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性格

1793年，乾隆帝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并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表示天朝根本不在意“外夷货物”[1]。现在这被普遍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愚蠢、傲慢的姿态，今人往往将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时机与它联系在一起，甚至暗示若非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满族入侵所打断，中国本可避免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无疑也是一种典型的“从后往前读”的史观，事实上以当时正统的观点来看，乾隆帝的答复可谓深合儒家政治哲学，非但不愚蠢，且贤明之极。
篱笆与长城
近百年来，国人往往盛赞唐朝为吾国古史上最辉煌之时代，而清朝为衰落时代；不仅如此，前者强盛的表现及原因之一是开放，而后者衰败的表现及原因为闭关锁国。这几乎已成读史的基本定式。然就国力而言，清之强盛实不下于唐，近代以前，国人更不会将国家盛衰归因为开放/锁国这样的二元模式，闭关就会导致落后，在古人思维中实觉不可思议、毫无道理。不仅如此，前人也未必承认唐为最辉煌一朝，宋人就普遍认为本朝比汉唐更能垂范后人[2]。
伯林曾说：“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3]一句话，我们今视清代为停滞时代，对清人自身来说却是循着传统正确道路的进一步完善；我们今视乾隆拒绝通商为闭塞愚蠢，按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看来却是绝对值得称道的善德、不劳民。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定居农业文明，长期以来的内在逻辑是力图维持和充实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斯宾格勒曾说中国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4]，但在我看来，不如说是篱笆。篱笆是墙的原型[5]，正如地垄是运河的原型——正因筑城和挖渠直接由最普遍的农业活动发展而来，它们才成为中国人“最当行本色”的技能（李济语）[6]；而修筑长城北拒胡马，也常使我想起农夫修筑篱笆圈占土地以拒防外敌。
在这样一个以不动产为基本财产的社会里，自给自足是一种美德，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挖土和耕种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但是，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西方的没落》）有求于外物对它来说是一种受制于人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害的好奇心。因此中国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此世性（this-worldness），天堂/外物/异域珍奇都是转移人们对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对这样一个文明来说，“开放性”而不是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
这类思想在传统中国文明中根深蒂固，明代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农业文明以修筑篱笆的方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一直是满足于在自我区域内的控制权，原因是农业技术所无法利用的高原、草原、冻土、沙漠地带，按它的逻辑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这个外圈边界之外，“它也缺少任何在农耕区域之外进行扩张的经济动力”[7]。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最好其他外国也维持类似的自足性封闭体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看，它的政治行为一直以防御为主，它“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把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中国人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华夏边缘》）。
因此，中国历代的政策向来是：在篱笆内将人民严密控制在自己的权力管辖和赋税制度之下，而对篱笆外则满足于其依附和顺从，通常并不试图建立直接统治，因为这耗费太大，却所得无几。历朝的主流意见都充分认识到农业文明扩张的极限，力图求得各政治实体在彼此的界限内安居，他们不断地表达这样的意见：即农业文明之外的土地/人民都是汉人无法利用的[8]，正确的办法是弃绝来往，或加以安抚，如对于祸患较大的，则加以屠杀。如汉代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匈奴；而对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9]。金朝对蒙古的政策亦如此，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称为“灭丁”，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因此需对之进行残杀、奴化、分化，以杜绝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征服其地/人民，而是为了消灭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更好地固守边界。尽管有争议，但正统的观点是不倾向于统治边界外的蛮族的[10]。
一个边界开放的专制国家往往很脆弱，美国南北战争前，逃奴可到北方、西部等自由地区；俄国沙皇则大部分法令都是针对农奴逃亡问题的。因为在边界开放的情况下很难保持不自由的劳动力形式，除非能动员起足够的强制力来保持人口。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逻辑来看，一个国家能有力地控制其边界及边界内的人民，完全是强大的表现，而不可能是虚弱的表现。在清代以前的很多朝代，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行类似的政策，但清代控制得尤其严厉，海防政策也由明代的“重防其入”变为“严防其出”，禁止民间海船携带武器。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的强大正是奠定在对边界、人民的强大控制之上的，因此它对海外华人遭受屠杀无动于衷也就毫不奇怪了——那些人只能说是“自弃于天朝”罢了。闭关锁国不是满清一时的愚蠢，而恰恰是历代政治家一直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满清之能控制边界，并非衰败，相反却是它强大的表现。
不难理解，既表现为“此世性”（this-worldness），则对此世以外的追求也容易遭受谴责。唐太宗曾垂戒子孙勿学秦皇汉武，妄求神仙于海外[11]；唐肃宗同样表现出“不贵远物”、“方以不贪为宝”的姿态[12]。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与对外交通实有相当的关联，如晋张华《博物志》中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我们现在都习惯于将对外交通视为一件极正面、光荣的事，但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往往并非市场行为，因此常常并不具备后人所称誉的“国际交流”色彩，相反却常是劳民伤财之举。汉唐宦官常以神仙之事、求异域珍宝以蛊惑皇帝[13]，这一条常受儒家官吏谴责，如郑和下西洋之举也不免被人作如此观。因此乾隆表露的不贪图“外夷货物”的姿态，就正统儒家观点来看，正如与其“永不加赋”政策一样，是贤君体恤民情的正确之举，无懈可击[14]；如果他竟准许通商，那倒要受朝臣抨击了。
乾隆帝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这样一个自视为勤政爱民、控制自己欲望的行为，在两百年后得到的评价竟比耗费民力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帝还要低得多。——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本来绝对可派出一支远比郑和船队更庞大的远洋舰队，但这却违背了儒家对一个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封闭体系和国家性格
“封闭导致落后”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然而对古人来说，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却恰恰才是最完美的。传说中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范例[15]，与老子设想中的小国寡民家园同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之一。事实上，凡是乌托邦都带有这种封闭自足的特征。卢梭也曾说过，“一个理想的国家是对于它的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国外的贸易。”康培内拉《太阳城》中更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这类观点与一个网络状市场交换体系的观点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16]。
封闭自足之所以为最完美理想的状态，乃在于它不假外求——现代学者当然会力破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哪一群人可以完全自足，但不管如何，作为一个理想，这的确一直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力图达到的境界。不假外求首先就意味着不受制于人，反过来推论，也就必然认为“有求于我就是受制于我”。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为何历来将对外贸易的经济关系理解为一种政治从属关系。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仍相当自豪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依靠外国支援。明清闭关的首要原因也在于这种值得骄傲的自足意识，“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程度日益提高的时候得到充分发展。这种自给自足几乎是一种自身完善，而这种完善则无须进一步借入文化。”[17]
既然整个国家是一个闭合系统，那么交换即意味着损失，因为这个封闭体系内包含了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能量，在任何成长的过程中无论获得了什么，系统其他部分都要失去些东西来补偿。这也就使人们倾向于把对外交通/贸易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赢则另一方输。这种观点事实上在大陆农业文明的国家中极为普遍，只不过中国尤其严重罢了；David Hume1758年曾把这种重商主义态度称为“一种狭隘而致命的观点”，但它至今仍在各种贸易争端中有相当的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因此也就倾向于认为在此封闭体系内，资源是固定的、有限的。北宋司马光反对新法的主要根据就在“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观点极为顽强，在明清时尤受重视[18]，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孔子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财富/资源是固定之数，那么人们自然就把社会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分配上出了毛病，而不去开源。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的秘密社会叛乱一般不寻求宗教乌托邦，而是“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19]。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节俭必然成为主要的美德，两汉时的《太平经》已经在倡导节俭，“超过这类最低必需品的任何朝向改善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批评为是不必要的奢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20]。国人因此常被鼓励限制消费、抑制欲望，到近代与西方接触时，梁启超指出，西人具有一个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的现象：“西人愈奢而国愈富。”[21]
马克思曾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22]。这里说的“中国”，应该指的是国人一贯理想中的那个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的桃花源。这个理想境界必须的条件就是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定与自足，“稳定压倒一切”，不仅道家和儒家这么想，法家也持类似的观点[23]。最好其他各国也各安其本，仅限于必要的少量来往，明清两代帝王对此反复强调，最好各国都各居疆土，彼此和睦，永享太平[24]；其中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贪图外物，且对顽强地想要进行通商的企图相当反感，故此“从一个以农业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象是具有侵略性的”[25]。西晋时江统《徙戎论》也意图使内迁的蛮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促成了变乱。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努力，往往不是寻求一个开放体系中的充分竞争，而是相互隔绝与对峙。它并不积极谋求对外的统治，由于圈在自己篱笆内的物品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外族前来贸易就被视为一种“有求于我”的政治屈服表示及对“蛮夷图利”的蔑视，同时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本国财富的损害，在晚清时，“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26]说起来这实不值得惊奇。
如果把国家想象为一个人，那么古代中国的性格实在与Fromm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描述的“囤积取向”类型极为相似：
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保卫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错误知觉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将鸦片战争后耆英与璞鼎查的照会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而其中最重大的一条就是英国获得了治外法权，此后英国人在华的审判权归英方所有，所谓“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然而耆英也向来精干，他之所以未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简单地说，就是按他所受的教育，他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一严重性。
人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行为方式，这在国际政治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容易影响知觉倾向的因素正是这样的国内行为方式，也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会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想不到可能存在什么别的行为方式。在同质化程度很高或岛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27]就像美国人也常常仅从本国人的思维角度出发考虑国际问题，以为越南人、伊拉克人也跟自己想得一样，从而大大低估了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机制的困难。一如William Kaufman批评赫尔国务卿及其许多顾问的那句著名的俏皮话：他们将世界视为“讲外语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
因此，决策者经常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本国政治体制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来假想和理解别国的情形，这一点实在在所难免。同样，耆英之所以作出这样失败的外交决定，乃因近代视为严重主权丧失的“治外法权”问题，在中国古代却常常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历代对外国夷人的管制采取的是四种办法：郡县制、羁縻制、萨宝制、番坊制，最后一种对居住在港口的胡商所行十分普遍，其制度之一就是凡这些商人内部纠纷，多依其本国法律处置，并不强迫他们依从中国法律[28]。清朝时对此也基本沿用，偶尔采取属地主义，以中国法律来判决[29]，但耆英至少无法从欧洲国际法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近代外交史中国可谓极惨痛，国人常谓诸公误国，不识国际形势云云，但这不免有些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对一个封闭体系里的人来说，要被迫去认识另一个体系，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况且就实情而言，当时其实欧洲各国也常常一样从本国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出发来进行交涉，造成一些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兹举几个例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于开战后组织远东舰队封锁中国各主要海口，“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30]英国此举也是典型的从自我出发的无意义行为，作为一个封闭体系，中国还巴不得彼此隔绝。质言之，英国以为封锁出口是对清帝国的伤害；而清帝王一贯的逻辑却也以出口管制视为对外夷的伤害，英国的封锁因此丝毫不能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
1866年，9名法国神甫在朝鲜被斩首，一支法国海军远征队奉命于当年10月封锁江华岛附近通往国都汉城的孔道，结果“朝鲜朝廷丝毫没有开始谈判的表示，那位法国海军上将又不敢离开海岸”，因此法军11月底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折返，甚至“连一个答复都没有得到”[31]。这一事例可与上述一例等量齐观，即对于一个固守陆地、严防其出的农业体系，港口封锁根本不能造成什么伤害，相反，这倒正是它本国政府一直想做的。
1945年，美国投传单到日本，敦促人民“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32]这些案例都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同样使用本国的行为逻辑来判断东方各国的政治决策，结果却相当可笑。
按照与香港总督德庇时签署的《虎门协定》，英国人1849年可以进入广州城。但德庇时离任后，1848年，署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新任英全权公使及香港总督文翰入广州城的要求，“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33]这一点现在看来很可笑，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国际法体系。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谁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是我被迫适应你，还是你被迫适应我？这就好象中国人学唱西方歌剧固然不容易，但要是让老外来学唱京剧，也一样会洋相百出，使人总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味。我们觉得晚清诸公处处颟顸误国，不通国际法，吃了大亏，其实换了汉唐贤相过来，就能办得好吗？只不过在汉唐时我们无须理会“国际法”，因为那时的国际法就是中国的国内法律。

谷歌的午餐

谷歌有员工写blog说午餐，标题为“不能忍”
今天（4月30日）有两件不能忍的事。 　　一不能忍是公司的食堂。原本以为昨天喝的乌鸡甲鱼汤已经算是奢侈了，没想到今天中午走进食堂看到所有人都是一手抓着龙虾一手抓着螃蟹在啃，着实吃了一惊。今天的中式两道主菜：椒盐澳洲龙虾，葱姜焗青蟹。外加好吃到不能忍的龙虾粥——第一次在食堂吃完了还去再盛一碗。相比之下，前几天吃的大虾，烤鳗鱼，银鳕鱼，扇贝什么的看来真是日常菜了。
因为这篇blog引发好多评论，作者又写了一篇（5月8日）：
人多了难免有不同的声音，譬如酸葡萄。当然酸葡萄不是水木人民的专利，donews上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尤其是对“门外是社会主义，门内是共产主义”的工作环境上。鉴于Google的工作环境好过其他公司甚多，于是很多奇怪的言论只能归结为酸葡萄，比如有人居然得出结论说Google的工作环境使人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下降至少一半。事实上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一天，也许确实会下降一半，因为诱惑太多，但是几天下来，诱惑就在手边唾手可得，当你想吃就能吃想玩就能玩的时候，也就习以为常了，然后，劳逸结合，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就会不降反升，至少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提升颇大。以往每天八小时工作里真正能高质量写代码的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过了，则只能做些调试，文档，收发信件之类的工作，再或者在网上逛逛，真要硬着头皮继续写代码，只怕需要数倍的时间进行调试。但是最近感觉这个阈值明显上升了，大约一天能有五个小时以上的高效工作时间，因为每次感到大脑疲劳的时候，就可以去打个球按个摩吃点水果，远离屏幕，迅速得到缓解，然后继续工作。至于整天连轴转加班加点写代码，那种日子我是绝对不会去尝试的，不仅是因为至少有1/3的时间是用来处理另1/3时间带来的 bug上，实在过于浪费，而且长久下去对精神也是个大折磨。 至于食堂则更是如此，辛苦了半天美餐一顿，可以给下午的工作带来无穷的动力。开复曾经把“得到一个人的胃，你就会得到他的心”这句老话用到公司上，很是贴切，至少这是我第一次在长假里盼着能早点上班。另外毫不讳言地说，Google的食堂也是我选择Google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点在最早的面试经历里就有写到。如果不是美食的诱惑(当然不光是美食)，我大可选择其他职位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作，而不用到Google来作一个最普通的工程师了。尽管 Google 中国的食堂还比不上美国总部的菜肴丰富选择更多，但是可以说没有让我失望。吃什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吃出心情来。同样，工作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否则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解释得好，哈。
这个左手龙虾右手螃蟹，比开复整天大学演讲做招聘效果估计还好，哈哈。

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

在不久前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如果简单点讲，就是给老百姓以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 “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资本化”概括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脉络，并认为“资本化”与WTO是第二阶段改革成就的根本推动力呢？这跟买卖自由、选择自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 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些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恢复，还不等于有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80 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就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 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 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又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 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 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 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 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此为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因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注释：
[1]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