民族国家那种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一体性,此外,也不曾出现如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具有强大内聚力的阶级结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原本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但是,美国与欧洲文明是同源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在阿伦特看来,革命和宪法的制订,在总体上是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美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一场突发的暴力运动的结果,而是始终依靠众多参与者普遍的协商和相互契约来发动、推进和维系的。阿伦特说:“革命的目的在于缔造自由。”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定期修正,就是建构和扩大自由空间,将自由制度化。倡导宪政建设,不能只是考虑秩序与程序的确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与公众参与;恰恰相反,阿伦特的关于以“评议会制”取代政党制和代议制,建立一个“参议国家”的近乎政治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以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她认为,美国宪法体制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而在于创建使人民能够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自由,树立一种新的权力体系:一、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哪一个政党这一共和原则;二、联邦宪法体制不是采取主权国家的形式,保证没有主权的权力存在;三、通过各政治体互相平等,彼此约束,而非定于一尊,实行代替或兼并;四、民族既非政治体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历史和起源的同质性。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创建共和政体时,确曾将罗马的共和政体当作最早的范型,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并非罗马的重建,而是新的罗马的创建,体现了一种延续以政治自由为第一义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创新精神。 ( . )
美国在五十年代初曾经一度产生麦卡锡主义,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以及异议知识分子,阿伦特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这股“划一主义”的狂流没有肆虐多久,便很快得到纠正。阿伦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拥有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各种自由制度。 ( . )
《共和危机》是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曾经在《论革命》中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对于保护美国共和制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思想,特别富于时代实践的意义。 ( . )
关于政治谎言。1971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了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授意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的记录,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暴露了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欺骗的诸多问题。阿伦特指出,事实是脆弱的,谎言更可能成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谎言。她说:“由于说谎者拥有预先知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些什么的极大优势,因此谎言通常比现实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谎言很容易被事实戳穿,但某些类型的谎言则可以将事实真相从人类的存在中完全抹掉,从而侵犯和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她指出有两种相关的说谎方式,一种属宣传性质,如越战;另一种则属专家、政治智囊人物所为,它一开始就带有自我欺骗性质,因为决策者生活在阿伦特称之为“去事实化的世界”。不过,对于政府的欺骗,她并不感到特别沮丧,理由就是她对美国一直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新闻机构对民众服务方面持积极评价的态度,——即使政府文件有着严密的保密分级制度,也很难不为美国民众所知道。此外,美国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抵制破坏自由的力量的东西,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战胜政府谎言的希望之一。 ( . )
关于公民不服从。阿伦特相信,公民不服从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因为它源自一个契约社会中的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责任。她将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抵制进行区别。公民不服从是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而良心反抗只是个人性行为。参与公民不服从的人都是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出于某个观点的一致性而联合行动,并共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当然,这得从宪法上对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权有着切实的保障,就是说,即使同属于一个基于同意的社会,这种同意也是必须隶属于不同意的权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个“契约论传统”——政府必须取得人民同意(容许异议),如政府已违背托付,人民有权利不服从。尽管公民不服从也许会转化为暴力行为,对于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鉴于社会上公民参与的减少,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的减少,阿伦特仍然鼓励美国政府考虑将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国家自信有能力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 ( . )
关于暴力。在《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对权力、权威、强力和暴力作了区分。她把暴力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暴力只能导致破坏,但不能创造出权力,一旦开始便无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动所产生的最可能的结果便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而权力,在她看来是尊重人类的多元样态,使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力量。当一个团体或政府发现权力正在丧失时,很容易试图通过暴力来继续掌控权力。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暴力出现时,权力即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论述,多局限于一个契约国家—民选政府的理论前提。她将权力过分合理化,不但忽略了权力中隐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政治势力在某种历史情势中的变动关系。这里,大约是因为他在68年学生运动中,瞥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运动中群众的不祥的阴影吧? ( . )
在黑暗的时代,期待启明
阿伦特以一种新异的文体风格,写作了一本书,名叫《黑暗时代的人们》。所谓黑暗时代,当是她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主宰这一时期的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说法,同时带有象征的性质,采用的是较广泛的意义。其中,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包括卢森堡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处于精神领域中的人物谱系。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作为“时代的代表”,这少数人却几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 )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同样是其中优秀的一员。如果从专业爱好来说,她应当埋首于哲学研究;事实上,直到临终前,她仍然进行着严肃的哲学思考。她的最后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声称,她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在弥漫着斗争气息的日子里,她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运动的成员,然而,她的思考却不能不一再地被现实政治问题——人类生存最急迫的问题——所打断。这样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而是与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关,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寻。阿伦特试图通过思考打破现实——主要来自体制——的遮蔽,阻止人类作伪和行恶,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这样的思考,不能不带上批判与反抗的性质。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 . )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 . )
2006年8月21日
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933年纳粹上台后,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国,她继续为犹太组织工作。1940年,与流亡的共产主义者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结婚。同年,被关进居尔集中营,法国沦陷后,同母亲和布吕歇尔一同逃往马赛,次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在这里,她最先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多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陆续出版多种政治学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共和危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等。1975年12月4日,因发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纽约审所。 ( . )
阿伦特的政治学者的形象是在美国完成的。作为学者,她大大拓宽了政治科学的论域,譬如“极权主义”论,便极具原创性质,它取自时代经验,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所未见。由于她坚持自由写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经院式的“学术规范”,她的绝大多数著作,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出现绝非偶然。然而,在充满激情的表达中,却又无处不显现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气质。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 ( . )
在实证主义学者看来,阿伦特的著作当有许多不够严谨或者偏颇的地方,事实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这样那样的损毁。可是关键的是,她及时地介入现实,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这正是阿伦特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同于传统学者的地方。 ( . )
在确立个人身份的时候,阿伦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她拒绝被德国文化同化,同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她争取的,惟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委员会以致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 . )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组织、宣传与恐怖
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阿伦特于1949年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总结。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反犹主义”,第二部为“帝国主义”,第三部才说到“极权主义”。前面两部对欧洲18世纪以降的历史进行多个方面的考察,指出极权主义的崛起,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崩溃过程,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前奏。所以,雅斯贝斯建议从第三部读起。最后一部对极权主义的起因和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 ( . )
“极权主义”一词并非阿伦特的发明,而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惯于使用的,但是,阿伦特在著作中赋予它以确定的限界和内涵。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群众”、“运动”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她在书中对“群众”和“暴民”做了区分。暴民是从十九世纪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们,而群众则是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样拥有“阶级的基础”,他们反映的是 “全体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群原子化的人们。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运动,不断地运动,它在实践上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人们引入其中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 ( . )
在论及极权主义运动时,阿伦特着重指出宣传和组织二者的作用。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 . )
关于组织的任务,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是分层级的,有先锋组织,有精英阶层,也有普通成员,领袖则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为“彻底性”所蒙蔽。 ( . )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伦特加写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结语”部分。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极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而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在最后一章,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 . )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对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戕害,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倾全力加以揭露,反对“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可以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 . )
平庸的恶,责任与良知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 . )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 . )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 . )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 . )
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犹太人领导人几乎都无例外地用某种方法,某种理由和纳粹合作。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后来发生的那种规模。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仅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 . )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 . )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 . )
革命,共和,公民参与
1963年,阿伦特的著作《论革命》出版。雅斯贝斯认为,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并且评价说,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认为,革命精神已经失去,她把这看作是现代人的悲剧,从而给予正面的阐释,把革命与共和联系起来,重塑革命精神。从中所体现的作为一个饱经极权统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不泯的激情,倘若拿来与后文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别革命”的论调相比较,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 . )
在书中,阿伦特集中讨论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她认为,两个革命都极其重视公共自由和大众福祉,但是美国革命并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它的成功经验表明,革命只能使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出,美国这个国家的确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够避免极权主义的影响,就因为它不具备民族国家那种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一体性,此外,也不曾出现如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那种具有强大内聚力的阶级结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原本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但是,美国与欧洲文明是同源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在阿伦特看来,革命和宪法的制订,在总体上是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美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一场突发的暴力运动的结果,而是始终依靠众多参与者普遍的协商和相互契约来发动、推进和维系的。阿伦特说:“革命的目的在于缔造自由。”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定期修正,就是建构和扩大自由空间,将自由制度化。倡导宪政建设,不能只是考虑秩序与程序的确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与公众参与;恰恰相反,阿伦特的关于以“评议会制”取代政党制和代议制,建立一个“参议国家”的近乎政治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以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她认为,美国宪法体制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而在于创建使人民能够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自由,树立一种新的权力体系:一、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哪一个政党这一共和原则;二、联邦宪法体制不是采取主权国家的形式,保证没有主权的权力存在;三、通过各政治体互相平等,彼此约束,而非定于一尊,实行代替或兼并;四、民族既非政治体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历史和起源的同质性。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创建共和政体时,确曾将罗马的共和政体当作最早的范型,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并非罗马的重建,而是新的罗马的创建,体现了一种延续以政治自由为第一义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创新精神。 ( . )
美国在五十年代初曾经一度产生麦卡锡主义,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以及异议知识分子,阿伦特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这股“划一主义”的狂流没有肆虐多久,便很快得到纠正。阿伦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拥有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各种自由制度。 ( . )
《共和危机》是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曾经在《论革命》中所强调的公民参与对于保护美国共和制并促使其健康发展的思想,特别富于时代实践的意义。 ( . )
关于政治谎言。1971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了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授意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的记录,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暴露了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欺骗的诸多问题。阿伦特指出,事实是脆弱的,谎言更可能成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谎言。她说:“由于说谎者拥有预先知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些什么的极大优势,因此谎言通常比现实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谎言很容易被事实戳穿,但某些类型的谎言则可以将事实真相从人类的存在中完全抹掉,从而侵犯和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她指出有两种相关的说谎方式,一种属宣传性质,如越战;另一种则属专家、政治智囊人物所为,它一开始就带有自我欺骗性质,因为决策者生活在阿伦特称之为“去事实化的世界”。不过,对于政府的欺骗,她并不感到特别沮丧,理由就是她对美国一直处于自由状态下的新闻机构对民众服务方面持积极评价的态度,——即使政府文件有着严密的保密分级制度,也很难不为美国民众所知道。此外,美国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抵制破坏自由的力量的东西,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战胜政府谎言的希望之一。 ( . )
关于公民不服从。阿伦特相信,公民不服从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因为它源自一个契约社会中的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责任。她将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抵制进行区别。公民不服从是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而良心反抗只是个人性行为。参与公民不服从的人都是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出于某个观点的一致性而联合行动,并共同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当然,这得从宪法上对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权有着切实的保障,就是说,即使同属于一个基于同意的社会,这种同意也是必须隶属于不同意的权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个“契约论传统”——政府必须取得人民同意(容许异议),如政府已违背托付,人民有权利不服从。尽管公民不服从也许会转化为暴力行为,对于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鉴于社会上公民参与的减少,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的减少,阿伦特仍然鼓励美国政府考虑将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国家自信有能力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 ( . )
关于暴力。在《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对权力、权威、强力和暴力作了区分。她把暴力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暴力只能导致破坏,但不能创造出权力,一旦开始便无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动所产生的最可能的结果便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而权力,在她看来是尊重人类的多元样态,使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力量。当一个团体或政府发现权力正在丧失时,很容易试图通过暴力来继续掌控权力。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暴力出现时,权力即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论述,多局限于一个契约国家—民选政府的理论前提。她将权力过分合理化,不但忽略了权力中隐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政治势力在某种历史情势中的变动关系。这里,大约是因为他在68年学生运动中,瞥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运动中群众的不祥的阴影吧? ( . )
在黑暗的时代,期待启明
阿伦特以一种新异的文体风格,写作了一本书,名叫《黑暗时代的人们》。所谓黑暗时代,当是她所经历的二十世纪,主宰这一时期的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说法,同时带有象征的性质,采用的是较广泛的意义。其中,她写了从莱辛到同时代人中的多位诗人、作家、哲学家,包括卢森堡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处于精神领域中的人物谱系。当时代将人们卷入屠杀、混乱、饥饿,不义与绝望之中时,作为“时代的代表”,这少数人却几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 )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同样是其中优秀的一员。如果从专业爱好来说,她应当埋首于哲学研究;事实上,直到临终前,她仍然进行着严肃的哲学思考。她的最后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声称,她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在弥漫着斗争气息的日子里,她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运动的成员,然而,她的思考却不能不一再地被现实政治问题——人类生存最急迫的问题——所打断。这样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而是与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关,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寻。阿伦特试图通过思考打破现实——主要来自体制——的遮蔽,阻止人类作伪和行恶,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这样的思考,不能不带上批判与反抗的性质。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 . )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 . )
2006年8月21日
5.12.2007
Oscar Wilde
不过既然大自然降下甘美的雨水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我总会在大自然的夹缝中找到栖身之所,幽谷中也会有安静之处供我独自啜泣。大自然将会为我在夜空中挂满星星,好让我在黑暗中行进步致失足,她也会叫风把我的脚吹散,好像别人无法找到我的踪迹来伤害我,她还会以大水将我洗净,用苦涩的草药让我恢复完整。
Oscar Wilde . In Prison
Oscar Wilde . In Prison
波德莱尔与波西米亚文人咖啡馆 from 龚容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分崩离析,金融资本和信贷系统空前繁荣,巴黎经过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重建,面貌焕然一新。林荫大道上出现了不少家大型百货商店和时髦的咖啡馆;建筑师修建了许多巴罗克式的宅第和古罗马式的公馆;绘画成为装饰,轻歌剧取代了严肃音乐,文学作品只被当作轻松的消遣供人阅读,而为后世所叹赏的艺术当时只受少数人的重视,几乎没有哪个人愿意拿出钱来给予资助。许多艺术家十分厌恶这个资产阶级的天堂,不愿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又觉得当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实在强大,无法对之进行谴责。于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工作,并且经常在那些文学咖啡馆里聚会,因为在那儿听不大见路易·拿破仑政治下露天市场的喧嚣。当时最有名的咖啡馆——殉道者咖啡馆就坐落在殉道者街上,位于布雷达街和纳瓦兰街的拐角处。这家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的咖啡馆,是米尔热、波德莱尔或库尔贝等与官方的沉默或敌意奋起抗争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人会聚的场所,上这家咖啡馆去的许多客人都觉得它的名称可以取得更加含蓄一点。
其中有位客人阿尔弗雷德·德尔沃在一八五七年写道:“如果除了殉道者咖啡馆,整个巴黎都被焚毁,那么,只消使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不过它的面貌就不会跟奥斯曼设计筹划的一样了。
殉道者咖啡馆是第二帝国时期最主要的咖啡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的客人们更加有名,那儿的侍者也更为忙碌,机敏乖巧的对答来得也比任何其他场所都要迅捷。楼上和楼下的那两个高大、轩敞的房间里都点着闪烁的煤气灯,摆着讲究的长沙发和光亮的橡木桌,但是镜子、图片和镀金线脚、女像柱和人造花看上去却并不怎么雅致,因为即使在殉道者街,要保持完全纯正高雅的艺术情趣也还是办不到的。在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中,有像克洛德·莫奈那样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艺术家,也有像天文学家亚历克西·莫兰那样的怪人,他否认太阳的存在,但却试图通过允许月亮的存在来平息一片哗然的舆论。还有一些青春已逝的模特儿和年轻姑娘,她们各人都有个诨名儿,诸如“香烟”、“月光”、“煎蛋”、“白葡萄”等。对大多数的文学咖啡馆都不以为然的龚古尔兄弟写道:“殉道者咖啡馆就像个下等酒馆,是一些软弱无力、言行不一的人士汇集的洞穴,这些不知其名的大人物和不少波西米亚小报记者,都尽力想要在那儿拾到一枚新的五法郎硬币或一个陈旧的念头,而受到他们辱骂的那些人却不得不沉默寡言,努力工作,在孤独中奋战、生活和死亡。”警长在听到这家咖啡馆发生的一场决斗时就对法国元帅博斯凯说:“假如哪个人在那儿侮辱你的话,你就必须拨出刀来把他一下子结果!警察是决不想进行干预的!”
全法国的人都知道,这是头一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咖啡馆。晚上,咖啡馆里明亮耀眼的枝形吊灯的灯光,常会射到容貌丑陋、留着胡子的亨利·米尔热的秃脑门上。在一个美好的夜晚,米尔热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用来提神醒脑的咖啡,他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像个农民那样慢吞吞吃着东西,时而忽然发出一阵大笑,好似一个火药没给装好的花炮,随后激烈地发表一通带有狂热社会主义观点倾向的议论。
在同一张桌子边上,假如凑巧正是三位都想上这家咖啡馆去的一个罕见夜晚,也坐着神情忧郁的夏尔·波德莱尔。他当时的外表引人注目,戈蒂埃在《回忆波德莱尔》中写道:他头发乌黑,有几绺罩在奇白的前额……眼睛颜色如西班牙烟草,深邃而且炯炯有神,显得过于专注……唇部曲线有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中的笑容那么富于魅力,还带有冷讽的意味。他的鼻子细巧、高雅,有些拱曲,鼻孔颤动着,似乎总是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令人想起他的名句“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人的灵魂飘在音乐上”!他上穿朴素闪亮的黑外套,下着栗色裤子、白袜、精致皮鞋。整个来说,衣着外表无懈可击,而且几乎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味。他身材瘦削,样子潇洒,头发理得光光的,好像正准备上断头台,默默想着他所欠的债务或是对《恶之花》的起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像莫米之类的咖啡馆里见过面的米尔热、库尔贝和波德莱尔分别代表了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多数其他咖啡馆的常客对革命并不像对冰冻甜食那样关心,所以这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注定毫无意义。
在那些定期或偶然上咖啡馆去的客人中,有些人一开始就试图把艺术从当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泰奥菲尔·戈蒂埃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包括热拉尔·德·奈瓦尔在内的一些朋友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组成了一个艺术团体,在他们那位于杜瓦耶纳街的工作室会面。不少浪漫主义作家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类似的私人文学团体,但是戈蒂埃和他的朋友却爱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巴尔扎克在一八三○年描写他的杰作《幻灭》的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场景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个词语。
“波西米亚人”这个词,使人脑海中出现了好似吉卜赛人的一班艺术家的形象;可是有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他并不非得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汉——波西米亚文人所在的区域可以是像拉丁区那样一个确切的地区——他可以忍饥挨饿,也可以像戈蒂埃和他的朋友那样有一笔个人收入。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常在林荫大道一带漫步社交的人逐渐减少,咖啡馆就成了波西米亚文人聚会的场所。
尽管戈蒂埃大概会不时朝殉道者咖啡馆里面瞅上一眼——他一度短期住在几间门面以外的纳瓦兰街,但是他可能觉得其中的现实主义氛围不大舒适合意。他的团体的宣言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理想观念使他们的工作完全脱离他们所蔑视的社会。戈蒂埃和他的许多文学友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块儿喝酒的时候,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穿着红背心在浪漫派与古典派正面交锋时那种慷慨激昂的样子。
资产阶级对于为艺术布艺术的主张并不感到怎么惊慌,不管怎样,这种艺术只能被一些感觉敏锐、富有才智的人所理解的那种观念,对那些寻找社会差别标志的暴发户确实颇有吸引力。为艺术而艺术在某些其他方面也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却并未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深奥玄妙的艺术那至高无上的地位恰好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成功。情况有时看上去似乎是法国的银行家越多,波西米亚艺术家也越多。如果艺术家只能在几个凭灵感的浪漫主义者创造出来,那也跟当时出现的劳动分工的潮流趋势相符。否认艺术具有任何社会目的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未始没有好处,因为它早看出雨果把自由派和浪漫派人士结成联盟的危险性。
一八五○年七月革命后,巴黎开始显示出它年轻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街道被拓宽了,许多还铺了木头。马路两边不再只是坚硬的泥地,而是用碎石铺成的人行道。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街边上,不用担心污泥溅到身上。煤气灯的使用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效应:城市的灯光。咖啡馆因为明亮的灯光、宽大的平板玻璃窗而显得相当壮观。在林荫大道边那些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上层社会的人士坐在那儿看着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从旁边走过。民众开始逐渐离开了至今为止名声仍不怎么好的王宫广场。在托托尼餐馆或是林荫大道隔开几个门面的里什咖啡馆,社会名流都常在那儿碰头会面。
所有这一切在波德莱尔看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新的天地。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就去拉丁区的那些并不上等的咖啡馆游逛,当时那儿仍是维庸所熟悉的迂回曲折、肮脏不堪、灯光暗淡的街道,不过因为雨果住在那儿,所以对作家倒还不算有失体面。只有等到一八四二年,当波德莱尔由于成年获得一笔巨款的时候,他才进入塞纳河右岸的上层社会,在那儿,他喜欢在自己的住处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在房间里摆放着东方的香料,一架架镀金皮面的书籍、一瓶瓶装在细长瓶子里的莱茵葡萄酒、柔软的东方地毯……这是他决定在文学咖啡馆里也保持的一种情调。他爱挽着他的“黑维纳丝”让·杜瓦尔去咖啡馆。他的漂亮的衣服、拳曲的头发、尖尖的胡子使他看上去像一幅古代大师所作的画像里的人物。一八三七年,在里什咖啡馆旁边开了另一家高级的名叫勒佩尔捷的咖啡馆,在上这家咖啡馆去的那群文人作家中,他会把那么来看巴尔扎克、缪塞、戈蒂埃或德·奈瓦尔的陌生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如果他通过卢森堡公园的那个入口走进一家名叫塔布雷的安静的咖啡馆,立刻在他的桌子周围就会坐上很多人,好像一个剧作家在他最新创作的那出戏首演前正在调动起他的朋友的情绪。他在热情奔放地谈论政治或美学问题的时候会突然停顿下来,转身对着邻桌正望着他的一位年轻女子,彬彬有礼地问道:“小姐,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渴望能在你雪白的肌肤上咬一口。恕我冒昧,我要告诉你我想怎样跟你交欢。我想把你的双手捆在一起,缚住你的手腕,把你吊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上……”或者他会懒洋洋地用手指着乳酪说:“你是不是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儿像是小孩子的脑髓?”再不,在殉道者咖啡馆之类的场所,他会当众吟诵出一些奇特的带有施虐狂的诗句,可能这些诗句也收进了他十多年后以《恶之花》为名出版的那部诗集。
要是不了解其他因素,他的这种惊世骇俗的反常行为实在显得十分卑鄙下流。在他的家庭于一八四四年只供给他每月二百法郎后,他就成了左岸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一名非正式成员,他分享着那些生活波西米亚艺术家的贫困和默默无闻的命运。
波西米亚的文化界是不被承认、缺乏资金或收入的艺术家的底层社会。大多数波西米亚式的文人及艺术家并没有下定决心做出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决定。他们只中没有充足的金钱而已。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够在豪华的饭店用餐,穿上光鲜华美的衣服,另一些人帮助策划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或者他们进入鸦片、大麻或酒精所造成的人造天堂来逃避现实。尽管有些人只是缺乏能力或身体有病,但是另一些人却成了资产阶级社交界的受害者——正统的审美趣味、把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一律看成是商品,这使那些喜爱实验探索的艺术家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浪漫主义的云山雾霭中胸怀无法实现的抱负。劳动的专门化也使那些无法出售自己作品来维持生计的艺术家的日子变得更不好过。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大批失业的艺术家,他们的数量已经大得足以构成“波西米亚文化界”。
最初,这个神话般的国度的首都是莫米咖啡馆。“波西米亚人”这个词早就被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用在他们的作品中,但是,是亨利·米尔热,这个莫米咖啡馆的常客和挨饿的作家,才使这个词变得尽人皆知。米尔热是一个画家的儿子,在文学方面抱负不凡,结交了许多身无分文的朋友,他又酷嗜喝咖啡,他的生活受到上面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爱好独自在夜晚写作,四周点着蜡烛,喝下无数杯咖啡来提神醒脑。尽管这种行动有其浪漫的感染力,但却更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跟他人合住的缘故。“你应该早上五点钟起来,”和他合住公寓套间的朱勒·于松对他说,“喝上一大瓶冷水。”可是没有效果。尽管米尔热觉得他的身体正受到咖啡的损害,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瘾。“夫人,”他在那部有关莫米咖啡馆的虚构的回忆录《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中写道:“咖啡是阿拉伯的一种土生植物,它是被一头山羊发现的。它的服用价值给传播到欧洲。伏尔泰以前每天要喝七十杯。我喜欢喝不放糖的滚热的咖啡。”
因此,当殉道者咖啡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成为声名暧昧的女人常去的场所时,有三种波西米亚文人在其中耀眼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形象,米尔热通过把波西米亚的文人圈加以浪漫化而发财致富,他发现对自我的写作没有出路。他在一八六一年因为一种神秘的紫癜而去世,不少人有理由认为他是自杀。
尽管龚古尔兄弟同意他对咖啡有一种致命的瘾头,但他们认为他的死却是由于贫困潦倒和苦艾酒。他们说他在他死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垮了,他们觉得这是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一份令人满意的贡品。至于库尔贝,他在瑞士度过了五年孤独痛苦的放逐生活后于一八七二年去世。他抱有的那种依靠艺术在他的有生之年帮助他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内的友人达到社会主义天堂的幻想并没有在巴黎公社后实现。波德莱尔在一八六七年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他经常上咖啡馆去,只为了一个人坐在那儿默想。“我在观察一个永无穷尽的死者的行列!”他有一次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到了一八六七年,他因为梅毒而全身瘫痪,失去了和外界的所有接触。只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一种咒骂:“真他妈的见鬼!”至于那些后来作为波西米亚人而出名的艺术家,他们最普遍的命运就是自杀、遭受放逐或精神错乱。
尽管波德莱尔厌恶波西米亚的许多特征,他却似乎承认波西米亚主义是个性魅力的源泉,是用来对抗当时时髦主义的有力手段。波德莱尔强烈意识到,现代艺术必须根植于个人的体验上。
5.09.2007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from 林贤治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红色罗莎”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只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吉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
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吉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永远是一只鹰”
【Photos of the memorial put up where Karl Liebknecht was murdered, a similar one was placed in memory of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红色罗莎”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只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吉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
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吉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永远是一只鹰”
【Photos of the memorial put up where Karl Liebknecht was murdered, a similar one was placed in memory of Rosa Luxemburg】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唯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惟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政治。人性。美学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说她如此异端,甚至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对于马克思的受到太多赞美的《资本论》第一卷,她便认为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而表示“有些讨厌”;正因为她不满于《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所以阅读、称引、推荐马克思,未必出于赞同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致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呵。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
……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
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情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
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莫里哀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粘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
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只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比男人伟大”
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an)。
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唯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惟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政治。人性。美学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说她如此异端,甚至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对于马克思的受到太多赞美的《资本论》第一卷,她便认为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而表示“有些讨厌”;正因为她不满于《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所以阅读、称引、推荐马克思,未必出于赞同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致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呵。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
……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
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情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
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莫里哀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粘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
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只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比男人伟大”
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an)。
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5.01.2007
王朔六连拍 from 杨早
就小说而言,王朔十年前便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期。之后的岁月里,他与小说有关的工作,主要是评论别人和阐释自己。
1991年的《动物凶猛》、1992年的《过把瘾就死》是钥匙响、开门声,让人开始屏息静气地等待一场叫《残酷青春》假面舞会。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是第一只靴子,我猜有些批评家把词儿都准备好了,现成的,“世纪末的华丽转身”。可惜,好一半天,稵,怎不把脸儿转过来?闹不清这桶火药在憋什么妖娥子。
《梦想照进现实》上演,《我的千岁寒》发卖,第二只靴子落了地。哪位受累帮他洗洗,王朔老师可以睡了。
王朔———“多余人”
上世纪90年代,评论王朔的主旋律是“痞子文学”,赶巧还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靶子。唉,那时我们真是年轻,长辈这么一说,就信了。
转过世纪,再回首,蛖,这厮写的,不就是些“多余人”吗?
19世纪前期的俄国小说,出现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大抵是贵族青年,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整个社会中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
这样的人中国也有,早一些,比如贾宝玉;晚一些,比如八旗子弟,大姐夫(老舍《正红旗下》)、乌世保(邓友梅《烟壶》)一流。
他们的祖辈有功于江山易帜,故此他们认为江山有他们的份儿。的确,铁杆儿庄稼,旱不着也涝不死,衣食总不成问题,可是时势一变,上进的路也变了。家里的股份并没有多到横竖都是董事长CEO的地步。不上不下,那就在中间折腾呗。
王朔自己,周围,及其笔下,差不离全是这号人。大院子弟,“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我看王朔》)
1980年代,他们没法管别人叫痞子了。“政治优势”不大有人提了,当过二年倒爷,但经济优势也不甚靠得稳。神圣忧思、乌托邦、蓝色文明……这些大词与他们也无关。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对于从小自认“人尖儿”的大院子弟来说,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正如中学生需要韩寒郭敬明,他们也需要一个代言人。王朔应运而生。
他们玩世不恭,他们自暴自弃,他们吊儿郎当,他们假痴不癫。看上去,他们是最不把体制、秩序、规矩一类东西放在心里的人。但实际上呢?
每个大变动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浮现。魏晋的竹林名士,晚明的江南文人,莫不是佯狂骂世,借酒浇愁,非汤武,薄周孔,用一身的惊世骇俗,去配合时代的礼崩乐坏。而鲁迅说得好:“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
大院子弟或许缺乏晋末明季名士的文化素养,但将对过往世界的眷恋、不舍与不甘,融入对世俗规范的蔑视、唾弃与破坏之中的行径,却如出一辙。甚至那种内心恨不得与汝偕亡,却不劳而获地寄生在家族遗产上的吊诡生存方式,也大致相似。在整个民族如梦初醒、汲汲向上的当口,这一类边缘人物的言行大抵是京华春梦里遥远的传说。一旦碰了南墙,这些体制外的生活便突然幻化出灼目的光热,似乎他们才是超前的叛离者,先觉的弑父人。
其实他们不过是失宠的骄子,罢黜的王孙。“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生发出的“革命文化”,让王朔们成为了毛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之子。这是他给这一群的自我定位。怎么?你们真把他当成北京的塞林格了?
据说王朔打小羞涩犹豫,这我信。那样的人才会将往事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又念念不忘地形诸文字。
王朔———犹大
王朔很喜欢这篇阿根廷随笔《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不但将其选入《他们曾使我空虚》———他认为的“好小说”选本,还动笔将其改写成《犹大的故事》。
还是那个老故事:上帝要惩罚傲慢、堕落的人类,他的长子耶稣为民请命,愿意下凡,用自己的身体替人类赎罪,在末日审判前,拯救尽可能多的愿意悔改的成员。
而上帝的次子,犹大,做出了更大的牺牲:他愿意到人群之中,成为“人”的代表,用自己的卑劣与残忍,自证人类的有罪,从而完成人类与上帝代表耶稣的对话:“就让我哥代表您,而我,代表人,他获得永世的尊荣,我获得永世的沉沦。这样撒旦的计谋就破产了,人也有了永远的污点。”
得承认,王朔对这个故事的钟爱,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对照一下这段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更早一点:“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王朔自白》)
这样看来,《犹大的故事》似乎是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的一个寓言。作为天父之子,王朔走入了文人阶层。他成功地撕掉了“启蒙知识分子”、“精神工程师” 的面具,让“作家”一词回归了“码字儿的”的本色。王蒙看得很准:“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可是王前部长毕竟高估了这伙大院子弟:“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躲避崇高》)
王朔的“自污”,完全没有否定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意思,相反,是要向人展示,没有了“革命文化”的时代,是怎样一个糟糕的时代。当王朔说“我们”时,请注意北京话里“我们”与“咱们”的区别——所有非大院出身的读者,咱们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以为王朔的成功就会带来文化的大同盛世,那真有自作多情之嫌。
北京作家序列 老舍—王朔
王朔很反感人家拿他和老舍比,更反感人说他是京味文学的传人。他说得对,新北京和老北京不是一码事儿,小羊圈胡同与复兴路29号更有天壤之别。
可是,同一座城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撕都撕不开。王朔与老舍的关系,好比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关系。海外学者如王德威认定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据说王安忆多次抗议这一说法。事实上,两位王作家以“红”为底色的童年背景,让他们的城市书写确乎是一只装满新酒的旧瓶。
这个命题中包含了“革命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乌托邦梦想强行扭转了因聚居、商贸衍生出的“城市”本质,其彻底程度远超过当年满洲人对北京的重装——那时京城的市井娱乐、士大夫文化统统被限制在称为“宣南”的保留区。这一回,城市无论大小,全被分隔成大大小小的“单位”。“大院”不是胡同,“新村”也不是弄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说成“传人”,确实太像一种迂腐或别有用心的想象。
与王安忆相比,王朔更缺乏对城市前世与前辈作家的敬意。他借朋友之口说,老舍写北京“从来都是置身事外的,观察家式的,多实感而少真情,是我们说的那种‘隔着玻璃看画’。”(《我看老舍》)王朔独独推许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恰恰因为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的好作品是那些“写他们家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一写就是从心里往外淌”的小说。这个认识原本不错,但到了《我的千岁寒》,他又拐到另一条道儿上去啦。
老舍与王朔还是有北京人的共性。鲁迅当年批评老舍“油滑”,其实油滑根本是皇城根儿下的文化特色。旧北平,新北京,再怎么变,挨着中南海天安门这点没变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发生在北京会怎么样?道旁会有七八个声音喊“他可什么都没穿呐”,谁说的?上哪儿找去?这种“说完话一缩脖”的文化习性决定了北京人的说话方式,就是王蒙说的“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
老舍比王朔温和太多了,老北京的“范儿”究竟不同。但老舍有比王朔拧巴的地方:他太想跟上时代。不光是说解放后,民国那阵儿他就很想跟上形势,新文化新思想。五百年帝都,北京人喜欢为自个儿“找平”,把生活的凶残化为一笑,化为涮羊肉锅子里那点沫儿,就如《离婚》里的张大哥。我感觉老舍内心其实认同这个,但这是“奴才思想”,他得在小说里批判之。老舍和王朔都没读过太多书,但老舍各方面都像个顺民,大概因为他降生时,八旗已经入关太久了吧。
王朔检讨过北京话给他与老舍带来了共同的妨害:“一个腔调不变,到后来就显得平淡和缺乏变化”。王朔这里多少有些避重就轻。与老舍相比,王朔并没有将北京话生活化的一面真正挖掘出来,甚至没有真正将北京话作为叙事语言。王朔的特色,是记录北京话里最刺激的那部分———调侃、胡抡、堆砌、尖刻———这些恰恰是老舍不太愿意放进小说里的。但王朔赢得喝彩的叙事策略是:他将这些北京话的极端成分与“宏大话语”即革命话语衍生出的大话、套话、废话并置,用话赶话、话叠话、话绕话的方式产生一种尖锐的反讽效果。其实,王朔小说里的两套话语都是“反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平时谁也不这么说话。这种特色跟相声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被梁左在《我爱我家》里发扬光大了。重看这部王朔称为“至今无人超越”的情景喜剧,我发现它的喜剧根基就在于虚拟,老干部不会总用官方话语解释生活琐事,平头百姓也不至于见面就互损到针尖对麦芒。搁生活里,这些角色早就人见人厌势不两立了,但在虚拟的电视生活中,这就是笑声的源泉。
在我看来,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对一座城市的阐释权。北京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市民的北平,还是兵家儿呼啸纵横的首都?上海是摩登颓废的十里洋场,还是工厂林立的无产者大本营?王朔说邱华栋不配称为北京作家,这毫无道理。CBD三里屯虽然不是什么好去处,确也是当今北京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有你写的大院是北京,人家写的五星宾馆立交桥就不是北京。照此推论,王安忆也可以说卫慧不配当上海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城市,勉强不来。
聪明作家序列 钱锺书—王朔
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我已预备好挨板砖。有学问VS没学问,南方人VS北方人,王朔最疯狂最开心的日子,正是钱锺书最走背字儿的光阴。直到钱锺书驾鹤西去后,王朔照样命名他的《管锥编》为“知道分子”代表作。按王朔的一贯表达,这两个人分属对立阵营,谁也不挨着谁。
但他们有共同点。两位都是很聪明的人,也不吝于表现这种聪明,所谓“不刻薄不成活”。两位的小说,至少大家都承认:有趣。夏志清说《围城》是现代最有趣的小说。当代呢?大概王蒙、王朔、王小波,三王各有粉丝,可以来场PK。
两人的小说,各有各的有趣处,但论及小说的艺术,钱锺书和王朔有着共同的毛病。我不反对《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但并不能推导出这是一本好小说。《围城》的最大毛病在于“作者上帝化”,执笔的那只手,不仅掌控着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叙事进程,连每段叙事引发出的哲理与结论,都是现成的一大段。钱锺书果然是《宋诗选注》的不二人选,也有“以议论为诗”的习性。“作者上帝化”的结果,便是“人物木偶化”,《围城》里的角色,几乎全是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几句话可以说清其个性。所以黄蜀芹将这部小说改成电视剧,叙事上毫无问题,难的倒是如何将长篇的议论放进画面中。
王朔同样有这个问题。他倒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显然也是笔下人物的直接领导。使用第一人称反而好些,毕竟是限制视角,但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更糟糕的是,通篇都是一个人在说话,特别像《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个俗人》这类存心抖机灵的作品,基本就是王朔的单口相声,哪句话安在哪人头上都无所谓,把人物当碎催(编者注:跟班)使唤。更典型的例子是《我是你爸爸》,马林生几乎是一具不成功爸爸的解剖标本,他的努力,他的难过,他的猥琐,他的梦想,像法院布告一样大白于天下,让这部就题材而言应该是王朔最复杂最细微的作品,味同嚼蜡。语言,还是语言,语言是一切的原动力。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梦想照进现实》里,这种沈从文称之为“聪明脑袋打架”的做法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还不是“两个异性话痨唠了一整夜嗑啥也没干”那么简单,而是两人的话语相似到你可以直接命名他俩是“男王朔”和“女王朔”。按照我的评判标准,这也许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却断不能称作一部好电影。
像这种 “作者即一切”的现象,根源可能在于作者太聪明,在他们眼中,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那么明晰清白,有必要含蓄与节制吗?一个完整的世界塞给你,爱要不要。事实上,过分抖机灵,对于小说这种文体,可能是一种伤害。万人迷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灵动,没有那么触目的张扬机智,但依然有将小说警句化、语录化的危险趋势。相比之下,萧红作为叙事者,常常显得像个呆头笨脑的东北土妞,但请张迷们原谅,《呼兰河传》的文学成就,恐怕在张爱玲小说之上。
“后新时期”的一大关键词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电视剧。”(《我看王朔》)王朔异常在意小说这项物事,包括他说余秋雨不算“作家”,以至于所有不写小说的作家全都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虽然王朔一定不服气,但当他被放进文学史时,他依然会被作为“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典型被记载、被评论。就文化史而言,他是“后新时期”肇始时的一大关键词,但放进当代小说史里,可能只是无章可循无类可归的散兵游勇,顶多作为“新市井小说”代表,与他万分瞧不上的邱华栋、何顿之流排在一起。
现在有人批评“后新时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伪概念,“新时期”是什么东西?“后”又后到什么时候?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很明确,就是用来指明“启蒙时代”的终结。在启蒙时代,欲望已经被许可,但必须蒙上一层思想的面纱。比如喇叭裤、贴面舞、邓丽君,都须贴上“思想解放”的标签,才能取得社会生活的正当性。
欲望的合法化,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的状况,真应了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大家都想要,都在要,但该不该要,是盘桓许多人心中的谜题。王朔作为大院子弟的代言人,成功地化身为中国社会由“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而没有沦落到韩寒郭敬明那种只被同类消费与崇拜的亚文化境地,就是因为他的小说,以那种看穿一切消解一切,却又能索取一切掳获一切,成为无数欲望高涨不满现实的青年的偶像,同时以一种亚历山大的方式,挥剑斩开了那个欲望之结。
据说“80后”知道王朔这个名字,还得依靠徐静蕾的超强人气,但我的许多同龄人,仍然默默将他认作自己青春年代的精神教父。这个名字与崔健、罗大佑、周星驰甚至金庸、古龙等值,同为内地青年反抗庸常生活的精神资源。像贾樟柯《站台》里的那些年轻人,如果他们有在县城邮局购买,或去县文化馆阅读文学期刊的习惯,他们多半会注意并喜欢上这个当时显得与众不同又平易近人的年轻作家。那时没有网络,影视镜头还没有投向北京另类青年的生活。王朔的小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一些同龄人,将那种他们羡慕不已的类西方生活方式视若等闲。
为了写作本文,我重读了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重温了十年之前的时代布景。在那个时代,王朔几乎突破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道德底线,他们为此而鄙薄,或喝彩。
十年弹指,王朔复出,姿态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他好像已经成了时代的道德高杆,简直快有了要求他人忏悔的资格。是我们的社会沉沦得太快,还是本来王朔内心从嬉痞变成了雅痞?
也许,真相并不重要,历史只会记录大众的想象,无论是对王朔,还是对他们自己。
他是否还能让我们空虚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王朔满怀深情地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敢于幻想的唯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慰的愿望。”在我们不单有流行音乐,还有DVD、电游和网恋的今天,王朔还能让我们加倍空虚吗?
我能见到的评论中,只有牟森在为《我的千岁寒》叫好。事实上,众多批评者能从此书中读出明晰的线索已经让我吃惊不已。这当然也要归功于作者在各大媒体卖的片花与产品说明。《六祖坛经》+《时间简史》+中学物理课本+语言实验,不看书不买书也能知道个大概。
王朔大力发卖的这些元素中,前三项与文学无关。语言实验呢,《我的千岁寒》和《梦想照进现实》算是成果,虽然有人说是嗑药的成果。关于这些很有后现代形式感的拼贴和一聊大半宿的话语缠绕,我个人比较同意另一位北京作家王小波的话:“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那正是王朔最瞧不上的南方作家使用的“书面语言”。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王朔对中国小说语言就毫无贡献,因为王道乾穆旦搞翻译的时候,王朔还在幼儿园里看上去很美。这样说对王朔好像不太公平,但仔细想想,似乎也的确如此。
王朔十年前的那些小说,就语言而论,分为三类,一类是通俗小说,比如《空中小姐》、《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根据《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改的那些篇什。众所周知,我们没有权利向通俗小说要求语言。那里面的语言,确实鲜活,但鲜活是什么?实录。我看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京话小说”,那时文学革命还没发生,大家就是“我手写我口”,一样鲜活。老招儿,总不能算作王朔的创造发明。
第二类是“类先锋小说”,也是糅入了许多语言实验的成分,比如《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时多少先锋作家玩这个特别上瘾,不爱打标点,不爱分段,给刊物和出版社省了多少稿费。艺术需要试验,需要创新,但从效果来看,它们对于中国叙事语言的帮助,犹如“六○六”发明之前的那605次试验,为我们指明了哪些道路是错的。
第三类是王朔比较好的小说,如《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这种“好”是写实主义层面上的好,真实传达了时代与个人的体验。用的语言,正是王朔多次鄙薄过的现代书面语,而且,王朔比别的作家更爱翻阅成语辞典。
个人看法,“好小说”有三大特性:想象力、人物和语言。我认为这些特性相依相连,好的小说必须三方面都在水准线之上。区别只是在于,该小说在三个方面中哪一样更为突出,或者说,哪一样体现了该小说的独特。
这三样,很遗憾,王朔一样都没有。王朔的小说写作,可以命名为“依附性写作”。可不是么?它们的情节依附于现实生活,它们的人物依附于北京侃爷,它们的语言依附于共和国宏大话语,而小说整体依附于这个时代。王朔的工作,正如罗素所说,主要是改变事物的位置。他把大院子弟的生活移到小说里,他把周边侃山的话语搁进对话里,他把损人的话穿插到无数的套话里,于是,就像传统相声演员做的那样,他制造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在马季以下的相声腕儿集体转向歌颂的当儿,王朔担当了用另一种方式传承相声的重任。如果投票,我提议郭德纲当选王朔接班人。
而快乐总是“快”的,再好的段子听多了也腻。十年之后,王朔当年小说已经很难再让人满足,更别说空虚了。王朔对自己有过清醒的判断:“他应该呆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通俗小说是很难“与时俱进”的,不信?想想徐枕亚、张恨水、包天笑、程小青……因为专业缘故,我几乎涉猎过晚清民国所有通俗小说家的作品,用史家眼光看,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阅读快感大抵欠奉,当年肤浅的新奇感变成陈年旧事是最大的原因。
如果王朔没有习惯性地说谎,他的文学最高理想是《红楼梦》,最低理想是《飘》。这个理想说明:(1)王朔与现代小说比较绝缘;(2)他希望能写出很多人读的小说;(3)如果能流芳百世更好。这倒是与梁启超的小说理想比较吻合,先谋求“觉世”,也不排除一不小心“传世”的可能性。但是在王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种可能,因为他太能领风气之先。他可怜的前辈老舍是连滚带爬都跟不上时代之潮,他却是“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好事不能让一人占全了,十年前王朔放话“文艺界平趟”的时候,那么聪明的人,应该会想到有楼塌了的一日。
最后卖一把吧,老王朔,趁你当年的狂热读者还没有老得读不动书,趁这些大众媒体还憋着听你骂人,趁喝着好莱坞和港台乳汁长大的一代还没能把持话语权,趁评论家们还在犹豫把你放在文学史的哪个角落。关于你,仍然有大先生的一句话在等着:“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1991年的《动物凶猛》、1992年的《过把瘾就死》是钥匙响、开门声,让人开始屏息静气地等待一场叫《残酷青春》假面舞会。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是第一只靴子,我猜有些批评家把词儿都准备好了,现成的,“世纪末的华丽转身”。可惜,好一半天,稵,怎不把脸儿转过来?闹不清这桶火药在憋什么妖娥子。
《梦想照进现实》上演,《我的千岁寒》发卖,第二只靴子落了地。哪位受累帮他洗洗,王朔老师可以睡了。
王朔———“多余人”
上世纪90年代,评论王朔的主旋律是“痞子文学”,赶巧还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靶子。唉,那时我们真是年轻,长辈这么一说,就信了。
转过世纪,再回首,蛖,这厮写的,不就是些“多余人”吗?
19世纪前期的俄国小说,出现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大抵是贵族青年,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整个社会中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
这样的人中国也有,早一些,比如贾宝玉;晚一些,比如八旗子弟,大姐夫(老舍《正红旗下》)、乌世保(邓友梅《烟壶》)一流。
他们的祖辈有功于江山易帜,故此他们认为江山有他们的份儿。的确,铁杆儿庄稼,旱不着也涝不死,衣食总不成问题,可是时势一变,上进的路也变了。家里的股份并没有多到横竖都是董事长CEO的地步。不上不下,那就在中间折腾呗。
王朔自己,周围,及其笔下,差不离全是这号人。大院子弟,“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我看王朔》)
1980年代,他们没法管别人叫痞子了。“政治优势”不大有人提了,当过二年倒爷,但经济优势也不甚靠得稳。神圣忧思、乌托邦、蓝色文明……这些大词与他们也无关。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对于从小自认“人尖儿”的大院子弟来说,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正如中学生需要韩寒郭敬明,他们也需要一个代言人。王朔应运而生。
他们玩世不恭,他们自暴自弃,他们吊儿郎当,他们假痴不癫。看上去,他们是最不把体制、秩序、规矩一类东西放在心里的人。但实际上呢?
每个大变动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浮现。魏晋的竹林名士,晚明的江南文人,莫不是佯狂骂世,借酒浇愁,非汤武,薄周孔,用一身的惊世骇俗,去配合时代的礼崩乐坏。而鲁迅说得好:“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
大院子弟或许缺乏晋末明季名士的文化素养,但将对过往世界的眷恋、不舍与不甘,融入对世俗规范的蔑视、唾弃与破坏之中的行径,却如出一辙。甚至那种内心恨不得与汝偕亡,却不劳而获地寄生在家族遗产上的吊诡生存方式,也大致相似。在整个民族如梦初醒、汲汲向上的当口,这一类边缘人物的言行大抵是京华春梦里遥远的传说。一旦碰了南墙,这些体制外的生活便突然幻化出灼目的光热,似乎他们才是超前的叛离者,先觉的弑父人。
其实他们不过是失宠的骄子,罢黜的王孙。“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生发出的“革命文化”,让王朔们成为了毛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之子。这是他给这一群的自我定位。怎么?你们真把他当成北京的塞林格了?
据说王朔打小羞涩犹豫,这我信。那样的人才会将往事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又念念不忘地形诸文字。
王朔———犹大
王朔很喜欢这篇阿根廷随笔《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不但将其选入《他们曾使我空虚》———他认为的“好小说”选本,还动笔将其改写成《犹大的故事》。
还是那个老故事:上帝要惩罚傲慢、堕落的人类,他的长子耶稣为民请命,愿意下凡,用自己的身体替人类赎罪,在末日审判前,拯救尽可能多的愿意悔改的成员。
而上帝的次子,犹大,做出了更大的牺牲:他愿意到人群之中,成为“人”的代表,用自己的卑劣与残忍,自证人类的有罪,从而完成人类与上帝代表耶稣的对话:“就让我哥代表您,而我,代表人,他获得永世的尊荣,我获得永世的沉沦。这样撒旦的计谋就破产了,人也有了永远的污点。”
得承认,王朔对这个故事的钟爱,有着某种象征的意味。对照一下这段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更早一点:“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王朔自白》)
这样看来,《犹大的故事》似乎是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的一个寓言。作为天父之子,王朔走入了文人阶层。他成功地撕掉了“启蒙知识分子”、“精神工程师” 的面具,让“作家”一词回归了“码字儿的”的本色。王蒙看得很准:“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可是王前部长毕竟高估了这伙大院子弟:“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躲避崇高》)
王朔的“自污”,完全没有否定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意思,相反,是要向人展示,没有了“革命文化”的时代,是怎样一个糟糕的时代。当王朔说“我们”时,请注意北京话里“我们”与“咱们”的区别——所有非大院出身的读者,咱们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以为王朔的成功就会带来文化的大同盛世,那真有自作多情之嫌。
北京作家序列 老舍—王朔
王朔很反感人家拿他和老舍比,更反感人说他是京味文学的传人。他说得对,新北京和老北京不是一码事儿,小羊圈胡同与复兴路29号更有天壤之别。
可是,同一座城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撕都撕不开。王朔与老舍的关系,好比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关系。海外学者如王德威认定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据说王安忆多次抗议这一说法。事实上,两位王作家以“红”为底色的童年背景,让他们的城市书写确乎是一只装满新酒的旧瓶。
这个命题中包含了“革命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乌托邦梦想强行扭转了因聚居、商贸衍生出的“城市”本质,其彻底程度远超过当年满洲人对北京的重装——那时京城的市井娱乐、士大夫文化统统被限制在称为“宣南”的保留区。这一回,城市无论大小,全被分隔成大大小小的“单位”。“大院”不是胡同,“新村”也不是弄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说成“传人”,确实太像一种迂腐或别有用心的想象。
与王安忆相比,王朔更缺乏对城市前世与前辈作家的敬意。他借朋友之口说,老舍写北京“从来都是置身事外的,观察家式的,多实感而少真情,是我们说的那种‘隔着玻璃看画’。”(《我看老舍》)王朔独独推许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恰恰因为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的好作品是那些“写他们家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一写就是从心里往外淌”的小说。这个认识原本不错,但到了《我的千岁寒》,他又拐到另一条道儿上去啦。
老舍与王朔还是有北京人的共性。鲁迅当年批评老舍“油滑”,其实油滑根本是皇城根儿下的文化特色。旧北平,新北京,再怎么变,挨着中南海天安门这点没变了。“皇帝的新衣”如果发生在北京会怎么样?道旁会有七八个声音喊“他可什么都没穿呐”,谁说的?上哪儿找去?这种“说完话一缩脖”的文化习性决定了北京人的说话方式,就是王蒙说的“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
老舍比王朔温和太多了,老北京的“范儿”究竟不同。但老舍有比王朔拧巴的地方:他太想跟上时代。不光是说解放后,民国那阵儿他就很想跟上形势,新文化新思想。五百年帝都,北京人喜欢为自个儿“找平”,把生活的凶残化为一笑,化为涮羊肉锅子里那点沫儿,就如《离婚》里的张大哥。我感觉老舍内心其实认同这个,但这是“奴才思想”,他得在小说里批判之。老舍和王朔都没读过太多书,但老舍各方面都像个顺民,大概因为他降生时,八旗已经入关太久了吧。
王朔检讨过北京话给他与老舍带来了共同的妨害:“一个腔调不变,到后来就显得平淡和缺乏变化”。王朔这里多少有些避重就轻。与老舍相比,王朔并没有将北京话生活化的一面真正挖掘出来,甚至没有真正将北京话作为叙事语言。王朔的特色,是记录北京话里最刺激的那部分———调侃、胡抡、堆砌、尖刻———这些恰恰是老舍不太愿意放进小说里的。但王朔赢得喝彩的叙事策略是:他将这些北京话的极端成分与“宏大话语”即革命话语衍生出的大话、套话、废话并置,用话赶话、话叠话、话绕话的方式产生一种尖锐的反讽效果。其实,王朔小说里的两套话语都是“反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平时谁也不这么说话。这种特色跟相声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被梁左在《我爱我家》里发扬光大了。重看这部王朔称为“至今无人超越”的情景喜剧,我发现它的喜剧根基就在于虚拟,老干部不会总用官方话语解释生活琐事,平头百姓也不至于见面就互损到针尖对麦芒。搁生活里,这些角色早就人见人厌势不两立了,但在虚拟的电视生活中,这就是笑声的源泉。
在我看来,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对一座城市的阐释权。北京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市民的北平,还是兵家儿呼啸纵横的首都?上海是摩登颓废的十里洋场,还是工厂林立的无产者大本营?王朔说邱华栋不配称为北京作家,这毫无道理。CBD三里屯虽然不是什么好去处,确也是当今北京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有你写的大院是北京,人家写的五星宾馆立交桥就不是北京。照此推论,王安忆也可以说卫慧不配当上海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城市,勉强不来。
聪明作家序列 钱锺书—王朔
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我已预备好挨板砖。有学问VS没学问,南方人VS北方人,王朔最疯狂最开心的日子,正是钱锺书最走背字儿的光阴。直到钱锺书驾鹤西去后,王朔照样命名他的《管锥编》为“知道分子”代表作。按王朔的一贯表达,这两个人分属对立阵营,谁也不挨着谁。
但他们有共同点。两位都是很聪明的人,也不吝于表现这种聪明,所谓“不刻薄不成活”。两位的小说,至少大家都承认:有趣。夏志清说《围城》是现代最有趣的小说。当代呢?大概王蒙、王朔、王小波,三王各有粉丝,可以来场PK。
两人的小说,各有各的有趣处,但论及小说的艺术,钱锺书和王朔有着共同的毛病。我不反对《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但并不能推导出这是一本好小说。《围城》的最大毛病在于“作者上帝化”,执笔的那只手,不仅掌控着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叙事进程,连每段叙事引发出的哲理与结论,都是现成的一大段。钱锺书果然是《宋诗选注》的不二人选,也有“以议论为诗”的习性。“作者上帝化”的结果,便是“人物木偶化”,《围城》里的角色,几乎全是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几句话可以说清其个性。所以黄蜀芹将这部小说改成电视剧,叙事上毫无问题,难的倒是如何将长篇的议论放进画面中。
王朔同样有这个问题。他倒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显然也是笔下人物的直接领导。使用第一人称反而好些,毕竟是限制视角,但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更糟糕的是,通篇都是一个人在说话,特别像《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个俗人》这类存心抖机灵的作品,基本就是王朔的单口相声,哪句话安在哪人头上都无所谓,把人物当碎催(编者注:跟班)使唤。更典型的例子是《我是你爸爸》,马林生几乎是一具不成功爸爸的解剖标本,他的努力,他的难过,他的猥琐,他的梦想,像法院布告一样大白于天下,让这部就题材而言应该是王朔最复杂最细微的作品,味同嚼蜡。语言,还是语言,语言是一切的原动力。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梦想照进现实》里,这种沈从文称之为“聪明脑袋打架”的做法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还不是“两个异性话痨唠了一整夜嗑啥也没干”那么简单,而是两人的话语相似到你可以直接命名他俩是“男王朔”和“女王朔”。按照我的评判标准,这也许是一部有趣的电影,却断不能称作一部好电影。
像这种 “作者即一切”的现象,根源可能在于作者太聪明,在他们眼中,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那么明晰清白,有必要含蓄与节制吗?一个完整的世界塞给你,爱要不要。事实上,过分抖机灵,对于小说这种文体,可能是一种伤害。万人迷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灵动,没有那么触目的张扬机智,但依然有将小说警句化、语录化的危险趋势。相比之下,萧红作为叙事者,常常显得像个呆头笨脑的东北土妞,但请张迷们原谅,《呼兰河传》的文学成就,恐怕在张爱玲小说之上。
“后新时期”的一大关键词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电视剧。”(《我看王朔》)王朔异常在意小说这项物事,包括他说余秋雨不算“作家”,以至于所有不写小说的作家全都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虽然王朔一定不服气,但当他被放进文学史时,他依然会被作为“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典型被记载、被评论。就文化史而言,他是“后新时期”肇始时的一大关键词,但放进当代小说史里,可能只是无章可循无类可归的散兵游勇,顶多作为“新市井小说”代表,与他万分瞧不上的邱华栋、何顿之流排在一起。
现在有人批评“后新时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伪概念,“新时期”是什么东西?“后”又后到什么时候?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很明确,就是用来指明“启蒙时代”的终结。在启蒙时代,欲望已经被许可,但必须蒙上一层思想的面纱。比如喇叭裤、贴面舞、邓丽君,都须贴上“思想解放”的标签,才能取得社会生活的正当性。
欲望的合法化,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的状况,真应了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大家都想要,都在要,但该不该要,是盘桓许多人心中的谜题。王朔作为大院子弟的代言人,成功地化身为中国社会由“新时期”向“后新时期”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而没有沦落到韩寒郭敬明那种只被同类消费与崇拜的亚文化境地,就是因为他的小说,以那种看穿一切消解一切,却又能索取一切掳获一切,成为无数欲望高涨不满现实的青年的偶像,同时以一种亚历山大的方式,挥剑斩开了那个欲望之结。
据说“80后”知道王朔这个名字,还得依靠徐静蕾的超强人气,但我的许多同龄人,仍然默默将他认作自己青春年代的精神教父。这个名字与崔健、罗大佑、周星驰甚至金庸、古龙等值,同为内地青年反抗庸常生活的精神资源。像贾樟柯《站台》里的那些年轻人,如果他们有在县城邮局购买,或去县文化馆阅读文学期刊的习惯,他们多半会注意并喜欢上这个当时显得与众不同又平易近人的年轻作家。那时没有网络,影视镜头还没有投向北京另类青年的生活。王朔的小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他们知道,在共和国的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一些同龄人,将那种他们羡慕不已的类西方生活方式视若等闲。
为了写作本文,我重读了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重温了十年之前的时代布景。在那个时代,王朔几乎突破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道德底线,他们为此而鄙薄,或喝彩。
十年弹指,王朔复出,姿态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他好像已经成了时代的道德高杆,简直快有了要求他人忏悔的资格。是我们的社会沉沦得太快,还是本来王朔内心从嬉痞变成了雅痞?
也许,真相并不重要,历史只会记录大众的想象,无论是对王朔,还是对他们自己。
他是否还能让我们空虚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王朔满怀深情地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敢于幻想的唯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慰的愿望。”在我们不单有流行音乐,还有DVD、电游和网恋的今天,王朔还能让我们加倍空虚吗?
我能见到的评论中,只有牟森在为《我的千岁寒》叫好。事实上,众多批评者能从此书中读出明晰的线索已经让我吃惊不已。这当然也要归功于作者在各大媒体卖的片花与产品说明。《六祖坛经》+《时间简史》+中学物理课本+语言实验,不看书不买书也能知道个大概。
王朔大力发卖的这些元素中,前三项与文学无关。语言实验呢,《我的千岁寒》和《梦想照进现实》算是成果,虽然有人说是嗑药的成果。关于这些很有后现代形式感的拼贴和一聊大半宿的话语缠绕,我个人比较同意另一位北京作家王小波的话:“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那正是王朔最瞧不上的南方作家使用的“书面语言”。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王朔对中国小说语言就毫无贡献,因为王道乾穆旦搞翻译的时候,王朔还在幼儿园里看上去很美。这样说对王朔好像不太公平,但仔细想想,似乎也的确如此。
王朔十年前的那些小说,就语言而论,分为三类,一类是通俗小说,比如《空中小姐》、《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根据《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改的那些篇什。众所周知,我们没有权利向通俗小说要求语言。那里面的语言,确实鲜活,但鲜活是什么?实录。我看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京话小说”,那时文学革命还没发生,大家就是“我手写我口”,一样鲜活。老招儿,总不能算作王朔的创造发明。
第二类是“类先锋小说”,也是糅入了许多语言实验的成分,比如《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时多少先锋作家玩这个特别上瘾,不爱打标点,不爱分段,给刊物和出版社省了多少稿费。艺术需要试验,需要创新,但从效果来看,它们对于中国叙事语言的帮助,犹如“六○六”发明之前的那605次试验,为我们指明了哪些道路是错的。
第三类是王朔比较好的小说,如《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这种“好”是写实主义层面上的好,真实传达了时代与个人的体验。用的语言,正是王朔多次鄙薄过的现代书面语,而且,王朔比别的作家更爱翻阅成语辞典。
个人看法,“好小说”有三大特性:想象力、人物和语言。我认为这些特性相依相连,好的小说必须三方面都在水准线之上。区别只是在于,该小说在三个方面中哪一样更为突出,或者说,哪一样体现了该小说的独特。
这三样,很遗憾,王朔一样都没有。王朔的小说写作,可以命名为“依附性写作”。可不是么?它们的情节依附于现实生活,它们的人物依附于北京侃爷,它们的语言依附于共和国宏大话语,而小说整体依附于这个时代。王朔的工作,正如罗素所说,主要是改变事物的位置。他把大院子弟的生活移到小说里,他把周边侃山的话语搁进对话里,他把损人的话穿插到无数的套话里,于是,就像传统相声演员做的那样,他制造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在马季以下的相声腕儿集体转向歌颂的当儿,王朔担当了用另一种方式传承相声的重任。如果投票,我提议郭德纲当选王朔接班人。
而快乐总是“快”的,再好的段子听多了也腻。十年之后,王朔当年小说已经很难再让人满足,更别说空虚了。王朔对自己有过清醒的判断:“他应该呆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通俗小说是很难“与时俱进”的,不信?想想徐枕亚、张恨水、包天笑、程小青……因为专业缘故,我几乎涉猎过晚清民国所有通俗小说家的作品,用史家眼光看,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阅读快感大抵欠奉,当年肤浅的新奇感变成陈年旧事是最大的原因。
如果王朔没有习惯性地说谎,他的文学最高理想是《红楼梦》,最低理想是《飘》。这个理想说明:(1)王朔与现代小说比较绝缘;(2)他希望能写出很多人读的小说;(3)如果能流芳百世更好。这倒是与梁启超的小说理想比较吻合,先谋求“觉世”,也不排除一不小心“传世”的可能性。但是在王朔身上,我不太能看到这种可能,因为他太能领风气之先。他可怜的前辈老舍是连滚带爬都跟不上时代之潮,他却是“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好事不能让一人占全了,十年前王朔放话“文艺界平趟”的时候,那么聪明的人,应该会想到有楼塌了的一日。
最后卖一把吧,老王朔,趁你当年的狂热读者还没有老得读不动书,趁这些大众媒体还憋着听你骂人,趁喝着好莱坞和港台乳汁长大的一代还没能把持话语权,趁评论家们还在犹豫把你放在文学史的哪个角落。关于你,仍然有大先生的一句话在等着:“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4.29.2007
为阿伦特一辩 from 崔卫平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约好了似的,对汉娜•阿伦特保持沉默。这位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并没有进入同样以政治目标为己任的女权主义视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阿伦特在公共活动(公共言论)中从来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绝不以个人女性的声音发言。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请她主持极具声誉的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对强调她作为第一名女性令她感到不快。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体验到自己身上足够力量的人来说,把她放在一个需要加以突出的性别的位置上,肯定不是对她的任何一种奖赏。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阿伦特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后来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及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做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面,这两人是旗鼓相当的。只是目前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海德格尔此时或后来是否明白和承认,这都不重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海德格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控制"着阿伦特?由海德格尔来发出的那些"信号"在何种程度上对阿伦特起作用?回答只能是一个:在阿伦特愿意接受的份上。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什么,海德格尔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无需他人置噱。全部的解释权在阿伦特那里。
问题或许这样被提出来:为什么阿伦特如此心甘情愿?她如此被动和服从说明了什么?
女人和男人这点也不一样:女人较少功名的考虑。相对来说,女孩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长大的,没有人对她的前途有过多的展望和期待。她可以做事情,也可以不做事情,全看偶然的情况而定。也许这种状况对于女人的天性是一种保护。她可以更多地面对自己。如果是陷入了爱情,女人也更可能不顾一切,以一种抛却万事万物的方式,全然不顾世俗的考虑。男人则小心翼翼,万般顾忌,考虑到诸如"一生的名节",一辈子(或半辈子)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世功"。当然个别的情况除外。
然而对于富有智性的人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情况都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们有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强烈要求,有需要独处的迫切心愿,这是保证智性活动的起码条件。要想富有成果地进行思考,必须是连续性的不间断的,不受任何外部搅扰的,因此不能在所需要的时候单独和自己呆在一起,哪怕因心思放在别人身上而不能收回来,这都能引起"思"者的某些内部恐慌。于是,外在的约束自然地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恐惧:担心爱情或在情欲掀起的波涛中丧失自我。有智性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恐惧并不亚于男人,甚至比男人更甚。她不仅担心自己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地思想,还要担心对方能否保持自己的全部完整,生怕自己无边无际的爱将对方的生活搅乱,让对方陷入覆水难收的一团糟之中。一旦对方丧失了独立性,她自己则毫无独立性可言;而缺少各自独立性、缺少自由的爱,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对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的独立性就是她本人的独立性。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能承受他自己对阿伦特的爱和阿伦特对他的爱,则是阿伦特所能承受和所愿意接受的限度。她和海德格尔分享同一种恐惧。这不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计较的,而是拥有精神生活的人都能体验得到并互相默契的。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甚至更难。他为自己留下的天地,也是为对方留下的天地。而这个尺寸怎么把握?怎么让双方都感到爱的洋溢而又不至于丧失自己?海德格尔会比阿伦特感到更沉重。相对而言,阿伦特可以少负一点责任。她宁愿把这个大难题交给海德格尔。让他去安排吧。让他去主宰吧。只要自己的爱不去伤害对方乃至伤害自己。本来这就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也许是自己不该得的。海德格尔没有对她做过任何诺言,她也决不指望更多。这里面没有什么老师和学生、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关系问题。象阿伦特这样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聪慧的女人,她不会不知道"被动"也是一种"主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是一个"榨取女人"的那种男人。在和一个倾听者的关系中,他是付出者。何况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整整4年,也许他感到能量的过度消耗而疲惫了?也许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独处状态?他感到他和阿伦特之间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当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达远走的愿望时,他却主动提了出来,尽管理由是那么明显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担了"罪过"。他维护了自己也维护了阿伦特。包括现在,谁都不难看出,他俩分开为好。这种"无世界性"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阿伦特是矛盾的。她即想走,又不想走。即想拥有"伟大的爱",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分手的话最好不要由她来说出。她不想承担这种东西。还是让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极"状态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格问题?像阿伦特这样的女人,在离开男人之后,她永远不会细数自己在哪儿受了损失,列出自己的"伤痛",并把它们当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给世人的东西(如果碰巧是一个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过去一样,她全部、无条件地默默地领受了下来,"照单全收"。这样做显示了:一方面,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独立的、自愿的,她和海德格尔处成那样一种关系仅仅表明她是一个自我决断的人,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面,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没有海德格尔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独立性,离开海德格尔时,她的独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独,不止是她个人的,还有海德格尔的,是双份的。
这是一位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她是不受伤害的,尽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时刻。她的生长性在她一切优秀品质中居于领先地位。
初版于1951年的阿伦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位往日的学生对老师的学说做了明显的清算。这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这种清算包括把对于"孤独"的欣赏变为对于"孤独"的批判。"思"需要"孤独",但人们和世界的关系不止是"思"。"思"的界限不是这个世界的界限。"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独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独。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独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正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宣传,阿伦特战后第二次回到德国,见到了海德格尔。她看到不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而是一个"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阿伦特重又复燃了对他的奇特感情。时隔25年,她此番才告诉他,当年"我离开马堡大学,只因为你的缘故。"说出这句话不止是解释当年的行为,也不仅是给这位正处于人生最倒霉时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达了一种"现在时",意味着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中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并没有消失,阿伦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尔这一边,一如既往地以自己以特有生命的热情试图给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尔需要(更多的是阿伦特自己觉得这是他的需要),她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将海德格尔的事情置于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尔继续让她烦恼、苦涩、受苦和欢乐。这回不能说海德格尔是在控制他从前的女学生了,她是控制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为海德格尔烦心而心烦,因自己无力摆脱而愤怒、焦虑。从同样身为女性的眼光看来,她对布留歇尔反复表达的依恋,有点像一个依然无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当年她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时,她是惶恐的,布留歇尔给了她以踏实可靠的感觉;但海德格尔再度出现之后,这种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没有摆脱。这真是令人称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亚•吴尔芙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的一句话:"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
海德格尔有福了!他遇上的这个女人,比他小17岁,带来的完全是生气勃勃的另外一副景象,她贪婪地吸收和承纳他的一切:思想和肉体、最深的灵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且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她既是他的情人、亲昵的肉体关系的对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话语的倾听者、灵感的激发者,后来竟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为他思想和事业的非同寻常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这里禁不住让人想说海德格尔几句好话。这肯定是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个俗物。他的确需要听众,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在和听众的关系中,在与对方有形无形的设置、变换、调整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身首先是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他的听众各种微妙的反应和动静,在得知这些反应之后并因为有了这些反应,再去倾听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思想。那是一些一分钟前还不属于他的想法,现在由他的嘴巴说出来,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为对方准备的。正和言说者也在倾听一样,倾听者同时也在无声地言说。她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种创造。从谈话的开始到末了,她也同样走出远远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比起这样微妙、激动人心的谈话本身,从中所产生的东西归于谁的名下,以谁的名义发表,这已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了。甚至是谁在说,谁在听,这都无关紧要的了。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发生、生长、壮大,它支配和牵动着他们两个人,像支配和牵动着两个木偶。那些话题从古到今始终存在,曾经支配和牵动了多少杰出的英才!哪怕这种谈话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令人心醉的、灵魂出窍的时刻,忽然感觉到自己处在"天外之天"的瞬间。"没有人像你那样演讲,以前也不曾有过。"这是1974年(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依然满怀深情。言谈者和倾听者之间、男女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是任何一种有关权力话语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阿伦特更加有福!她碰上了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但他本人远远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而且他喜欢有智性和富有挑战的女人,不只是阿伦特,他的妻子和他后来的那位女朋友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智慧的男人所需要的,他要把精神活动造成一种生活,而不是把某个东西仅仅当作职业或竞技的手段。除了他的抽象气质,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也不失某种魅力。他和阿伦特分享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完整性。当然,阿伦特的这份福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她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阿伦特,海德格尔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他不会拥有对世界、对今天如此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是阿伦特创造了这个海德格尔。她一直深信只有自己最理解这位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有她充分理由的。(尽管这点造成了她对海德格尔妻子的某些不公正)。
阿伦特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公正宽广的胸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自己是公正宽广的。她无法怨恨海德格尔,她无法允许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东西,虽然后者给予她的苦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讨厌的男人给予女人的,但她拥有一种奇特的力量遏制住了自己身上这种负面的力量,她既不愿意也有能力将种种怨恨和不满严格限制在不掉自己尊严的水准之上。对她来说,与其怨恨和背叛,不如忠诚和忠直,这是保持自身完整一致性的那种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漏洞百出、四分五裂,活得像一件破衣服,像大多数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心气上来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让她相信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是一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即使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和感到某些蜘蛛马迹,她也要全力以赴地去加以弥补。不能让这个男人消沉和颓废下去,不能看着他失败。眼看着一个男人无法自救,看着他经受羞辱,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人所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这种失败,比女人自己的失败还要惨。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去帮助他,要么走开。阿伦特选择了前者,这是她天性的高贵,也是由于她对于这个男人的深信不疑。她的慷慨无私还在于,一有机会,她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这个男人的敬意和感激,说出这一点,对她其实并不丢脸;相反,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莫大的奖赏。在她的重要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出版之后,她让出版商给海德格尔寄书,并给他的信中写道:"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应于你。\"在另一张纸上,她写下了一首没有寄出的诗: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阿伦特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后来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及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做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面,这两人是旗鼓相当的。只是目前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海德格尔此时或后来是否明白和承认,这都不重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海德格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控制"着阿伦特?由海德格尔来发出的那些"信号"在何种程度上对阿伦特起作用?回答只能是一个:在阿伦特愿意接受的份上。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什么,海德格尔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无需他人置噱。全部的解释权在阿伦特那里。
问题或许这样被提出来:为什么阿伦特如此心甘情愿?她如此被动和服从说明了什么?
女人和男人这点也不一样:女人较少功名的考虑。相对来说,女孩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长大的,没有人对她的前途有过多的展望和期待。她可以做事情,也可以不做事情,全看偶然的情况而定。也许这种状况对于女人的天性是一种保护。她可以更多地面对自己。如果是陷入了爱情,女人也更可能不顾一切,以一种抛却万事万物的方式,全然不顾世俗的考虑。男人则小心翼翼,万般顾忌,考虑到诸如"一生的名节",一辈子(或半辈子)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世功"。当然个别的情况除外。
然而对于富有智性的人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情况都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们有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强烈要求,有需要独处的迫切心愿,这是保证智性活动的起码条件。要想富有成果地进行思考,必须是连续性的不间断的,不受任何外部搅扰的,因此不能在所需要的时候单独和自己呆在一起,哪怕因心思放在别人身上而不能收回来,这都能引起"思"者的某些内部恐慌。于是,外在的约束自然地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恐惧:担心爱情或在情欲掀起的波涛中丧失自我。有智性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恐惧并不亚于男人,甚至比男人更甚。她不仅担心自己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地思想,还要担心对方能否保持自己的全部完整,生怕自己无边无际的爱将对方的生活搅乱,让对方陷入覆水难收的一团糟之中。一旦对方丧失了独立性,她自己则毫无独立性可言;而缺少各自独立性、缺少自由的爱,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对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的独立性就是她本人的独立性。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能承受他自己对阿伦特的爱和阿伦特对他的爱,则是阿伦特所能承受和所愿意接受的限度。她和海德格尔分享同一种恐惧。这不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计较的,而是拥有精神生活的人都能体验得到并互相默契的。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甚至更难。他为自己留下的天地,也是为对方留下的天地。而这个尺寸怎么把握?怎么让双方都感到爱的洋溢而又不至于丧失自己?海德格尔会比阿伦特感到更沉重。相对而言,阿伦特可以少负一点责任。她宁愿把这个大难题交给海德格尔。让他去安排吧。让他去主宰吧。只要自己的爱不去伤害对方乃至伤害自己。本来这就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也许是自己不该得的。海德格尔没有对她做过任何诺言,她也决不指望更多。这里面没有什么老师和学生、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关系问题。象阿伦特这样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聪慧的女人,她不会不知道"被动"也是一种"主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是一个"榨取女人"的那种男人。在和一个倾听者的关系中,他是付出者。何况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整整4年,也许他感到能量的过度消耗而疲惫了?也许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独处状态?他感到他和阿伦特之间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当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达远走的愿望时,他却主动提了出来,尽管理由是那么明显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担了"罪过"。他维护了自己也维护了阿伦特。包括现在,谁都不难看出,他俩分开为好。这种"无世界性"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阿伦特是矛盾的。她即想走,又不想走。即想拥有"伟大的爱",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分手的话最好不要由她来说出。她不想承担这种东西。还是让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极"状态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格问题?像阿伦特这样的女人,在离开男人之后,她永远不会细数自己在哪儿受了损失,列出自己的"伤痛",并把它们当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给世人的东西(如果碰巧是一个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过去一样,她全部、无条件地默默地领受了下来,"照单全收"。这样做显示了:一方面,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独立的、自愿的,她和海德格尔处成那样一种关系仅仅表明她是一个自我决断的人,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面,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没有海德格尔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独立性,离开海德格尔时,她的独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独,不止是她个人的,还有海德格尔的,是双份的。
这是一位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她是不受伤害的,尽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时刻。她的生长性在她一切优秀品质中居于领先地位。
初版于1951年的阿伦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位往日的学生对老师的学说做了明显的清算。这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这种清算包括把对于"孤独"的欣赏变为对于"孤独"的批判。"思"需要"孤独",但人们和世界的关系不止是"思"。"思"的界限不是这个世界的界限。"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独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独。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独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正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宣传,阿伦特战后第二次回到德国,见到了海德格尔。她看到不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而是一个"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阿伦特重又复燃了对他的奇特感情。时隔25年,她此番才告诉他,当年"我离开马堡大学,只因为你的缘故。"说出这句话不止是解释当年的行为,也不仅是给这位正处于人生最倒霉时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达了一种"现在时",意味着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中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并没有消失,阿伦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尔这一边,一如既往地以自己以特有生命的热情试图给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尔需要(更多的是阿伦特自己觉得这是他的需要),她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将海德格尔的事情置于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尔继续让她烦恼、苦涩、受苦和欢乐。这回不能说海德格尔是在控制他从前的女学生了,她是控制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为海德格尔烦心而心烦,因自己无力摆脱而愤怒、焦虑。从同样身为女性的眼光看来,她对布留歇尔反复表达的依恋,有点像一个依然无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当年她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时,她是惶恐的,布留歇尔给了她以踏实可靠的感觉;但海德格尔再度出现之后,这种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没有摆脱。这真是令人称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亚•吴尔芙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的一句话:"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
海德格尔有福了!他遇上的这个女人,比他小17岁,带来的完全是生气勃勃的另外一副景象,她贪婪地吸收和承纳他的一切:思想和肉体、最深的灵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且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她既是他的情人、亲昵的肉体关系的对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话语的倾听者、灵感的激发者,后来竟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为他思想和事业的非同寻常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这里禁不住让人想说海德格尔几句好话。这肯定是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个俗物。他的确需要听众,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在和听众的关系中,在与对方有形无形的设置、变换、调整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身首先是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他的听众各种微妙的反应和动静,在得知这些反应之后并因为有了这些反应,再去倾听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思想。那是一些一分钟前还不属于他的想法,现在由他的嘴巴说出来,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为对方准备的。正和言说者也在倾听一样,倾听者同时也在无声地言说。她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种创造。从谈话的开始到末了,她也同样走出远远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比起这样微妙、激动人心的谈话本身,从中所产生的东西归于谁的名下,以谁的名义发表,这已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了。甚至是谁在说,谁在听,这都无关紧要的了。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发生、生长、壮大,它支配和牵动着他们两个人,像支配和牵动着两个木偶。那些话题从古到今始终存在,曾经支配和牵动了多少杰出的英才!哪怕这种谈话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令人心醉的、灵魂出窍的时刻,忽然感觉到自己处在"天外之天"的瞬间。"没有人像你那样演讲,以前也不曾有过。"这是1974年(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依然满怀深情。言谈者和倾听者之间、男女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是任何一种有关权力话语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阿伦特更加有福!她碰上了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但他本人远远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而且他喜欢有智性和富有挑战的女人,不只是阿伦特,他的妻子和他后来的那位女朋友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智慧的男人所需要的,他要把精神活动造成一种生活,而不是把某个东西仅仅当作职业或竞技的手段。除了他的抽象气质,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也不失某种魅力。他和阿伦特分享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完整性。当然,阿伦特的这份福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她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阿伦特,海德格尔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他不会拥有对世界、对今天如此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是阿伦特创造了这个海德格尔。她一直深信只有自己最理解这位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有她充分理由的。(尽管这点造成了她对海德格尔妻子的某些不公正)。
阿伦特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公正宽广的胸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自己是公正宽广的。她无法怨恨海德格尔,她无法允许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东西,虽然后者给予她的苦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讨厌的男人给予女人的,但她拥有一种奇特的力量遏制住了自己身上这种负面的力量,她既不愿意也有能力将种种怨恨和不满严格限制在不掉自己尊严的水准之上。对她来说,与其怨恨和背叛,不如忠诚和忠直,这是保持自身完整一致性的那种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漏洞百出、四分五裂,活得像一件破衣服,像大多数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心气上来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让她相信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是一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即使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和感到某些蜘蛛马迹,她也要全力以赴地去加以弥补。不能让这个男人消沉和颓废下去,不能看着他失败。眼看着一个男人无法自救,看着他经受羞辱,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人所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这种失败,比女人自己的失败还要惨。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去帮助他,要么走开。阿伦特选择了前者,这是她天性的高贵,也是由于她对于这个男人的深信不疑。她的慷慨无私还在于,一有机会,她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这个男人的敬意和感激,说出这一点,对她其实并不丢脸;相反,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莫大的奖赏。在她的重要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出版之后,她让出版商给海德格尔寄书,并给他的信中写道:"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应于你。\"在另一张纸上,她写下了一首没有寄出的诗: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4.08.2007
阿伦特、卡夫卡与from张淳 陶东风
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最初使她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著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因此,她也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说,她是经由她本人的经历所获致的视角来阐释历史、理解其中所表达的东西,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就是她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那个黑暗时代的反省和深思。 早期经历和犹太身份意识
1906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在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父母的家乡度过了童年,接受了早期教育。一战期间,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失去了一直被病魔缠身的父亲。1924年秋,18岁的汉娜怀着对哲学和思想的向往来到活跃着那个时代最优秀思想家的马堡和弗莱堡求学,22岁时成为哲学博士。她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思想和道路,并结识了将影响她终生的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其实,在阿伦特求学期间,弗莱堡的大学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尤其是学哲学的大学生,政治舞台被看成庸俗的。当时的阿伦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她这样的出身在这个时代注定要经历历史性的灾难和困惑,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阿伦特也没有免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正是她亲身经历的20世纪的政治危机和种族迫害使得她将毕生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幸好,阿伦特不像本雅明那样一辈子都有一个“驼背小人”跟在身后。相反,她似乎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之前逃离欧洲,并获得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充满灾祸的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困厄。
虽然出身于一个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德国,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期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同和压抑。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写于1932年左右的《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这本传记,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在其中,她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雅斯贝尔斯曾建议她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宿命色彩,阿伦特的回答是深刻的:“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使得对真正处境的认识更加模糊。”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就是直接源于她身为德国犹太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她的民族的遭遇的关切。 极权主义的形而上学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不建立任何体系,她的理论中的文学色彩和她对“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强调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熟悉阿伦特的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她的注解中常常会出现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希特、普鲁斯特,尤其是弗朗茨·卡夫卡,以至于西拉兹·多萨(Shiraz Dossa)曾经把阿伦特的作品称为“文学政治理论”。阿伦特非常推崇卡夫卡,利用一切机会关注他的文字。当时,卡夫卡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而阿伦特在家里门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帧卡夫卡的大照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本书的前言里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卡夫卡的寓言的讨论,而阿伦特在写作和思考极权主义的同时,也正沉浸在卡夫卡的小说中。1940年代晚期,她作为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与此同时,阿伦特正在用英文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原名《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负》,德文名字是《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可以说,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启发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思考和理解。 1.塞壬的歌声:必然性法则的诱惑
直到1943年初,美国人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系统灭绝,这个消息对于阿伦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阿伦特在接受高斯的访谈时这样回忆道:“这犹如地狱之门打开了。人们有一种观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弥补……这件事不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的。”阿伦特认为这不仅仅是德国的罪行,而且是人类的罪行。她开始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丧失了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暗流的汇聚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她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家园、希望和恐惧并存的时代。在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之后的现代世界中,普遍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宗教)已经被打破,旧的秩序已然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未确定。从现在开始,人类要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阿伦特认为,比起承担自由行动所必然伴随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们宁愿使自己屈服于一种确定的、然而是虚假的“神圣”法则,一种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这正是人们拥抱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原因。在纳粹主义这里,这个法则是声称特定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自然法则”;在苏维埃极权主义这里,这个法则就是声称特定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
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的元素,即现代社会对于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历史法则的信仰,认为每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法则。他的小说也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信仰内在所具有的可怕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信仰的形成,现代人放弃了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人类所独具的(区别于动物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放弃了人类的境况。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某一个“K”面对着万能的、无法接近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才能是历史探究和哲学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到那个最终导致了一个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先后梳理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极权主义这部分中,她对纳粹和斯大林的两类极权统治进行了直接分析,其基本要素在《弗朗茨·卡夫卡:一次重新评价》这篇更早的文章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这里,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描写其隐藏结构的丑恶,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
阿伦特从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分析入手,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必须服从于一种必然的、自动的过程”这种信仰的危险。正如监狱牧师所告诉K的那样:“不必把任何事情都当真,必须把它当作必然。”也正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她写道:“《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器的权力,一方面依赖于必然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在《审判》的背景里,必然性变得比真理还要重要。”一个不服从于这种必然性的人,就被看作一个抵抗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抓住了K的这种罪恶感开始改变并且型塑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最后,约瑟夫·K自愿将残忍的死刑作为法律的一部分而接受。阿伦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点,它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实施最残酷的暴行。对那些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为了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但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提供了另一种人的可能性。阿伦特将《审判》中的约瑟夫·K与《城堡》中的K进行比较,她认为后者的意义正在于他没有屈从于必然性的规定,而是一个英勇的“好心(good will)的人”。K作为一个异乡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城堡属下的村庄,为了找到一个属于公共世界中的正当位置而斗争。对于村民们视为圣旨的城堡官僚机构的命令,K拒绝服从,因为这是“来自上面”的专断的指令,是侵占他的自由的蛮横企图。他与其他村民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的异乡人身份,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惟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当中正常的爱情、工作和友谊都被夺走,变成一种从上面恩赐的礼物。这种恩赐是神秘的,对于它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因此,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正在于他对这些本来是被恩赐的东西的追求。虽然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死去了,但是就像阿伦特指出的,他使一些村民看到“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破的”。村民们醒悟到“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个异乡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然而“因为他不像《审判》中的K,没有服从于显现为必然性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因此,服从于虚假的必然性对失落了传统根基的现代人来说,就像塞壬的歌声对航海人那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诱惑正是“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尽管无法被经验地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作品的想像维度给她带来的启发。并且,阿伦特认为,虽然纳粹党人和斯大林的政体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种诱惑的危险元素还和我们在一起。因为这不是一个德国或俄国所特有的特点,而是现代性本身永远的潜在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而卡夫卡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拒绝屈服于任何偶然事件……他想要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一个人类的行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由他自己的法律而不是由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权力所统治的世界。此外,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关心成为一个天才或任何一种伟大的化身”。 2.群氓的社会———孤独和多余 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统治的新形式》中还分析了极权主义政权所开发的现代性中另一个形而上的元素———孤独。“极权统治……它的自身的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阿伦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解体之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将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聚集到一起的社会结构,其结果就是群氓心理的出现。这种群氓由“无根的”和“多余的”个体所组成,那种孤独的体验就是现代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她说,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而这个疾病正是几乎所有卡夫卡的小说所重点表现的精神状态,他对“孤独”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将《审判》、《城堡》、《美国》称为“孤独三部曲”。
阿伦特意义上的“孤独”还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城堡》中的K就是一个孤独地在这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正当位置的异乡人,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是成家立业、成为一个共同世界的有用公民,这仅仅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这样的权利没有许诺给任何人,它只是被随意恩赐的礼物宿命般地降临到某人头上。K最终作为一个异乡人孤独地、无根地、多余地死去。阿伦特说,卡夫卡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噩梦,对40年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K的命运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增长的政治的和自然的无家可归,以及精神上的和社会性的无根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巨大的大众命运,尽管在强度和痛苦的程度上非常不同。”
对阿伦特来说,孤独和多余都是大众社会的到来而导致的群氓的症状,而它在集中营达到它最可怕的结果———非人化,而孤独与非人化的关系正是《变形记》的一个关键主题。在格里高尔之死中,卡夫卡似乎对“害虫”就可以被残酷地消灭这个试验有所预知。格里高尔家庭对他的抛弃和灭绝恰好对应于阿伦特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的分析。极权主义的统治技术
1.神秘的权力———官僚机构阿伦特认为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构是极权主义形成的必要元素之一。
在她论卡夫卡的《审判》时,阿伦特写道:“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 2.非人化和全面控制的实现——集中营
尽管如此,官僚体制与极权主义两者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然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阿伦特对死亡集中营进行了分析。
她说集中营的目标就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也就是说,集中营湮没了人类的个性和差异,取消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以便全面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本质在这里岌岌可危”。按照阿伦特的定义,这种人类的本质即我们自发地、创新地、自由地行动的能力。集中营“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在集中营里,极权主义的“改变人类本质”的企图才能完满实现,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比如在《美国》这部小说中,当宾馆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时,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世界中的所有雇员、官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城堡没有给辖下的居民留下任何行动、自发性、个性,甚至思想的空间。因此,它的统治否定了使得我们人类显得独一无二的所有品质。
阿伦特还提出了集中营通过“三步杀人”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因为,集中营置于一般法律系统之外(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和《城堡》也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这正与集中营中的受害者相似,他们绝大部分“人们都没有干任何与他们的被捕有合理联系的事”。阿伦特认为这种独断的裁决显示了集中营的基本原则,“一个独断的系统的目标是摧毁整个人民的公民权利”。
因此,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缺乏一个可区别的罪行的状况,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城堡》中巴纳巴斯家庭的灾难也映证了这一点。当巴纳巴斯的女儿拒绝了一个城堡高级官吏的求爱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被所有其他村民回避,完全陷入了孤立和恐惧的生活状态。巴纳巴斯先生长久地等在城堡的山下,以谋求官方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城堡官员告诉他没有任何罪行记录在案。此时,他被抛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在他能够被原谅之前,他必须证明他的罪行,但它被所有部门否认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也就无法获得某种特定的“可计量的惩罚”,从而完全暴露在专断面前,面对着彻底的无止尽的惩罚。
在消灭“人的法律性格”之后,阿伦特写道:“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在集中营里,死亡被匿名地实施;受害者不是像敌人那样被杀死,而是像动物(害虫)那样被集体消灭,并且被归入彻底的湮没中,从而使得殉难成为不可能。“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大多数集中营居民之所以“允许自己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性意识被摧毁了,他们失去了自发地行动或抵抗强加给他们可怕命运的能力。《变形记》中也上演着一幕毫无抵抗地接受自己的毁灭,被一家人彻底遗忘的故事。格里高尔变成大虫子之后,被置于一个完全孤独和无世界性的超自然的环境中。随着公共世界越来越远,格里高尔的人性也越来越消失了。就像集中营的受害者一样,他最终放弃了反抗自己被灭迹的命运:“一个完全非人化的格里高尔开始接受他的命运:‘他必须消失的决定在他的脑海里比他妹妹更加坚定,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的头嵌入地板,从他的鼻孔冒出了最后的呼吸。’”他的死亡甚至没有被家人记住,因此,格里高尔的彻底的死亡悲哀地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营“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曾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同样,阿伦特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也是试图找出这个真实存在过的政权的基本元素,然而她发现这些元素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极权主义,这些元素自身没有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当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才会结晶成为极权主义的统治。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综合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留一种现代的诱惑,极权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纪的诅咒。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皇皇巨著于1951年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好评,阿伦特甚至成了一本详细讨论她的著作的杂志的“封面女郎”。同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经过了十七年流亡逃难的生活,如今她终于摆脱了无国籍的身份。这种生活也最终为她提供了选择做一个自觉的“有政治意识的贱民”的基础和条件,使得她进一步深思和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从而在今后的思考中求索一种我们能够共同铸造非极权的解决方式。
(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1906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在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父母的家乡度过了童年,接受了早期教育。一战期间,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失去了一直被病魔缠身的父亲。1924年秋,18岁的汉娜怀着对哲学和思想的向往来到活跃着那个时代最优秀思想家的马堡和弗莱堡求学,22岁时成为哲学博士。她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思想和道路,并结识了将影响她终生的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其实,在阿伦特求学期间,弗莱堡的大学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尤其是学哲学的大学生,政治舞台被看成庸俗的。当时的阿伦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她这样的出身在这个时代注定要经历历史性的灾难和困惑,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阿伦特也没有免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正是她亲身经历的20世纪的政治危机和种族迫害使得她将毕生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幸好,阿伦特不像本雅明那样一辈子都有一个“驼背小人”跟在身后。相反,她似乎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之前逃离欧洲,并获得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充满灾祸的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困厄。
虽然出身于一个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德国,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期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同和压抑。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写于1932年左右的《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这本传记,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在其中,她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雅斯贝尔斯曾建议她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宿命色彩,阿伦特的回答是深刻的:“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使得对真正处境的认识更加模糊。”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就是直接源于她身为德国犹太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她的民族的遭遇的关切。 极权主义的形而上学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不建立任何体系,她的理论中的文学色彩和她对“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强调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熟悉阿伦特的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她的注解中常常会出现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希特、普鲁斯特,尤其是弗朗茨·卡夫卡,以至于西拉兹·多萨(Shiraz Dossa)曾经把阿伦特的作品称为“文学政治理论”。阿伦特非常推崇卡夫卡,利用一切机会关注他的文字。当时,卡夫卡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而阿伦特在家里门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帧卡夫卡的大照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本书的前言里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卡夫卡的寓言的讨论,而阿伦特在写作和思考极权主义的同时,也正沉浸在卡夫卡的小说中。1940年代晚期,她作为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与此同时,阿伦特正在用英文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原名《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负》,德文名字是《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可以说,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启发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思考和理解。 1.塞壬的歌声:必然性法则的诱惑
直到1943年初,美国人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系统灭绝,这个消息对于阿伦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阿伦特在接受高斯的访谈时这样回忆道:“这犹如地狱之门打开了。人们有一种观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弥补……这件事不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的。”阿伦特认为这不仅仅是德国的罪行,而且是人类的罪行。她开始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丧失了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暗流的汇聚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她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家园、希望和恐惧并存的时代。在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之后的现代世界中,普遍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宗教)已经被打破,旧的秩序已然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未确定。从现在开始,人类要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阿伦特认为,比起承担自由行动所必然伴随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们宁愿使自己屈服于一种确定的、然而是虚假的“神圣”法则,一种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这正是人们拥抱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原因。在纳粹主义这里,这个法则是声称特定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自然法则”;在苏维埃极权主义这里,这个法则就是声称特定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
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的元素,即现代社会对于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历史法则的信仰,认为每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法则。他的小说也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信仰内在所具有的可怕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信仰的形成,现代人放弃了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人类所独具的(区别于动物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放弃了人类的境况。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某一个“K”面对着万能的、无法接近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才能是历史探究和哲学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到那个最终导致了一个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先后梳理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极权主义这部分中,她对纳粹和斯大林的两类极权统治进行了直接分析,其基本要素在《弗朗茨·卡夫卡:一次重新评价》这篇更早的文章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这里,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描写其隐藏结构的丑恶,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
阿伦特从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分析入手,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必须服从于一种必然的、自动的过程”这种信仰的危险。正如监狱牧师所告诉K的那样:“不必把任何事情都当真,必须把它当作必然。”也正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她写道:“《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器的权力,一方面依赖于必然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在《审判》的背景里,必然性变得比真理还要重要。”一个不服从于这种必然性的人,就被看作一个抵抗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抓住了K的这种罪恶感开始改变并且型塑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最后,约瑟夫·K自愿将残忍的死刑作为法律的一部分而接受。阿伦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点,它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实施最残酷的暴行。对那些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为了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但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提供了另一种人的可能性。阿伦特将《审判》中的约瑟夫·K与《城堡》中的K进行比较,她认为后者的意义正在于他没有屈从于必然性的规定,而是一个英勇的“好心(good will)的人”。K作为一个异乡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城堡属下的村庄,为了找到一个属于公共世界中的正当位置而斗争。对于村民们视为圣旨的城堡官僚机构的命令,K拒绝服从,因为这是“来自上面”的专断的指令,是侵占他的自由的蛮横企图。他与其他村民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的异乡人身份,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惟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当中正常的爱情、工作和友谊都被夺走,变成一种从上面恩赐的礼物。这种恩赐是神秘的,对于它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因此,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正在于他对这些本来是被恩赐的东西的追求。虽然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死去了,但是就像阿伦特指出的,他使一些村民看到“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破的”。村民们醒悟到“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个异乡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然而“因为他不像《审判》中的K,没有服从于显现为必然性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因此,服从于虚假的必然性对失落了传统根基的现代人来说,就像塞壬的歌声对航海人那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诱惑正是“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尽管无法被经验地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作品的想像维度给她带来的启发。并且,阿伦特认为,虽然纳粹党人和斯大林的政体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种诱惑的危险元素还和我们在一起。因为这不是一个德国或俄国所特有的特点,而是现代性本身永远的潜在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而卡夫卡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拒绝屈服于任何偶然事件……他想要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一个人类的行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由他自己的法律而不是由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权力所统治的世界。此外,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关心成为一个天才或任何一种伟大的化身”。 2.群氓的社会———孤独和多余 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统治的新形式》中还分析了极权主义政权所开发的现代性中另一个形而上的元素———孤独。“极权统治……它的自身的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阿伦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解体之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将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聚集到一起的社会结构,其结果就是群氓心理的出现。这种群氓由“无根的”和“多余的”个体所组成,那种孤独的体验就是现代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她说,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而这个疾病正是几乎所有卡夫卡的小说所重点表现的精神状态,他对“孤独”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将《审判》、《城堡》、《美国》称为“孤独三部曲”。
阿伦特意义上的“孤独”还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城堡》中的K就是一个孤独地在这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正当位置的异乡人,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是成家立业、成为一个共同世界的有用公民,这仅仅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这样的权利没有许诺给任何人,它只是被随意恩赐的礼物宿命般地降临到某人头上。K最终作为一个异乡人孤独地、无根地、多余地死去。阿伦特说,卡夫卡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噩梦,对40年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K的命运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增长的政治的和自然的无家可归,以及精神上的和社会性的无根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巨大的大众命运,尽管在强度和痛苦的程度上非常不同。”
对阿伦特来说,孤独和多余都是大众社会的到来而导致的群氓的症状,而它在集中营达到它最可怕的结果———非人化,而孤独与非人化的关系正是《变形记》的一个关键主题。在格里高尔之死中,卡夫卡似乎对“害虫”就可以被残酷地消灭这个试验有所预知。格里高尔家庭对他的抛弃和灭绝恰好对应于阿伦特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的分析。极权主义的统治技术
1.神秘的权力———官僚机构阿伦特认为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构是极权主义形成的必要元素之一。
在她论卡夫卡的《审判》时,阿伦特写道:“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 2.非人化和全面控制的实现——集中营
尽管如此,官僚体制与极权主义两者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然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阿伦特对死亡集中营进行了分析。
她说集中营的目标就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也就是说,集中营湮没了人类的个性和差异,取消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以便全面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本质在这里岌岌可危”。按照阿伦特的定义,这种人类的本质即我们自发地、创新地、自由地行动的能力。集中营“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在集中营里,极权主义的“改变人类本质”的企图才能完满实现,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比如在《美国》这部小说中,当宾馆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时,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世界中的所有雇员、官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城堡没有给辖下的居民留下任何行动、自发性、个性,甚至思想的空间。因此,它的统治否定了使得我们人类显得独一无二的所有品质。
阿伦特还提出了集中营通过“三步杀人”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因为,集中营置于一般法律系统之外(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和《城堡》也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这正与集中营中的受害者相似,他们绝大部分“人们都没有干任何与他们的被捕有合理联系的事”。阿伦特认为这种独断的裁决显示了集中营的基本原则,“一个独断的系统的目标是摧毁整个人民的公民权利”。
因此,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缺乏一个可区别的罪行的状况,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城堡》中巴纳巴斯家庭的灾难也映证了这一点。当巴纳巴斯的女儿拒绝了一个城堡高级官吏的求爱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被所有其他村民回避,完全陷入了孤立和恐惧的生活状态。巴纳巴斯先生长久地等在城堡的山下,以谋求官方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城堡官员告诉他没有任何罪行记录在案。此时,他被抛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在他能够被原谅之前,他必须证明他的罪行,但它被所有部门否认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也就无法获得某种特定的“可计量的惩罚”,从而完全暴露在专断面前,面对着彻底的无止尽的惩罚。
在消灭“人的法律性格”之后,阿伦特写道:“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在集中营里,死亡被匿名地实施;受害者不是像敌人那样被杀死,而是像动物(害虫)那样被集体消灭,并且被归入彻底的湮没中,从而使得殉难成为不可能。“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大多数集中营居民之所以“允许自己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性意识被摧毁了,他们失去了自发地行动或抵抗强加给他们可怕命运的能力。《变形记》中也上演着一幕毫无抵抗地接受自己的毁灭,被一家人彻底遗忘的故事。格里高尔变成大虫子之后,被置于一个完全孤独和无世界性的超自然的环境中。随着公共世界越来越远,格里高尔的人性也越来越消失了。就像集中营的受害者一样,他最终放弃了反抗自己被灭迹的命运:“一个完全非人化的格里高尔开始接受他的命运:‘他必须消失的决定在他的脑海里比他妹妹更加坚定,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的头嵌入地板,从他的鼻孔冒出了最后的呼吸。’”他的死亡甚至没有被家人记住,因此,格里高尔的彻底的死亡悲哀地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营“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曾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同样,阿伦特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也是试图找出这个真实存在过的政权的基本元素,然而她发现这些元素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极权主义,这些元素自身没有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当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才会结晶成为极权主义的统治。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综合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留一种现代的诱惑,极权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纪的诅咒。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皇皇巨著于1951年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好评,阿伦特甚至成了一本详细讨论她的著作的杂志的“封面女郎”。同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经过了十七年流亡逃难的生活,如今她终于摆脱了无国籍的身份。这种生活也最终为她提供了选择做一个自觉的“有政治意识的贱民”的基础和条件,使得她进一步深思和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从而在今后的思考中求索一种我们能够共同铸造非极权的解决方式。
(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4.02.2007
你所不知道的王朔from王晓峰
“他从来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原来我们在大院里,他属于在孩子中间不带他玩的,经常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跑的人。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后面就是那么大腕儿了,也没有觉得特自信。”——出版商金丽红
“小的时候不懂,大了之后,亲人走了,朋友走了,这时候思考问题跟从前不一样了,都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开始面对生死问题。王朔的可能是想了解自己是谁,对生活有个反思,他希望对世界有个看法,很多宗教的书他都看了。”——歌手苏小明
“我看不懂。”——《我的千岁寒》出版商路金波
“所以我们给文化虚荣分子看。”——路金波
“他真觉得世间的事情他都弄明白了,他真觉得用佛和药物把世界打通了,但他有时候很自信,有时候又很不自信。他总是介于高和沮丧之间,这个比例就像51%与49%之间的差别。”——路金波
“王朔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不是假去修行,假懂,他真的到了用生命感觉的时候,用身体去撞另外世界的信号,不管用什么方法。我看他的书,我知道,他用身体去接受到这个信号。”——作家刘索拉
“第一个宗教大师都是拿身体和另一个世界联系的,然后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对另外世界的理解和对秘密真理的理解。如果你从表面去读《圣经》、佛经,其实跟读《共产党宣言》一样,第一代共产党是拿身体拼出来的,如果你是读《共产党宣言》就参加革命,就得到各种好的职务、房子、待遇,那不叫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所以,第一代人不都是拿身体去拼吗。拿身体拼的就是真正明白那件事的人,拿灵魂去理解信仰的人。”——刘索拉
“作家成功给他带来的人生经历肯定跟读者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写出成功的作品,是因为他有一种敏锐,如果这种敏锐继续保持下去,肯定会伤害自己。所以,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肯定要受到自己的伤害,敏锐的伤害。如果他能战胜他因为自己敏锐带来的伤害,他就再能往前走一大步。如果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前面的读者可能就跟不上了,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刘索拉
“他现在不这么写才不正常呢。他的文字虽然还带着他的腔调,但是已经完全自由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分阶段的,他现在有足够的能力去思考生死问题了。”——诗人尹丽川上曰
“他像个孩子,这样的人会有漏洞的,他有很多毛病,是这他可爱之处,甚至他的毛病比很多人都多,他要没毛病挺没劲的。一个人的经历、缺点、毛病、聪明组成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再给我们写一些有意思的作品,让我们去看,我们应该感到很幸运有这么一个作家这么真实的东西。他有诚实的语言和童心,他也有特别痞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极端的敏感,伤害到自己,有些话他藏着不说,然后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太敏感了,他有又简单又复杂的人格,他又特别聪明,这个社会发生点什么事,他先感觉到了,他先受伤害。”——刘索拉
“王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对孩子非常好,他是个讲亲情友情的人,他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也会停下来给钱,觉得他们活的挺不容易的,他是个很乐于帮助人的人。”——苏小明
“我跟他说你一上来就要人家三四百万的稿费,他说你信吗,我不会拿这么多,他只要卖不动我就不要这么多钱。”——金丽红
“王朔和××××的××,都十分喜欢曾子墨,这两个人就公开地争风吃醋,短信打架。后来曾子墨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件小事,说明别看王朔快50岁的人了,其实就像个大男孩,完全不掩饰。”——金丽红
“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都这么说
“小的时候不懂,大了之后,亲人走了,朋友走了,这时候思考问题跟从前不一样了,都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开始面对生死问题。王朔的可能是想了解自己是谁,对生活有个反思,他希望对世界有个看法,很多宗教的书他都看了。”——歌手苏小明
“我看不懂。”——《我的千岁寒》出版商路金波
“所以我们给文化虚荣分子看。”——路金波
“他真觉得世间的事情他都弄明白了,他真觉得用佛和药物把世界打通了,但他有时候很自信,有时候又很不自信。他总是介于高和沮丧之间,这个比例就像51%与49%之间的差别。”——路金波
“王朔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不是假去修行,假懂,他真的到了用生命感觉的时候,用身体去撞另外世界的信号,不管用什么方法。我看他的书,我知道,他用身体去接受到这个信号。”——作家刘索拉
“第一个宗教大师都是拿身体和另一个世界联系的,然后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对另外世界的理解和对秘密真理的理解。如果你从表面去读《圣经》、佛经,其实跟读《共产党宣言》一样,第一代共产党是拿身体拼出来的,如果你是读《共产党宣言》就参加革命,就得到各种好的职务、房子、待遇,那不叫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所以,第一代人不都是拿身体去拼吗。拿身体拼的就是真正明白那件事的人,拿灵魂去理解信仰的人。”——刘索拉
“作家成功给他带来的人生经历肯定跟读者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写出成功的作品,是因为他有一种敏锐,如果这种敏锐继续保持下去,肯定会伤害自己。所以,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肯定要受到自己的伤害,敏锐的伤害。如果他能战胜他因为自己敏锐带来的伤害,他就再能往前走一大步。如果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前面的读者可能就跟不上了,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刘索拉
“他现在不这么写才不正常呢。他的文字虽然还带着他的腔调,但是已经完全自由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分阶段的,他现在有足够的能力去思考生死问题了。”——诗人尹丽川上曰
“他像个孩子,这样的人会有漏洞的,他有很多毛病,是这他可爱之处,甚至他的毛病比很多人都多,他要没毛病挺没劲的。一个人的经历、缺点、毛病、聪明组成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再给我们写一些有意思的作品,让我们去看,我们应该感到很幸运有这么一个作家这么真实的东西。他有诚实的语言和童心,他也有特别痞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极端的敏感,伤害到自己,有些话他藏着不说,然后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太敏感了,他有又简单又复杂的人格,他又特别聪明,这个社会发生点什么事,他先感觉到了,他先受伤害。”——刘索拉
“王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对孩子非常好,他是个讲亲情友情的人,他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也会停下来给钱,觉得他们活的挺不容易的,他是个很乐于帮助人的人。”——苏小明
“我跟他说你一上来就要人家三四百万的稿费,他说你信吗,我不会拿这么多,他只要卖不动我就不要这么多钱。”——金丽红
“王朔和××××的××,都十分喜欢曾子墨,这两个人就公开地争风吃醋,短信打架。后来曾子墨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件小事,说明别看王朔快50岁的人了,其实就像个大男孩,完全不掩饰。”——金丽红
“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都这么说
不是遗书的遗书
<<不是遗书的遗书>>
海 子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4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 子 89.3.24
------------------------------------------------------------------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89.3.24 夜5点
------------------------------------------------------------------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 子 89.3.25
------------------------------------------------------------------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 子 89.3.25
------------------------------------------------------------------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4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 子 89.3.25
------------------------------------------------------------------
海子死后,他所提的常远向有关部门的自辩词。
关于查海生(海子)
──致有关部门 ?
我与查海生一直是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心地很好、无拘无束、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也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这是他所留给我的总的印象。 ?
海子住在西环里时,因为我们属同一单元,他在3楼,我在6楼,加之都较早地参与研究法治系统工程,以及对宗教(他非常崇拜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
自从他搬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以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一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计算机房打印几首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 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特异功能给他造成各种幻觉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几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胡希平等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他,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 我最后一次碰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后不久。他神采飞扬地说,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佛像,还有其它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修炼了密宗静坐,把钱花了个净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赞助”给了他5元或10元。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家属区食堂附近碰到他。当时我骑车子还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说起密宗和气功来。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关于关于气功的科幻电影剧本。他说自己写不了。?
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否则,这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
以前,在从事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2件事:
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的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特异功能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
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他一直说自己在练西藏密宗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老师(他是西藏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活佛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
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常 远 1989年3月26日晚
海 子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4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 子 89.3.24
------------------------------------------------------------------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89.3.24 夜5点
------------------------------------------------------------------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 子 89.3.25
------------------------------------------------------------------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 子 89.3.25
------------------------------------------------------------------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4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 子 89.3.25
------------------------------------------------------------------
海子死后,他所提的常远向有关部门的自辩词。
关于查海生(海子)
──致有关部门 ?
我与查海生一直是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心地很好、无拘无束、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也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这是他所留给我的总的印象。 ?
海子住在西环里时,因为我们属同一单元,他在3楼,我在6楼,加之都较早地参与研究法治系统工程,以及对宗教(他非常崇拜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
自从他搬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以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一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计算机房打印几首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 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特异功能给他造成各种幻觉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几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胡希平等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他,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 我最后一次碰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后不久。他神采飞扬地说,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佛像,还有其它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修炼了密宗静坐,把钱花了个净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赞助”给了他5元或10元。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家属区食堂附近碰到他。当时我骑车子还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说起密宗和气功来。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关于关于气功的科幻电影剧本。他说自己写不了。?
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否则,这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
以前,在从事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2件事:
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的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特异功能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
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他一直说自己在练西藏密宗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老师(他是西藏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活佛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
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常 远 1989年3月26日晚
3.26.2007
特纳:身体问题
布莱恩·特纳 汪民安 译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开始急剧地转向来探讨社会生活中的身体,从而理解我们特殊的历史连接的复杂性。在这方面,福柯的著作和对尼采兴趣的复兴是重要的智识活动。尽管在这场讨论中存在着很多新的因素,但人类社会中的身体问题实际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持久主题。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是身体?什么是身体体现?),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在本书中和这篇导论中被考虑到了--没完没了主宰着学院和公共讨论。在此,我的主要目的是就身体的讨论提供一个导读,并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个主题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焦点而显得至关重要。但是用更为专业的术语来说,我想表明身体社会学是宗教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依据。后两者作为社会学的次级领域,与神正论、人的痛苦等问题紧密相关,在此,作为具体体现结果的人类主体的脆弱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从某种社会学角度来看,对于最低本体论来说,脆弱或许是最有希望的主题。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考虑传统社会学中身体的缺席,并对心/身关系的既定设想提出批判--这些设想至少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主宰着医学和社会科学。对某些哲学家来说,身体服从于科技占主要内容的世界伦理体系,这种身体的屈从性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明确特征。结果,这个身体/自然的可疑地位就是后苏格拉底理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同技术和理性相关的身体的存在者问题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问题(海德格尔1989),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拒绝了"灵魂假设",并提出从身体的维度重新开始(哲学)。结果,医学、政治学、宗教领域中的身体研究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以及对人的身体的忽视是社会科学中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儿的遗产,在笛卡儿这里,身体和心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后来,这种分割成为社会科学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有关自然科学方法论实用性的讨论方面尤其如此--这种方法论服务于"人"的解释性科学。韦伯在有关适宜的科学方法的辩论中发展了他的认识论,就是在他的认识论发展中,这个问题断断续续地纠缠着他。 正是西方对科学进行观念化过程中的这个二元论,最终使各种各样的还原论合法化了。根据这种还原论,心理活动、精神生活和文化要根据物质原因得以解释。在日常语言中,在健康话语中,会常常听到有"一些东西"(厌食、重复性的心理伤害、矿工的肺或恐旷症)不"存在",因为它"只是在心灵中","心身病态"这个概念在这些语境中不起作用,因为按照普通的说法,它还是表示"只在心灵中",这个表述依然保持着心/身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这样,在医学中的这种笛卡儿式划分使得医学在对待身体问题时尽量地不涉及社会或心理原因,尤其是在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所导致的课程改革之后更是如此。就这种非此即彼的医学世界观的表面结果--诸如仅起安慰作用的顺势疗法和针刺疗法--而言,这种二元性也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辩护。这样,一般而言,传统治疗医学对哲学家所谈论的"活生生的身体"了无兴趣,因为这种身体与客观身体截然相对。 尽管笛卡儿主义有这些特征(二元论、还原论、实证论),但是,或许有点反讽性的是,当代对笛卡儿哲学,尤其是对《方法论》所作的解释却宣称笛卡儿自己的立场是"二元互动"的。对这本著作细读一番就会很清楚地发现,笛卡儿实际上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有一个密切的互动,而疾病就是这种互动失调的结果。医学的功能就是要解决这种身/心相互依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而,笛卡儿的"二元互动论"最终从自然科学那里演变为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和实证论,正是这种一元论和实证论,使那些试图解释自然和社会、身体和心灵、环境和文化中的各种各样事件的学科彼此隔绝,并变得专门化了。
尽管笛卡儿有互动论观点,但笛卡儿主义遗产的后果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篇导论中,我主要讨论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社会行为者和社会行为这些概念,按照古典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在笛卡儿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中形成的。社会学将身体看作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据此,它就按照韦伯的方法论演变为对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是 范围内的一个学科,其目的就是对行为的共通意义进行文化理解。
经济学是一门理性(经济化的)行为的科学,在社会学早期发展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韦伯和帕累托的著作中,它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在学科史中常常遭到了忽视。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批评性互动在帕森斯的著作中特别明显。社会学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意图:去理解经济选择中的认知和价值的功能。社会学对自愿主义、选择和行为进行了强调(帕森斯,1937),它在社会行为者的意识和认知力等方面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吉登斯,1984),人文科学的主要的清晰特征首先是重要的用来界定某种社会处境的共通意义,其次是明确的认知和理解,社会行为者因此而有了一种手段和目的意识。有见识的行为者在不同的目的和合适的手段之间作出选择,目的与价值有关,手段则与规则有关。这些维度的连接是帕森斯对经济学的评论过程中经典性地发展而来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帕森斯的"行为自愿理论",因为,在帕森斯关注价值如何(通过内在化和社会化过程)被共享的地方,吉登斯关心的则是通过反思性来理解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首先是自我监督行为,人总是要面对不断的选择冲突。结果,帕森斯和吉登斯都不怎么关心行为者的身体。在帕森斯的行为社会学中,在他对个别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分析中,身体不过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根据地理学家哈格斯特兰德的理论,将身体看作是对人的行为的时-空制约要素。
一旦对社会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性质产生兴趣,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社会理论在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实际上忽视了人体的重要性。人体的特性,虽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无论是在社会研究还是社会理论中都不重要。结果,身体在社会思想中奇怪地遗失了或缺席了。直到最近,这种缺席在诸如健康社会学和疾病社会学这样的二级学科中依然如故。在这些学科中,人们或许会根据常识来想象不以身体作为前提来讨论健康是不可能的;人们或许还可以想象,在宗教社会学中,与疾病、死亡、性等问题相关的神正论将身体作为"肉体"来分析,身体的中心性将成为主要的关注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幸运的是,有证据表明,对身体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出现了。我希望在本书中来思考这种增长的兴趣。
身体在社会理论中的缺席这一缺陷并非无足轻重。缺席的身体对于那些思考人的表现、动机和人体形象的社会学观点的构想提出了也暗示了一些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将社会学思想视作为对行为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就要求存在着某种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因为人的表现和互动所涵括的远远不止认知力、意向性和意识。当然,这个陈述也提出了社会学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什么东西称得上是一个"动原"。我们需要将社会系统分析和社会分析更清楚地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习惯性地将"某些部分"并合成"民众"。如果集体行为涉及的是诸如阶级和国家这样的社会整体,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身体问题则举足轻重。然而,如果人们是在社会的层面而不是在社会系统层面来关注人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社会学如何能够避免一门身体社会学的发展。因此,在这一章中,我正在严肃地对待韦伯的论断:社会学是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行为是由具体化的社会存在者来完成的。我也想严肃地对待米德的姿态问题,米德意图对"我"(I)和"我"(me)的互动和定位特征进行理解,姿态问题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比如,米德讨论了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手势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创造性思想的起源,但是,这些讨论在随后的对象征互动行为论的起源进行解释时却遭到了忽视--象征互动行为论对自我进行了分析。实际上,手还被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看作是人的关键性特征,看作是塑造环境的一个动能,环境则"手工"的效果。
作为其具体化的结果,人的一切表现都服从于某种共同过程,尽管这些过程具有生物、生理、官能基础,但它们肯定是社会性的。这些共同的社会过程同人体的怀孕、出生、成长、死亡以及最后分解密切相关,因为很多社会实践和仪式建立在这些明显的日常事件上(比如婚姻、葬礼以及伤悲仪式)。奇怪的是,社会学普遍地忽视了这些实践是人体的表现特征。或许社会人类学是个重要的例外。从社会动因的角度出发,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总是将注意力放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的特征上,尽管意义的问题--如韦伯的神正论问题--肯定和身体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还是回避了人的行为的肉体方面。而肉体总是和受苦、高兴、死亡、痛苦等等密切相关。
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表明社会学忽视人体,并不一定就认可任何偏向生物主义的论点。其要点是通过将生物还原论包括进来避免十九世纪的实证论,也避免假扮成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唯心论。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社会仍应当是主要对象。因此,在强调身体现象学的重要性时,并不要求社会学应根据某种方式来简单地吸纳生物还原论观点。作为一项社会学事业,身体社会学将根本性地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由于马赛尔·莫斯提出来的一些理由,身体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走、站、坐等,都是社会建构。这些实践行为要求有官能性基础,但是官能的潜力得以实施则需要一个文化语境。因为这些原因,莫斯才谈论"身体技术",身体技术虽依赖一个共同的器官基础,但它既是种个人培养也是种文化培养。 或许对行为社会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表现者的身份不能在互动处境内同他们的身体轻易地分隔开来。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的互动中,我们首先要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表现者之间进行辩识和区分。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对其他社会表现者的长期鉴别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们的身体表现。在米德对社会行为和自我发展的分析中,姿势"语言"(内在的和外在的)对于他理解"我"(I)的构成有重要作用。脸和手对于这样的姿势交换而言都是根本性的。对于米德来说,"声音和手在社会性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然而,厄温·戈夫曼在其《日常生活中自我的表现》中表明,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崩溃表现可以取决于我们对身体表征的控制。如果我们碰到尴尬时不想丢脸,那就要慎重地控制身体。顺便提一句,"脸"这个概念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和道德语言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体隐喻的:一个正派(upright)的人;一个颇有身份(some standing)的人;一个胆怯(faint-hearted)的人;一个坚定沉着(with a stiff upper lip)的人。 我的本质主要取决于我的特殊身体,这个身体同其他社会表现者的身体不同。这个老生常谈("我分身无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在社会互动行为中,个体化和个体性取决于这样一个共识:社会行为者和他(或她)的身体要达成共识关系。当对假冒、劫持、血统、司法鉴定、国籍进行质疑时,一个特殊的身体就意义重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人的界定最终取决于基因性的指纹鉴别程序。在一个未来社会里,器官移植会是一个常见而广泛的外科手术,古典哲学中的有关整体和局部的理论困惑将成为关键性的法律问题,并具有政治重要性。我能对实际上并非我自己的身体的身体行为负责吗?
我已经一般性地论证了社会学对人体的忽视,因为这潜在地接受了笛卡儿传统,还因为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只在价值和信念的层面上关注社会行为的意义。身/心分离背后的哲学设想受到了新近哲学的挑战,虽然这种哲学还没有完全对社会学发生影响。我已经试着表明为什么对人体的适当重视其实是行为和互动社会学得以充分发展的基本特征。举例来说,不谈论一个特殊身体,就很难谈论身份。我们仅仅通过指纹、照片和基因就肯定能将个体区分开来。尽管记忆和社会记录很重要,但作为一个特定的人还得具备一个特定的身体。尽管这是社会学的一个普遍问题,我还是相信,长期对身体缺乏社会学式的理解,对于医学社会学、对大量的其他社会领域,诸如情绪、性、体育、激情和衰老等等,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健康、体育、休闲、性和消费主义)中,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也是在这里,我们才死活需要一个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精巧复杂的社会学。在这本论身体社会学的书中,我的目的是勾勒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对身体进行了社会学理解--引导读者接近这些领域中的相关文学,并表明对许多实际领域来说,身体社会学至关重要。
哲学人类学 尽管社会科学普遍地忽视了人体的重要性,我还是想表明身体在笛卡儿主义框架之外的社会理论中受到过研究。事实是,大量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身体的起点既未被抛弃也未被忽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哲学人类学传统(主要是德国)中找到,这种人类学植根于尼采的哲学。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他在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建立的对比。前者是性力、迷狂、激情之神,是早期希腊宗教狂乱行为背后的驱力;后者则是秩序、形式、理性和一致性之神。尼采将历史设想为这两种原则的无穷无尽的争斗,但他并不肯定冲突的解决只能存在于狄奥尼索斯的胜利中。尼采并非天真地要求"返归自然",相反,他采纳了这样一个立场:只有这两种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在这个社会中,性的激情和理性行为生活协调一致。尤其是,尼采寻求审美行为特别是艺术中的和谐。生命应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对待。部分地由于这个根基,尼采才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强烈地吸引。如果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创造出这两个原则的满意综合,就会引发疾病、病态和疯狂。尼采倾向于认为,同这种冲突密切相关的神经症是人的特有现象,因为人由于他所具备的意识,他已经和自然环境分开了。就我们所知,人是唯一这样的动物:只有他能够自我有意识地思考自己将来必有一死。尼采将人看作是一个不完全的动物,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人并非是既定的习惯和环境的独特产物,他们的完成还依赖于文化训练。他们不是让自己的需求来适应既定环境,而是改变环境使之满足自己的需求。人建造了船而不是通过进化长出潜水的脚蹼。尼采对不同的哲学家,如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福柯等人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
尼采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探究,在我们所谓的"哲学人类学"--少数人称之为"现象学人类学"--的分析传统背后,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在一个狭窄的框架内,这个哲学人类学传统包括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阿罗德·盖伦(Arnold Gehlen)、荷尔穆斯·普莱斯勒(Helmuth Plessner)、拜腾狄克(F.J.J.Buytendijk)、波洛克(A.Blok)、波特曼(A.Portmann)和冯·巫克库尔(J.Von Uexkull)等。在一个更宽泛的范围内,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同马克斯·舍勒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密切相关。实际上,任何对人的社会本体论关注都可能受到尼采的关于人是不完整的这一思想遗产的影响。因此,海德格尔对一般存在者的分析是试图来理解存在者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在这方面,德语的具体性在英译本中丧失了。因为海德格尔考虑与个人相关的"存在者"或生存问题时,德语词Dasein表示存在者的特殊性。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盖伦和普莱斯勒的著作在哲学人类学中可能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比如说,盖伦的研究《人》(1988)可以看作是对尼采这样的观点做出的广泛思考:在尼采看来,人尚不是一个完全的动物,或者说"尚不是一个坚定的动物",这样,他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建立体制,使之既提供保护又创造出有条理的社会整体。盖伦因此讲到了人对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开放性。盖伦的作品在彼德·伯格和托马斯·拉克曼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这种本质上的开放性,人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建构他们自身的现实,以便将他们的存在体制化,同时也使他们避免受到失范和混乱带来的威胁。贯穿于伯格的社会学始终的是对身体和自我的辨证关系的持久兴趣。伯格在"人"是一个身体这样的观念中表达了这种辨证关系,这个观点对别的动物有机体同样适用。另一方面,"人"有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人将自己体验为这样一个存在:他完全不等同于身体,而是相反,他有一个可以随意支使的身体。
从现象学的观点看,我们可以在有一个身体(having a body)、作用于一个身体(doing a body)和是一个身体(being a body)之间作出选择。比如,我们通常将身体体验为一个异己的环境,在此,我们的身体似乎让我们无法控制。"它"被体验为我们的环境的一部分。在生病的状态下,"有一个身体"这种感受最为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体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和外在的环境。与此相反,我们也能断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自主地控制我们的身体。在J.S.密尔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传统中,我们是自主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极其融洽,即便我们意识不到身体的存在,我们也不会大惊小怪。在坐、行、睡、吃等日常实践中,我并不会提醒自己我还具有一副身体;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向"活生生的身体"发出类似"走!"、"坐下!"等这样的指令。在这个意义上,从现象学的角度说,我有一副缺席的身体。最后,根据莫斯的身体技术思想,我们可以对"作用于身体"作出思考,这也即是,身体表现为一种集体实践,我们或许对这种实践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历经孩童的整个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某种基本的身体技术,它可以表现、支撑和再生产时空中的身体。
最初,我在《身体和社会》中就是采用这个框架来讨论身体的复杂性的。在那本书中,我大量地采用了彼德·伯格这样的意图: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观点来谈论身体。然而,将我的身体社会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在论证身体是被社会(被语言、话语、意识形态和知识)建构时错误地认为,人们不能额外地相信还存在着痛苦现象学这样的主题。残疾提出了有关表征的问题,而残疾的性质则围绕其分类引发了重要的争论。然而,还是合情合法地存在着与残疾的社会学和现象学现实有关的问题。总之,我不相信现实是话语,也就是说,我不相信社会现实仅仅是个表征问题。
"身体"存在于世界中这一模式,应该对这种身体的社会学探究起决定作用,或至少,应该对其产生影响。这个问题(身体是如何表现在社会中的)不是人们讨论身体时的唯一问题。比如,我们知道,身体的性在历史中有很多表现方式,这些方式是医学话语决定的。然而,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女人的存在属性是什么样的"仍旧是一个合法的问题,而且,要理解男人缺乏哺乳期对社会的生育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只相信表征问题是唯一合法的或令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这就是对身体采用了唯心主义立场。
在英语语言中,我们缺乏大量的不同名词来描述这些不同的身体模式,我们用"尸体"来指代死去的身体,但是没有一个专门词语来表示"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肉身(embodiment)这个词在学术语境之外极少被运用。在这方面,德语可能要丰富一些,它可以让我们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活生生的身体"现象学中作出重要的区分。这样,普莱斯勒就能够将der Leib 和der Korper 作比较,它们表现了人体的两个维度。Leib指的是活生生的被激发的感官身体,而 Korper 指的是客观的、外在的和被体制化的身体。人的这种双重性表达了人的模棱两可的肉身:个人性的和非个人性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社会的和自然的。Leib/Korper的这种区分在哲学人类学语言中表达了海德格尔在讨论Dasein 和Sosein时所提出的很多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对比,因为它准确地表明了笛卡儿式的社会学遗产的虚弱性。这种遗产只是单独地将人体看作是Korper,而不是同时性的Koper 和Leib。在将人体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和非人格化的结构时,社会学潜在地将身体降至为社会行为的环境条件。Leib可以看作是自为身体的表现,Korper则可看作是自在身体的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盖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联系,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损害。直到最近,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哲学方面才受到重视。同样,有关海德格尔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他的政治和哲学到底是偶然关系还是必然关系这一问题,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此,我不打算涉及这场争论,不过,认识到盖伦的这一思想--即人需要庇护或者一个"神圣的顶篷"来抵制混乱的威胁--常常具有极其保守的含义则是合适的。我已经根据彼德·伯格的宗教社会学批判了对人的不完全性所作的这种解释。 哲学人类学是德国社会学传统的一部分,它作为生命哲学被广泛地提及,它关注的是如何去理解世界中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具体化的人的生活世界。一般而言,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在社会学传统中并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尽管它们能够对生物论、还原论和其他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提供极其重要的批判。 身体现象学受到了众多传统的影响,这些传统包括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比如,我在别的地方试图表明梅洛-庞蒂的著作对身体社会学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概述了现象学内现存的大量研究,他发展了一个精彩的肉身观点,使之来克服身心二元对立观点。在试图理解人的知觉过程中,梅洛-庞蒂断定,知觉总是从一个特殊地点或角度开始的。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取决于活生生的身体,因为--举例来说--我们环绕着一个房子走动是借助于视力、触摸和味觉的,但是即便我们一些更"高级"的知觉也一定和我们的(原始)身体遗产有关。身体是主动积极的,它是外向的,或者它被某种习惯所引导。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梅洛-庞蒂断定,基本的意向性扎根于活生生的身体,这个身体则在作为一个化身的主体性之内。这样,知觉和身体活动即便被分离,也只能是人为假想的分离,因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比如看本身)包括了身体活动。梅洛-庞蒂根据对断腿作的心理研究表明,由于身体出现了损伤,判断和知觉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乱和断裂。正是作为哲学和心理学的探索结果,梅洛-庞蒂才用身体这个观念来宣称,既非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对立,也非身体-和-心灵这样的观点能够恰当地理解他这样的论断:一切"较高级"的脑力功能也是些肉体行为。身体不是自为的客体;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发的力量综合、一个身体空间性、一个身体整体和一个身体意向性,这样,它就根本不再像传统的思想学派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科学对象。"
尽管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都同通常的社会理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人类学在将人体性质概念化的意图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然而,人类学虽在对社会身体和人体保持着科学兴趣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一般来说,人类学并无意去理解"活生生的身体"现象学:它更愿意将身体理解为社会分类表的一部分。
身体作为一种分类方法,这一观点,其根源可能在涂尔干和莫斯的著作中。比如,涂尔干的学生罗伯特·赫茨就表明,身体的右部位在生理学上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按照善和恶的道德分类而被精心炮制的。右手性成为人的价值的中心象征。然而,在当代思想中,在玛丽·道格拉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身体原则被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对道格拉斯来说,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我们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观念性焦虑因此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纯洁性和秩序,亵渎和神圣,并不位于现象或实践的本质中,而是位于它们和我们对某种社会总体性所具备的观念的关系中。亵渎因而是分类关系系统内部的失范。道格拉斯的观点在人类学中颇具影响,但它们在社会学中以最令人感兴趣的方式被采用并得到发展。
挽救身体 因此,总的来说,社会学忽视了社会生活中身体的问题及其重要性。但是我已经表明了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中存在着很多传统来严肃地对待人体。在主流社会学之内,唯一严肃地考虑微观互动中的人体性质的是象征互动论传统,这其中,戈夫曼是首要的阐述者。我已经表明戈夫曼的自我在场概念凭借的是这样的观点:社会自我至少是部分通过社会身体被体现的。比如,尴尬感常常是和脸色的变化相关的,广而言之,我们的不适或惬意这样的概念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身体姿态被表达的,而这些身体姿态可以被读作一种语言。
与社会理论中这种身体的长期缺席传统相对的是,在刚过去的十多年里,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研究开始严肃地对待身体社会学了。在医学史领域,托马斯·拉库尔、艾密丽·马丁、艾伦·罗素尔、菲利普·阿理斯、安德列·伯金和大卫·阿姆斯特郎等人已经表明,对医学知识和医学权力的复杂历史而言,对于身体的理解是何等重要。对身体重要性的日渐关注已经开始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史的编撰方式。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关注也开始在对活生生的身体观念所做的哲学分析中发生影响。人们也可以在哲学中鉴别出同样的趋势。大量的论述海德格尔的新近著作实际上促进了对人体的更加丰富的哲学意识。在这方面,德里达对海德格尔作品的解释尤其具有成果。很清楚的是,当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在重建社会理论议程上的身体、性别、性征等问题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女性主义批评置疑了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这种习惯性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置疑了这样一种比较式观点:男人是文化性的,而女人则是自然的。身体社会学也可以证明是有关成长的文献的重要维度,这些成长文献是社会的情感分隔文献,这种情感分隔又同父权制和劳作的性别分隔有关。最后,米歇尔·费尔、罗曼拉·拉达夫和拉地亚·塔兹编辑了一组文章,题目叫《身体史片段》。因此,事实上存在着身体主题方面的出版产业,它在近几年中势头正猛。我们怎样解释社会理论视野中 的这种身体回归?
要对最近的身体兴趣进行解释,我应简要地考虑当代社会中的四个方面,它们都对与个性、自然、文化相关的身体问题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对当代身体理论而言是根本性的,就是因为女性主义运动将生物、性别、性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化了。我不想全面涉及关于女性主义和身体的既存文献,而是简要地评述多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对电子人(cyborg)的讨论,这也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有机体。根据哈拉韦的观点,这个电子人的存在对既存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区分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电子人的神话使自然和机器的关系复杂化了,因为电子人穿越和搅浑了技术史中习以为常的边界。哈拉韦断言说:"电子人是后性别世界中的生物。它和双性、前俄狄普斯共生体无关,也和其他的通过将诸部分并合为一个更高级的单元这一有机整体性诱惑无关。"电子人在自然、社会、文化之间打开了一系列"有裂缝的区分",它穿越了动物/人的有机物和技术机器的边界,但它也质疑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边界。如果表明医学技术,尤其是与人类生殖有关的医学技术的主要变化已经对性身份的性质提出了质疑,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哈拉韦的论断。这样,围绕着医学技术的变革--医学技术的变革对人的生殖自身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就存在着对政治和文化中与性别有关的身体性质的一个双重性的同时质疑。
福柯在三卷《性史》中有这样一个论点:当代政治学是生物政治学。这一论点的根本点则是围绕着身体所展开的政治和技术斗争。国家在对人体的调控中、对现代流行的爱滋病的调控中、在替代父母身份的国家调控中日渐重要。对人体的调控是通过医学立法来实施的,这些立法关注的是堕胎、婴儿护理和IVF项目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调控爱滋病的立法关注的则是性变化方面的公民权。身体的政治化使公民权、身体和性别的复杂互动成为一个焦点。性政治学方面的广泛变化是一套经验过程,它隐藏在身体作为一个主题开始在社会理论中涌现这一潮流背后。
身体的政治化和生命的女性化促进了对人体进行社会分析的兴趣。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社会变化应同当代消费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二十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身体的表面。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价值发生了主要的历史性变化。西方价值先是因为一些苦行原因强调内心控制,现在则因为审美目的而强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这种身体的变化代表了西方价值的世俗化倾向,在此,饮食的目的以前是用来控制精神和灵魂生活,现在的目的则是为了变得更性感和更长寿。为了对身体进行控制而设置的饮食管理,其最初的宗教表白通过医学化的作用转变成了世俗的健康和卫生道德。
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重视了,而这则是从长相的角度来强调苗条和自我调控。身体成为趣味和区分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这种区分,对人的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主要方面的一部分。(布尔迪厄,1984)尽管这些变化在社会中非常普遍,但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这些变化对新的中产阶级产生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而这则是以这样的都市文化为基础--都市文化和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与组织资本主义的终结相关。尽管这个论断显而易见地具有争议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养成了不同的身体形象,而且,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中产阶级偏向苗条,工人阶级养成的身体则有意展示男性力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作为一个区分标记、作为阶级差异的象征再现、作为一个性别区分领域,也作为一个潜能被引入时尚和消费社会中。这个身体潜能在人的老化过程中应该被个体驾御从而使他仍旧是景观的一部分。
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消费文化的破碎性,社会分层所导致的趣味和风格的差异性,闲暇中心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变化都引发了一些辩论:既有关于后现代文化思想本身的辩论,还有后现代身体--电子人就是其中一例--可能性的辩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被碎片化了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身份;身体不再是牢牢地固定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内。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惊恐,而身体则成为众多攻击的靶子。
一旦身体变得时尚化,一旦它被编码整理,在社会理论中就会越来越多地强调欲望、性和情绪,这则是主宰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可看作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笛卡儿式遗产所作的当代批判的一部分,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是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殖民资本主义。尽管身体在当代的讨论中越来越被突出出来,但身体的性质从理论上来说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努力澄清这一问题。
分析性框架 在对人体的分析性探究的讨论中,我特别地没有涉及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究,也就是说,我不是把身体作为自然科学和医学构架中的有机体来看待的,我关心的是社会科学中的身体研究的发展,或者是对社会科学有直接含义的身体研究的发展。广一点地说,在社会科学内,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本体论方面的选择:要么对身体采用基础主义的视点,要么采用反基础主义的视点。基础主义框架关注的是将身体理解成一个活生生的经验,或者是去理解身体现象学,或者是去理解生物存在条件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和宏观的人口组织,或者是想理解社会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如何对人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或者是试图分析有机系统、文化框架和社会进程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相反,反基础主义论点则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在这两种视点内部,如同我已经表明的,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学派,但是作为一个总的组织原则,对身体的社会研究往往是沿着有关身体的本体论位置的哲学问题而被分成两半了。我们也认识到了,任何一个特定的作者都有可能断断续续地或隐蔽地同时运用几种本体论哲学。 有关本体论的这些问题同社会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是一致的。就认识论问题而言,主要的辩论发生在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反建构主义者之间。对那些持反建构主义观点的人来说,身体独立于那些表征它的话语形式;对建构主义者来说,身体是被话语实践所社会性地建构的。结果,围绕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辩论:身体的认识论取向到底是和睦相处还是彼此排斥?
认识论分隔通常还和现代和后现代取向相关。因为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想解构有关身体的既定话语,从而将身体的概念从既定的传统范式对它的神秘化中解放出来。在最初的讨论中,我应该断定我们实际上不能在这两种竞争性取向中作出选择,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修复和重整是有可能的。我关心的是试图建立一个最小限度的理论综合,它在对身体的共同兴趣框架内接纳和提升各种传统的社会理论。我自己的解释是,反基础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和主题,它们是针对极其不同的分析性问题而被提出来的。因此,在人体方面,它们并没有表现出相互排斥的立场。 在对各种研究方法的解释中,我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身体从理念上被认为是一个象征系统。身体是一个交流系统,这样一个观点立场很完善地奠定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比如,我们借以谈论政治和社会的很多隐喻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如身体政治、国家首脑等等。我们对身体的象征性所作的思考极大地取决于恩斯特·康特诺维茨的精彩研究著作《国王的两幅身体》,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政治统治权的历史发展作了明确的分析。这种统治权是通过国王的身体理论得以表述的。实际上,王权最初是驻扎在国王的肉体里面,随着政治理论和权力体制的发展,国王的实际肉体和象征身体开始分离了,国王的象征身体最终表现为抽象的统治权,因此,这样的想法就出现了:国王有一个易腐败毁坏的肉体,还有一个抽象的神圣身体。正是国王的这种象征性身体才保证了统治性的国家权力的持续性,尽管某个特定的国王不时地死掉。这样,国王虽然死了,但是那些弄臣们却习惯性地高呼"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因为国王身体的整体性象征对国家权力的持久性来说特别重要,对国王的攻击就被看成是国家的攻击。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康特诺维茨的国王权力身体理论为重要根据,一开篇就对法国政治文化传统对弑君者的处置作了解释。对国王身体的攻击就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因此,对弑君者的惩罚就务必以严肃的政治犯作直接的回应。这样,对身体作暴力惩罚就必定采用国家暴力形式。根据福柯的观点,社会对犯人身体的暴力惩罚转变为在体制内对驯服身体的调控和规训式的管理--后者最初是在边沁的环行监狱的观点下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写一部西方的惩罚控制史。以社会报复为目的的绞刑架下的身体惩罚最终被监狱的规训所取代,而监狱则是处理社会反常者的道德机器。
在医学的身体史中,解剖对身体进行外科处置引发了巨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注意到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在剖开身体时,外科医生实际上也打开了宇宙的秘密。上帝隐藏在身体内的东西不应因为一个世俗目的而被外科医生打开。外科医生对身体内的汁液、流体特别是对血的暴露,同时也将他暴露在道德和精神危险面前。中世纪对外科的调控管理通常在手术之前会给医生荐举道德实践,这可同牧师在圣礼之前所作的准备相提并论。
因此,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解剖经验史在理解人类社会中身体的地位和职责时特别具有指导性。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宣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之内,针对着我们世俗化和肉体化的生存,存在着三种体制性模式或者说是回应:宗教领域、法律领域和医学领域。这三个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分开了,但是在此之前,它们不是分离的,它们可以看作是体制性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针对和围绕着人体的精神困境以及对人体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在采取这个立场时,我部分地遵照了格伦的下述理论:我们可以将宗教理解成一个可被意识到的指导性系统、理解成是对世界的主动调节适应。医学、宗教和法律是些社会处置手段,这些处置手段是对世上存在者肉体所作的社会回应,也是对这些肉体化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联系作出的社会回应。十七世纪的解剖学经验因此是一个医学、法律和宗教实践,在此,罪犯的身体敞开在公众的检查和社会的道德注视面前。因此,对尸体的解剖切割是对社会反常者进行更广泛的司法处理的一部分。
我已经表明,身体是一个象征系统这一观点是如何在马丽·道格拉斯等人类学著作中成为主要焦点的。这个传统在社会科学中众所周知,而道格拉斯的作品也足以为人所熟之,因此不需要在此赘述。我能说的是,道格拉斯的著作实际上谈论的是人类社会的风险性质以及对这种风险的社会回应,在此,身体为连续性和失范提供了隐喻。在这个特定意义上,道格拉斯的人类学不是身体人类学,而是风险象征主义人类学。身体是社会配置的隐喻这一观点理所当然地对女性主义理论发挥了持续的影响,这其中,爱米丽·马丁的《身体中的妇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马丁的研究对身体人类学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她主要的焦点仍旧是医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中身体的再现问题。她正确地指出,尽管我们乐于将先前几个世纪的医学语言看成是社会思想的象征再现,但我们愿意将当代的科学再现仅仅看作是对物理世界的自然描述。在《制造性》一书中,拉奎尔表明,自格伦以来,对男人和女人的解剖再现直接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态度:妇女作为一个低等的生殖系统的不平等性,我们不太可能在相同的人类学框架内思考现代医学表征。在这个语境中,马丁的研究在方法上很重要,根据这种方法,她发现了在我们的技术社会中,我们是如何乐意从当代电子隐喻的角度来看待身体的。人的细胞的当代生物化学意象通常是工厂意象,在此,细胞作为一个转换能量的特殊机器而发挥作用。或者是,人的有机体是从生产和能量的经济隐喻来看待的。细胞生物学中的论据通常是按照信息科学的隐喻来处理的,这些信息科学关注的是管理和控制。比如,在DNA和 RNA之间的信息流通导致了蛋白质的生产。在将出生说成是劳作时,我们通常忘记了这种出生意象所隐含的经济隐喻。
我们可以在这种文献中看到一个对身体象征主义进行人类学分析的丰富传统,在此,身体被看成是一个象征系统或者是一种话语。这些传统总的来说对生理性身体不感兴趣,同样地,它们对活生生的身体观念也不感兴趣。或许,近些年内对身体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还是福柯的著作,福柯同样地也没怎么受现象学传统的影响。福柯将身体看作是话语权力的效应,这一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缘自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拒绝,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与福柯的研究相抵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本体论有意为所有的有关存在者的哲学讨论奠定基础--这些存在者处在日常生存真实性之中。福柯则与这样的有关存在者的探究背道而驰,在《事物的秩序》中,他断定,所有的理解都受制于认识论框架,也是被这种认识论框架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认识论框架碰巧在一段既定时间内起主宰作用。对现实的再现因此是某个知识型的效应,而知识型则控制和调节了概念化的产生方式。福柯说身体是被知识生产的,身体是体现这种知识形式的实践的某种效应,这样,他的研究看起来就拒绝了身体的确凿性,而这种确凿性对海德格尔来说恰恰是根本性的。福柯的研究关注的是身体如何被话语所生产,他的基本主题是,社会科学和社会体制--它们表达科学知识--如何将身体和人口规范化。这个工作是基本性的,但是,它不涉及到身体的本质。因此,福柯的著作看起来就拒绝了普遍本体论思想,拒绝了任何将身体看作是这种普遍主义的基础的企图。福柯早期著作中的身体,可以说,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等的涌现而形成的。诸如身体或人口这样的概念是话语框架内的构成部分,这个话语框架则使对于身体和人口的思考成为可能。实际上,福柯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社会科学认识论,而是理解西方思想中权力、真理和知识的复杂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看起来福柯似乎在研究身体如何能够出现在不同的实践中,这和对人的控制和管理密切相关。因此,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关心的是医学知识和实践如何生产身体,如何将身体挪进体制性网络内--这个网络在微观层面上起作用并建立了医学权力。同样,在对监狱的研究中,福柯分析了被规训的驯服身体的出现,这种身体是监狱实践的效应,而监狱实践又同实用主义的惩罚理论密切相关。在性史的研究中,福柯考虑的是,十九世纪性话语的出现是如何将性作为一个主题来生产的,而性又如何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这种斗争是通过特定的医学知识来进行的。
虽然福柯的作品在认识论方面是反基础主义的,但他的观点中还有一个浪漫主义主题:在表意之前存在的原始身体,代表了一个天真单纯的享乐世界。理查·罗蒂指责福柯为不成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指责中含有某些真理因素,但是一旦我们"将无政府主义者有关压迫的噱头和尼采式的关于权力意志的大胆尝试"弃置一旁的话,罗蒂还真的在福柯那里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福柯与这样的真理作斗争:对世界的所有观念性看法最终是没有可比性的。在福柯这里,我们发现,他拒不承认对现实作道德和政治判断是容易的,因为很难避免既定的权力立场。对世界作的一种描述可能会和任何别的描述一样准确或者糟糕。其次,福柯积极地拒绝了世界的官僚理性化过程--这样一个世界生产出"它彻头彻尾的同一性"。福柯也拒绝对身体作细致的规范化处理--这个身体是现代理性化的一个效应。然而,如果福柯想要一个政治和道德规划的话,他就必须找到一个基础作为根据来展开这样的批判。我的观点是,在福柯的批判背后,涌现出了对自由的、原始的、前话语的身体中的他者的追求。福柯的哲学乡愁就是对先于社会契约的性身体的探求。 或许,关于身体讨论的最后的人类学贡献是由布尔迪厄的著作来表明的。尽管将布尔迪厄定义为人类学家有点奇怪,但他早期的田野工作和他的实践理论很明显地是在人类学视野内形成的。他在早期对卡比尔人作了人类学研究;他养成了反结构主义的人类学立场并借此纠正他在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所发现的大量问题。对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恰好给他的《实践理论大纲》提供了背景。
当然,布尔迪厄名声显赫还是因为他后来对教育社会学的贡献。在此,他发展了马克思的著作,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区分开来,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同领域聚集的组织,这些领域是个人和集体为资本利益的生产和消费而进行斗争的场所。一个生产者积累起来的象征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象征商品的价值。在社会对抗中取得成功,这就可以使统治阶级在文化场域内对其他消费者实施象征暴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他意图表明,在高级文化的世界中,为夺取领导权所作的相似斗争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发展了(很具隐蔽性的)身体社会学,他将身体社会学作为他更为广泛关注的习性和实践概念的一部分。在《区分》中,在趣味方面的身体禀赋和身体的象征再现是他文化资本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人体表现为一个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它上面。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级分支都有一个极具特色的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这个活动可以展示他们的文化和经济状况。布尔迪厄理论中的身体可以看作是阶级禀赋的载体,这些禀赋本身就是不同阶级的生活世界或习性内部的兴趣通道。布尔迪厄的著作很明显地设定人体是一个有机存在,但他断定"原材料"是由社会阶级力量形成和建构的,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于是,身体就成为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权力的记号。
反基础主义的身体研究将其重点放在话语上。而主要的基础主义的身体研究可以在现象学传统、哲学人类学和一般性的人类学中发现。这类传统主要涉及的是活生生的身体概念。我已经指出过了格伦、伯格、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普莱斯勒等人著作的重要性。我并不想概述这整个领域,我只想选择现象学家谢尔德的特殊但又常常被忽略的贡献作一番评述。保罗·谢尔德(Paul Schilder,1886-1940)在1935年出版了《人体的形象和外表》。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即身体形象的生理基础、身体形象的力比多结构和身体形象的社会学。他主要描述和分析了他所谓的身体的"姿态模式"。他认为这是一个被建构的形象,并且不是和人体的生理特性就是和纯粹的感官性保持着间接的关系。他涉及了广泛的诸如失语症和脑损伤这样的病理学发现,据此表明这样的观点:正常的身体意识具有构造性和习惯性。根据身体的力比多结构,谢尔德承认身体的情绪和感受活力。身体的姿态模式主要关注外在的身体空间组织,而身体的力比多结构关注的是内在的身体时间秩序。在该书的最后论身体社会学的部分,谢尔德想表明身体形象的社会性,他相信身体形象必定是社会的,身体形象的所有方面都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和培养的。就此,谢尔德写道:"身体形象主要是社会的,我们自己的身体形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同他人的形象相伴。"谢尔德的著作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身体形象,同时又将它们整合为人格和社会互动的基本方面,就这种整合而言,他的著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写道:"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但是,另一种人格及其价值的培养只有通过身体和身体形象的媒介才有可能。这个他者的身体形象的奠定、构造和保留因此就变成了他完整人格价值的符号、标记和象征。"最后,谢尔德根据舍勒的观点断定,我们不应该将客观的身体看成是同主观身体的内心意识无关的一个独立整体。他断定,"只有一个单元,这就是身体。有一个身体外观,还有一个填充这种身体的有重量的物质。但是,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身体总是表面可见的,它不是感觉的产物,而感觉要得到它们的最终意义只有从身体这一单元出发,身体单元也即是我们经验的诸多基本单元之一。"
我们在哲学家梅洛-庞蒂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身体现象学观点。梅洛-庞蒂对谢尔德的早期研究著作《身体图式》作了一些引用。梅洛-庞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式来思考与有机自然世界相关的活生生的身体。而且,根据德语中的惯常区分,梅洛-庞蒂写道:"人不仅有一个背景(Umwelt),还有一个世界(Welt)"。为了赋予身体概念一个更准确的意义,他继续写道: 人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者,就不是和有机体结合在一起的心灵,而是生存的往复摆动:这个生存在某个时期让自己采用肉体形式,在另一个时期又转向个人行为......这从来就与两种事故的难以理解的的碰撞无关,也同起因和目的冲突无关,但是根据一个难以察知的转折,一个有机过程导致了人的行为,一个本能行为改变了方向并变成了一种情感;或者相反,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呆滞,而且持久地缺乏反思形式的思考。
人们谈论社会理论,似乎只能在两种竞争的毫无可比性的模式之间作出选择。我的观点--可称为方法论实用主义--是,一个社会科学家采用的认识论立场、理论取向和方法手段至少应部分地取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和解释层面。比如,对交通堵塞排队问题的研究、对神经性厌食的研究都是社会学的合适研究对象,但它们不一定提出相同规律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理论问题。交通堵塞排队不会向社会学家提什么基本哲学问题,但一种完整的疾病从哲学上来说是高度复杂的,并需要大量的分析性解释。结果,我看不出来对立场的选择有强制性的理论原因,也就是说,身体被看成社会性地建构的、话语的,还是被看成是现象学或哲学人类学视野内的活生生身体,这样一种立场选择,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似乎有一种更强大的理由将身体既看作是话语的也看作是有生命活力的;既看作是Korper,也看作是Leib;既看作是社会性地建构的,也看作是客观的。我们对任何一种或所有的二元性的强调都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类型。
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是,身体及其疾病有着深刻的隐喻性,这种隐喻性由于社会对爱滋病性质的反应而特别突出出来。同时,看上去同样明显的是,对疾病现象学来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空间。通过这种疾病现象学,社会研究人员就关心痛苦、不适和精神错乱等活生生的经验。在奥利瓦·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著作中,在对帕金森氏病、偏头痛和身体伤残等的同情性研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极具说服力的现象学洞察--这种现象学洞察到了疾病和病痛所导致的人类精神错乱经验。为了获得一种分析的纯洁性--在此,我们在某个单一的哲学框架内将身体概念化--而采用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这样的意图在我看来大谬不然。相形之下,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它既面向活生生的身体观点(Leib),也面向客观在场的身体话语(Korper)。身体的混乱就要求有这样一种语言,我们借助它既可以描述这种混乱也可以体验这种混乱。比如,至少在英语中,疾病通常是根据军事隐喻来描述的,因为我们受到病毒的攻击,我们务必警惕免受感染。还有一场反爱滋病运动。与此同时,我们想把痛苦描述成不可描述的。痛苦的现象学苦恼从文字上来说是超越语言和声音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僭越类型。
身体社会学 由于多多少少受福柯著作的影响,我在别的地方表明,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学概念将身体考虑为分割式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身体的外部性涉及的是社会空间内的身体表现以及对身体的控制和调配。在很大程度上,身体社会学(根据它尚不成熟的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身体是如何在与人格和同一性相关的空间内被表现的?在这方面,戈夫曼的著作是典范。身体的外部性变成了消费文化社会学的流行研究主题。
对外部身体的兴趣因此就和我们可以指明的这样一种研究刚好相反:这样一种研究关注身体的内在结构、组织和保护。身体的外部问题是表征问题,而内部问题则是约束问题,也即是说,是根据社会组织和社会稳定性对身体的欲望、激情和需要进行控制。尼采、韦伯和弗洛伊德论欲望管制的著作,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对身体的内在保护分析作出了贡献。在这个类型学内,我想进一步地表明,我们不要将身体仅仅看作是单数的,而应像福柯那样将身体看成是复数的,也就是说看成是人口的身体。我就此想表明,两个相应的人口问题就是生殖和调节问题。也就是说,人口只能在家庭内部通过时间,通过对性的控制才能繁殖;与此同时,随着不断增加的都市拥挤问题和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大量的社会理论围绕着社会调配问题而展开。这些维度(内在/外在,身体/人口)产生了生殖、约束、表征和调节的表格(见下图)。这个类型学被阿图·福兰克有意地修改了和扩充了。
福兰克断定,体制的亚系统可以根据父权制、苦行、全景敞视主义和更正来确定。福兰克对这个类型学作出了评论,他对我的论点也作了考察,他想对我在此讨论的身体研究添加一些重要和新的东西。他这样拒绝我的立场:我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身体问题,因此,在理论上我就从社会的层面下降到了身体,然而,另外的或许是更优先的取向是从自为的身体问题开始。他断言说,"相反,我提议的着手点是,身体如何是一个自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行为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它从现象学取向而不是功能取向而展开的。如果理论的目的是从身体自身转向了社会,那么,特纳的类型学就代表最后的社会理论层面。"他继续论证说,只有身体才能真正地说有"任务",他采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断定,我们应该将身体看成是社会实践--也即是身体技术--的成果和中介,就此,他表明身体存在于话语和体制之间,在那里,话语指明了身体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地图。这些地图提供了规范的范式,在这个范式内,身体可以如其所愿地理解自身。相形之下,体制是一些社会实践在其中发生的地点和语境。福兰克宣称,"既然身体行为已经指向了体制性语境,我们一开始就应辨识出体制。"当然,福兰克也想断定,生理或更特定意义上的肉体是作为身体构成的第三维度而存在的。这样,"超越相对的生理学话语,肉体现实仍旧是一个顽固事实。存在着一个肉体,它在子宫中形成,在生命中演变(变的更好或更坏),死亡,分解。这样,我所称之的身体就在一个等边三角形交叉中形成,这个三角要素就是体制、话语和肉体现实。"
这样,我们可以将中世纪的苦行实践作为一个例子,苦行实践是对身体的精神性进行的调节和生产。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体制是中世纪的教会及其繁复的功能和实践,教会体制借此将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惯例化。同苦行实践有关的话语是饮食话语。这些话语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对象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内,对欲望的苦行调节才得以发生。这些话语在罗塞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然而,为了书写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超越体制和话语来看待身体自身的肉体性问题。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中世纪的肉体性可以承受多少自罚、自责和苦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肉体本身可能有一个历史。
结论
在这个讨论中,我既勾勒出身体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概述了身体研究之所以复杂的原因。就身体的重要性而言,近来的社会、文化、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因为自然和社会的习惯性边界被不断地侵蚀和改变,结果政治立场也很快地显得陈旧过时。在现代世界中,特别是在生物伦理问题方面,个人的界限在哪里?就此,"十年前的那些争取堕胎权的好斗的积极分子,被基因操纵前景、无痛苦地结束新生畸形婴儿生命的计划、或者是由替代性母亲所引发的复杂的法律和感情冲突等等弄得目瞪口呆。"Robocop的这种虚构噩梦是一个现实,众所周知,这个现实迫在眉睫。
我们如何研究身体也同样复杂,因为大量竞争性传统看起来无边无际。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考虑传统社会学中身体的缺席,并对心/身关系的既定设想提出批判--这些设想至少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主宰着医学和社会科学。对某些哲学家来说,身体服从于科技占主要内容的世界伦理体系,这种身体的屈从性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明确特征。结果,这个身体/自然的可疑地位就是后苏格拉底理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同技术和理性相关的身体的存在者问题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问题(海德格尔1989),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拒绝了"灵魂假设",并提出从身体的维度重新开始(哲学)。结果,医学、政治学、宗教领域中的身体研究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以及对人的身体的忽视是社会科学中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儿的遗产,在笛卡儿这里,身体和心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后来,这种分割成为社会科学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有关自然科学方法论实用性的讨论方面尤其如此--这种方法论服务于"人"的解释性科学。韦伯在有关适宜的科学方法的辩论中发展了他的认识论,就是在他的认识论发展中,这个问题断断续续地纠缠着他。 正是西方对科学进行观念化过程中的这个二元论,最终使各种各样的还原论合法化了。根据这种还原论,心理活动、精神生活和文化要根据物质原因得以解释。在日常语言中,在健康话语中,会常常听到有"一些东西"(厌食、重复性的心理伤害、矿工的肺或恐旷症)不"存在",因为它"只是在心灵中","心身病态"这个概念在这些语境中不起作用,因为按照普通的说法,它还是表示"只在心灵中",这个表述依然保持着心/身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这样,在医学中的这种笛卡儿式划分使得医学在对待身体问题时尽量地不涉及社会或心理原因,尤其是在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所导致的课程改革之后更是如此。就这种非此即彼的医学世界观的表面结果--诸如仅起安慰作用的顺势疗法和针刺疗法--而言,这种二元性也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辩护。这样,一般而言,传统治疗医学对哲学家所谈论的"活生生的身体"了无兴趣,因为这种身体与客观身体截然相对。 尽管笛卡儿主义有这些特征(二元论、还原论、实证论),但是,或许有点反讽性的是,当代对笛卡儿哲学,尤其是对《方法论》所作的解释却宣称笛卡儿自己的立场是"二元互动"的。对这本著作细读一番就会很清楚地发现,笛卡儿实际上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有一个密切的互动,而疾病就是这种互动失调的结果。医学的功能就是要解决这种身/心相互依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而,笛卡儿的"二元互动论"最终从自然科学那里演变为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和实证论,正是这种一元论和实证论,使那些试图解释自然和社会、身体和心灵、环境和文化中的各种各样事件的学科彼此隔绝,并变得专门化了。
尽管笛卡儿有互动论观点,但笛卡儿主义遗产的后果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篇导论中,我主要讨论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社会行为者和社会行为这些概念,按照古典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在笛卡儿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中形成的。社会学将身体看作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据此,它就按照韦伯的方法论演变为对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是 范围内的一个学科,其目的就是对行为的共通意义进行文化理解。
经济学是一门理性(经济化的)行为的科学,在社会学早期发展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韦伯和帕累托的著作中,它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在学科史中常常遭到了忽视。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批评性互动在帕森斯的著作中特别明显。社会学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意图:去理解经济选择中的认知和价值的功能。社会学对自愿主义、选择和行为进行了强调(帕森斯,1937),它在社会行为者的意识和认知力等方面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吉登斯,1984),人文科学的主要的清晰特征首先是重要的用来界定某种社会处境的共通意义,其次是明确的认知和理解,社会行为者因此而有了一种手段和目的意识。有见识的行为者在不同的目的和合适的手段之间作出选择,目的与价值有关,手段则与规则有关。这些维度的连接是帕森斯对经济学的评论过程中经典性地发展而来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帕森斯的"行为自愿理论",因为,在帕森斯关注价值如何(通过内在化和社会化过程)被共享的地方,吉登斯关心的则是通过反思性来理解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首先是自我监督行为,人总是要面对不断的选择冲突。结果,帕森斯和吉登斯都不怎么关心行为者的身体。在帕森斯的行为社会学中,在他对个别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分析中,身体不过是行为环境的一部分。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根据地理学家哈格斯特兰德的理论,将身体看作是对人的行为的时-空制约要素。
一旦对社会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性质产生兴趣,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社会理论在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实际上忽视了人体的重要性。人体的特性,虽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无论是在社会研究还是社会理论中都不重要。结果,身体在社会思想中奇怪地遗失了或缺席了。直到最近,这种缺席在诸如健康社会学和疾病社会学这样的二级学科中依然如故。在这些学科中,人们或许会根据常识来想象不以身体作为前提来讨论健康是不可能的;人们或许还可以想象,在宗教社会学中,与疾病、死亡、性等问题相关的神正论将身体作为"肉体"来分析,身体的中心性将成为主要的关注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幸运的是,有证据表明,对身体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出现了。我希望在本书中来思考这种增长的兴趣。
身体在社会理论中的缺席这一缺陷并非无足轻重。缺席的身体对于那些思考人的表现、动机和人体形象的社会学观点的构想提出了也暗示了一些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将社会学思想视作为对行为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就要求存在着某种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因为人的表现和互动所涵括的远远不止认知力、意向性和意识。当然,这个陈述也提出了社会学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什么东西称得上是一个"动原"。我们需要将社会系统分析和社会分析更清楚地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习惯性地将"某些部分"并合成"民众"。如果集体行为涉及的是诸如阶级和国家这样的社会整体,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身体问题则举足轻重。然而,如果人们是在社会的层面而不是在社会系统层面来关注人的话,那么,就很难理解社会学如何能够避免一门身体社会学的发展。因此,在这一章中,我正在严肃地对待韦伯的论断:社会学是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行为是由具体化的社会存在者来完成的。我也想严肃地对待米德的姿态问题,米德意图对"我"(I)和"我"(me)的互动和定位特征进行理解,姿态问题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比如,米德讨论了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手势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创造性思想的起源,但是,这些讨论在随后的对象征互动行为论的起源进行解释时却遭到了忽视--象征互动行为论对自我进行了分析。实际上,手还被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看作是人的关键性特征,看作是塑造环境的一个动能,环境则"手工"的效果。
作为其具体化的结果,人的一切表现都服从于某种共同过程,尽管这些过程具有生物、生理、官能基础,但它们肯定是社会性的。这些共同的社会过程同人体的怀孕、出生、成长、死亡以及最后分解密切相关,因为很多社会实践和仪式建立在这些明显的日常事件上(比如婚姻、葬礼以及伤悲仪式)。奇怪的是,社会学普遍地忽视了这些实践是人体的表现特征。或许社会人类学是个重要的例外。从社会动因的角度出发,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总是将注意力放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的特征上,尽管意义的问题--如韦伯的神正论问题--肯定和身体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还是回避了人的行为的肉体方面。而肉体总是和受苦、高兴、死亡、痛苦等等密切相关。
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表明社会学忽视人体,并不一定就认可任何偏向生物主义的论点。其要点是通过将生物还原论包括进来避免十九世纪的实证论,也避免假扮成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唯心论。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社会仍应当是主要对象。因此,在强调身体现象学的重要性时,并不要求社会学应根据某种方式来简单地吸纳生物还原论观点。作为一项社会学事业,身体社会学将根本性地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由于马赛尔·莫斯提出来的一些理由,身体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走、站、坐等,都是社会建构。这些实践行为要求有官能性基础,但是官能的潜力得以实施则需要一个文化语境。因为这些原因,莫斯才谈论"身体技术",身体技术虽依赖一个共同的器官基础,但它既是种个人培养也是种文化培养。 或许对行为社会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表现者的身份不能在互动处境内同他们的身体轻易地分隔开来。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的互动中,我们首先要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表现者之间进行辩识和区分。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对其他社会表现者的长期鉴别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们的身体表现。在米德对社会行为和自我发展的分析中,姿势"语言"(内在的和外在的)对于他理解"我"(I)的构成有重要作用。脸和手对于这样的姿势交换而言都是根本性的。对于米德来说,"声音和手在社会性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然而,厄温·戈夫曼在其《日常生活中自我的表现》中表明,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崩溃表现可以取决于我们对身体表征的控制。如果我们碰到尴尬时不想丢脸,那就要慎重地控制身体。顺便提一句,"脸"这个概念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和道德语言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体隐喻的:一个正派(upright)的人;一个颇有身份(some standing)的人;一个胆怯(faint-hearted)的人;一个坚定沉着(with a stiff upper lip)的人。 我的本质主要取决于我的特殊身体,这个身体同其他社会表现者的身体不同。这个老生常谈("我分身无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在社会互动行为中,个体化和个体性取决于这样一个共识:社会行为者和他(或她)的身体要达成共识关系。当对假冒、劫持、血统、司法鉴定、国籍进行质疑时,一个特殊的身体就意义重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人的界定最终取决于基因性的指纹鉴别程序。在一个未来社会里,器官移植会是一个常见而广泛的外科手术,古典哲学中的有关整体和局部的理论困惑将成为关键性的法律问题,并具有政治重要性。我能对实际上并非我自己的身体的身体行为负责吗?
我已经一般性地论证了社会学对人体的忽视,因为这潜在地接受了笛卡儿传统,还因为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只在价值和信念的层面上关注社会行为的意义。身/心分离背后的哲学设想受到了新近哲学的挑战,虽然这种哲学还没有完全对社会学发生影响。我已经试着表明为什么对人体的适当重视其实是行为和互动社会学得以充分发展的基本特征。举例来说,不谈论一个特殊身体,就很难谈论身份。我们仅仅通过指纹、照片和基因就肯定能将个体区分开来。尽管记忆和社会记录很重要,但作为一个特定的人还得具备一个特定的身体。尽管这是社会学的一个普遍问题,我还是相信,长期对身体缺乏社会学式的理解,对于医学社会学、对大量的其他社会领域,诸如情绪、性、体育、激情和衰老等等,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健康、体育、休闲、性和消费主义)中,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也是在这里,我们才死活需要一个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精巧复杂的社会学。在这本论身体社会学的书中,我的目的是勾勒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对身体进行了社会学理解--引导读者接近这些领域中的相关文学,并表明对许多实际领域来说,身体社会学至关重要。
哲学人类学 尽管社会科学普遍地忽视了人体的重要性,我还是想表明身体在笛卡儿主义框架之外的社会理论中受到过研究。事实是,大量的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身体的起点既未被抛弃也未被忽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哲学人类学传统(主要是德国)中找到,这种人类学植根于尼采的哲学。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他在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建立的对比。前者是性力、迷狂、激情之神,是早期希腊宗教狂乱行为背后的驱力;后者则是秩序、形式、理性和一致性之神。尼采将历史设想为这两种原则的无穷无尽的争斗,但他并不肯定冲突的解决只能存在于狄奥尼索斯的胜利中。尼采并非天真地要求"返归自然",相反,他采纳了这样一个立场:只有这两种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在这个社会中,性的激情和理性行为生活协调一致。尤其是,尼采寻求审美行为特别是艺术中的和谐。生命应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对待。部分地由于这个根基,尼采才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强烈地吸引。如果不能在个体的生命中创造出这两个原则的满意综合,就会引发疾病、病态和疯狂。尼采倾向于认为,同这种冲突密切相关的神经症是人的特有现象,因为人由于他所具备的意识,他已经和自然环境分开了。就我们所知,人是唯一这样的动物:只有他能够自我有意识地思考自己将来必有一死。尼采将人看作是一个不完全的动物,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人并非是既定的习惯和环境的独特产物,他们的完成还依赖于文化训练。他们不是让自己的需求来适应既定环境,而是改变环境使之满足自己的需求。人建造了船而不是通过进化长出潜水的脚蹼。尼采对不同的哲学家,如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福柯等人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
尼采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探究,在我们所谓的"哲学人类学"--少数人称之为"现象学人类学"--的分析传统背后,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在一个狭窄的框架内,这个哲学人类学传统包括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阿罗德·盖伦(Arnold Gehlen)、荷尔穆斯·普莱斯勒(Helmuth Plessner)、拜腾狄克(F.J.J.Buytendijk)、波洛克(A.Blok)、波特曼(A.Portmann)和冯·巫克库尔(J.Von Uexkull)等。在一个更宽泛的范围内,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同马克斯·舍勒和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密切相关。实际上,任何对人的社会本体论关注都可能受到尼采的关于人是不完整的这一思想遗产的影响。因此,海德格尔对一般存在者的分析是试图来理解存在者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在这方面,德语的具体性在英译本中丧失了。因为海德格尔考虑与个人相关的"存在者"或生存问题时,德语词Dasein表示存在者的特殊性。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盖伦和普莱斯勒的著作在哲学人类学中可能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比如说,盖伦的研究《人》(1988)可以看作是对尼采这样的观点做出的广泛思考:在尼采看来,人尚不是一个完全的动物,或者说"尚不是一个坚定的动物",这样,他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建立体制,使之既提供保护又创造出有条理的社会整体。盖伦因此讲到了人对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开放性。盖伦的作品在彼德·伯格和托马斯·拉克曼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这种本质上的开放性,人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建构他们自身的现实,以便将他们的存在体制化,同时也使他们避免受到失范和混乱带来的威胁。贯穿于伯格的社会学始终的是对身体和自我的辨证关系的持久兴趣。伯格在"人"是一个身体这样的观念中表达了这种辨证关系,这个观点对别的动物有机体同样适用。另一方面,"人"有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人将自己体验为这样一个存在:他完全不等同于身体,而是相反,他有一个可以随意支使的身体。
从现象学的观点看,我们可以在有一个身体(having a body)、作用于一个身体(doing a body)和是一个身体(being a body)之间作出选择。比如,我们通常将身体体验为一个异己的环境,在此,我们的身体似乎让我们无法控制。"它"被体验为我们的环境的一部分。在生病的状态下,"有一个身体"这种感受最为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体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和外在的环境。与此相反,我们也能断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自主地控制我们的身体。在J.S.密尔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传统中,我们是自主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极其融洽,即便我们意识不到身体的存在,我们也不会大惊小怪。在坐、行、睡、吃等日常实践中,我并不会提醒自己我还具有一副身体;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向"活生生的身体"发出类似"走!"、"坐下!"等这样的指令。在这个意义上,从现象学的角度说,我有一副缺席的身体。最后,根据莫斯的身体技术思想,我们可以对"作用于身体"作出思考,这也即是,身体表现为一种集体实践,我们或许对这种实践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历经孩童的整个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某种基本的身体技术,它可以表现、支撑和再生产时空中的身体。
最初,我在《身体和社会》中就是采用这个框架来讨论身体的复杂性的。在那本书中,我大量地采用了彼德·伯格这样的意图: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观点来谈论身体。然而,将我的身体社会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在论证身体是被社会(被语言、话语、意识形态和知识)建构时错误地认为,人们不能额外地相信还存在着痛苦现象学这样的主题。残疾提出了有关表征的问题,而残疾的性质则围绕其分类引发了重要的争论。然而,还是合情合法地存在着与残疾的社会学和现象学现实有关的问题。总之,我不相信现实是话语,也就是说,我不相信社会现实仅仅是个表征问题。
"身体"存在于世界中这一模式,应该对这种身体的社会学探究起决定作用,或至少,应该对其产生影响。这个问题(身体是如何表现在社会中的)不是人们讨论身体时的唯一问题。比如,我们知道,身体的性在历史中有很多表现方式,这些方式是医学话语决定的。然而,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女人的存在属性是什么样的"仍旧是一个合法的问题,而且,要理解男人缺乏哺乳期对社会的生育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只相信表征问题是唯一合法的或令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这就是对身体采用了唯心主义立场。
在英语语言中,我们缺乏大量的不同名词来描述这些不同的身体模式,我们用"尸体"来指代死去的身体,但是没有一个专门词语来表示"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肉身(embodiment)这个词在学术语境之外极少被运用。在这方面,德语可能要丰富一些,它可以让我们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活生生的身体"现象学中作出重要的区分。这样,普莱斯勒就能够将der Leib 和der Korper 作比较,它们表现了人体的两个维度。Leib指的是活生生的被激发的感官身体,而 Korper 指的是客观的、外在的和被体制化的身体。人的这种双重性表达了人的模棱两可的肉身:个人性的和非个人性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社会的和自然的。Leib/Korper的这种区分在哲学人类学语言中表达了海德格尔在讨论Dasein 和Sosein时所提出的很多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对比,因为它准确地表明了笛卡儿式的社会学遗产的虚弱性。这种遗产只是单独地将人体看作是Korper,而不是同时性的Koper 和Leib。在将人体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和非人格化的结构时,社会学潜在地将身体降至为社会行为的环境条件。Leib可以看作是自为身体的表现,Korper则可看作是自在身体的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盖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联系,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损害。直到最近,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哲学方面才受到重视。同样,有关海德格尔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他的政治和哲学到底是偶然关系还是必然关系这一问题,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此,我不打算涉及这场争论,不过,认识到盖伦的这一思想--即人需要庇护或者一个"神圣的顶篷"来抵制混乱的威胁--常常具有极其保守的含义则是合适的。我已经根据彼德·伯格的宗教社会学批判了对人的不完全性所作的这种解释。 哲学人类学是德国社会学传统的一部分,它作为生命哲学被广泛地提及,它关注的是如何去理解世界中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具体化的人的生活世界。一般而言,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在社会学传统中并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尽管它们能够对生物论、还原论和其他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提供极其重要的批判。 身体现象学受到了众多传统的影响,这些传统包括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比如,我在别的地方试图表明梅洛-庞蒂的著作对身体社会学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概述了现象学内现存的大量研究,他发展了一个精彩的肉身观点,使之来克服身心二元对立观点。在试图理解人的知觉过程中,梅洛-庞蒂断定,知觉总是从一个特殊地点或角度开始的。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取决于活生生的身体,因为--举例来说--我们环绕着一个房子走动是借助于视力、触摸和味觉的,但是即便我们一些更"高级"的知觉也一定和我们的(原始)身体遗产有关。身体是主动积极的,它是外向的,或者它被某种习惯所引导。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梅洛-庞蒂断定,基本的意向性扎根于活生生的身体,这个身体则在作为一个化身的主体性之内。这样,知觉和身体活动即便被分离,也只能是人为假想的分离,因为基本的知觉形式(比如看本身)包括了身体活动。梅洛-庞蒂根据对断腿作的心理研究表明,由于身体出现了损伤,判断和知觉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乱和断裂。正是作为哲学和心理学的探索结果,梅洛-庞蒂才用身体这个观念来宣称,既非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对立,也非身体-和-心灵这样的观点能够恰当地理解他这样的论断:一切"较高级"的脑力功能也是些肉体行为。身体不是自为的客体;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发的力量综合、一个身体空间性、一个身体整体和一个身体意向性,这样,它就根本不再像传统的思想学派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科学对象。"
尽管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都同通常的社会理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人类学在将人体性质概念化的意图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然而,人类学虽在对社会身体和人体保持着科学兴趣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一般来说,人类学并无意去理解"活生生的身体"现象学:它更愿意将身体理解为社会分类表的一部分。
身体作为一种分类方法,这一观点,其根源可能在涂尔干和莫斯的著作中。比如,涂尔干的学生罗伯特·赫茨就表明,身体的右部位在生理学上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按照善和恶的道德分类而被精心炮制的。右手性成为人的价值的中心象征。然而,在当代思想中,在玛丽·道格拉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身体原则被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对道格拉斯来说,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我们对社会关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的观念性焦虑因此可以通过身体秩序理论得到说明。纯洁性和秩序,亵渎和神圣,并不位于现象或实践的本质中,而是位于它们和我们对某种社会总体性所具备的观念的关系中。亵渎因而是分类关系系统内部的失范。道格拉斯的观点在人类学中颇具影响,但它们在社会学中以最令人感兴趣的方式被采用并得到发展。
挽救身体 因此,总的来说,社会学忽视了社会生活中身体的问题及其重要性。但是我已经表明了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中存在着很多传统来严肃地对待人体。在主流社会学之内,唯一严肃地考虑微观互动中的人体性质的是象征互动论传统,这其中,戈夫曼是首要的阐述者。我已经表明戈夫曼的自我在场概念凭借的是这样的观点:社会自我至少是部分通过社会身体被体现的。比如,尴尬感常常是和脸色的变化相关的,广而言之,我们的不适或惬意这样的概念通常是通过大量的身体姿态被表达的,而这些身体姿态可以被读作一种语言。
与社会理论中这种身体的长期缺席传统相对的是,在刚过去的十多年里,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研究开始严肃地对待身体社会学了。在医学史领域,托马斯·拉库尔、艾密丽·马丁、艾伦·罗素尔、菲利普·阿理斯、安德列·伯金和大卫·阿姆斯特郎等人已经表明,对医学知识和医学权力的复杂历史而言,对于身体的理解是何等重要。对身体重要性的日渐关注已经开始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史的编撰方式。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关注也开始在对活生生的身体观念所做的哲学分析中发生影响。人们也可以在哲学中鉴别出同样的趋势。大量的论述海德格尔的新近著作实际上促进了对人体的更加丰富的哲学意识。在这方面,德里达对海德格尔作品的解释尤其具有成果。很清楚的是,当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在重建社会理论议程上的身体、性别、性征等问题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女性主义批评置疑了经典社会理论中的这种习惯性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尤其是置疑了这样一种比较式观点:男人是文化性的,而女人则是自然的。身体社会学也可以证明是有关成长的文献的重要维度,这些成长文献是社会的情感分隔文献,这种情感分隔又同父权制和劳作的性别分隔有关。最后,米歇尔·费尔、罗曼拉·拉达夫和拉地亚·塔兹编辑了一组文章,题目叫《身体史片段》。因此,事实上存在着身体主题方面的出版产业,它在近几年中势头正猛。我们怎样解释社会理论视野中 的这种身体回归?
要对最近的身体兴趣进行解释,我应简要地考虑当代社会中的四个方面,它们都对与个性、自然、文化相关的身体问题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对当代身体理论而言是根本性的,就是因为女性主义运动将生物、性别、性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化了。我不想全面涉及关于女性主义和身体的既存文献,而是简要地评述多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对电子人(cyborg)的讨论,这也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有机体。根据哈拉韦的观点,这个电子人的存在对既存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区分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电子人的神话使自然和机器的关系复杂化了,因为电子人穿越和搅浑了技术史中习以为常的边界。哈拉韦断言说:"电子人是后性别世界中的生物。它和双性、前俄狄普斯共生体无关,也和其他的通过将诸部分并合为一个更高级的单元这一有机整体性诱惑无关。"电子人在自然、社会、文化之间打开了一系列"有裂缝的区分",它穿越了动物/人的有机物和技术机器的边界,但它也质疑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边界。如果表明医学技术,尤其是与人类生殖有关的医学技术的主要变化已经对性身份的性质提出了质疑,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哈拉韦的论断。这样,围绕着医学技术的变革--医学技术的变革对人的生殖自身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就存在着对政治和文化中与性别有关的身体性质的一个双重性的同时质疑。
福柯在三卷《性史》中有这样一个论点:当代政治学是生物政治学。这一论点的根本点则是围绕着身体所展开的政治和技术斗争。国家在对人体的调控中、对现代流行的爱滋病的调控中、在替代父母身份的国家调控中日渐重要。对人体的调控是通过医学立法来实施的,这些立法关注的是堕胎、婴儿护理和IVF项目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调控爱滋病的立法关注的则是性变化方面的公民权。身体的政治化使公民权、身体和性别的复杂互动成为一个焦点。性政治学方面的广泛变化是一套经验过程,它隐藏在身体作为一个主题开始在社会理论中涌现这一潮流背后。
身体的政治化和生命的女性化促进了对人体进行社会分析的兴趣。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社会变化应同当代消费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二十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身体的表面。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价值发生了主要的历史性变化。西方价值先是因为一些苦行原因强调内心控制,现在则因为审美目的而强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这种身体的变化代表了西方价值的世俗化倾向,在此,饮食的目的以前是用来控制精神和灵魂生活,现在的目的则是为了变得更性感和更长寿。为了对身体进行控制而设置的饮食管理,其最初的宗教表白通过医学化的作用转变成了世俗的健康和卫生道德。
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身体的审美性质日渐重视了,而这则是从长相的角度来强调苗条和自我调控。身体成为趣味和区分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这种区分,对人的形式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主要方面的一部分。(布尔迪厄,1984)尽管这些变化在社会中非常普遍,但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这些变化对新的中产阶级产生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而这则是以这样的都市文化为基础--都市文化和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与组织资本主义的终结相关。尽管这个论断显而易见地具有争议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养成了不同的身体形象,而且,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中产阶级偏向苗条,工人阶级养成的身体则有意展示男性力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作为一个区分标记、作为阶级差异的象征再现、作为一个性别区分领域,也作为一个潜能被引入时尚和消费社会中。这个身体潜能在人的老化过程中应该被个体驾御从而使他仍旧是景观的一部分。
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消费文化的破碎性,社会分层所导致的趣味和风格的差异性,闲暇中心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变化都引发了一些辩论:既有关于后现代文化思想本身的辩论,还有后现代身体--电子人就是其中一例--可能性的辩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被碎片化了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身份;身体不再是牢牢地固定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内。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惊恐,而身体则成为众多攻击的靶子。
一旦身体变得时尚化,一旦它被编码整理,在社会理论中就会越来越多地强调欲望、性和情绪,这则是主宰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可看作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笛卡儿式遗产所作的当代批判的一部分,现代主义运动的起源是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殖民资本主义。尽管身体在当代的讨论中越来越被突出出来,但身体的性质从理论上来说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努力澄清这一问题。
分析性框架 在对人体的分析性探究的讨论中,我特别地没有涉及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究,也就是说,我不是把身体作为自然科学和医学构架中的有机体来看待的,我关心的是社会科学中的身体研究的发展,或者是对社会科学有直接含义的身体研究的发展。广一点地说,在社会科学内,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本体论方面的选择:要么对身体采用基础主义的视点,要么采用反基础主义的视点。基础主义框架关注的是将身体理解成一个活生生的经验,或者是去理解身体现象学,或者是去理解生物存在条件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和宏观的人口组织,或者是想理解社会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如何对人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或者是试图分析有机系统、文化框架和社会进程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相反,反基础主义论点则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在这两种视点内部,如同我已经表明的,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学派,但是作为一个总的组织原则,对身体的社会研究往往是沿着有关身体的本体论位置的哲学问题而被分成两半了。我们也认识到了,任何一个特定的作者都有可能断断续续地或隐蔽地同时运用几种本体论哲学。 有关本体论的这些问题同社会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是一致的。就认识论问题而言,主要的辩论发生在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反建构主义者之间。对那些持反建构主义观点的人来说,身体独立于那些表征它的话语形式;对建构主义者来说,身体是被话语实践所社会性地建构的。结果,围绕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辩论:身体的认识论取向到底是和睦相处还是彼此排斥?
认识论分隔通常还和现代和后现代取向相关。因为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想解构有关身体的既定话语,从而将身体的概念从既定的传统范式对它的神秘化中解放出来。在最初的讨论中,我应该断定我们实际上不能在这两种竞争性取向中作出选择,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修复和重整是有可能的。我关心的是试图建立一个最小限度的理论综合,它在对身体的共同兴趣框架内接纳和提升各种传统的社会理论。我自己的解释是,反基础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和主题,它们是针对极其不同的分析性问题而被提出来的。因此,在人体方面,它们并没有表现出相互排斥的立场。 在对各种研究方法的解释中,我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身体从理念上被认为是一个象征系统。身体是一个交流系统,这样一个观点立场很完善地奠定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比如,我们借以谈论政治和社会的很多隐喻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如身体政治、国家首脑等等。我们对身体的象征性所作的思考极大地取决于恩斯特·康特诺维茨的精彩研究著作《国王的两幅身体》,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政治统治权的历史发展作了明确的分析。这种统治权是通过国王的身体理论得以表述的。实际上,王权最初是驻扎在国王的肉体里面,随着政治理论和权力体制的发展,国王的实际肉体和象征身体开始分离了,国王的象征身体最终表现为抽象的统治权,因此,这样的想法就出现了:国王有一个易腐败毁坏的肉体,还有一个抽象的神圣身体。正是国王的这种象征性身体才保证了统治性的国家权力的持续性,尽管某个特定的国王不时地死掉。这样,国王虽然死了,但是那些弄臣们却习惯性地高呼"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因为国王身体的整体性象征对国家权力的持久性来说特别重要,对国王的攻击就被看成是国家的攻击。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康特诺维茨的国王权力身体理论为重要根据,一开篇就对法国政治文化传统对弑君者的处置作了解释。对国王身体的攻击就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因此,对弑君者的惩罚就务必以严肃的政治犯作直接的回应。这样,对身体作暴力惩罚就必定采用国家暴力形式。根据福柯的观点,社会对犯人身体的暴力惩罚转变为在体制内对驯服身体的调控和规训式的管理--后者最初是在边沁的环行监狱的观点下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写一部西方的惩罚控制史。以社会报复为目的的绞刑架下的身体惩罚最终被监狱的规训所取代,而监狱则是处理社会反常者的道德机器。
在医学的身体史中,解剖对身体进行外科处置引发了巨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注意到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在剖开身体时,外科医生实际上也打开了宇宙的秘密。上帝隐藏在身体内的东西不应因为一个世俗目的而被外科医生打开。外科医生对身体内的汁液、流体特别是对血的暴露,同时也将他暴露在道德和精神危险面前。中世纪对外科的调控管理通常在手术之前会给医生荐举道德实践,这可同牧师在圣礼之前所作的准备相提并论。
因此,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解剖经验史在理解人类社会中身体的地位和职责时特别具有指导性。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宣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之内,针对着我们世俗化和肉体化的生存,存在着三种体制性模式或者说是回应:宗教领域、法律领域和医学领域。这三个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分开了,但是在此之前,它们不是分离的,它们可以看作是体制性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针对和围绕着人体的精神困境以及对人体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在采取这个立场时,我部分地遵照了格伦的下述理论:我们可以将宗教理解成一个可被意识到的指导性系统、理解成是对世界的主动调节适应。医学、宗教和法律是些社会处置手段,这些处置手段是对世上存在者肉体所作的社会回应,也是对这些肉体化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联系作出的社会回应。十七世纪的解剖学经验因此是一个医学、法律和宗教实践,在此,罪犯的身体敞开在公众的检查和社会的道德注视面前。因此,对尸体的解剖切割是对社会反常者进行更广泛的司法处理的一部分。
我已经表明,身体是一个象征系统这一观点是如何在马丽·道格拉斯等人类学著作中成为主要焦点的。这个传统在社会科学中众所周知,而道格拉斯的作品也足以为人所熟之,因此不需要在此赘述。我能说的是,道格拉斯的著作实际上谈论的是人类社会的风险性质以及对这种风险的社会回应,在此,身体为连续性和失范提供了隐喻。在这个特定意义上,道格拉斯的人类学不是身体人类学,而是风险象征主义人类学。身体是社会配置的隐喻这一观点理所当然地对女性主义理论发挥了持续的影响,这其中,爱米丽·马丁的《身体中的妇女》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马丁的研究对身体人类学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她主要的焦点仍旧是医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中身体的再现问题。她正确地指出,尽管我们乐于将先前几个世纪的医学语言看成是社会思想的象征再现,但我们愿意将当代的科学再现仅仅看作是对物理世界的自然描述。在《制造性》一书中,拉奎尔表明,自格伦以来,对男人和女人的解剖再现直接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态度:妇女作为一个低等的生殖系统的不平等性,我们不太可能在相同的人类学框架内思考现代医学表征。在这个语境中,马丁的研究在方法上很重要,根据这种方法,她发现了在我们的技术社会中,我们是如何乐意从当代电子隐喻的角度来看待身体的。人的细胞的当代生物化学意象通常是工厂意象,在此,细胞作为一个转换能量的特殊机器而发挥作用。或者是,人的有机体是从生产和能量的经济隐喻来看待的。细胞生物学中的论据通常是按照信息科学的隐喻来处理的,这些信息科学关注的是管理和控制。比如,在DNA和 RNA之间的信息流通导致了蛋白质的生产。在将出生说成是劳作时,我们通常忘记了这种出生意象所隐含的经济隐喻。
我们可以在这种文献中看到一个对身体象征主义进行人类学分析的丰富传统,在此,身体被看成是一个象征系统或者是一种话语。这些传统总的来说对生理性身体不感兴趣,同样地,它们对活生生的身体观念也不感兴趣。或许,近些年内对身体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还是福柯的著作,福柯同样地也没怎么受现象学传统的影响。福柯将身体看作是话语权力的效应,这一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缘自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拒绝,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与福柯的研究相抵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本体论有意为所有的有关存在者的哲学讨论奠定基础--这些存在者处在日常生存真实性之中。福柯则与这样的有关存在者的探究背道而驰,在《事物的秩序》中,他断定,所有的理解都受制于认识论框架,也是被这种认识论框架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认识论框架碰巧在一段既定时间内起主宰作用。对现实的再现因此是某个知识型的效应,而知识型则控制和调节了概念化的产生方式。福柯说身体是被知识生产的,身体是体现这种知识形式的实践的某种效应,这样,他的研究看起来就拒绝了身体的确凿性,而这种确凿性对海德格尔来说恰恰是根本性的。福柯的研究关注的是身体如何被话语所生产,他的基本主题是,社会科学和社会体制--它们表达科学知识--如何将身体和人口规范化。这个工作是基本性的,但是,它不涉及到身体的本质。因此,福柯的著作看起来就拒绝了普遍本体论思想,拒绝了任何将身体看作是这种普遍主义的基础的企图。福柯早期著作中的身体,可以说,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等的涌现而形成的。诸如身体或人口这样的概念是话语框架内的构成部分,这个话语框架则使对于身体和人口的思考成为可能。实际上,福柯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社会科学认识论,而是理解西方思想中权力、真理和知识的复杂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看起来福柯似乎在研究身体如何能够出现在不同的实践中,这和对人的控制和管理密切相关。因此,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关心的是医学知识和实践如何生产身体,如何将身体挪进体制性网络内--这个网络在微观层面上起作用并建立了医学权力。同样,在对监狱的研究中,福柯分析了被规训的驯服身体的出现,这种身体是监狱实践的效应,而监狱实践又同实用主义的惩罚理论密切相关。在性史的研究中,福柯考虑的是,十九世纪性话语的出现是如何将性作为一个主题来生产的,而性又如何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这种斗争是通过特定的医学知识来进行的。
虽然福柯的作品在认识论方面是反基础主义的,但他的观点中还有一个浪漫主义主题:在表意之前存在的原始身体,代表了一个天真单纯的享乐世界。理查·罗蒂指责福柯为不成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指责中含有某些真理因素,但是一旦我们"将无政府主义者有关压迫的噱头和尼采式的关于权力意志的大胆尝试"弃置一旁的话,罗蒂还真的在福柯那里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福柯与这样的真理作斗争:对世界的所有观念性看法最终是没有可比性的。在福柯这里,我们发现,他拒不承认对现实作道德和政治判断是容易的,因为很难避免既定的权力立场。对世界作的一种描述可能会和任何别的描述一样准确或者糟糕。其次,福柯积极地拒绝了世界的官僚理性化过程--这样一个世界生产出"它彻头彻尾的同一性"。福柯也拒绝对身体作细致的规范化处理--这个身体是现代理性化的一个效应。然而,如果福柯想要一个政治和道德规划的话,他就必须找到一个基础作为根据来展开这样的批判。我的观点是,在福柯的批判背后,涌现出了对自由的、原始的、前话语的身体中的他者的追求。福柯的哲学乡愁就是对先于社会契约的性身体的探求。 或许,关于身体讨论的最后的人类学贡献是由布尔迪厄的著作来表明的。尽管将布尔迪厄定义为人类学家有点奇怪,但他早期的田野工作和他的实践理论很明显地是在人类学视野内形成的。他在早期对卡比尔人作了人类学研究;他养成了反结构主义的人类学立场并借此纠正他在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所发现的大量问题。对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恰好给他的《实践理论大纲》提供了背景。
当然,布尔迪厄名声显赫还是因为他后来对教育社会学的贡献。在此,他发展了马克思的著作,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区分开来,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同领域聚集的组织,这些领域是个人和集体为资本利益的生产和消费而进行斗争的场所。一个生产者积累起来的象征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象征商品的价值。在社会对抗中取得成功,这就可以使统治阶级在文化场域内对其他消费者实施象征暴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他意图表明,在高级文化的世界中,为夺取领导权所作的相似斗争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发展了(很具隐蔽性的)身体社会学,他将身体社会学作为他更为广泛关注的习性和实践概念的一部分。在《区分》中,在趣味方面的身体禀赋和身体的象征再现是他文化资本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人体表现为一个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它上面。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级分支都有一个极具特色的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这个活动可以展示他们的文化和经济状况。布尔迪厄理论中的身体可以看作是阶级禀赋的载体,这些禀赋本身就是不同阶级的生活世界或习性内部的兴趣通道。布尔迪厄的著作很明显地设定人体是一个有机存在,但他断定"原材料"是由社会阶级力量形成和建构的,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于是,身体就成为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权力的记号。
反基础主义的身体研究将其重点放在话语上。而主要的基础主义的身体研究可以在现象学传统、哲学人类学和一般性的人类学中发现。这类传统主要涉及的是活生生的身体概念。我已经指出过了格伦、伯格、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普莱斯勒等人著作的重要性。我并不想概述这整个领域,我只想选择现象学家谢尔德的特殊但又常常被忽略的贡献作一番评述。保罗·谢尔德(Paul Schilder,1886-1940)在1935年出版了《人体的形象和外表》。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即身体形象的生理基础、身体形象的力比多结构和身体形象的社会学。他主要描述和分析了他所谓的身体的"姿态模式"。他认为这是一个被建构的形象,并且不是和人体的生理特性就是和纯粹的感官性保持着间接的关系。他涉及了广泛的诸如失语症和脑损伤这样的病理学发现,据此表明这样的观点:正常的身体意识具有构造性和习惯性。根据身体的力比多结构,谢尔德承认身体的情绪和感受活力。身体的姿态模式主要关注外在的身体空间组织,而身体的力比多结构关注的是内在的身体时间秩序。在该书的最后论身体社会学的部分,谢尔德想表明身体形象的社会性,他相信身体形象必定是社会的,身体形象的所有方面都是通过社会关系建构和培养的。就此,谢尔德写道:"身体形象主要是社会的,我们自己的身体形象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同他人的形象相伴。"谢尔德的著作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身体形象,同时又将它们整合为人格和社会互动的基本方面,就这种整合而言,他的著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写道:"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但是,另一种人格及其价值的培养只有通过身体和身体形象的媒介才有可能。这个他者的身体形象的奠定、构造和保留因此就变成了他完整人格价值的符号、标记和象征。"最后,谢尔德根据舍勒的观点断定,我们不应该将客观的身体看成是同主观身体的内心意识无关的一个独立整体。他断定,"只有一个单元,这就是身体。有一个身体外观,还有一个填充这种身体的有重量的物质。但是,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身体总是表面可见的,它不是感觉的产物,而感觉要得到它们的最终意义只有从身体这一单元出发,身体单元也即是我们经验的诸多基本单元之一。"
我们在哲学家梅洛-庞蒂著作中发现了类似的身体现象学观点。梅洛-庞蒂对谢尔德的早期研究著作《身体图式》作了一些引用。梅洛-庞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式来思考与有机自然世界相关的活生生的身体。而且,根据德语中的惯常区分,梅洛-庞蒂写道:"人不仅有一个背景(Umwelt),还有一个世界(Welt)"。为了赋予身体概念一个更准确的意义,他继续写道: 人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者,就不是和有机体结合在一起的心灵,而是生存的往复摆动:这个生存在某个时期让自己采用肉体形式,在另一个时期又转向个人行为......这从来就与两种事故的难以理解的的碰撞无关,也同起因和目的冲突无关,但是根据一个难以察知的转折,一个有机过程导致了人的行为,一个本能行为改变了方向并变成了一种情感;或者相反,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呆滞,而且持久地缺乏反思形式的思考。
人们谈论社会理论,似乎只能在两种竞争的毫无可比性的模式之间作出选择。我的观点--可称为方法论实用主义--是,一个社会科学家采用的认识论立场、理论取向和方法手段至少应部分地取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和解释层面。比如,对交通堵塞排队问题的研究、对神经性厌食的研究都是社会学的合适研究对象,但它们不一定提出相同规律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理论问题。交通堵塞排队不会向社会学家提什么基本哲学问题,但一种完整的疾病从哲学上来说是高度复杂的,并需要大量的分析性解释。结果,我看不出来对立场的选择有强制性的理论原因,也就是说,身体被看成社会性地建构的、话语的,还是被看成是现象学或哲学人类学视野内的活生生身体,这样一种立场选择,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似乎有一种更强大的理由将身体既看作是话语的也看作是有生命活力的;既看作是Korper,也看作是Leib;既看作是社会性地建构的,也看作是客观的。我们对任何一种或所有的二元性的强调都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类型。
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是,身体及其疾病有着深刻的隐喻性,这种隐喻性由于社会对爱滋病性质的反应而特别突出出来。同时,看上去同样明显的是,对疾病现象学来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空间。通过这种疾病现象学,社会研究人员就关心痛苦、不适和精神错乱等活生生的经验。在奥利瓦·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著作中,在对帕金森氏病、偏头痛和身体伤残等的同情性研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极具说服力的现象学洞察--这种现象学洞察到了疾病和病痛所导致的人类精神错乱经验。为了获得一种分析的纯洁性--在此,我们在某个单一的哲学框架内将身体概念化--而采用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这样的意图在我看来大谬不然。相形之下,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研究:它既面向活生生的身体观点(Leib),也面向客观在场的身体话语(Korper)。身体的混乱就要求有这样一种语言,我们借助它既可以描述这种混乱也可以体验这种混乱。比如,至少在英语中,疾病通常是根据军事隐喻来描述的,因为我们受到病毒的攻击,我们务必警惕免受感染。还有一场反爱滋病运动。与此同时,我们想把痛苦描述成不可描述的。痛苦的现象学苦恼从文字上来说是超越语言和声音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僭越类型。
身体社会学 由于多多少少受福柯著作的影响,我在别的地方表明,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学概念将身体考虑为分割式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身体的外部性涉及的是社会空间内的身体表现以及对身体的控制和调配。在很大程度上,身体社会学(根据它尚不成熟的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身体是如何在与人格和同一性相关的空间内被表现的?在这方面,戈夫曼的著作是典范。身体的外部性变成了消费文化社会学的流行研究主题。
对外部身体的兴趣因此就和我们可以指明的这样一种研究刚好相反:这样一种研究关注身体的内在结构、组织和保护。身体的外部问题是表征问题,而内部问题则是约束问题,也即是说,是根据社会组织和社会稳定性对身体的欲望、激情和需要进行控制。尼采、韦伯和弗洛伊德论欲望管制的著作,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对身体的内在保护分析作出了贡献。在这个类型学内,我想进一步地表明,我们不要将身体仅仅看作是单数的,而应像福柯那样将身体看成是复数的,也就是说看成是人口的身体。我就此想表明,两个相应的人口问题就是生殖和调节问题。也就是说,人口只能在家庭内部通过时间,通过对性的控制才能繁殖;与此同时,随着不断增加的都市拥挤问题和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大量的社会理论围绕着社会调配问题而展开。这些维度(内在/外在,身体/人口)产生了生殖、约束、表征和调节的表格(见下图)。这个类型学被阿图·福兰克有意地修改了和扩充了。
福兰克断定,体制的亚系统可以根据父权制、苦行、全景敞视主义和更正来确定。福兰克对这个类型学作出了评论,他对我的论点也作了考察,他想对我在此讨论的身体研究添加一些重要和新的东西。他这样拒绝我的立场:我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身体问题,因此,在理论上我就从社会的层面下降到了身体,然而,另外的或许是更优先的取向是从自为的身体问题开始。他断言说,"相反,我提议的着手点是,身体如何是一个自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行为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它从现象学取向而不是功能取向而展开的。如果理论的目的是从身体自身转向了社会,那么,特纳的类型学就代表最后的社会理论层面。"他继续论证说,只有身体才能真正地说有"任务",他采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断定,我们应该将身体看成是社会实践--也即是身体技术--的成果和中介,就此,他表明身体存在于话语和体制之间,在那里,话语指明了身体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地图。这些地图提供了规范的范式,在这个范式内,身体可以如其所愿地理解自身。相形之下,体制是一些社会实践在其中发生的地点和语境。福兰克宣称,"既然身体行为已经指向了体制性语境,我们一开始就应辨识出体制。"当然,福兰克也想断定,生理或更特定意义上的肉体是作为身体构成的第三维度而存在的。这样,"超越相对的生理学话语,肉体现实仍旧是一个顽固事实。存在着一个肉体,它在子宫中形成,在生命中演变(变的更好或更坏),死亡,分解。这样,我所称之的身体就在一个等边三角形交叉中形成,这个三角要素就是体制、话语和肉体现实。"
这样,我们可以将中世纪的苦行实践作为一个例子,苦行实践是对身体的精神性进行的调节和生产。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体制是中世纪的教会及其繁复的功能和实践,教会体制借此将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惯例化。同苦行实践有关的话语是饮食话语。这些话语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对象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内,对欲望的苦行调节才得以发生。这些话语在罗塞尔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然而,为了书写这段历史,我们需要超越体制和话语来看待身体自身的肉体性问题。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中世纪的肉体性可以承受多少自罚、自责和苦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肉体本身可能有一个历史。
结论
在这个讨论中,我既勾勒出身体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概述了身体研究之所以复杂的原因。就身体的重要性而言,近来的社会、文化、技术变化使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因为自然和社会的习惯性边界被不断地侵蚀和改变,结果政治立场也很快地显得陈旧过时。在现代世界中,特别是在生物伦理问题方面,个人的界限在哪里?就此,"十年前的那些争取堕胎权的好斗的积极分子,被基因操纵前景、无痛苦地结束新生畸形婴儿生命的计划、或者是由替代性母亲所引发的复杂的法律和感情冲突等等弄得目瞪口呆。"Robocop的这种虚构噩梦是一个现实,众所周知,这个现实迫在眉睫。
我们如何研究身体也同样复杂,因为大量竞争性传统看起来无边无际。
3.14.2007
王朔说... ..
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他不敢坚持自己的路,然后想向现实妥协,又无处妥协,这是一个尴尬境地。他当年那些小说是怎么写的?是学的吗? 如果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对不起,那你现在没得学,就瞎了。他的知识都过时了,完全和时代脱节。他的问题不是皮太薄,而是更厚。
余华,他要不沉下来,就没戏。我还不知道他呀,《兄弟》根本不用看。他去美国晃了半年,这岁数了还跑出去看热闹,还跟人炒股票,患得患失。关键是他看不得别人好。
朱伟带着他发烧古典音乐,附庸风雅,说实在的,我老感觉,李陀给他带出毛病来了,一定要参和精英分子才有安全感,你犯得着吗?
余华,老强调虚构与现实,你跑不远,躺在屋子里是打不开内心世界的,得经历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边上看一眼。你那点假泪无非是看完别人的东西留下的一点联想而已。那叫联想,行吗?
从《活着》开始,余华就被上海评论家排为和王安忆、莫言一排,你就跟着混吧,我看你露不露怯。前者你写不过《活鬼》,后者写苦难,你写不过阎连科、刘震云这些有农村经验的作家。你以为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哭,写出来就是苦难了?你无非是看到了个伤口,你知道痛苦是什么?耍这种小聪明。你要想冲到前面去,对不起,没你的份。要么你回到南方,写点散文什么的。
叶兆言的才子文章写得挺好的呀,也是一路。史铁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部好小说,自己写完就得了,别学别人,学了也没戏。余华言必称卡尔维诺,犯得着吗? 余华是跪得最狠的,都跪出膝盖印了。你学别人,无非是高明的模仿和拙劣的抄袭,就这点区别。
人格都是依据环境形成的,看到环境就知道作家的格局有多大。但有一点,活得太舒服的人,没戏。苏童、叶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协团结一气,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文章有闲适气、才子气、六朝气,小说也就一般般。《碧奴》也就超不过什么。因为烦恼出菩提,你没有烦恼,哪里有觉悟? 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范儿的,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就起不过张爱玲。我就敢说这些话。
格非啊,我接触过,不太熟,没看过他的东西,我感觉他太像一个知识分子了,非常拘谨,个性偏软,但小说没有锋芒也就没了利器。
先锋派就是从西方文学学了点皮毛回来卖弄,非常不成熟,那些作家大多从大学生开始出名,那时大多还是文学青年,自我认识还没开始呢。你要满足这个,那就永远长不大。说白了,先锋派在当年就是扯淡,在中国这个圈子里,那无非是翻译体的借鉴。
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你们无非是内心敏感点,处理的故事摆脱了现实主义讲故事的那条路,偏重了内心,与现实也有呼应,有点像印象派,但要说那就是先锋派,太没见识了。不过是一群没有见识的评论家评论同样没有见识的文学青年。
作家写到最后,有一篇小说对得起自己,就是上上签了。有几个人最终能拿出东西来? 王蒙可以,张洁也可以,我觉得他们过去的作品,张洁比较灵敏,说实话,王蒙还有余地,他那人比他作品大,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张洁的文笔很精粹。别人吧,资质都不如他俩高。
知青作家里,王安忆当然甚高,她的短篇小说写得多好呀。梁晓声,我觉得他也有戏,愤怒出诗人呢,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人。张炜、韩少功都有可能,但韩少功写得够多了,《马桥词典》、《报告政府》、《山南水北》,演大师演得不太像了。张炜非常有灵气,但要注意孔子就是一小学教员,修孔孟之道,没戏。包括张承志,你别看他不吭声,他那一定憋着一个东西呢。李锐在山西也可能“出来”。但贾平凹装神弄鬼,玩笔记小说的路子,多可笑,那跟吹他的小气候有关系。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还好,但《废都》完全是扒厕所的东西,他真是颓废到无聊的程度,就别冒充“大家”了。阿来的《格萨尔王》我不期待,看《尘埃落地》你都能感觉到他是跪着写祖先的文化。铁凝、池莉、王安忆都是我姐姐。
池莉有个问题,她有一块“遮羞布”,总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关心劳苦大众,她内心那么多事,都没写。站在窗户那看看人家,写小市民,你了解吗?
她的作品有隔膜感,但我也就敢当着她的面说她的哪部作品是臭大粪,文人虽然当面不聊作品,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和她亲。她的中篇《一去永不回》可真好,剧本我都写完了,但被电影局灭了。
当年池莉已是一方诸侯了,她约了大家坐船游江,在船上,打了五天牌,我都和女的一家子,还老看她的牌,有人还为这猴急。其实以前大家都挺好的,后来就是媒体瞎传话,大家也见不到了,一句话伤了人很多年。
你们摸摸良心,在外面,我是不是都照顾你们? 排队加塞从女的那加,都是我去; 走哪,没一会,人都跟我亲人似的。
我也喜欢敌人,敌人相当于你的反物质面,没有敌人,我寂寞死了。我假装谦逊,演得我累死了呦,你们还认了真了。我给你们演道歉呢,这我他妈太占便宜了。你是不是感觉受伤害了? 我这么大的腕,我说话呛着你了; 我没错,也给你道歉呀; 我小心眼,我爱攻击人,可跟所有人没仇。中国人就是互相不信任。
余华,他要不沉下来,就没戏。我还不知道他呀,《兄弟》根本不用看。他去美国晃了半年,这岁数了还跑出去看热闹,还跟人炒股票,患得患失。关键是他看不得别人好。
朱伟带着他发烧古典音乐,附庸风雅,说实在的,我老感觉,李陀给他带出毛病来了,一定要参和精英分子才有安全感,你犯得着吗?
余华,老强调虚构与现实,你跑不远,躺在屋子里是打不开内心世界的,得经历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边上看一眼。你那点假泪无非是看完别人的东西留下的一点联想而已。那叫联想,行吗?
从《活着》开始,余华就被上海评论家排为和王安忆、莫言一排,你就跟着混吧,我看你露不露怯。前者你写不过《活鬼》,后者写苦难,你写不过阎连科、刘震云这些有农村经验的作家。你以为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哭,写出来就是苦难了?你无非是看到了个伤口,你知道痛苦是什么?耍这种小聪明。你要想冲到前面去,对不起,没你的份。要么你回到南方,写点散文什么的。
叶兆言的才子文章写得挺好的呀,也是一路。史铁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部好小说,自己写完就得了,别学别人,学了也没戏。余华言必称卡尔维诺,犯得着吗? 余华是跪得最狠的,都跪出膝盖印了。你学别人,无非是高明的模仿和拙劣的抄袭,就这点区别。
人格都是依据环境形成的,看到环境就知道作家的格局有多大。但有一点,活得太舒服的人,没戏。苏童、叶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协团结一气,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文章有闲适气、才子气、六朝气,小说也就一般般。《碧奴》也就超不过什么。因为烦恼出菩提,你没有烦恼,哪里有觉悟? 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范儿的,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就起不过张爱玲。我就敢说这些话。
格非啊,我接触过,不太熟,没看过他的东西,我感觉他太像一个知识分子了,非常拘谨,个性偏软,但小说没有锋芒也就没了利器。
先锋派就是从西方文学学了点皮毛回来卖弄,非常不成熟,那些作家大多从大学生开始出名,那时大多还是文学青年,自我认识还没开始呢。你要满足这个,那就永远长不大。说白了,先锋派在当年就是扯淡,在中国这个圈子里,那无非是翻译体的借鉴。
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你们无非是内心敏感点,处理的故事摆脱了现实主义讲故事的那条路,偏重了内心,与现实也有呼应,有点像印象派,但要说那就是先锋派,太没见识了。不过是一群没有见识的评论家评论同样没有见识的文学青年。
作家写到最后,有一篇小说对得起自己,就是上上签了。有几个人最终能拿出东西来? 王蒙可以,张洁也可以,我觉得他们过去的作品,张洁比较灵敏,说实话,王蒙还有余地,他那人比他作品大,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张洁的文笔很精粹。别人吧,资质都不如他俩高。知青作家里,王安忆当然甚高,她的短篇小说写得多好呀。梁晓声,我觉得他也有戏,愤怒出诗人呢,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人。张炜、韩少功都有可能,但韩少功写得够多了,《马桥词典》、《报告政府》、《山南水北》,演大师演得不太像了。张炜非常有灵气,但要注意孔子就是一小学教员,修孔孟之道,没戏。包括张承志,你别看他不吭声,他那一定憋着一个东西呢。李锐在山西也可能“出来”。但贾平凹装神弄鬼,玩笔记小说的路子,多可笑,那跟吹他的小气候有关系。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还好,但《废都》完全是扒厕所的东西,他真是颓废到无聊的程度,就别冒充“大家”了。阿来的《格萨尔王》我不期待,看《尘埃落地》你都能感觉到他是跪着写祖先的文化。铁凝、池莉、王安忆都是我姐姐。
池莉有个问题,她有一块“遮羞布”,总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关心劳苦大众,她内心那么多事,都没写。站在窗户那看看人家,写小市民,你了解吗?
她的作品有隔膜感,但我也就敢当着她的面说她的哪部作品是臭大粪,文人虽然当面不聊作品,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和她亲。她的中篇《一去永不回》可真好,剧本我都写完了,但被电影局灭了。
当年池莉已是一方诸侯了,她约了大家坐船游江,在船上,打了五天牌,我都和女的一家子,还老看她的牌,有人还为这猴急。其实以前大家都挺好的,后来就是媒体瞎传话,大家也见不到了,一句话伤了人很多年。
你们摸摸良心,在外面,我是不是都照顾你们? 排队加塞从女的那加,都是我去; 走哪,没一会,人都跟我亲人似的。
我也喜欢敌人,敌人相当于你的反物质面,没有敌人,我寂寞死了。我假装谦逊,演得我累死了呦,你们还认了真了。我给你们演道歉呢,这我他妈太占便宜了。你是不是感觉受伤害了? 我这么大的腕,我说话呛着你了; 我没错,也给你道歉呀; 我小心眼,我爱攻击人,可跟所有人没仇。中国人就是互相不信任。
以前我写的呀,都是些感悟,就是散文游记,只不过我把它当小说了。我已经经过自我否定、自我毁灭,把过去自己的东西全部砸碎,这才能绝处逢生。我放眼的是宇宙。
以前说民族的是世界的,我说,个人的才是世界的。中国这些作家大多是些穷孩子。你们谁也别跟我比。我装了多少年了,身为精英,我没有说,我是假客气。我等东西出来了,让你们看看。当年刘恒说,小王,你摔个跟头就好了,果然。
以前,我爸是教战术的教员,家里挂的是世界地图,看的军事材料是电报,爱看的都是英国的间谍小说。欧洲史尤其是军事史,我烂熟于心。那时看过《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兴亡》什么的,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搁脏心眼的地儿。小时候我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书是《战略投降》,说的是当战败已然成定局,怎样投降获得最大的尊严和保全实力。
现在这书是自我认识完成后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我当然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自己看了都不相信这书是我写的。社会现实的苦难不用作家写,有纪录片和记者呢,作家的任务是转到内心,把人性最黑暗的拿出来。我前一部小说就叫《在黑暗中》,写了一些悲欢离合、生活方式,现在不准备拿出来,牵扯到很多人的隐私。
《唯物论史观》相当于我自己写的道德经,本来是写给我女儿的,写着写着最后写成诗了。《我的千岁寒》让汉语有了时态,全是灵性的文字,要说美文这叫美文,全是文字的菁华。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金刚经》写于两千多年前,因为那时的物理和化学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更多是观心,其实反观和观天是一回事,现在物理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就拿物理这个利器追本溯源,这是把非常锃亮的刀子。有的作家还从传统中找灵感,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你能不能从科学里找? 一些科普著作非常好,连历史和人的本质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得非常清楚了。
至于爱情,过去在我的小说里,从没有爱,只有少年情怀,但以后我会写爱情,我将把爱的兴趣写到审美甚至传奇的角度。
你们也别叫我大师,那也就一中级职称,你们也没能力伤害我。我可怎么办啊?我必须,说话要和气,出入要小声。
以前说民族的是世界的,我说,个人的才是世界的。中国这些作家大多是些穷孩子。你们谁也别跟我比。我装了多少年了,身为精英,我没有说,我是假客气。我等东西出来了,让你们看看。当年刘恒说,小王,你摔个跟头就好了,果然。
以前,我爸是教战术的教员,家里挂的是世界地图,看的军事材料是电报,爱看的都是英国的间谍小说。欧洲史尤其是军事史,我烂熟于心。那时看过《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兴亡》什么的,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搁脏心眼的地儿。小时候我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书是《战略投降》,说的是当战败已然成定局,怎样投降获得最大的尊严和保全实力。
现在这书是自我认识完成后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我当然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自己看了都不相信这书是我写的。社会现实的苦难不用作家写,有纪录片和记者呢,作家的任务是转到内心,把人性最黑暗的拿出来。我前一部小说就叫《在黑暗中》,写了一些悲欢离合、生活方式,现在不准备拿出来,牵扯到很多人的隐私。
《唯物论史观》相当于我自己写的道德经,本来是写给我女儿的,写着写着最后写成诗了。《我的千岁寒》让汉语有了时态,全是灵性的文字,要说美文这叫美文,全是文字的菁华。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金刚经》写于两千多年前,因为那时的物理和化学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更多是观心,其实反观和观天是一回事,现在物理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就拿物理这个利器追本溯源,这是把非常锃亮的刀子。有的作家还从传统中找灵感,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你能不能从科学里找? 一些科普著作非常好,连历史和人的本质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得非常清楚了。
至于爱情,过去在我的小说里,从没有爱,只有少年情怀,但以后我会写爱情,我将把爱的兴趣写到审美甚至传奇的角度。
你们也别叫我大师,那也就一中级职称,你们也没能力伤害我。我可怎么办啊?我必须,说话要和气,出入要小声。
订阅:
博文 (Atom)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